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徽州宗族教育非常发达，科第蝉联、累世簪缨、人文荟萃。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99]，“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指也”[100]，人文之盛，无以出其右者；方志也称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101]，徽州素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之称。在氤氲儒学氛围中崛起的徽商，自然与儒学有不解之缘，他们重视教育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一、徽州重视教育
徽州宗族特别重视教育事业。朱熹在《送李伯谏序》中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102]他把教育事业提高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徽州宗族奉朱熹思想为圭臬，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徽州地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三世不读书，等于一窝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说：“子孙才，族将大。族中果有可期造就之子弟，其父兄须课之读书；倘彼家甚贫，便须加意妥筹培植。”[103]该谱《族约篇》又说：“宗族之大，子孙贤也；子孙之贤，能读书也。能读书则能识字，匪特可以取科第，耀祖宗，即使未仕，亦能达世故，通事体，而挺立于乡邦，以亢厥宗矣。”[104]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要求：“为父兄者，幸有可造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徽州宗族重视教师选聘，大多数家塾教师都有一定的儒学功底，绝大多数书院主讲都是饱学之士。婺源《武口王氏统宗世谱·宗规》重家学条记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所以修身也。《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家学之师，必择严毅方正可为师法者。教苟非其人，则童蒙何以养正哉？”徽州宗族奖励弟子升学科第，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祠规》规定：“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支持供给。……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廪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宗族资助科举士子旅费，乡试“各名给元银二两”；会试“每人给盘费十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旗匾，甲第以上加倍。”
宋元以来，徽州就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有徽商的捐助和支持，徽州教育更加兴盛。当时除按照定例设府学、县学外，徽州地区还另设有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各家族的塾学就更多，以至“十户之村，不废诵读”[105]。徽州出现了“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106]的壮观景象，以至“名臣辈出”。据统计，徽属六县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有392名，清有226名[107]。以北京歙县会馆“题名榜”中所列清代歙县本籍和寄籍的京官与科场及第人数为例，可知大概。清代有歙县籍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1 000余人。经查，上述“题名榜”所列各类人物名单中大多数是徽商子弟或者徽商的后人。蟾宫折桂、游历魁台，在徽州流传不少科举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三殿撰者是合歙、休二县言之，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状元黄轩为休宁人；乾隆四十七年壬辰状元金榜为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状元吴锡龄为休宁人。