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庄子

在晚周诸子中，论及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巨而又众说纷纭者，莫过于庄子。这一现象颇为奇特：一般地，某位思想家总是以相对明确的思想品性发挥影响的，后人对其思想的理解虽不乏分歧，然大体不会超出一定的人文视域。比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和韩非等，即属此例。

独庄子不然。魏晋以后，庄子思想对于华夏思想文化和士大夫精神品性的影响愈发显著^[1]，但关于其“定性”之争却也日趋汹汹。钟泰尝云：

自司马迁作《史记》以庄子附《老子传》中^[2]，班固《汉书·艺文志》用刘歆《七略》入庄子于道家，逡世遂以老、庄并称，而庄子之学半晦；自方技之神仙家与诸子之道家混，隋、唐之际被《庄子》以《南华真经》之名，其后疏注《庄子》者如成玄英、褚伯秀之伦，多为黄冠羽士，视《庄子》为修真炼气之书，而庄子之学全晦。庄子之非神仙家，今之学者或能辨之；若其非道家而不同于老子，则能辨之者鲜矣。^[3]

将庄子附于老子或道家乃至神仙家，虽有分歧，尚未至于突兀。自韩愈视庄子之学出于子夏门人田子方^[4]，而苏轼谓庄子阳挤孔子阴实助之，则庄子的老学或道家身份已成可疑^[5]；宋明以来，以佛理解《庄》者不为罕见^[6]，近人马叙伦亦谓“其（庄子）书述义大抵与佛法相同”^[7]；章太炎、钱穆和钟泰等人又以为庄子之学实承颜渊^[8]；而坚持儒、道悬绝，诸如“如果以为庄子真的是尊重孔子，甚至认为庄子出于儒门，那就不只是滑稽，简直是荒诞无稽了”^[9]之说，在今天也不绝于耳。

同样，庄子在历史上留下的人格形象也是多变的，其间的差异何啻千里！太史公以老子之学观庄子，其状难免有自然虚无之貌^[10]；对于班固而言，庄子似又多黄老之权诈^[11]；两晋之世，隐逸、闲适与旷达之风盛行，庄子便成了世外高人的象征^[12]；在神仙家或道士眼中，庄子则俨然为羽化之仙或得道真人；而在视其为孔门之徒者看来，庄子隐隐又有儒者气象；今人多以逍遥放诞、虚无避世论庄子，有似于两晋士人。以某些学者之见，庄子实则是一个“消极厌世、玩世不恭的哲学诗人”（张恒寿语）^[13]。如此纷纷扬扬，到底谁是真正的庄子？

欲明庄子其人其道，自然应考其行、辨其书。然史书关于庄子学行的记载却语焉不详、浑沦不清，由是只能独本其书。所谓“文以载道”，而道见于其行（我们假定庄子是知行合一的），以其文窥其道、其人，则庶几矣。然《庄子》之书原貌何如？此已成千古之谜。最早言及庄子著述的乃太史公，其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云：

庄子者……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14]

《史记》的史料价值历来为学者称颂，但它关于庄子思想和著述的评述则又每致人困惑。且不说其中对于庄子思想的评判弥漫着浓重的老学色彩，因见仁见智，此不作论。问题是在列举庄子著述时，被后人视为最能代表庄子思想或成熟的庄子思想的“内七篇”，史迁竟不置一词。

班固《艺文志》袭用刘歆《七略》之说，曰“《庄子》五十二篇”^[15]。唐陆德明认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16]若陆氏所论为实，则自西汉末至西晋，《庄子》面目似无变化。陆氏还指出：“然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17]可见五十二篇《庄子》中已有许多赝作。其中，《庄子后解》与《庄子略要》等三篇据今人考证当为淮南子疏《庄》之文，故“古本《庄子》实为四十九篇”^[18]。汉代因其世风所囿，时人对于《庄子》的关注度不高，无有论其真伪者。西晋时注《庄》蜂起，辨真去伪的工作也因之展开，诸家所注之《庄》篇数相异，各“以意去取”，如：“崔《注》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19]。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知何人）。……”^[20]郭象《注》被认为“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21]郭本流传后，他本皆渐散佚，仅有部分《注》、《解》残存于《经典释文》等文献中。现今存世的三十三篇《庄子》，即为郭本。

经郭象删定后，这三十三篇是否皆可信为庄子之文？曰：未必然也。先秦时，冠名“某子”之书者常可能是某一学派的思想著述合集，而非为某一代表性思想家所独著，如《墨子》、《管子》等。《庄子》一书亦是如此。现存内容，虽已经郭象删定，各篇文义仍参差不齐、颇有悬殊，以至互有抵牾。陆德明尝记郭象论删之言曰：“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22]则郭象所删的十九篇皆属奇谈怪论或巧杂之说，其文义可能与剩下的三十三篇，特别是其中的“内七篇”尤为不侔。如是，郭氏之删似不伤《庄子》义理。当然，我们只能希望如此。其删定之据究竟是否可信，已不可考。

