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过的一个冬天

第六章 在莫斯科过的一个冬天

1

在路上，因为坐在狭小的单间里不动，就觉得好像只是火车在走动，时间是不动的，觉得好像依然是中午。

但是当马车拉着日瓦戈和他的行李好不容易慢慢地从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了。

也许当时情况就是那样，也许后来几年的观感变成了日瓦戈当时的印象，反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觉得当时许多人拥挤在市场上只是出于习惯，没有什么原因，因为空空的小铺的遮阳棚都没有撑起来，甚至门都上了锁，在肮脏的广场上没有东西卖，连广场上的垃圾和废物都没有人打扫了。

他似乎还觉得，当时他已经看到人行道上拥挤着不少穿得很体面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用哀怨的目光望着过路人，一声不响地向过路人兜售东西，有缎花、有带口哨和玻璃盖子的圆咖啡壶、有黑纱夜礼服、有已经撤销的一些部门的制服，这些东西谁也不买，谁也不要。

似乎大家买卖的都已经是更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硬邦邦的黑面包头儿、已经有点儿溶化的糖块、连同包装纸切开的半两重的半包马哈烟。在市场上最行销的是一些不常见的破烂货，买的人越来越多，价钱不断地提高。

马车拐进靠近广场的一条小胡同。背后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夕阳的光辉射在日瓦戈的背上。前面有两匹马拉着空空的运货大车轰隆轰隆地走着，蹚起一股股灰尘，灰尘在夕阳的光辉里泛着古铜色。

他坐的马车终于赶到挡道的运货大车前面，马车就跑得快些了。日瓦戈感到惊讶的是，在马路上和人行道上到处是从墙上和栅栏上撕下来的旧报纸和旧海报。风吹着这些纸片朝一个方向跑，迎风而行的车马和行人则用马蹄、车轮和脚带着这些东西朝另一方向去。

过了几个街口，很快就在两条胡同交叉口上出现了自己的家。马车停了下来。

当日瓦戈走下马车，走到大门口按门铃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心怦怦跳了起来。没有人来开门。他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着急了，就一下接一下地按了起来，于是他看到旁边的小门打了开来，托尼娅手扶着门站在那里。起初两个人都因为太突然，呆呆地愣住了，也没有听见彼此的叫声。但是因为在托尼娅手里的敞开的门有些像敞开的怀抱，这才提醒了他们，他们像发了疯似的互相扑过去拥抱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争先恐后地同时说起话来。

“顶要紧的是：都好吗？”

“好，好，你放心。都好好儿的。我在信里对你说了些傻话。请原谅。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谈吧。你怎么不来个电报呀？马上叫马尔克尔把你的东西拿进来。我看，不是叶戈罗芙娜来开门，你有点儿担心吧？叶戈罗芙娜在乡下呢。”

“你瘦了。可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呀！我马上去把马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芙娜运面粉去了。其余的用人都辞退了。现在只有一个新来的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小姑娘，照看舒拉的，再就没有别的人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回来了，戈尔顿、杜多罗夫和其余的人都在盼着呢。”

“舒拉怎么样？”

“还好。他刚刚睡醒。等你洗洗澡，换过衣服，再去看他吧。”

“爸爸在家吗？”

“在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议会里。他是议会主席。不用说有多忙了。你付过车钱了吗？马尔克尔！马尔克尔！”

他们跟网篮和手提箱一起，在人行道当中，把路拦住，行人都绕着他们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和大开着的大门，希望看看下文怎样。

这时候身穿印花布衬衫、外套坎肩、手里拿着管院人帽子的马尔克尔已经从大门口朝年轻的东家夫妇跑来，一面跑一面喊：

“老天爷，这不是小尤拉吗？就是的！好小子，就是他！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我们天天为你祈祷，天天盼着你，你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下子可回来啦！喂，你们干什么？嗯？有什么好看的？”他责怪起看热闹的人。“先生们，走吧。别把眼睛瞪破了！”

“你好，马尔克尔，咱们来拥抱拥抱吧。你这怪人，把帽子戴上嘛。情况怎么样，还好吗？老婆和孩子们怎么样？”

“他们还好。都壮实。谢谢了。情况吗，你在前方流血流汗，瞧，我们在这儿也不自在。到处又脏又乱，鬼也感到恶心，乱七八糟，真没有办法！街道没有人打扫，房屋没有人修，房顶没有人油漆，肚子里空空的，像大斋节一样，一点儿油腥也见不到。”

“马尔克尔，我要当着尤利·安得列耶维奇的面说你了。尤拉，他总是这个样子。我听不惯他说这种糊涂话。他大概是想叫你听了高兴，拼命这样说的。不过，他自己心里也是这样。算了吧，算了吧，马尔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尔克尔，你是个糊涂人。该学聪明点儿了。毕竟你是在懂道理的人家里嘛。”

等到马尔克尔把东西提进过道里，关上大门，他又亲切地小声说：

“听见没有，安托尼娜·亚历山大罗芙娜还生气哩。她总是这样。说，马尔克尔呀，你真是黑良心，黑得像烟囱里的黑烟子。她说，现在就是小孩子，就是小猫小狗，也懂得道理。那是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尤拉呀，信不信由你，那些有学问的人，将来的共济会会员，他们的心思深得很，他们读了埋在石头底下一百四十年的书，尤拉呀，现在我觉得，他们把我们卖啦，卖得一钱不值，半文不值，连马哈烟也换不到一口。你瞧，安托尼娜·亚历山大罗芙娜简直不叫我说话，瞧，又在摆手了。”

“怎么能不摆手？好啦，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去吧，谢谢你，马尔克尔。要是有事，尤利·安得列耶维奇再叫你。”

2

“他唠叨起来就没有完。你别理他，别睬他。他纯粹是个傻瓜。当着人的面净是胡说八道，心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自己也不知道该恨谁，可怜虫。”

“你这是过奖了！我看，他不过是一个酒鬼，所以喜欢唠叨，别的没有什么。”

“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算了，不说他了，去他的吧。我只怕舒拉又睡不着。听说铁路上流行伤寒……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我在火车上很舒服，就像在战前那样。不过还是多少洗一洗，马马虎虎洗一洗。洗一洗放心些。你上哪儿去？为什么不从客厅里走？现在你们从另一道楼梯上楼吗？”

“噢，是的！你还一点儿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想，把楼下交给了农业科学院。要不然到冬天自己没有足够的木柴烧炉子。再说楼上也够住的。我们已经让给了他们。他们暂时还没有来接收。这儿将是他们的研究室、标本室、种子收藏室。就怕招老鼠。总是粮食嘛。但是目前这些房子都还很整洁。现在这都叫做居住面积了。往这儿来，这儿来。你真呆！从黑楼梯转着上楼嘛。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你上楼。”

“你们把一些房间让出去，这样做很好。我所在的军医院，也驻在有钱人的住宅里。无数的套房，镶木地板。一棵棵桶栽棕榈到夜里在床头扎煞着手指头，就像幽灵一样。有些久经战火的伤兵有时会吓得在睡梦中叫起来。当然，那都不是十分正常的，是神经受到震伤的。只好把棕榈搬出去。我是想说，过去有钱人过的日子是有点儿不大正常。多余的东西太多了。多余的家具，多余的房间，多余的柔情，多余的废话。你们让出房间，这太好了。不过还少了点儿，应该多让出一些。”

“你这包儿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鸭嘴，还有鸭头。多好呀！野鸭子哩！从哪儿弄来的？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啦！如今这年头这可是了不起的宝贝！”

“这是在火车上有人送的。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说吧。你看怎么办，解开放到厨房里吗？”

“是的，当然。这就叫纽莎来收拾收拾。很多人都说到冬天将会有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寒冷，饥饿。”

