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遗嘱励后人

第六节　先生遗嘱励后人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这段文字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于民国年间镌刻在中山陵园的三处祭享大殿内的南向石壁上。其一是中山陵墓祭堂内南向而立的黑色大理石护壁上，字为隶体镏金，胡汉民手书，“文革”期间字迹被抹去。其二是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即无梁殿）内南向而设的拱形法圈上，字为颜体镏金，“文革”期间被水泥覆盖，后重现。其三是藏经楼讲堂内南向石壁上，字为颜体，20世纪80年代装饰大厅时，以木板将其覆盖，重刻“总理遗嘱”。

“总理遗嘱”

“总理遗嘱”是怎样产生的呢？有各种说法。《国民党党史纪要》如是说：“于是汪兆铭（汪精卫）等声请国父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汪兆铭笔记。”即由孙中山口授，汪兆铭笔录。辛亥革命元老张溥泉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5月27日日记中如是说：“国父临危时，于右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示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之定名未决。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乃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成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他认为“由汪兆铭笔记”的说法“亟应更正”。值得考虑的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汪兆铭已与日本政府合作，于南京成立伪政府，成为遭国人唾骂的历史罪人。此时重新整理汪兆铭与“总理遗嘱”的关系，其中的政治色彩就难免浓重了。而政治与历史毕竟是两个范畴的文化，所以，当历史上关于“总理遗嘱”还有第三种说法时，将其飨于读者，不无裨益。

于右任书“总理遗嘱”

那是1924年的冬季，孙中山先生由广东绕道日本进入北京，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但不幸患病，就医于协和医院，被诊断为癌症。协和医院无能为力，乃于次年春，移往铁狮子胡同行馆（顾维钧住宅），请中医诊治。在此期间，广州、上海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纷纷来京探问。当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时常举行扩大会议（实际上等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京举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开会时，一般总推汪兆铭为主席。某次会议上，鉴于孙中山先生病重，汪兆铭提出起草一个遗嘱，以备万一，于是公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为光绪举人）起草。下次会议时，吴稚晖宣读了他起草的稿子，不过百余字，极为酸腐。汪兆铭一面听，一面摇头。讨论时，大家都不吭声。汪兆铭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起个草试试看。下次会议，他当众宣读，大家都认为这比吴稚晖拟得好，遂一字不易地一致通过。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势已十分危笃。汪兆铭即函同孔庸之（孔祥熙）及孙中山之子孙哲生（孙科）来到孙中山病榻前，面请孙中山指示数语，以便作为本党永远遵守之信条。孙中山沉默良久，才张开双眼看着他们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说完又闭目凝静。汪兆铭等用极诚恳的态度请求说：“吾们跟总理奋斗数十年，向未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向未被敌人软化，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软化吾们？不过总要总理先告诉吾们几句，令吾们有所遵守，吾们方知道怎样可以向前奋斗。”孙中山见汪兆铭等请求如此恳切，于是又说：“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兆铭等答道：“吾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听了是赞成的，便请总理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末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吾们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听到这里，即刻说：“很好。那末你们预备了甚么话，望念给我听罢。”汪兆铭即取出一纸，低声读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孙中山静听完后，即表现出极为满意的态度，点头说：“好的，我很赞成。”此时，孔庸之接着请求说：“总理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这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也照个样子，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兆铭又取出第二纸，照初次形式念了一遍。孙中山聆毕又点头说：“好的，我也很赞成。”

3月11日（逝世的前一日）晨一时，孙中山由夫人宋庆龄扶腕，用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字。这就是后来传诵一时的“总理遗嘱”的由来。汪兆铭起草的这篇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的遗嘱，文字和内容都不错，确能表达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后来，国民党每次开会都要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