《庄子·内篇》的审美观

《逍遥游》是内篇的开篇，一开始就讲述了一只巨大鲲鹏“怒而飞”、“徙于南冥”而逍遥游的故事。许多读者往往被这个故事中的优美语言和美好境界所打动，尤其是对鲲鹏的自由飞翔羡慕不已。因此，许多人都以为故事中的审美境界是庄子所追求的。其实不然，这是对庄子的误解。鲲鹏的逍遥游固然快乐美好，但还不是真正的逍遥游。何以见得?因为鲲鹏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进化过程——由“北冥有鱼”逐步“化而为鸟”，而且要等待夏天的大风才能飞翔——“去以六月息也”，可见其飞翔并不是完全自由的，那么所能逍遥游的时间必然是短暂的，而不是永恒的。难怪连蜩与学鸠都笑话鲲鹏之游是徒劳无益的——“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因为在蜩与学鸠看来，它们现在还不能高空飞翔是“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即总有一天也是能高飞的。道理很简单，当鲲鹏还是“北冥”之鱼时只能在水里游，而经过很长时间的进化后就变成能飞的大鸟了;那么，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总有一天蜩与学鸠也能自然进化成自由翱翔的东西。可见，飞与不能飞，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并不是彼此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鲲鹏费劲南飞以为是自己的本领，以为是最为逍遥快乐，其实是多此一举。那么，什么才是庄子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呢?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逍遥游是绝对的自由，是独自与时间造化同游，是不游之游。所谓绝对自由，就是不凭借任何外物，不像鲲鹏要等待时机凭借“物”与“物”互动而形成的大风而游，而是无所待而与自然时间同游于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宇宙世界中。因为，只有时间才能使一切潜移默化，所以只有像时间那样毫不费力地变化才是绝对自由的。所谓“不游之游”，就是指不要劳费心力去“遨游”而求快乐，只要能与时间合一就能达到不游而游于无穷的境界。因为时间从来都不会为过去而停留，而是自由自在地浮游于每一个崭新的天地中，所以人无须借助外力就自然能与时间同游于最美的境界中。也许，我们还是很难理解庄子的真实想法，但是只要我们不以分别之心来对待事物，不以短暂的历史观念来定义时间，那个总是让世界方生方死的“时间”就能让我们领会到逍遥游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理解庄子的审美观，一定要完全领会他的时间观，否则根本就体会不到他的理想境界。

庄子不以鲲鹏的飞翔为“至游至乐”，就是因为他能从时间的意义上充分理解到万物平等的客观事实。所以，“齐物论”是庄子的思想核心，也是他始终坚持的唯一主导思想。请看《齐物论》中的审美思想: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大知”就是“大智”，“大言”就是“至论”。从文句来看，说明庄子赞美“大知”与“大言”，而不欣赏“小知”和“小言”。但是，何为“大”呢?这是理解该文句的关键所在。结合庄子的思想，可以发现所谓的“大”就是“无”，如“闲闲”就是旁若无事的情状，“炎炎”就是视若无物的火焰。可见，“大知”就是“无知之知”，“大言”就是“无言之言”;“无知”自然就“无言”。为什么说庄子是反对智慧和言论呢?这是根植于他对“道”与“言”的理解——“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就是说，道之所以隐蔽而有真伪，长往而不存留，是因为道乃隐蔽于细小的成功;而言之所以隐蔽而有是非，存留而不可，是因为言乃隐蔽于华美的辩辞。可见，道之隐是因无成功之心，而言之隐是因有名利之心;道是因不存而难辨真伪，而言是因存留而分别是非。所以，“道”与“言”居心不同，如果以“言”论“道”，就会造成以伪乱真、颠倒是非，儒家与墨家因是非争辩而伤害亲情就是典型的例证。做人如果都是这样争论是非，那还不如自知自明而不与人争辩。事实上，有什么好争辩的呢?随着时间的变化，是与非也跟着转化，是与非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不由是非所左右的，而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辨别是非的明镜。在时间这面明镜前，是就是非，非就是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有是有非的，都是一样平等的，不存在任何是与非的分别。正因为在自然时间中，是非是不分的，是没有相对性的事物，都是绝对不分彼此的，所以明于此也就明白了“道”的真谛。那么，只要懂得以无分别是非之心来应对无穷无尽的时间变化，也就能紧紧抓住“道枢”而真正地逍遥游。由此可见，庄子反对“荣华”之“言”，就在于“道”不可“言”，因为“言”容易让人陷入没有意义的是非争辩，让人以主观意志来审视事物的分别，而远离没有任何分别的“道”。如此而言，可以进一步推知庄子的审美观就是主张人必须弃除审判美丑的想法，才能臻入最高的审美境界。因为，凡有分别美丑之心，就有是非之分，也就不能与时间之道化而为一，也就感觉不到最好的境界。