“是的，到处都在这样说。刚才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想过。有什么比家庭平安和工作更要紧的呢？其余的事都不是我们管得了的。是的，看样子，很多人将会有灾难临头。有些人想到南方，到高加索去躲难，想跑远些。这不是我这个人干的事。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咬紧牙关，和自己的国家同甘苦、共患难。依我看，这道理是很明显的。你们是另一回事。我希望你们躲一躲灾难，最好是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比如说，到芬兰去。不过，像咱们这样在每一级楼梯上都要站上半个钟头的话，恐怕咱们一辈子也到不了楼上啦。”

“你等一等。听我说。有一个消息。一个多好的消息呀！可是我都忘了说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来啦。”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尼古拉舅舅呀。”

“托尼娅！这不可能！他怎么会来的？”

“是的，一点不假。他是从瑞士回来的。绕道伦敦，又经过芬兰。”

“托尼娅！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看见他了吗？他在哪儿？能不能马上把他找来？”

“看你多性急！他这会儿在城外一个什么人的别墅里。他说后天一定回来。他完全变了，你见了会失望的。他回来的路上，在彼得堡停了很久，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爸爸和他争论得嗓子都哑了。噢，真的，咱们为什么每一步都要站这么久？走吧。就是说，你也听说今后没有什么好日子过，要有困难、危险，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喽？”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没有什么。咱们能熬过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完蛋。咱们可以看看人家怎么样。”

“听说，今后会没有木柴，没有水，没有电。要废除货币。要停止运输。瞧，咱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都说阿尔巴特街有一家小店里卖的扁平的铁炉子很好。烧报纸就能煮饭。别人把地址告诉我了。趁大家还没有抢着买，应该去买一个。”

“对，要去买。托尼娅，你真聪明！可是尼古拉舅舅呀，舅舅！真没想到！我真想不出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有这样一个计划。在楼上留出一部分房间，咱们和爸爸、舒拉、纽莎住，比如说，留下两间到三间，一定要连着的，就在这层楼的一头，其余的都给他们。要隔起来，另开一个门。买一个那样的铁炉子放在当中的房间里，把烟囱安在小窗孔里，洗东西、煮饭、吃饭、会客都在这里面，这样可以节省烧柴，说不定可以把冬天打发过去。”

“不然怎么办呢？当然能打发过去。毫无疑问。你这个点子想得很好。有两下子。你知道吗？咱们来庆祝你的计划通过。把我带回来的鸭子烧一烧，把尼古拉舅舅找来庆贺咱们搬迁。”

“好极了。我叫米沙·戈尔顿弄点儿酒精来喝。他在一个什么实验室里，能弄得到。现在你来看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就选定这一间。你赞成吗？你把手提箱放在地上，再下去拿网篮。除了舅舅和戈尔顿以外，还可以把杜多罗夫和舒拉·什列津格尔请来。你没意见吧？你没有忘记咱们的盥洗室在哪儿吧？你到那儿去洗一洗，往身上洒点儿消毒药水。我去看看舒拉，叫纽莎到厨房里去，等我弄好了，再来叫你。”

3

他回到莫斯科，头号的新鲜事是他的儿子。舒拉一生下来，他就应征入伍了。他怎么能熟悉儿子呢？

有一天，日瓦戈已经编进了军队，在出发前到医院里去看托尼娅。当时正赶上给婴儿喂奶的时间。医生不让他进去。

他坐在外厅里等候。这时候，远处的婴儿走廊里响起十来个婴儿的一片哭声，从这儿一拐角就是产妇们睡的产科病房，看护们为了不叫襁褓中的婴儿受凉，每个人在腋下夹着两个，就像夹着两大包刚买的东西似的，急匆匆地送给产妇去喂奶。

“哇，哇，”婴儿们都用一种调子哭着，几乎都不带感情，好像是在尽责任，只有一个声音与众不同。那个婴儿也是在“哇哇”地哭，也没有难受的意味，但似乎不是在尽责任，而是有意表示不高兴合唱，故意带点儿低音。

日瓦戈为了对岳父表示敬意，当时就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1)。不知为什么他那时候以为，那样哭的是他的儿子，因为那是一种有特征的哭，已经显示出将来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那是一种带有抒情音调的哭，当时日瓦戈就觉得，这种哭显示出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本色。

日瓦戈没有猜错。后来弄清楚，那样哭的确实是舒拉。那就是他了解到的儿子的第一点。

后来他对儿子的了解是通过托尼娅在信中给他寄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的胖小厮，大大的脑袋，微微噘着的小嘴，两腿弯弯地站在铺开的被子上，两条胳膊还向上举着，就好像在跳盘腿舞。那时候他才一周岁，正在学走路，现在满两岁了，该学会说话了。

日瓦戈提起地上的手提箱，解开皮带，把手提箱放在窗前的牌桌上。以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日瓦戈认不出来了。看样子，托尼娅已经把这里的家具搬了出去，或者把墙壁重新粉刷过了。

日瓦戈打开手提箱，想找出刮胡子的家什。窗子对面恰好是一座高高的钟楼，钟楼的柱子中间出现了一轮皎洁的满月。等到月光射进手提箱里，洒在放在上面的衬衣、书和刮胡子的家什上，这房间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显得不同了，于是日瓦戈认出了这个房间。

这是腾出来的原来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子、坏椅子、用不着的旧公文都堆放在这里。这儿有她的家族文献资料，这儿还有几个大柜子，里面放着过夏天的冬季用品。安娜·伊万诺芙娜在世的时候，这个房间的几个角落里的东西都堆得抵着天花板，平时都不让孩子们进去。但是每逢过年过节，亲友的孩子们成群地拥来，让他们在整个楼上到处跑、到处玩的时候，把这个房间也开了，他们就在里面做游戏，在桌子底下藏人，用木炭画胡子，化装玩儿。

日瓦戈回忆着这些事，站了一会儿，然后，到楼下前厅里去拿放在那里的网篮。

在楼下厨房里的纽莎是个怯生生、羞答答的姑娘，正蹲在灶前，在铺开的一张报纸上拔鸭毛。她一看见提着网篮的日瓦戈，脸一下子红得像罂粟花一样，急忙站了起来，一面掸着粘在围裙上的鸭毛，问了一声好，就要来帮着提网篮。但是日瓦戈谢绝了，说自己提得动。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储藏室，妻子就在隔壁或者另一个房间里叫他：

“行了，尤拉，来吧！”

他便去看舒拉。

现在舒拉的房间就是当年他和托尼娅的书房。小床上的舒拉没有照片上那样好看，不过十分像祖母，简直是祖母的翻版，比她死后保存下来的所有相片都像。

“这是爸爸，这是你爸爸，对爸爸招招手，”托尼娅说着，把小床上的栏格子放下来，好让爸爸亲他和抱他。

舒拉让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子来到跟前，大概这个陌生人使他感到可怕，使他厌恶，所以等陌生人俯下身来，他猛地站起来，抓住妈妈的衣襟，狠狠地打了陌生人一耳光。他自己被自己的勇猛行动吓坏了，所以他立即扑到妈妈的怀里，把脸埋到衣服里，放声大哭起来。

“哎，哎，”托尼娅数落他说。“不能这样，舒拉。爸爸会说舒拉不是个好孩子，说舒拉是个坏孩子。快去吻爸爸，叫爸爸看看舒拉多么会吻爸爸。别哭，不能哭，傻孩子，你哭什么呀？”

“随他去吧，托尼娅，”日瓦戈说。“别折腾他了，你自己也不要多心。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糊涂念头。你觉得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不祥的兆头。这都是小事情。这是很自然的。这孩子从来没见过我嘛。到明天见惯了，就亲热起来了。”

但是，他从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也是垂头丧气的，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4

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他不怪任何人。显然，他自己希望孤独，也就孤独起来。

朋友们都出奇地消沉了，失去了各人的特色。自己的思想境界、自己的见解都没有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的思想、性格都鲜明得多。看样子，是他以前把他们看得过高了。

过去认为富人靠穷人的血汗寻欢作乐，花天酒地，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时候，多么容易把这种寻欢作乐，把多数人还在忍受而少数人享受的这种游手好闲的权利当做体面和风雅呀！

但是，一旦下层人起来，上等人的特权被取消的时候，他们又是多么快地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多么不怜惜地丢掉了独有的思考，就好像谁也不曾有过似的！