将现存《庄子》一书视作庄子学派的著作合集，学者自来无疑义。其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这种分篇始于何时？经手何人？已难考定。陆德明在论《庄子》诸文本时云：“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23]又在释《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时引崔语曰：“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24]则内、外篇之分汉时已然，且内、外篇中的个别文句似相错杂；杂篇却各本相有无，恐怕不独郭象本有杂篇。因此，今本三篇之分未必始于郭氏。孙以楷谓书分内外是汉初的编辑特征，篇分内外则始自刘安，认为《庄子》三篇之分盖出自淮南子^[25]。崔大华则以为内、外、杂之分经过了两个阶段：先是刘向分《庄子》为内、外篇，其后由外篇衍出杂篇，则是司马彪、郭象所为^[26]。

既然内篇为众家并同^[27]，且又陈义甚高，理应为最可靠、最能代表庄子思想的权威文本。但史迁、班固论庄时却并非依据内篇，似多本于外、杂篇中的黄老之言。特别是太史公，其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所举庄子之文中，除《畏累虚》（今本已无）、《亢桑子》（即《庚桑楚》）外，其他如《渔父》与《盗跖》等篇屡屡被后人视为赝作。原因是这几篇文义鄙隘虚浮，与“内七篇”甚为不合，如王船山云：

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内篇虽参差旁引，而意皆连属；外篇则踳驳而不续。内篇虽洋溢无方，而指归则约；外篇则言穷意尽，徒为繁说而神理不挚。内篇虽极意形容，而自说自扫，无所粘滞；外篇则固执粗说，能死而不能活。内篇虽轻尧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党邪以丑正；外篇则忿戾诅诽，徒为轻薄以快其喙鸣。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外篇则但为老子作训诂，而不能探化理于玄微。故其可与内篇相发明者，十之二三，而浅薄虚嚣之说，杂出而厌观；盖非出一人之手，乃学庄者杂辑以成书。其间若《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尤为悁劣。读者遇庄子之意于象言之外，则知凡此之不足存矣。^[28]

又论“杂篇”云：如此方能免于偏邪，如钟氏云：“故读三十三篇，以七篇为本经，而以余二十六篇为羽翼，是乃不可易之准则。”^[29]这一观点，其实也是古今绝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而依史迁，《渔父》、《盗跖》等篇却应归属庄子。如此扞格之见，何以能平？且若据史迁之说，则内篇又该如何视之？

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若《让王》以下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为赝作。观其文词，粗鄙狼戾，真所谓“息以喉而出言若哇”者。《让王》称卞随、务光恶汤而自杀；徇名轻生，乃庄子之所大哀者；盖於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作，后人因庄子有却聘之事，而附入之。《说剑》则战国游士逞舌辩以撩虎求荣之唾余，《渔父》、《盗跖》则妬妇詈市，瘈犬狂吠之恶声；列之篇中，如蜣蜋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乃小夫下士，偏喜其鄙猥而嗜之，“腐鼠之吓”，不亦宜乎！^[30]

船山的上述评判，钟泰稍有取舍，认为“其以外篇为‘多浮蔓卑隘’，诚未能厌于人心”^[31]，对于船山“知取于杂篇‘微至之语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的做法，则颇为赞赏，谓“此老卓见独诣，非浅窥闻之士所能及也”^[32]。二子皆谓欲明庄子思想之精蕴，当以内篇为本，以外、杂为辅，

不独史迁、班固以外、杂篇解庄子，对于内篇，今人也纷纷展开质疑：任继愈认为“外、杂为庄子所作，内篇则晚出”；张恒寿谓“《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达生》四篇中的大部分章节，是先秦庄子的早期作品”等^[33]。诸说一出，更生迷乱：若依任说，则历来大多数学者主要依据内篇所解得的思想恰是对庄子的误读；若张说为是，则内篇诸多章节反映的乃是未成熟的庄子思想。

限于史料之阙，为免于纷争，多数学者往往对《庄子》持以模糊的态度，即不对《庄子》各篇作严格的分判，而将其视为一个展现庄子思想的整体文本。这一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其后果却是：由于各篇文义并非浑沦一体，具有精粗、高卑、旷隘之别^[34]，解者往往基于自己所需“意向性地”采摘《庄子》的相应文字，从而诠释出不同的庄子。历史上的庄子之所以面貌多变，与此关系盖莫大焉。

故研究庄子思想当有所本，此本即是内七篇。内篇之于庄子思想且成熟的庄子思想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应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固然可以将《庄子》视为庄子学派的著作合集，但其中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乃是庄子的思想。试问：若将内篇去除，则庄子思想还成其为庄子思想吗？也正因视内篇为庄子思想之精粹，故注庄时便有仅疏解此七篇者。明释德清便是如此，且谓：“一部全书，三十三篇，只内七篇，已尽其意。”^[35]近人刘武在补充、订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时，也只是有选择地补正了内七篇，其取舍之意于此尽显。

不仅如此，尽管因史料匮乏，现已无法确证《庄子》各文的具体归属，然就其文本考其文本，以证内篇（或其中的大部分文字）出自庄子，并非没有可能。那么，究竟以何文本为据？曰：《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