四翰林者指同治十年辛未同科得庶吉士的岩寺人洪镔、郑村人郑成章、潭渡人黄崇惺、西溪人汪运錀，皆歙县西乡人，沿丰乐溪滨，所居相距仅十里[108]。又如歙县许承宣、许承家兄弟，于康熙朝皆中进士，一授编修，一授庶吉士，均同入翰林院，故有同胞翰林说[109]。还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110]；“一科同郡两元者”[111]；等等[112]。如果不是徽商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就不会有徽州较发达的教育，更不可能一县之内出现如此多的人才。
要想读书科举，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正如《两淮盐政全德记》所云：“大之郡邑，小之乡曲，非学，俗何以成；非财，人何以聚。既立之师，则必葺其舍宇，具其齑粮，及夫释菜之祭，束脩之礼，是不可以力耕得之也。”[113]汪道昆也指出：“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114]清人沈垚认为非营商者，“子弟无由诗书以致通显”。他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115]甚至徽属各县的徽商财力大小还会影响到各县教育发展程度，徽州知府何达善指出：“歙、休多巨贾，豪于财，好言礼文，以富相耀”，“故文风科第绝胜他邑”；而“婺源则朴遫纤啬，颇多务本”，故“文风科第逊于歙、休”[116]。因此，徽商对徽州教育的兴盛功不可没[117]。
二、兴办徽州教育
徽商大多设置塾学。塾学又称私塾、塾馆、书塾等，是由私人创建的蒙养教育机构。婺源《董氏宗谱·凤游山书屋记》记载：徽州“一村一家，亦各有书屋。书屋者，即古所谓家塾也。族师掌之，尤为子弟讲习养心之地。学业之造成，人文之聿起，皆由此始”。据文献记载，宋代，绩溪商人汪龟从建云庄书屋于狮子峰。元代，休宁万安商人汪德懋建万川家塾，一教乡族子弟；婺源大畈商人汪同建知本堂，延师以教族人子弟；婺源商人程本中建遗安义学于松山，延师以教乡之子弟。明代，歙县吴氏宗族设家塾于吴氏祠堂，延师以教宗族子弟[118]。黟县商人汪文宗，“建光德楼，读书其中……常手录先贤格言以训乡邻子弟，一时志学之士，咸就正焉”[119]。祁门柏溪商人程叙建钟山书堂，隐居教授，乡族子弟多从之[120]。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黟县宏村汪氏宗族建以文家塾于南湖[121]。黟县商汤永懿“造松山书屋，为族人入肄业所”[122]。祁门商人汪中理建翼经堂，“同弟中琦读书于此，乡族子弟多从之”[123]。祁门商人郑华邦，“在族，兴立塾学，嘉惠寒儒，永垂为例”[124]。歙县商人佘文义，捐资办“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125]。据赵华富调查，一个较大的徽州宗族往往有家塾数所，多至一二十所。清末，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有胡育才、胡西川、胡依仁、胡卓峰、胡贡廷、胡善明、胡福善、胡宝佛等绅商主办的私塾和秋实山房20所。黟县南屏叶氏宗族有叶七斤、叶抱斋、叶彭春、叶新模、叶新咸等绅商主办的私塾数所[126]。歙县东门许氏族谱记载：“吾宗童蒙颇多，而设馆非一，随地有馆，以迎塾师。”[127]
徽商不吝资财捐修官学。明清时期，徽州的府学、县学之所以能保持着“美奂美轮、壮伟宏丽”之态，离不开徽商的慷慨捐资修葺。如徽州府学[128]：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知府彭泽“撙浮费及盐榷，商旅给符，所入之赀恢拓基址，再移射圃于东，置亭扁曰‘观德’，创馔堂及绘饰圣贤像，增创号舍一百余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歙绅商项宪捐资重修明伦堂两庑及仪门，其子项毕其役；雍正三年（1725年）项之子道晖重修尊经阁，学宫前“东南邹鲁”坊毁于暴风，道辉又捐资重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众绅商捐资重修学宫；嘉庆十二年（1807年），歙县盐商鲍漱芳等又加以重修，用去白银14 000余两；嘉庆十六年（1811年），鲍漱芳子鲍均又重建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