现在和日瓦戈亲近的只有一些不说空话、不高谈阔论的人了，只有妻子和岳父，再就是两三个同事以及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朴实的劳动者。

有野鸭和酒精的宴会，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如期举行，这时候他和被请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在这以前已经见过面了。

一只肥鸭在当时已经挨饿的时期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味，但是光有肥鸭没有足够的面包，就使宴会显得不够丰盛，所以甚至使人有点儿懊恼。

戈尔顿用带毛玻璃塞的药瓶带来一瓶酒精。酒精是背袋贩子们最喜欢交换的东西。托尼娅一直把酒瓶拿在手里，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往酒精里掺水，多少不定，有时掺很多，有时很少。因为掺水有多有少因而浓淡不同的酒，竟比烈性酒和有一定度数的酒还厉害得多。这也使人够受的。

最不痛快的是，他们的宴会脱离了当时的条件。不能设想，在这条巷子里对面的几户人家在此时此刻会这样吃喝。窗外是无声无息、黑沉沉的、饥饿的莫斯科。商店里都是空的，至于像野鸭和酒这样的东西，连想也别想。

原来，只有生活和周围的人的生活一样，不显得特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活，原来，独享的幸福不是幸福，所以，这似乎是城里独有的野鸭和酒精，也就完全不是野鸭和酒精了。这是最使人难受的。

客人们也使人产生不愉快的想法。戈尔顿也够戗，他今天心事重重，说起话来又没劲儿，又前言不搭后语。他是日瓦戈的好朋友。在中学里的时候，他是人人喜欢的。

但是现在他不讨人喜欢了，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变化。他强打精神，硬装成一个快活人，一个劲儿地在说自以为很俏皮的话，常常说“有趣”和“好玩儿”，这不是他常用的字眼儿，因为他从来不把人生看做娱乐。

在杜多罗夫到来之前，他讲了他以为很可笑的杜多罗夫结婚的事，那件事是朋友们之间盛传着的。日瓦戈不知道那件事。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一年左右，后来就和妻子离婚了。这件事的不怎么有趣的趣味就在下文。

杜多罗夫被错误地征去当了兵。在弄清楚是误会之前，在他当兵的时候，他常常因为太马虎，因为在大街上不向长官行军礼而受处分，被罚值勤。等到把他从军队里放出来以后，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看见军官就不由得把手往上举，眼睛里冒金星，好像到处都有肩章在闪光。

在这段时间里，他干什么事情都不对头，出了不少差错和纰漏。就在这时候他好像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亲姊妹，也是在那儿等船的。因为四周围有很多军人来来往往，因为他当兵时不行军礼吃过亏，所以精神很不集中，没有看仔细，就糊里糊涂地迷上了那个妹妹，并且迫不及待地向她求爱。“好玩儿吧，不是吗？”戈尔顿问道。但是他还没有说出故事的结局，门外响起故事主人公的声音。英诺肯季·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杜多罗夫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原来是个很不稳重、很轻狂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严肃持重的学者。

他在中学的时候，曾因为参与准备政治逃亡而被开除，他试着上过几个艺术学校，但最后他还是上了大学文科。他是在战争时期大学毕业的，比原来的同班同学要晚些。他主讲两门课程，即俄国史和世界史。在俄国史方面，他写过一本关于伊凡大帝土地政策的书，在世界史方面，他写过一本研究路易·安斯的书。

他现在谈起什么问题都客客气气，声音低低的，就像害了伤风一样，若有所思地望着一点，眼睛不抬也不垂，就像在讲课一样。

在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什列津格尔突然冲了进来，大家本来已经够兴奋了，这时争先恐后地嚷了起来。杜多罗夫、他和日瓦戈在学生时代就互相称呼“您”的，这时他一连几次问道：

“您看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长笛》吗？”

日瓦戈早就告诉他说，他正想着呢，但是因为大家的吵嚷声，杜多罗夫没有听见，所以过了一小会儿，他又问道：

“您看过《脊柱长笛》和《人》吗？”

“我已经回答过您了，英诺肯季。只怪您没有听见。好，就依您的，我再说一遍。我一直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延续。或者可以说，他的诗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叛逆性的年轻人物，如伊波利特、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少年》的主人公，就是他们的诗。多么有气魄的作品呀！一言以蔽之，是不妥协的和锋利的！最主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大胆泼辣地投向社会和进一步投向广大世界的！”

不过，在晚会上，大家注意的中心人物还是尼古拉舅舅。托尼娅说他在人家的别墅里，是弄错了。日瓦戈回来的那一天，他已经回到城里来了。日瓦戈已经见过他两三次，已经和他长谈过，共同慨叹过、共同欢笑过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灰暗的、阴雨的晚上。蒙蒙的细雨飘洒着。日瓦戈到旅馆里去找尼古拉舅舅。这时候住旅馆已经是必须经过市政部门的特许。但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有名的人物。他还有不少老熟人。

这个旅馆很像是一座没有人管理的疯人院。又空闲，又凌乱，楼梯上和走廊里都很少有人打扫。

凌乱的房间的大窗户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广场上空旷无人，显得很可怕，好像这是在夜晚的梦里出现的，不是眼前实有的，不是在旅馆的窗前。

这是一次使人惊讶的、难忘的、有意义的会面！他童年的偶像，年轻时代思想的导师，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舅舅又站在他面前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头发白了不少。肥大的西服在他身上显得很合身。在他这样的年纪来说，他显得还是很年轻、很潇洒的。

当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苍白了。他与周围的大事相比大为减色了。但是日瓦戈却未想到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政治问题时异常平静、异常冷淡，用的是开玩笑的语调，这使日瓦戈感到十分惊异。他这种镇静在今天的俄罗斯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这一点来说，他还保持着原来的本色。这一点异常显眼，显得很落后、很古板。

啊，他们初次见面时可没有想到这些，可不是因为这些，他们才那样亲热地拥抱、流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初见面时又快又急的谈话常常因此停顿一下子。

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喜欢创作的人见面了。虽然他们想起了过去，种种往事涌上心头，他们分别以来的许多事情一齐浮现在眼前，但是一谈到最主要的事，一谈到具有创作气质的人所熟悉的东西，别的一切就不存在了，就只剩下这些东西了，他们之间便没有舅甥之分，没有年龄的差别，只有爱好、炽情、气质的相近了。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机会在这样志同道合的情况下谈创作的魅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从来没有谈得像现在这样痛快。从日瓦戈这方面来说，他也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精辟、这样透彻、这样引人入胜的见解。

两个人不住地叫着，在房间里跑着，因为双方的见解吻合而兴奋得直抓脑袋，或者因为证明了彼此十分了解而感动得走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头敲起玻璃。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但是后来日瓦戈有几次在公众场合见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在众人面前很不一样，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是在莫斯科作客，并且不想改变这种感觉。既然这样，他是否认为彼得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是他的家呢，那也无法知道。他因为自己在政治问题上能说会道，在公众场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而感到沾沾自喜。也许他以为，在莫斯科也会出现像巴黎国民公会之前的那种罗兰夫人的政治沙龙。

他常常去拜访住在莫斯科僻静的小胡同里的一些好客的女友，很亲热地嘲笑她们和她们的丈夫的动摇不定、落后和坐井观天的老习惯。他夸耀说自己现在看了很多报纸，那口气就像过去的人说自己读了离经叛道的书和神秘教派的经文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个年轻的新恋人，还有未了的事和未完稿的书，据说他只是想回到祖国的革命旋涡里浸一浸身子，然后，如果能平安无事地游出旋涡的话，他还要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里去，就在那儿隐居了。

他支持布尔什维克，常常提到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认为他们是他的同道者，一个是笔名为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一个是女政论家西里维娅·科捷莉。

日瓦戈的岳父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常常唠唠叨叨地责备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你和他们搞到一块儿，真够戗！你那个米罗什卡，够瞧的！还有你那个什么莉季娅·波科莉……”

