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音法鼓入钟山

第一节　梵音法鼓入钟山

与北方佛学偏重于实践不同，由于大批南迁的贵族、士大夫把中原流行的老庄哲学和清谈之风带到了建康，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南方佛学偏重义理玄谈的特点。钟山刹宇之间，释子成行，名僧大德纷纷登坛说法，往复辩难，一时之间梵音入空，法鼓远闻，热闹非凡。钟山佛寺记载最早的是建于东晋时期的延贤寺，较为知名的还有南朝宋元嘉元年所建的定林寺、梁武帝在钟山北高峰所建的大爱敬寺、在钟山南麓为宝志和尚所建的开善寺等。

自南朝梁侯景之乱后，兵连祸结，佛寺毁损，僧尼流散，南京佛教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隋文帝攻克南京后曾将其中寺院毁废无遗。但他又提倡佛教，下令各地建寺度僧，南京佛教又渐渐得以复兴。唐、五代、宋、元时期，南京佛教时盛时衰，钟山作为南京佛寺集中的区域，其佛教文化也随之浮沉。唐武宗灭佛，使金陵佛教元气大伤；五代时因南方相对安定，历代君主又大多崇佛，金陵佛教较为活跃，修建寺院，广设道场。如钟山开善寺（唐乾符年间改称宝公院）南唐升元中便由徐德裕重修。宋朝统一后对佛教实行保护政策，金陵佛教未受大的损失，但也未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元代诸帝大都崇佛，广做佛事，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费用多由国库支出。但总体情况如民国《首都志·释教》所说：“宋、元时，金陵佛法寝衰，名僧亦少。”

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当过和尚，深明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在位期间提倡、保护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法令，经永乐年间的补充和完善，形成了明王朝以整顿、限制为主，又加以保护和提倡的佛教政策。明太祖即位之初，选定钟山南麓独龙阜为万年吉地，遂迁走占据其地的蒋山寺（梁开善寺），改建为规模巨大的灵谷寺。同时将原在钟山的一些寺院迁徙以建功臣墓，如迁草堂寺用其地为开平王常遇春建墓，迁梵惠寺为中山王徐达建墓等。其后，又在钟山周围陆续新建了苜蓿庵、观音阁、佛国寺等，加上原有的普济庵、清果寺、梵惠院、茶亭庵、地藏庵等，钟山地区的寺院达到了近十所。虽然不比当初，但是仍相当可观。明洪武、永乐后各朝多沿用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但个别时期也曾禁绝和排斥佛教。如明世宗在崇信道教的同时就禁绝佛教，毁刮宫中佛像，焚烧佛骨等物，拆毁、变卖私创寺院，还强令僧人承担徭役。明朝后期，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他们常出入佛寺，并对寺院大加施舍，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更加浓厚，踊跃参加修建寺院的布施。明朝后期是南京寺院兴建和修缮最多的时期。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对佛教既限制又保护。清朝帝王多崇佛，康熙、乾隆多次巡幸江南，游览南京名刹如灵谷寺、栖霞寺、鸡鸣寺等，流连山水，赋诗题字，对南京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清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南京为战火中心，钟山乃至全城的佛寺毁坏殆尽，金陵千百年佛教文化毁于一旦。同治、光绪年间虽几经修葺、重建，终不能恢复旧观。但其间杨文会（号仁山）在南京设立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出版普及佛典，培养佛学人才，成为我国佛教的中兴功臣。

中华民国建立后，很快改对佛教的压抑政策为支持，佛教出现了一个复兴运动，作为首都的南京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但不久抗日战争开始，南京沦陷，南京寺院多遭兵燹，法器被毁，佛像多为劫掠。经过八年抗战，南京全市仅有僧尼七百二十二人，寺院残破，景象萧条。

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想方设法维持佛教界的正常活动。在政府资助下，先后修复和开放了鸡鸣寺、灵谷寺、吉祥庵、清凉寺、栖霞寺。“文革”中，南京寺庙被占，佛像、经书、法器毁坏殆尽，如灵谷寺大雄宝殿内各种雕塑佛像全被付之一炬。僧尼被迫解散，只剩下几个寺僧。香客罕至，寺僧明亮、老憨等三人生活无着，中山园林将他们收为园林工人，每月发工资27元维持生活，继续住在前殿西侧庑房内看守寺院房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认真落实了佛教政策。1979年，南京市佛教协会恢复工作，三十余名僧尼重返寺庙，并补发了生活费。1980年起，由政府拨款，先后修复了栖霞寺、灵谷寺、鸡鸣寺，于1980年、1981年、1985年分别开始对外开放。

南京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佛教文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钟山佛教文化则是南京佛教文化的一个缩影。南朝七十余所佛寺，除灵谷寺保留下来外，大多已烟消云散了。不仅是南朝佛寺，千百年来各朝各代在钟山修建的寺院旋兴旋废，也只有灵谷寺历经沧桑保存到今天，成为钟山佛教文化的代表。灵谷寺的变迁史也是钟山佛教文化变迁的缩影，而对它的了解则要从六朝神僧宝志开始，灵谷寺前身开善寺便是南朝梁武帝萧衍为他而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