徽属六邑的县学亦是徽商捐修。如歙县县学[129]：清乾隆五年（1740年）徐璟庆修；乾隆十六年（1751年）徐士修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项士瀛重建文庙，其祭器、乐器亦重修，并捐白银200两生息以为诸器岁修之用；嘉庆十九年（1814年），鲍均又呈请重修，“自大成殿以下无处不加修整，所费不赀，向来重修学宫未有若斯之美盛也”。休宁县学[130]：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邑商程子谦捐修；雍正十年（1732年）黄治安捐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江士锽等修乡贤祠，二十八年（1763年）汪士锽又倡率程、黄两姓商绅修名宦祠；二十九年（1764年）潘荣燮葺修学宫；三十七年（1772年）汪滋畹、李云灿、汪廷昉、吴昌龄重修魁星楼；四十五年（1780年）叶永清葺修学宫；四十七年（1782年）胡应榛等捐修教谕斋舍；五十二年（1787年）戴澍倡同程建学、胡志赞、程开道、程定阶、戴纯思、程杞、徐名道、刘炜、胡应榛等商人重建名宦祠；五十四年（1789年）胡应榛又修正殿及魁星楼，重建尊经阁、敬一亭，并添建阁外两廊斋舍；嘉庆二年（1797年）汪秩、汪秾、汪谷、汪瑗等捐资重建明伦堂；嘉庆五年（1800年）刘启伦、程昌龄、程濂、丁俊、汪訚等绅商重建大成殿。婺源县学[131]：康熙八年（1669年）“棂星门圮”，商人李公艺“捐千金独建之”[132]；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商人汪应熊等重建明伦堂；雍正二年（1724年）程寅、程宇捐造崇圣祠；乾隆九年（1744年）王文德重建明伦堂，次年又建尊经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合邑绅商重建大成殿；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程文遴、程文达又重造崇圣祠；嘉庆六年（1801年）程文逑捐建明伦堂；嘉庆七年（1802年）合邑绅商捐建文昌庙于崇圣祠左[133]。其他各县学亦如此，兹不赘举。
徽州书院源远流长，据《海阳纪略·瞻云书院序》记载：“郡邑之有书院，自南唐始也。”宋元以来，徽州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御史张讷奏言：“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34]。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说：“闻诸故老，婺在昔四郊书院常相望，乡先正集徒讲学声相闻。”[135]其实，不仅婺源县如此，其他县情况也一样，《徽州府志》说：“歙在山谷间，恳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书院为大。”[136]明清两代，“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37]。据李琳琦统计，明清时期徽州共存书院89所[138]。
明清徽州书院的兴盛，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输有很大关系。正如清代人双庆在《紫阳书院增建学舍膏火记》中所言：书院“必得有力而好义者为之倡，然后有所凭借，以观厥成”[139]。徽商就是这样的“有力而好义者”，如明歙县商人方迁曦，“励志经营……家业益以丕振。……常念方氏入国朝以来，官学继美无间，近世兹寝有愧，乃谋诸族，肇建书屋于金山隈，俾后嗣相聚相观，以振儒业”[140]。清初，在扬州的歙县盐商就曾集体致书告老还乡的清朝大臣曹文埴，“谓书院之人才日盛，思欲拓其学舍，以增其人；厚其廪给，以励其志”[141]。曾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捐银五万两修建江甘学宫，并“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142]。
宗族乡里书院的创办经费来源于徽商。如嘉庆八年（1803年）歙县盐商鲍漱芳重建棠樾西畴书院；万历间休宁商人吴继良创建商山明善书院；咸丰年间婺源商人项儒珍构筑周溪玉林书院；明后期黟县商人黄志廉率族重建黄村集成书院；等等[143]。还有徽商个人独创书院，如明初戴天德建桂岩书院于婺源桂岩之东，成化三年（1487年）其后裔戴善美与戴铣改建于里之翁村，“割田购书，以训乡族子”[144]；明弘治间李汛建祁门李源书院，并割田20亩入书院“以助族之子弟能读书者”[145]。有些个人独创的书院后来变为宗族众建，如婺源双杉书院，原为王廷鉴独建，并捐腴田70亩“以赡族中读书会课膏火考费”，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祠众复建二堂”、四十年“复建讲堂号舍”[146]。