“是西里维娅·科捷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给他纠正说。

“哼，反正都一样，波科莉或者波普莉，姓名无关紧要。”

“不过，对不起，她还是姓科捷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又耐心地给他纠正说。他又对亚历山大·格罗麦科发表起议论：

“咱们有什么好争论的？这道理无须多说。这是基本常识。千百年来广大的人民群众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可以看看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不管叫什么名称，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资本主义还是工厂工业，反正这种制度的不正常和不合理早就表现出来了，早就酝酿着一场革命，只有革命能够使人民走向光明，使一切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您要知道，对旧制度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连根铲除。也许这会导致整个楼房倒塌。那又怎样呢？因为这可怕，难道就不会出现这种事吗？这只是时间问题。这有什么好争论的？”

“唉，谈的不是这个嘛。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我是怎么说的？”亚历山大·格罗麦科生气了，他们的争论更激烈了。“你那些波普莉和米罗什卡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再就是，他们说的话哪有什么逻辑性？前后都不符合。噢，等一等，我马上去找来让您看看。”

于是他找起一本刊载着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的杂志，轰隆轰隆地把书桌的抽屉关起又抽开，这样轰隆轰隆地忙活了一阵子，又激发了他的口才。

亚历山大·格罗麦科最喜欢在他说话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打岔儿，好掩饰他的口讷，掩饰他的“哎哎”和“嗯嗯”。他说话最带劲儿的时候，是他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在昏暗的前室里找到一只套鞋却找不到另一只套鞋的时候，或者把毛巾搭在肩上站在浴室门口的时候，或者在饭桌上传递沉甸甸的菜盘的时候，或者在给客人斟酒的时候。

日瓦戈很喜欢听岳父说话。他很喜欢这种软软的、像唱歌一样拖长了声调的传统的莫斯科方言。

亚历山大·格罗麦科那长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的上嘴唇比下嘴唇微微突出些。他胸前领带的蝴蝶结也微微上翘着。上嘴唇和蝴蝶结一齐往上翘，使他显得有点儿天真、好玩儿，有点儿孩子气。

那天深夜里，客人快要散的时候，舒拉·什列津格尔才来。她是开过一次会议后直接来的，她穿着短上衣，戴着鸭舌帽，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走了进来，一面和大家一一地握着手，一面数落起来。

“你好，托尼娅。你好，萨涅奇卡。你们可是真不像话。到处都听说尤拉回来了，全莫斯科都知道了，可是你们却把我蒙在鼓里。你们真见鬼。真不该这样对待我。大家盼望的人在哪儿？让开，叫我过去。看你们把他围得那么严实。噢，你好呀！了不起，了不起。你的书我看了。我一点不懂，但我知道你写得好。这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还要找你，尤拉。咱们还有不少话，还有一些特别的话要谈谈。你们好，年轻人。哦，你也在这儿吗，戈戈奇卡？您是鹅，鹅才嘎嘎嘎，您想吃了吗，哒哒哒？”

最后的叫喊是对格罗麦科家的远亲戈戈奇卡的，这人崇拜一切强者，他因为愚蠢可笑诨号“小鲨鱼”，又因为又高又细诨号“绦虫”。

“你们在这儿又吃又喝呀？我马上来和你们比赛比赛。噢，诸位，诸位。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世界变化多大呀！真了不起呀！你们到真正的下层群众的大会上看看，看看那些真正的工人和士兵，而不是书本上说的工人和士兵。你们到那儿试试看，看你们敢说什么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会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我刚才听一个水兵讲过了！尤拉，你听了会发疯的！他讲得多带劲儿！多么有道理呀！”

大家打断了舒拉·什列津格尔的话。大家一齐嚷嚷，各嚷各的。她坐到日瓦戈身边，抓住他的手，把脸凑到他耳朵边，为的是让他在乱嚷嚷声中能听清她的话，她用不高也不低、像对着话筒那样的声音叫道：

“你跟我出去走走吧，尤拉。我让你看看人民大众。你应该像童话中的那个安捷伊一样，时时刻刻不要离开大地。你瞪什么眼睛？你好像觉得我有点儿古怪吧？尤拉，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匹老战马、一个老革命了？我蹲过拘留所，在街垒里打过仗。当然啦！你以为怎样？啊，我们还不了解人民大众呀！我刚刚从那儿来，从他们当中来。我在给他们建立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一些酒，已经有了醉意。但是日瓦戈的头也发晕了。他没有发现，舒拉·什列津格尔已经到了屋子的另一个角上，而他还在这个角的桌子边上。他站着，连自己也意想不到地讲起话来。他讲了一阵子，大家才安静下来。

“诸位……我想……米沙！戈戈奇卡！别嚷嚷！……但是，托尼娅，他们不听，有什么办法呢？诸位，让我说两句话。史无前例的大事就要来临了。在这样的大事来临之前，我要说说对各位的希望。等这样的大事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不要彼此失去信任，不要丧失良心。戈戈奇卡，您等会儿再喊‘乌拉’。我还没说完呢。那边的人别说话，仔细听着……战争打到第三年，大家就看出来，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早晚会消失，血海的波澜会触及每一个人，任何人想苟且偷安，想躲避，都躲不开这股潮流。这股潮流就是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争中一样，你们会觉得，生命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东西都没有了，世界上除了杀人与死人，再不会有什么了。可是，如果我们能活下去，能够看到有关这一时期的记载的话，等我们读了这些记载，会感到，我们在这五年或十年所经历的，比其他民族在整整一百年里经历的还要多……我不知道，人民会自己起来，团结一致地向前进，还是这一切会以人民的名义出现。对于这样大的事，不能要求那种戏剧的信服性。就这样我也信服。对于伟大的事件寻根究底是没有意义的。毫无必要。这就像家庭中的争吵，一吵起来，就互相揪头发，摔碟子摔碗，弄不清是谁先动手的。就像宇宙一样，都是真正伟大的事件，没有什么人起头。这革命一下子就爆发了，就好像存在已久，现在一下子冒出来了……我也在想，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这一切成为事实，将使我们惊愕得老半天回不过神来，等我们回过神来，已经失去的记忆有一半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将会忘记什么发生在什么前面，并且不再去寻找革命的原因。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刚刚出现的种种习惯和头上的云雾会把我们团团包围住。四周围都是这样。再不会有别的。”

他又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候他的酒也完全醒了。但是他还是听不清周围说的是什么，回答起来总是驴唇不对马嘴。他看出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他还是无法驱除自己的伤感心情，因此觉得很不自在。所以他说：

“谢谢，谢谢。我看出你们喜欢我。我不配。不过用不着这样着急、这样过早地喜欢我，就好像怕以后无法更喜欢了。”

大家都认为他这是有意地说俏皮话，一齐哈哈大笑，拍起巴掌来，然而他因为有一种面临不幸的感觉，觉得虽然自己有一片好心，自己能得到幸福，却无力掌握未来，而感到有些茫然。

客人们纷纷散去。每个人都因为疲倦拉长了脸。嘴一张一合地打着哈欠，很像是跑累了的马。

有人在临走的时候拉开窗帘。打开窗子。出现了黄黄的曙光，潮湿的天空布满斑斓的、灰黄色的云彩。“看样子，我们在闲扯的时候，下过大雨，”有一个说。“我来的时候就淋到雨了，好不容易才跑到的，”舒拉·什列津格尔接话说。

在空荡荡、并且依然黑沉沉的胡同里，树上的雨水滴滴答答往下落着，浑身湿透的麻雀不住地啁啾啁啾叫着。

一阵雷声响过，就好像有人在天上犁了一道垄沟，接着就无声无息了。后来又响了四声迟到的沉雷，那声音就像是秋天从刨松了的土垄里滚出几颗老大的土豆。

雷声响过，烟气腾腾的房间里就空了。忽然，就像电变成了电池一样，生活的组成部分，水和空气、幸福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变成实在的了。

散去的客人在胡同里嚷嚷着。他们继续在外面大声地讨论着什么，就像刚才在房间里争论那样。他们的声音渐渐远去，渐渐小了，到最后听不见了。

“很晚了，”日瓦戈说。“咱们睡吧。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只爱你和爸爸。”

