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追求铭石额

第四节　毕生追求铭石额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他的巨大功勋和高尚人格，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尊敬。可是在他的陵墓，却没有后人为逝者所竖的墓志铭和传记石刻，这与通常陵墓的做法不同。

早在1926年3月18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就作出决议：“总理陵墓应有之文字，推定汪精卫先生担任碑文，胡展堂先生担任墓志铭文，吴稚晖先生担任传文，张静江先生担任记文。”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上重新审议，认为：“以总理之伟大，非墓志铭、传记文字所能包括一切，故以不用为宜。”这样，一代伟人的陵墓便放弃了“树碑立传”的传统。然而，伟人的思想、伟人的精神却自始至终地展现在陵墓建筑的石额上。

“博爱”

中山陵墓入口处的石牌坊上，嵌有石匾一方，上面刻着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平时喜欢将这两个字写以赠人。1913年，他第二次到台湾时，住在台北一个名叫“梅屋敷”的旅馆，就曾手书“博爱”条幅，送给日本友人。此牌坊“博爱”之字取自孙中山的哪次手笔，不得而知，但将“博爱”二字勒石于中山陵墓的第一道门额，确实令人畅想无穷。

“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

孙中山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孙中山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以爱人类、爱和平、爱国家和爱民族作为其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他的“博爱”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世界多数民众的共同追求。他说:“欲泯除国界而进入大同，其道非易，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他以人道博爱的普遍形式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设想用推广“博爱”主义，来实现“世界大同”，使全世界不同人种相互爱慕，共同发展。可以说，这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的政治追求。

“博爱”，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即所谓“仁”。《孝经·三才章第七》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曹植《当欲游南山行》则谓:“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欧阳修在《乞出第二表》中则云:“大仁博爱而无私。”韩愈的《原道》将博爱概括为“博爱之谓仁”。

何所谓“仁”？孙中山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即博爱思想加以糅合、陶铸，赋予自己的解释，使其博爱思想既带有中国的传统道德仁的含义，又包含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使其更具有时代和世界的意识。孙中山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之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又说:“仁之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在晚年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孙中山又强调把三民主义口号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加以比较，指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博爱观是通过道德的感化，使人们在“互助”与“博爱”的精神启导下，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贫富的差别，实现人类的和谐、幸福和大同。所以，博爱也可以解析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爱与互助。这是孙中山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作出的理论贡献。

“天下为公”

中山陵的陵门上方镶有一方石额，上刻“天下为公”四个镏金大字，这是孙中山流传最广的手迹，端庄朴实，雄迈俊逸。

孙中山平生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予冯玉祥的，有赠予张学良的。孙中山将他提倡和实行的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就是所谓“大同”。可见，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源头便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天下为公”的“公”字，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到了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更宽广。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一个“共”字，涵盖面是那么大，“国家”、“政治”、“利益”都在它的笼罩之下。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

在孙中山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国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国民，享受平等幸福的是全体国民。“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国民众“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实如古人说的“公天下”。

孙中山之所以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但有“天下为公”的思想，而且自己就是“天下为公”的身体力行者。

“民族”、“民权”、“民生”

祭堂是中山陵墓的主体建筑，三孔拱形大门的门额上，分别刻着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民族”、“民权”、“民生”。字为篆体镏金，由张静江书写。

三民主义是实现“天下为公”的途径。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公天下”。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并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民众的天下。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权利，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

孙中山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但孙中山又说，要把“权”与“能”、“政权”与“治权”分开。简单地说，就是有权的人不要直接管事，可以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管。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而且要把受人民委托管理政府的专门家看做是普通人，即使是民国的总统、总长，也要把他们看做是普通人。至于“政权”和“治权”分开的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解释的：“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孙中山设想得很好，真正实行起来未必简单。国民把管理政府的大权交给“有能的专门家”以后，既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又要监督他们，防止其反仆为主、公仆变老爷，这事谈何容易。

孙中山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即土地“单一税制”。具体办法就是让地主自报土地价格以后，国家按地主自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国家征用地主土地，也按地主自报地价收购。土地因交通发达涨价的部分，当归国家。孙中山说，“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但他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只适用于“宅地”，不适用于“耕地”；只适用于城市及近郊，不适用于广大农村。孙中山晚年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而且这种主张不太现实。孙中山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想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防止其必然伴随的弊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繁难于政治问题。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中国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他把民生主义或称做社会主义，或称做国家社会主义，或称做集产社会主义，或称做共产主义。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

“天地正气”与“浩气长存”

“天地正气”与“浩气长存”分别刻于祭堂重檐之间和墓室门额之上，均选用孙中山先生的手迹。

“天地正气”石匾

“浩气”即正气，指刚直正大的精神。“天地”指空间范畴，“长存”指时间范畴。我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意思是说，这种气，最浩大，最刚强，若以正义来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是主张仁政、德治的，并提出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而孙中山提倡养正气，存天地，应与其民本思想不无关系。可见，孙中山的民本思想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孙中山逝世后，人们是这样赞颂他的：“先生革命数十年，无养育之私财，无自图便利之私意，无私怨，无私仇，无私人。政治家能如先生者，非特中国古今，即西洋诸国恐无其匹。”八十年来，中山陵祭堂门上的“天地正气”和墓室门上的“浩气长存”，曾使多少谒陵者和游人在这里注目流连，它们唤起人们对孙中山先生这位“平民总统”、“人民公仆”历历往事的回忆，从而启迪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精神，净化人们的感情。

“浩气长存”石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