此外，府级、县级书院的建置和修葺也大多有徽商参与，其经费来源亦多由徽商提供[147]。如徽州府属紫阳书院，清雍正三年（1725年）商人程建修；乾隆十三年（1749年）徐士修修，增置号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歙商项琥修。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就是由歙县盐商鲍志道、程光国等倡议，徽属“淮南总商洪箴远、张广德、郑旅吉……黄潆泰等先后请于运司转详盐院，动支营运项下款银建造”。在书院建造的过程中，因经费缺额，诸商又捐银11 000两，其中鲍志道一人捐银3 000两，“以助成工”[148]。乾隆年间，歙商程光国又“倡同邑业鹾于浙之鲍清等捐输广厦十余间于问政山麓，以为诸生肄业之地”，知县张佩芳“因以为‘问政书院’，凡紫阳所不及收者咸得归之问政”[149]。婺源县紫阳书院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建，“合邑绅士俱极踊跃，共捐银三万有奇，内独捐千金者十有八人”[150]。而这十八人几乎全是婺源商人，如：俞瑛，“未冠即佐父服贾事……甲子岁邑兴书院，其妻李承瑛志输银一千两”；程高茂，“比长佐父商于粤，……邑兴书院，又与兄共输千金襄成文教”；吕渊，“为商中豪侠，人以是争交。……嘉庆甲子邑建书院，渊输千金”；俞鹏万，“经商有得，辄施亲戚，赖万得生计者十余家……嘉庆甲子邑建紫阳书院，偕兄国桢输千金”[151]。黟县的碧阳书院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重建，十六年竣工，其资金来源亦主要出自商人之手。据时任知县吴甸华在《经理建造碧阳书院记》中说，建造碧阳书院共用白银29 100余两，其中合邑绅商捐资14 200余两，其余15 000两则是由西递巨商胡学梓之子胡尚熷独力捐助[152]。祁门县的东山书院建设，商人章必泰“自备资斧，襄藏其事，名邀嘉奖”[153]；“东山书院倾圮”，邑商谢心元“独捐赀修之，任劳任费，并朱子祠宇焕然一新，又输屋四间，以为修葺之资”[154]，等等。
徽商还为府学、县学、书院提供束脩、膏火之费[155]。徽商捐建的书院常常是名儒满座，学子济济一堂。名儒赵汸曾受聘婺源阆山书院任教。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曾执掌梅花书院，并兼课诸生。江南大儒汪仲伊也曾受聘紫阳书院和黟县的碧山书院。这些书院的束脩、膏火费用多由徽商提供，如清祁门商人马光泽，为“东山书院输膏火银五百两”；郑国恂，“二次捐金八百为（东山书院）生童膏火”[156]。清婺源俞大凰，“家始贫，以负贩供菽水……家稍裕，尝蓄余金付子生殖以待义举，嘉庆九年邑兴紫阳书院，大凰子将所殖金输一千两以助膏火”[157]；清休宁商人汪国柱为嘉庆时本邑新迁的海阳书院“捐千金以助膏火”[158]。乾隆末至道光初，府属紫阳书院的膏火来源：先是依赖徐士修所捐银一万二千两；后歙商鲍志道又捐银八千两，“添补经费”；继之歙商“程光国暨其子振甲董理其事，逐年捐资添补以给支销”；往后鲍志道之孙鲍均又捐银五千两、黟县绅商又捐银一万一千两等[159]。歙县古紫阳书院在徽商“动支营运项下款银建造”后，他们“又于淮南杂项活支款下每年拨给银二千七百二十两以为延请山长及诸生膏火、书院岁修之费”[160]。祁门东山书院膏火“向取给盐厘”，咸丰初，知县唐治“以与民争利非是，立将盐卡请撤，竭力劝捐”，于是“遍启各乡大姓之殷实者量为捐助”，“凡三月，得万金有奇，膏火以裕”[161]。此中的“殷实者”自然是徽商无疑。
三、扶持士子科举
读书、应试、做官是徽州人心目中的“第一等事业”，也是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所谓“巨室强宗之所以绍隆而不绝者，有世禄尔”[162]，歙县《方氏族谱》强调：“人才之盛，宗族之光。……苟有贤俊子弟，乃由祖宗积德所生，增光门户，正在于彼。”[163]正所谓“子孙才，族将大”[164]。《休宁查氏肇禋堂祠事便览》有云：“尝观家由人兴，人以才见，才之高下，功之大小因焉。未有无其才而可以兴者也。然才之所就，亦匪易矣。古者家有墅，党有庠，俾子弟外出就传，课以诗书，守以礼义，扩充其天赋之赀，而防闲其外诱之习，以为立身修业之基。”[165]也就是说，家族的兴旺必须靠着不断涌现出来的人才来支持。尽管才有大小之分，但是却没有无才可以兴家的先例，而要想培养人才就必须读书。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写道：“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166]在黟县西递村有这样一副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可以看出徽州人对文化与经商的看重。