5

八月过去，九月又快完了。九月也是要过去的。冬天快要来临了，而在人类世界里，那种像冬天的萧条一样的情况，人们纷纷传说着的、无法避免的情况，也快要来临了。

应当准备御寒的东西，应当储备食品和木柴了。但是，在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食品和木柴变成了粮食问题和燃料问题。

城市里的人都束手无策，就好像小孩子遇到了不可知的东西，这种东西一路上横扫一切原有的习惯，只留下空空的一片，虽然它本身也是城市里产生的，是城里人创造的。

到处都感到失望，到处都在空谈。日常生活还像跛子一样，挣扎着往前走，还瘸着腿按照老习惯慢慢朝什么地方去。但是日瓦戈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他不会看不到生活的缺陷。他认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些人都要完了。面前的考验也许就是死亡。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少了。

如果不是有许多生活琐事，如果不是天天操心和忙碌的话，他会发疯的。老婆，孩子，外出挣钱，填补了他生活的空虚；最迫切、最现实的是天天要花销，要工作，要出诊。

他知道，他在伟大的未来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他害怕未来，又喜欢未来，并且以此为荣耀，他常常像告别时那样用恋恋不舍的、热情的眼睛望着白云和树木，望着街上的行人，望着正忍受着艰难困苦的这座俄罗斯的大城，为了使这一切好起来，他愿意牺牲自己，可是他无能为力。

他在老马厩胡同口上俄国医学会的药房旁边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常常在街心里观看天空和街上的行人。

他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医院工作了。虽然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了，这座医院依旧叫做圣十字医院，因为还没有给医院想出合适的名字。

医院里的人已经开始分化。他觉得那些温和派分子太落后，温和派觉得他是危险人物，而那些政治上进步很快的人则认为他还不够红。他既不算落后，又不算进步，跟不上这一派，也靠不上那一派。

在医院里，除了他的正常工作以外，院长还让他兼管全部统计工作。各种各样的调查表、统计表他都要看，各种各样的明细表他都要填。死亡率，发病率，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参加选举的比例，需要的燃料、粮食和药品，这一切都是上级统计部门需要的，都要作出回答。

日瓦戈干这些事都在住院医师办公室窗前那张旧办公桌上。各种格式的表册一叠一叠地堆在他面前，被他推到一旁。有时候，除了填写定期的医务日志之外，他还在这里抽时间写写自己的《人生游戏》，写写伤感的日记或者当时的大事记，这里面有散文，有诗，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总的是慨叹有一半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色，不知道该扮演什么角色。

白粉墙的明亮的住院医师办公室里洒满了金秋的淡黄色阳光，只有在圣母升天节以后的日子里才会有这样的阳光，这时候每天早晨都降薄霜，寒鸦和喜鹊纷纷往染红了的、色彩鲜艳的、落了不少叶子的树林里飞。蓝天在这些日子里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在天和地之间，有一股深蓝色的凉气穿过透明的气流从北方涌来。世界上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都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了。远处传来的声音更响亮了，又清晰，又容易分辨。天空清扫得异常干净，就好像能干净一辈子，而且还能管以后很多年似的。这样的空旷，如果不是时间很短，如果不是在短促的秋日里早来的黄昏已经临近，是叫人受不了的。

这样的阳光、这早落的秋日的太阳的光辉照耀着住院医师办公室，这阳光格外明媚，像玻璃，像水，又像熟透的白苹果。

日瓦戈坐在桌前，用笔蘸着墨水，沉思着，写着。有几只鸟儿静静地从办公室的大窗户跟前飞过，把无声的影子投进房里，投在日瓦戈那写字的手上、堆满表册的桌子上、地板上和墙上，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枫树落叶了，”走进来的解剖员说。他原来是个很结实的男子，现在瘦得皮肉耷拉下来了。“风吹雨打都没有事，早霜一下，就受不住了！”

日瓦戈抬起头来。原来那从窗前悄悄飞过的不是鸟儿，而是火红的枫叶，那枫叶在空气中轻飘飘地飞了开去，落到枫树旁边的草坪上，像一颗颗橙黄色的星星。

“窗户封了没有？”解剖员问道。

“没有，”日瓦戈说过，又继续写起来。

“为什么没有封？到时候了。”

日瓦戈没有回答。他聚精会神地在写着。

“可惜塔拉秀克不在，”解剖员又说。“他才能干呢。会修靴子，也会修表。什么都会做。世界上什么东西他都能弄得到。该封窗户了。自己动手吧。”

“没有油灰呀。”

“可以自己调制。配方是这样的……”于是解剖员讲解起怎样用亚麻仁油和石灰粉调制油灰。“不过，随您吧。我不打搅您了。”

他走到另一面窗户跟前，摆弄起他的玻璃瓶和标本。天色渐渐黑了。过了一会儿，他说：

“您这样伤眼睛。太黑了。又没有电。咱们回家吧。”

“我还要再待一会儿。再等二十分钟。”

“他老婆在医院当看护呢。”

“谁的老婆？”

“塔拉秀克的。”

“我知道。”

“可是塔拉秀克本人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在各地到处跑。夏天回家来看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现在他在乡下什么地方。在创建新生活。像他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您可以在大街上和火车里见到。您想知道底细吗？比如说，想知道塔拉秀克的底细吗？那您就听着。他样样事都很能干。没有他不能干的事。不论干起什么事，都能干得很漂亮。他打起仗来也是这样。他打仗也像干手艺活儿一样，十分用心钻研。结果成了一个神枪手。不论在战壕里，还是做暗哨，眼尖，手准，弹无虚发。他得的军功章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百发百中的枪法。是啊，他干一行爱一行，他也爱上了打仗。他看到，武器就是力量，有武器就有办法。他很想成为有力量的强者。有武器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在古时候，这种人往往会由神枪手变成土匪。现在别想叫他放下枪，不信您试试看。忽然遇到有人喊：‘掉转枪口。’于是他掉转了枪口。整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不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自生活本身。您以为怎样？”

解剖员走到自己的窗子跟前，摆弄了一会儿试管。然后问道：

“那个修炉匠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们谈黑格尔和本尼迪托·克罗彻，谈了有一个钟头。”

“当然啦！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呢。炉子怎么样？”

“别提了。”

“漏烟吗？”

“还是不行。”

“烟囱安得不对。应当砌在炉子里，他可能是装在小窗孔里了。”

“他是砌在炉子里的。不过还是漏烟。”

“那就是没有找到通气管，只砌了一条通气槽子。要不然就是通气口有问题。唉，可惜塔拉秀克不在呀！不过您忍一忍吧。莫斯科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生炉子也不是件容易事，应当学一学。木柴准备足了吗？”

“到哪儿去弄木柴呀？”

“我替您去找教堂里那个看门的。他是偷木柴的专家。把栅栏一拆，就是木柴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事先讲好价钱。他很会漫天要价。要不然就去找那个卖臭虫药的老婆子。”

他们走进门房里，穿好外衣，走了出来。

“为什么要找卖臭虫药的？”日瓦戈说。“我们家里又没有臭虫。”

“哪儿是说臭虫？我说东，您倒说起西来。不是说臭虫，说的是木柴。那个老婆子什么生意都做。收买房屋，把木墙拆了当柴卖。她手里的东西多着呢。您当心点儿，别跌倒了，黑咕隆咚的。过去，我蒙上眼睛都能够在这些地方走。每一块石头我都是熟悉的。我完全是在这儿长大的。可是等到大家开始拆栅栏，我就是睁着眼睛也认不出来了，就像是到了陌生的城市。所以，许多东西裸露出来，太难看了！灌木丛中一幢幢古色古香的房屋，花园里的圆桌，快要腐烂的长凳，全都露在外面了。前几天我从一个荒凉的院子旁边经过，那个院子就在三条胡同的岔口上。我一看，有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婆子用拐棍在刨地呢。我说：‘老大娘，上帝保佑你。你是在挖蚓蚯，想拿来钓鱼吧？’我自然是开玩笑的。可是她正正经经地回答说：‘才不是呢，我是在找蘑菇。’真的，现在城里和树林里一样了，到处是烂树叶子气味、蘑菇气味。”