如果人没有审美的标准，那么还能辨别善恶美丑吗?或者说，还能体验到美好的感觉吗?按常理，肯定不能;如果能的话，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审美”过程和境界。但这的确又是庄子所肯定的。该如何理解呢?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还是再看看庄子的解说:从表面现象看，举莛与楹的用途有大小之分，厉与西施的外表有美丑之别，恢、恑、憰、怪的变化有快慢之差，但从根本上说都是通归于“道”这一个绝对整体的。为什么呢?从时间的角度看，所谓的“分”，就是把一物分成数物;所谓的“成”，就是把数物合成一物。那么，也就是说此物“分解”时也是彼物“生成”时，彼物“合成”时也是此物“毁坏”时。而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一物是只“分”不“成”的，也没有一物是只“成”不“毁”的。可见，凡是事物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成”或“毁”，既然是这样也就是“复通为一”。那么，所有事物都有“成”有“毁”的话，哪里还有什么分别呢?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随时间而变化的，都是一样平等的。如此而言，厉的丑与西施的美只是暂时的对比而已，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客观事实;而人们之所以会凭主观标准来区分厉与西施的美丑，乃是不懂得时间之“道”理而没有看到事物本质的缘故。什么是“道”呢?“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就是自然时间，变化完毕了但却不知道它是如何变化的。但是，人们却一直想问个是非究竟，于是主观上产生了分别是非的心理。正因为是与非的问题到处彰扬，所以人们也就无法认识到时间之道是浑然一体的。人们看不到“道”的整体，只能从某个角度看到局部，所以自然就会产生是非争辩，也就会变得爱憎分明。比如:“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即人们都以为是大美人的毛嫱和丽姬，是人见人爱的，而鱼、鸟、麋鹿见到她们时却都吓跑了，这四种动物究竟是哪一种更知道天下真正的美色呢?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以为美，是因为人有主观的审美标准;而动物不以人之美为美，说明所有主观的审美标准都是相对的，都不是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在时间长河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审美标准，也没有真正与时间一样永恒的“正色”——美的事物。可见，理解了庄子的时间观，也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他的审美观——用没有标准的时间作为审美标准，而不能相信人为确定的审美标准。“万物一齐”，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道”、“时间”。

在《人间世》篇中，庄子的审美观也有多处直接的体现:

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

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

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

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栎社树)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中多处提到“美”字，含义不一，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才能理解。因为，在庄子看来，生活中的“美”与“丑”是相对的，自己以为美的都不是真美。比如，在生活中，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但是人如果硬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如“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那么大家就会讨厌“其美”，一致把他看作是不像话的“菑人”。人如果觉得彼此的审美标准相同就会互相喜欢而多“溢美之言”，否则“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溢美”与“溢恶”，是指过于抬高或贬低对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美”与“丑”的评判与人的情感变化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在庄子看来，做人如果总是强求事事都成功，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要成就“美”事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不可能都成功，只要有一“恶”事铸成大错就会后悔不已。所以，人必须活得很小心谨慎。人会去做自己不胜任的事而遭受失败，就是自以为美，把自己看得过高——“是其才之美者也”;而“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即经常夸耀自己而去触犯别人，也是很危险的。

匠石的徒弟见到万人瞩目的栎社树时说:“自从我跟先生拿斧头做木工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又大又美的树。”而匠石却不以这棵千年栎社树为美，连看都不看，因为他认为这“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即没有实际用途才得以长寿的树。从这个故事可以发现，不同人的审美标准是不同的，如对于同一棵栎社树，徒弟是以“大”为美，而对树体的广大而赞叹不已;师父是以“用”为美，因此树的无用而无心观赏。从客观上说，匠石师徒都有偏失，徒弟只见其“大”不知其无“用”，师父虽知其无“用”而不知“无用乃是大用”。由此可见，人的审美标准都是根植于人的是非之心，是容易囿于成见的，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人只有摒弃主观的标准，才能认识到事物的美。

在《德充符》篇中，惠施与庄子为“人是否有情”的问题发生争辩。惠施认为“人而无情”，就不能说是人。而庄子坚决认为“人故无情”，即从本质上说人是无情的，因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也就是说只要自然赋予人形貌，就自然成为人，而不能以主观的“好恶”情感来伤害天然的本性之身。不难发现，惠施之“人”“情”与庄子之“人”“情”是不一样的，惠施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而庄子则是从自然层面上看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庄子不主张用人为的审美情感来评定人的是非，而是主张用自然的心态来平等地看待人。可见，庄子仍是从“齐物”的角度出发来形成审美观的。

在《大宗师》篇中，也谈到对“美”的看法，如假托意而子举“无庄之失其美”的例子，来说明人只有忘掉什么是“美”，才能真正体会到“美”的境界。无庄，据说是上古的美人，后来因闻道而不加修饰，故“失其美”——人所以为的美。无庄的例子，也说明只有自然而然的美，才是客观存在的“至美”;而人为追求的美，是不真实的。

在《庄子·内篇》中，还有许多地方体现了庄子的审美观。从总的来看，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主要的审美观都是反对人为的审美标准，都是认为事物本来是没有美丑之分，都是强调人要弃除审美观念而与自然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