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每个徽州宗族都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家训写于宗谱之中，张贴在祠堂之内。如休宁《茗州吴氏家典》说：“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167]《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祠规》除了规定对宗族子弟参加童试、乡试、会试的具体资助办法外，还谆谆告诫全族：“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这种崇儒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徽州“俗好儒而矜议论”[168]、“儒风独茂”[169]的文化氛围，造成了徽州人“理学第一”[170]的心理定势。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非儒术无以亢吾宗”[171]、“非诗书无以显亲”[172]也成了徽州商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
徽商对宗族子弟科举考试的资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徽商修书院、请名师，为子弟业儒入仕创造条件。徽商希望子弟擢高第，登仕籍，故他们不惜重金延请名师。歙商鲍志道出生于阀阅门第，但明清鼎革乱后，家道中落，陷入“家用屡空”的境地。他的母亲仍不忘祖训，省吃俭用，积下钱来，单独聘请一位座师教其读书，“欲其教之专，且所与游者不杂也”。鲍志道在《先母郑太淑人行略》中写道：“母夜火纺织，恒使志道读于侧……母闻其浏亮，辄为色喜，供师虽不丰，然食必修洁。退而视母之食，则糠覈有焉！”可见其母苦心积虑。歙县许晴川经商致富后，“五子咸延名师以训”[173]。歙商许万竹有四子，“公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目的也是“擢高第有俟焉”[174]。歙商江之鳌，“课子延名师，朝夕敬礼”[175]。歙商吴炳不仅为其子等“延名师家塾，谆谆以陶侃惜分阴之义相警”，而且见其子等“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176]。歙商凌珊对其子弟业儒的心情十分迫切，他“恒自恨不卒为儒，以振家声。殷勤备脯，不远数百里迎师以训子侄。……每日外来，闻咿唔声则喜，否则嗔，其训子侄之严如此”[177]。明末歙县新馆鲍氏商人设塾立教的事例更为典型，鲍继登，“以盐策起家。尝建德文堂为书塾，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鲍省吾，“以业鹾起家，尝置有斐堂以为子孙读书之所”[178]。鲍柏庭提出“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具有代表性，他“世居歙东新馆。……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后以业浙鹾，家颇饶裕”，他“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179]婺源董桂芬，“筑室延师课子侄”[180]。休宁商人汪可训，“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尽出所订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181]。明休宁人汪文璧，少有大志，多闻强记，经商的父亲特地为他“延名士为师”[182]。关于徽商捐资修建书院，前文已有论述。
其二，徽商竭力兴办文会，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183]。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以研讨八股、切磋制艺为目的的文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如“歙城市乡镇，各立文会”[184]，就是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黟县，也是“乡村多有斯文之会”[185]。这些文会绝大多数都是由徽商独立创设或主要由徽商出资兴办，如歙县商人张明侗，“立飞霞文会，延师以教里中子弟”；婺源商人余章锦，“输租立文社，以振文风”[186]。又如绩溪曹雅苑，“兴萃升文会，捐腴田”；胡元龄，“倡建文会于崇山，凡有文誉者招集之”[187]。再以光绪《婺源县志》为例，王拱斗，“葺义圣阁，为族子弟讲学会文之所”[188]。潘元旷，“创起元文会，振兴后学，自是人文蔚起”[189]。詹振湖，“倡兴毓英文会，朔望会课，经理弗懈”；洪孔彰，“兴文会，以课后学”[190]；李从钲，“里兴紫阳文社，不吝捐输”[191]。