“我知道那个地方。那是在谢列布良胡同和莫尔查诺夫胡同之间，不是吗？我从那儿路过，总是碰到意外的事情。有时碰到二十年没见的什么人，有时看到没见过的东西。听说，有人躲在那儿抢劫。不奇怪嘛。那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条条路都通向斯摩棱斯克的贼窝。把东西一抢，把衣服一剥，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这路灯多暗呀。怪不得叫做鬼火。当心脚底下。”

6

确实，日瓦戈在那个地方碰到过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深秋时候，十月革命之前不久，在一个又冷又黑的晚上，他在那里碰到一个人昏迷不醒地横躺在人行道上。那人扎煞着两条胳膊，头靠在一个石墩上，两条腿耷拉在马路上。有时断断续续地、低低地哼几声。日瓦戈想使他苏醒过来，大声问他话，他含含糊糊地嘟哝了几声，就又失去了知觉，过了一阵子才清醒过来。他的头被打破了，浑身都是血，但是日瓦戈匆匆检查了一下，他的头盖骨还没有打破。那人无疑是在遭抢劫时被打的。“公文包，公文包，”他小声嘟哝了两三遍。

日瓦戈到附近的阿拉巴特街上的药房里打了个电话，把调到圣十字医院的一个老马车夫叫了来，把那个陌生人拉到了医院。

受害者原来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日瓦戈治好了他的伤，后来有许多年经常得到他的保护，在那处处受到怀疑和不信任的年月里，避免了很多嫌疑。

7

一个星期天，日瓦戈空闲无事。他不用去上班。这时候他们一家已经按照托尼娅的设想，住在三个房间里过冬。

这一天又冷、风又大，阴云低垂，黑沉沉的。

从清早就生炉子。烟气腾腾。木柴很潮湿，纽莎怎么都生不好，一点不会生炉子的托尼娅却一个劲儿地给纽莎出无用的坏主意。日瓦戈看到这情形，知道该怎么办，就想插手，但是托尼娅抱住他的肩膀，把他推了出来，说：

“你干你的事吧。没有你帮忙，就够头疼的了，你偏偏要来凑热闹。你要知道，你越帮越忙，等于火上浇油。”

“噢，托尼娅，就是要浇油，这办法太妙啦！炉子一下子就生旺了。糟糕的是，我既没有看见油，又没有看见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没有心思听俏皮话。”

炉子没生好，破坏了星期天的计划。本来指望在天黑以前把一切必要的事都做好，到晚上就没有事了，可是现在这都落空了。午饭推迟了，有的想用热水洗洗头，还有一些别的打算，都办不到了。

很快就冒起浓烟，呛得人气都不能喘。强劲的风把烟倒吹回房里。房里一团团的黑烟，就像是童话里说的丛林中的鬼怪。

日瓦戈叫大家都到另外两个房间里去，并且打开小气窗。他把炉子里的木柴抽出来一半，在剩下的木柴中间留出一道空隙，好往里放引火的刨花和桦树皮。

新鲜空气从小气窗里冲了进来。窗帘晃晃悠悠地向上飘去。书桌上有几张纸被吹落在地上。风吹得远处的一扇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就像猫追赶老鼠一样，赶着最后剩下的一些烟团在各个角落里乱转悠。

已经点着的木柴冒出火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炉子里冒出火来。铁炉膛里的火团鲜红鲜红的，就像结核病人的两个腮尖子。房里的烟气渐渐稀薄了，后来完全消失了。

房间里渐渐明亮了。不久前封起来的窗子上凝结起水珠儿。窗子是日瓦戈按照解剖员的主意用油灰封起来的。油灰还散发着一股股热烘烘的油脂气味。在炉子旁边烘烤着的劈得细细的木柴也发出一股股的气味，有枞树皮那种呛喉咙的焦煳气味，也有潮湿的新鲜山杨木那种像香水一样的芳香气味。

这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像往小气窗里直冲的风那样，急急匆匆地闯进房里来，报告说：

“外面打起来啦。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城防军士兵发生了战斗。几乎到处都在打，许多地方都暴动起来了。我来的一路上遇到两次危险，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大街拐角的地方，还有一次是在尼基塔门附近。简直走不过来，只好绕道走过来。尤拉，快点儿！把衣服穿上，咱们出去看看。应该看看。这是历史。一生难得见一次。”

但是他一谈起来，就谈了有两个钟头，后来就坐下来吃午饭，等他准备回家，正要拉着日瓦戈往外走，戈尔顿又闯进门来。他也是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样急急匆匆跑来的，也带来了同样的消息。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不少新的情况。戈尔顿说，双方的火力都加强了，有不少行人被流弹打死。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他好不容易来到他们的胡同里，随后回去的路就被切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信他的话，走出去看了看，可是一会儿就回来了。他说，从胡同里出不去了，子弹在胡同里嗖嗖直响，打得拐角上的瓦片和石灰乱飞。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交通已经断了。

这几天，舒拉害了感冒。

“我说过一百次，叫你们不要让孩子离火炉太近，”日瓦戈很生气地说。“烤得太热，比挨冻要坏一百倍。”

舒拉喉咙疼，又发高烧。他有一个特点是莫名其妙地异常害怕恶心和呕吐，他时时刻刻觉得好像就要恶心和呕吐。

日瓦戈想用喉镜给他检查喉咙，他推着爸爸的手，直闭嘴，直叫喊，憋得透不过气来。不论怎么哄，怎么吓唬，都没有用。忽然舒拉不小心美美地打了一个大呵欠，日瓦戈抓住机会，用闪电般的动作把一只小调羹伸进儿子的嘴里，压住他的舌头，才看清了舒拉那红红的咽喉和红肿的、化了脓的扁桃腺。日瓦戈一看到，心里就慌了。

又过了一会儿，日瓦戈用同样的办法从舒拉嘴里取了涂片。亚历山大·格罗麦科自己有显微镜。日瓦戈拿出显微镜，自己凑合着进行了观察。幸好不是白喉。

但是到第三天夜里，舒拉的喉炎变成了喘鸣性喉痉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日瓦戈无法解除孩子的痛苦，对可怜的孩子看都不敢看。托尼娅觉得这孩子不行了。两个人轮流抱着他在房间里走，这样孩子才觉得轻快些。

应该弄些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来喂他喝。但这时正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枪声和炮声一刻也不停。即使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冲到战斗地带以外，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只要局势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城里就不会有人做生意。

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了。到处都传来消息，说是工人已经取得了优势。还有一小股一小股的士官生在负隅顽抗，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络已经被切断，并且已经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西夫采夫区属于由多罗戈米洛夫区向城中心进攻的士兵的作战范围。参加过俄德战争的许多士兵和工人小伙子，在街垒里蹲了好几天，已经和附近一些居民熟识了，有些居民在门口探头朝外看，或者走到街上来，士兵和工人们已经很亲热地跟他们开起玩笑。这一地区的交通渐渐恢复了。

在日瓦戈家里待了三天三夜的戈尔顿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摆脱了三天的被困状态，回家了。日瓦戈很高兴在舒拉生病的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这里，托尼娅也不怪他们在全城混乱的时候又给家里增添的一些麻烦。但是两位客人为了感谢主人的殷勤招待，都认为有义务和主人多说说话儿，三天来他们天南海北，东扯西拉，说了无数的废话，弄得日瓦戈疲惫不堪，所以他们走了，日瓦戈倒是感到庆幸。

8

听说，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里，虽然同时听说，关于全城已经安定下来的一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很多地方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停止，有些地区还不能通过，日瓦戈还是不能上自己的医院去，他已经很想念医院了，住院医师办公室的办公桌抽屉里还有他的日记和读书笔记。