俞仁，“本村炳蔚、志成二文社，购田数十亩，资给程费”；胡德墉，“置圭田，倡文社，宗族咸利赖之”；俞杰，“培植文社……踊跃输将”；洪杏芳，“振兴文社，输租培植”；潘宝元，“文社输租二百秤”；张文明，“倡立毓秀文社，培植后进，士林嘉美”[192]。程云孙，“置圭田，兴文社”；戴逢原，“倡立登瀛文社，培植后进，乡人嘉之”；程世德，“族中创立文会，输租数十秤资助”；余源开，“文社废弛，输田振兴”；李广璧，“里中义仓、文社，均输赀不吝”；俞友仁，“倡输五百金兴炳蔚文社，酌赀奖励，悉有规条”；程耀廷，“输田若干亩，文社藉以克振焉”[193]。程应鹊，“集兄弟兴文会，给膏火，以培后学……”[194]。潘重炘，“乡有文会，日就衰靡，炘助膏火、办课卷，按月朔率行之……”[195]。戴邦任，“倡立登瀛文社，鼓励后进”[196]。由此可以窥见整个徽州文会创建情况。文会的主要功能是集一乡、一族之士“偕攻制义”，通过“同类相求、同朋相照、同美相成”[197]，共同提高，从而保证徽州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
其三，徽商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济保障[198]。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用度颇为不菲，据明嘉靖万历时人王世贞介绍：“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199]及至清代，科举费用肯定又会大大超过明代，清人沈垚说“今人读书断不能不多费钱”[200]。徽州士子的科举费用大多依赖于徽商的资助。以休宁县为例，康熙十四年（1675年），商人程子谦“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为诸生科举费”[201]。嘉庆初，商人汪国柱见“本邑士子乡试艰于资斧，捐金五千二百有奇，呈请申详，定立规条，存典生息，以为试资”；商人徐名进，得知汪国柱的善举后，“亦乐输五千以继其美”[202]。除盘费之外，休宁商人还为应考士子提供“卷资”，如吴立志“倡同余启铿、汪永绥、吴日鑫捐赀取息，以为县、府、院童子试卷并县复试卷及乡试卷资”[203]。歙县商人资助本邑士子科举费用更为踊跃，仅道光年间以“乡试卷烛费”名义捐输的有：汪坤祖，“于道光二年尊父仁晟遗命捐银一千两为乡试卷烛费”；程嵩生，“于道光五年遵伯父绍允、父绍兖遗命捐银二千两”；潘弈星，“遵母吴氏命捐银一千两”；鲍树艺，“遵父致远遗命捐银一千两”；潘弈綮，“遵父大鉴遗命于道光十六年捐银八百五十两以增乡试卷烛费，呈县备案，发典生息，分给乡试诸生”[204]。婺源程世杰，“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李焯春，“凡里中乡试者，均往其家，旅费不敷，量力资助”；潘重炘，对宗族“贫不能赴郡院试者予资斧”[205]。又如祁门人郑世昌，“道光间独捐钱二千缗入书院生息，津贴阖邑乡试卷费”。更令人感动的是郑世昌的店伙计江茂星，“每岁辛资余赢，积铢累寸数十年，得钱二百缗，当昌之捐助乡试卷费也，心窃慕之，遂将所积倾囊附焉”[206]。连素称“瘠薄”，商业远逊歙县、休宁的绩溪县，道光初年，在户部主事、邑人胡培翚乞假归里，“仿休宁公捐经费”之法，而向绅商劝用时，“通邑翕然从之，不数月得捐银五千余两”。于是“请于太守及邑宰立案，其银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结应试者旅费。一切规条，刻于石，以垂久远”[207]。
其四，徽商还捐建考棚、试院和会馆，为应考士子提供后勤保障[208]。清嘉庆、道光年间，徽属各县，除歙县因是府治所在地，其县试借府试院进行，无需考棚外，其他专为县试而设的考棚相继建立。如休宁县考棚在“海阳书院西首”，嘉庆十二年（1807年）邑绅商刘启伦营造，其规模：“前照墙、左右鼓吹亭，头门内左右班房、二门内左右门房，甬道左右设东西文场直接大堂，堂后房二进各三间，东厅西厨房。墙外西偏楼房四进，赁租以为岁修之费。”[209]黟县考棚，建于道光五年（1825年）：“正中为重门、为甬道、为阶、为堂，两廊为童子列坐号；堂之西为县令退食之所；其东为庖湢、井溷，上皆有楼墙；左右环以缭垣为巡风巷。凡措置一椽、一石总不离乎整肃者。”[210]在黟县考棚建造的过程中，合邑绅商共捐资银三万余两，其中输银一千两以上的有商人舒德舆、胡士良、汪彦济、余荫甫、汪葵、王宁、胡应鸿、朱作楹等八人[211]。道光六年（1826年），婺源县建考棚，商人孙有爔“倡输千金。工告竣，费缺，复捐五百金”[212]。同时，茶商俞澄辉、木商毕启泮等亦“皆慷慨捐助”[213]。再如祁门县考棚，道光十年（1830年）由知县王让同邑绅商洪炯“邀集四乡劝捐购地，在学宫之左创建”，其规模“中为水鉴堂，两旁号舍八百余坐，右为花厅、左为书房、后为庖厨、前为大门，门东西为鼓吹楼，共屋数十间，计费逾万金，期年乃成”[214]。关于绩溪县考棚的建造，材料不详，仅知章必泰，“……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215]。
徽商对府试、院试试院的重建、葺修亦鼎力资助。雍正年间，徽州府试院“岁久倾颓”，“尝贾于台州”的歙商汪涛“独力更新，费不下万金”[216]。为了给远赴南京和北京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寓所，徽商又煞费苦心地捐建试馆、会馆。如同治年间，歙县商人就曾以12 300余缗的巨资，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217]。与此同时，婺源县绅商亦购地买房建“金陵婺源试馆”[218]。明清时期，徽州在北京设立的会馆近十所，它们是徽州会馆、徽州全馆、休宁馆、休宁东馆、歙县会馆、黟县会馆、婺源会馆、婺源新馆、绩溪会馆等[219]。会馆作为“公车下榻之所”[220]，主要目的就是为本邑、本府的士子入京参加科举服务。如歙县会馆章程规定：“创立之意，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221]。会馆由本邑或本府入仕官员和商入捐资创设，但以商人出资为多。如北京歙县会馆，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创建时的36人全部都是商人，会馆“择在京殷实老成有店业者分班公管，每年二人轮流复始”。正如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研究后所说：“歙县会馆从扬州盐商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援助，而居住在北京的茶商也参加了会馆的管理，负担了一部分经费……但是，会馆是专门用于科举应试者（偶尔也有官僚们）的设施，禁止商人使用。”[222]商人自己创建的会馆却自己规定不准商人使用，专为科举服务，徽商对科举士子的无限关怀，对他们所寄托的殷殷期望由此可见。
其五，徽商还为宗族贫寒士子提供束脩、膏火之费。歙县吴景松，“以茶业起家”，“斥万金购市屋七所，收其租直以资族中子弟读书”[223]。祁门胡天禄，“操奇赢，家遂丰”，“输田三百亩为（宗族）义田，使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曾孙征献又输田三十亩以益之”[224]。清末婺源商人方龙藻，“尝念里中教读无资，首捐洋五百余元，与胞伯、从兄及同志佽助创建义学，并置田租，培植寒畯，为久远计”[225]。徽商还对有些宗族贫寒士子进行个别资助，如婺源洪志学“服贾，勇于为善”，“堂弟志仁幼时家贫，几废学，助之膏火赀，遂领乡荐”；休宁吴国锦，“业盐策，资日以饶”，对贫寒的“诸从子”，他则“择其俊秀者，助以束脩膏火之费，使竟其学”[226]。休宁许竹斋“创可久之业于楚……而其居商也，积而能散，不苟取。见人有不给，必思为之济，而济寒士为尤多”[227]。此外，徽商对同里的异性寒士亦时有奖掖之举，如婺源俞镇宗“少孤贫，负贩养母……词源王某力学，以家窭欲弃儒，宗力劝其勿辍，给之膏油、家食”[228]。
四、重视商业教育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总结自己和前辈商人的经商经验，并以书籍的形式刊刻行世，这类书籍就是人们常说的“商业书”。明清时期，徽商编纂和刊刻的商业书有《一统路程图记》[229]（又名《天下水陆路程》、《图经水陆路程图》）、《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230]、《新安原版士商类要》[231]（简称《士商类要》）、《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232]（简称《士商要览》）、《江湖绘画路程》[233]、《商贾要览》[234]、《徽州至广东路程》[235]、《沐雨栉风》[236]、《贸易须知辑要》[237]、《典业须知》[238]和《徽商便览》[239]等。这些商业书有的是专门记载水陆行程，有的是专门记载经营知识和经商经验，还有的是前两种内容的汇编。商业书的大量编纂和广泛传播，标志着徽州商业教育发展到了社会化阶段。