只是在个别地区内，有些人每天早晨出来，到不远的地方去买面包，一见到有人手里拿着牛奶，就一齐拥上来问，牛奶是在哪里买的。

有时候全城的枪炮声又重新大响起来，大街上又没有行人了。大家都在猜测，双方可能是在谈判，谈判进程的顺利和不顺利，都在炮火的时松时紧中反映出来。

旧历十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日瓦戈在大街上快步走着，去拜访住在附近的一位同事。这一带平时是很热闹的地方，此刻却空空荡荡。几乎没看到行人。

日瓦戈走得很快。飘着稀稀的雪花，风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日瓦戈眼看着稀稀的雪花渐渐变成暴风雪。

日瓦戈从这条胡同拐进那条胡同，已经忘记自己拐了几次，这时候一团一团的大雪忽然扑了下来，暴风雪真的来了，这样的暴风雪在旷野里会呼啸着在大地上飞驰，然而在城市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在狭窄的街道上团团乱转。

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近处和远处，在地上和空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有些地方，被击溃的抵抗的一方的最后的枪声零零落落地响着。远处有些地方，被浇灭的大火的微弱的余火像冒泡一样一下一下地蹦跳着。暴风雪也一阵一阵地打着旋儿，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和人行道上，在日瓦戈的脚下旋起一阵一阵的雪雾。

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报童腋下夹着一大叠刚刚印出来的报纸，高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

“不用找钱了，”日瓦戈说。那报童好不容易从粘在一起的报纸里揭出一张，递给日瓦戈，转眼间他就消失在暴风雪里，就像出现时那样突兀。

日瓦戈走到离他两步远的路灯跟前，想粗粗地看看报上的大标题。

这是一张只印了一面的号外，上面刊登着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苏维埃和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再往下是新政权颁布的第一批法令，还有用电报和电话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

风雪吹打着日瓦戈的眼睛，灰白色的、沙沙响的雪粒子渐渐盖住报上的文字。然而，并不是风雪使他读不下去。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使他十分激动，他一时回不过神来。

他要想办法把政府公告看一遍，就朝四下里打量起来，想找个光线亮的、能避风雪的地方。原来他又来到那个神秘的交叉路口，他就站在谢列布良胡同和莫尔查诺夫胡同的拐角上，旁边就是一座高高的五层大楼，大楼有玻璃门，大门入口处十分宽敞，还有比较明亮的电灯。

日瓦戈走进去，走到前厅的电灯底下，仔细看起报上的文字。

在他的头顶上响起脚步声。有人朝楼下走来，不时地停下步子，好像有些犹豫不决。果然，下楼的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转身朝楼上跑去。楼上不知什么地方有开门声，同时响起两个人的声音，那声音嗡嗡的，很不清晰，无法分清那声音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一会儿那门关了起来，原来下楼的人便朝楼下跑来，不像刚才那样犹豫了。

日瓦戈埋头在看报，眼睛垂在报纸上。他不想抬眼睛去看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下来之后，忽然在半路上站住了。日瓦戈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伙子，像西伯利亚人那样，穿着毛朝外的鹿皮袄，戴着同样的皮帽，一张黑黑的脸，两只小小的、吉尔吉斯型的眼睛。这张脸流露出一种贵族神气，那灵活的目光，那掩藏不住的敏锐感，好像是来自远方，通常只有混血儿才会有。

那小伙子明显地误解了，不知道把日瓦戈当成了什么人。他茫然失措地望着日瓦戈，好像知道这是什么人，只是不敢开口。日瓦戈为了避免误会，打量了他一眼，并且摆出一副冷冷的、凛然不可接近的神情。

小伙子弄糊涂了，一句话也没说，就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又回头望了一下，就拉开沉甸甸、直晃动的大门，又砰的一声把门一带，走了出去。

过了十来分钟，日瓦戈也走了出来。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半大小伙子，也忘记了他想去拜访的同事。他一心想着读到的消息，朝家里走去。在路上，他又一心注意起另一种情况，这在平时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在那些日子里却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在黑暗中碰到堆在马路边上和人行道上的一大堆木板和原木。在这条胡同里有一个机关，看样子，他们是在郊区拆了木头房子，拉来当柴烧。木料在院子里放不下，就把一部分木料堆在街上。这一大堆木料由武装的哨兵看守着，那个哨兵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时走出来到在胡同里看看。

日瓦戈毫不犹豫，瞅准了哨兵回到院子里、一阵狂风吹着特别浓的一大片雪雾在空中团团直转的机会，从路灯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木料堆跟前，慢慢摇晃了几下，从最下面抽出一根沉甸甸的、不太长的粗木头。他好不容易把木头抽了出来，扛在肩上，就不觉得这木头重了（扛自己的东西，再多也不重），于是他顺着没有灯光的墙根悄悄地把木头扛回家里。

家里的木柴快烧完了，这木头来得正是时候。他把木头锯成一截一截的，又劈了开来，劈了一大堆碎木柴。他蹲下来，往炉子里添柴。他一声不响地蹲在叮当直响、直颤动的炉门前。亚历山大·格罗麦科把安乐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日瓦戈从上衣旁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说：

“您看到没有？看看吧。好好地看看。”

日瓦戈依然蹲着没有起来，一面用小火钩拨弄着炉子里的木柴，一面大声地自言自语：

“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痛痛快快，干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了死刑。这种无所畏惧、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是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普希金？你说什么？等一等。等我看完了。我不能同时又看报又听你说话。”岳父打断日瓦戈的话，以为日瓦戈的自言自语是对他说的。

“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呢？如果要一个人建立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会要求首先给他清出相应的地基。他会等待着旧的世纪先结束，他在动手建立新世界之前，先要左顾右盼，要求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可是现在你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是历史的奇迹，这新的发现一下子就闯入正常生活之流的深处，全不管生活的流向。这一切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开始，不用事先选定吉日良辰，而是碰到什么日子算什么日子，就在电车在城里来来回回跑得最紧张的时候开始。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只有最伟大的事业才这样不讲求方式和时间。”

9

冬天来到了，冬天正像大家预言的那样。这个冬天还不像以后接着到来的两个冬天那样可怕，但是已经有些相似了，也是一个黑暗、饥饿、寒冷的冬天，这时候原有的一切已经摧毁，一切生活的基础都在重建，都在拼命挣扎，不挣扎就生活不下去。

这样可怕的冬天一连就是三个，一个接着一个，有许多事情，现在觉得似乎是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末和一九一八年初的，事实上其中有些可能不是发生在那时候，而是在后来。这三个接连而来的冬天混在一起，很难一个一个地分清了。

旧的生活现实和刚刚建立的制度还没有合辙。两者之间还没有像一年之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对，但是也没有什么联系。这是单独存在的两个方面，彼此相对，却谁也压不倒谁。

在房产部门、各种组织、机关、居民管理机构，到处都在进行领导成员的选举。各种机构的成分都在变化。到处都派了政委，政委有无限的权力，雷厉风行，都穿着黑色皮夹克，佩带着手枪，具有使人害怕的手段，很少刮脸，睡觉更是稀罕。

他们很熟悉小市民、小额公债券持有者、贫苦的庸人的特性，一点也不可怜他们，同他们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刻薄的冷笑，就像同逮住的小偷说话一样。

这些政委按照纲领的精神，掌管着一切，于是一个个新成立的单位，一个个联合的机构，都渐渐成了布尔什维克的。

圣十字医院现在叫做第二革命医院了。医院里发生了变化。有一部分工作人员被解职了，有许多人认为在这里工作不合算，自动离开了。这都是一些高薪的医生，有些新的技术，十分走红，而且又能说会道。他们离职本来是为了私利，却把自己的动机说成是为了表示抗议，显示自己的骨气，并且瞧不起留下来的人，差不多同他们断绝了往来。在留下来的人当中就有日瓦戈。

夜里，在日瓦戈和托尼娅之间常常有这一类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学会的地窖里去弄上了冻的土豆。到时候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能抽空去帮助你。有两口袋呢。需要两个人抬上雪橇，用雪橇拉回来。”