《士商类要》是一部综合性的商业教科书，具体介绍了商业运作过程中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在《客商规略》部分，告诫商人出门时应注意安全问题，“……半路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记提防，小心为本，用度休狂”。《经营说》讲到一些商品的鉴别方法，“黄豆买精神，圆稳无灰干可籴。芝麻估油汁，黄尖有串润休贪。米无水脚方宜积，麦有空头莫买他……”。在《杂粮统论》中，作者还介绍了芝麻、菜籽、糙米、糯米、大麦、小麦、绿豆、黄豆等大宗商品的具体鉴别方法与技术。在《船脚总论》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货物运输时如何雇用船只、脚夫的问题，以及船夫、脚夫惯用的偷窃伎俩，提醒商人防范。明清两代，全国各地市场上都充斥着官府指定的牙人，从事贸易的居间活动。《买卖机关》介绍辨别牙人的两条经验：“投牙三相：相物、相宅、相人；入座试言：言直、言公、言诈。”即通过对牙人的住家物件、宅第标准、衣着打扮等的观察和交谈来识别牙人的品德和经济状况，从而加以选择。《买卖机关》还提醒商人对“平昔生意惯熟”的行业，有时“虽然利微，亦或遇而不遇，切不可轻易丢弃”，因为“改换生理，暴入别行，而货物真假未必全识，价值低昂难以逆料”，容易造成“倾覆财本，大有不可量”之祸，所以“作客贩货，宜固守本行为是”。《贸易赋》要求商人“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因为“行情有早晚之分，朝夕之变”，所以“开行开店之人，三朝五日，要在众行走走，讨讨信息，街上各店坐坐”，以便及时了解价格变动的情况，“买卖莫错时光，得利就当脱手”。《客商规略》指出：“放账者，纵有利而终久耽虚，无力量一发不可。现做者，虽吃亏而许多把握，有行市得便又行”，强调现款交易的重要性。这些内容都是徽商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士商类要·买卖机关》的提醒，客商在进行具体交易时要注意以下几点[240]：其一，当有多数人买卖同样货物的时候，要注意保密。如果不保密，把自己价码泄露出去，别人就可能以稍低一点的价格把生意抢走；如果买者不多的话，自己的货物就难以脱手了。其二，一定要讲明价格，一点不可含糊。如果含糊成交，到结账时，一定会有麻烦。同时，成交不成交，当下就定，决不可犹豫不决；定下之后，就不要后悔。其三，要慎择交易对象。即便自己有威有势，能说善道，精于诉讼，也不能把财货妄授于人。虽然人不敢负我，但也有极贪无耻之徒，不畏官司、不畏凌辱，如果是这样，事情就难办了。其四，要注意对方的态度。买货人随口应允你的要价而不砍价，这恐怕是要赊账，因为他若讨价还价，就害怕货到不了手。其五，要注意周围商人的动静。有些商人分明货卖九钱，却说一两；所得银子，把成色低的收起，只拿成色高的给人看，这种人意在使别人争价争银，他在其中讨好取事。其六，不要轻易听人阻拦，拒不出卖。因为货到此地，终须要卖。切不可见到有人争买而勉强增价，过于坚执。要知道，你交易不成，就可能促成了别人的一笔交易，使自己错过机会。其七，经纪人应高唱其价，不应背地论价。所谓“隔面讲盘须有弊，当场唱价定无欺”。同时，“买物需与人观”。这样，货物的真假，价格的高低，都摆在众人的面前，使存心欺骗的勾当难以得逞。
明清徽商的商业教育还涉及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数学、自我保健、天气预测等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视为徽州商业教育内容的拓展。在徽州，“命之贾，则先筹算”[241]。“筹算”不仅是商人日常必备的基本技能，也是商人进行商业预测的重要手段。所以汪道昆说：“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242]也是出于经商的需要，明清徽州的蒙学教育中大都开设有“习算”的内容，如明中叶休宁人程策，“五岁习书，又习数法”[243]；歙县人许国，七岁时，其父“令习书兼授算术”[244]。故时人说，徽人“善勾股”[245]。商业兴盛促进了徽州数学教育的发展，其中与商业有关的应用数学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就是休宁商人程大位所撰的《算法统宗》[246]。《算法统宗》是以珠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书中不仅有珠算盘式图、珠算各种算法口诀，而且还列举了近六百个实用事例说明珠算的具体用法。英国李约瑟指出，“在明代数学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程大位”，“在程大位《算法统宗》之前，没有任何关于近代珠算算盘的完整叙述”[247]。商人背井离乡，疾病无人照料，掌握一定的自我保健知识很有必要，正如徽商所言“客游须知医，保身并济人”[248]。《士商类要》卷四中的《起居格言》、《起居杂忌》、《起居之宜》、《四时调摄》、《随时避忌》、《饮食杂忌》、《省心法言》等篇都是这方面知识的总结。预测天气变化，早作行程安排，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士商类要》卷四中的《四季杂占》介绍了天气变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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