“好的。尤拉，到时候来得及的。你快点儿睡吧。已经不早了。反正事情是做不完的。你该休息了。”

“现在正流行传染病。大家的体质都很差，抵抗力都很弱。你和爸爸的气色都很不好看。应该想想办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咱们都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今后应当多加注意。你要听我的话。你没有睡着吧？”

“没有。”

“我不担心我自己，我的身体结实着呢，不过，万一我病倒了，你别糊涂，别把我留在家里。马上送我进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拉！上帝会保佑你。干吗要说不吉利的话？”

“你记住，再没有忠实可靠的人，再没有朋友了。更没有知心的人了。假如发生什么事，能信得过的只有皮丘日金。当然，这是说如果他不出什么事的话。你没有睡着吗？”

“没有。”

“那些家伙自己去找能挣钱的好差事，却成了有骨气，有刚性。见了面，连握手都很勉强。他们问：‘您在给他们干吗？’我听了很生气，就说：‘我在干呢。请不要见怪：我们穷，我感到光荣；那些使我们穷、对我们很尊重的人，我对他们很尊敬。’”

10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大多数人的日常食物是小米粥和鲱鱼头做的汤。油煎的鲱鱼身子就算是第二道菜。吃黑麦也不用磨，吃小麦就吃麦粒儿。用黑麦和小麦煮饭吃。

有一位熟识的教授夫人教托尼娅用荷兰炉烤面包，卖出一部分，赚了钱就可以像过去那样烧瓷砖壁炉。那样就可以不烧这受罪的铁炉子，铁炉子又漏烟，火力又不大，又不保暖。

托尼娅的面包烤得很好，可是卖面包没有赚到什么钱。只好放弃没有实现的计划，又生起倒霉的铁炉子。日瓦戈家的生活越来越穷苦。

有一天早晨，日瓦戈上班去了。家里只剩下两根劈柴了。托尼娅穿起小皮袄，她因为身体瘦弱，即使在暖和的天气，穿这样的小皮袄都要冻得打战。她穿起小皮袄，就出门去“打主意”。

她在附近几条胡同里转悠了一个半小时。有时候郊区的农民会带着蔬菜和土豆到这些地方来。需要把他们抓住，不能放过。大家都在拦截卖东西的农民。

不久她发现了她寻找的目标。一个身穿粗呢上衣的强壮小伙子跟着托尼娅，赶着一架轻得像玩具一样的雪橇，转弯抹角，小心翼翼地进了格罗麦科家的院子。

在树条子编的雪橇架子上，草席底下，有不大的一堆白桦木柴棍儿，那柴棍儿不比过去照相馆里的老式花圃栏杆粗。托尼娅心里知道，虽然这叫白桦木，其实是最差的烧柴，刚刚砍下来，根本烧不着。但是没有挑选的余地，没有什么好说的。

年轻农民分五六次把木柴给她抱到楼上，交换的是托尼娅的一个带镜子的小衣柜，农民准备给他媳妇用的。他把小衣柜搬下去，放到雪橇上。顺便谈了谈，下一次要带土豆来，他说他要换门口那一架钢琴。

日瓦戈回来以后，没有议论妻子做的交易。其实，把衣柜劈了当柴烧，更好烧些，也更合算些，但是他们不忍心那样做。

“桌上有个便条，你看见了吗？”妻子问道。

“是院长的条子吗？已经对我说过了，我知道。是要我出诊的。我一定要去。我歇一会儿，就去。不过，相当远。在凯旋门那里呢。我有地址。”

“要给的诊费倒是很稀奇的。你看见吗？你还是看一看。要给一瓶德国白兰地或一双丝袜作诊费。拿这些东西来引诱人。这会是什么人呢？这是一种使人很不舒服的口气，完全不了解我们目前的生活。一定是个暴发户。”

“是的，那是个采办员。”

有些小业主，国家政权在消灭了私人买卖之后，在经济紧张的时候对他们有些放松，和他们订立供应各种物资的协定和合同，这些人和一些承租者、代理者一样，都叫采办员。

这里面不包括那些已经垮掉的原来的富商大贾和大企业主。他们已经一蹶不振了。那些靠战争和革命发了财的小商小贩、一些没有根底的外来户，都成了这一类人。

日瓦戈喝了一杯加了糖精和少许牛奶的白开水，就去看病人。

人行道和马路都被很深的积雪埋住。积雪从这边一排房屋到那边一排房屋，把街道盖得严严的。有些地方的积雪一直抵到第一层楼的窗户。宽宽的大街上一声不响地缓缓移动着稀疏的人影，有的是扛着、有的是用雪橇拉着少量的粮食。几乎看不见行人。

有些店铺还保留着原来的招牌。这些有名无实的供销店和消费合作社都已经空空荡荡，全都关着门，窗户已经封了，或者钉死了。

这些店铺所以关了门，不仅是因为没有货，还因为，各方面的改造，包括商业方面的改造，还只是在大致地进行着，对于这些关了门的店铺，就像对小业主一样，还一点没有触动。

11

日瓦戈去的人家，原来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在特维尔门附近。

这是一座古老的营房式砖瓦楼房，里面有院子，楼房的后墙外面，有三层木回廊。

这一天住户们正在开一个事先确定的群众大会，并有区苏维埃的一位女代表参加，忽然有一个军事检查组闯进来检查无执照枪支和非法物品。检查组的负责人请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搜查时间不会很长，搜查过的住户可以渐渐出来，中断的大会很快就可以接着开了。

日瓦戈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搜查快完了，正轮到要搜查他要去的那一家。一个背枪的士兵站在楼梯口上，不准日瓦戈上去。但是检查组负责人听到他们争吵，走了过来。他叫士兵不要拦阻医生，答应等医生看过了病人，再搜查这一家。

日瓦戈看到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黑红色的脸膛，一双忧郁的黑眼睛。他因为很多原因心里十分激动：妻子的病、面临的搜查、他对医学和医生的超出一般的尊敬。

他为了让医生节省时间和精力，尽量把话说得简短些，但正是这种急切心情，使他的话更长了，而且前言不搭后语。

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豪华的东西和廉价的东西，看样子是匆匆买进来的，为的是把天天在贬值的货币变成稳定的资财。除了乱放着的一些成套的家具之外，还有不少零散的东西，因为缺少另外一部分，配不成套。

这一家的主人认为，他的妻子是因为受惊，神经方面出了毛病。他拐了很多弯子才说出来，有人向他们卖一只旧钟，是一只带音乐的自鸣钟，那钟已经坏了，早就不走了，所以卖得十分便宜。他们买这只钟，只是因为这是代表钟表技术的一件文物，是一件稀罕东西（他说到这里，便领着医生到旁边房间里去看了看那只钟）。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把钟修一修。谁知这只几年没有上发条的钟忽然自己走了起来，走了一阵子，放了一段很复杂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了。年轻人说：“我的内人吓坏了，她认为这是给她敲的丧钟响了，所以她现在病了，老是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人都不认识了。”

“所以您就认为这是神经受了刺激吗？”日瓦戈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道。“您领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旁边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盏细瓷吊灯，宽宽的双人床两边各有一个红木小柜。一个身材瘦小、张着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的女子躺在床边，把被子拉到下巴以上。一看见他们走进来，她从被窝里抽出手来，摆了摆手，叫他们出去，她那肥大的睡衣袖子从胳膊上滑到胳肢窝里。她没有认出丈夫，就好像房间里没有人一样，她小声唱起一支悲怆的歌曲的开头一段，唱得那样伤心，以至于哭了起来，还像小孩子一样抽抽搭搭的，说要回家。日瓦戈不管从哪一边靠近她，她都拒绝检查，每一次她都转身背对着他。

“必须给她检查检查，”日瓦戈说。“不过，不用再检查，也清楚了。这是斑疹伤寒，而且病情很重。她一定很难受。我看，最好让她住医院。住在家里要方便些，但主要的不是方便，而是经常的治疗，尤其在发病的头几个星期这是必不可少的。您能找到雪橇，至少是拉货的雪橇，把她送到医院去吗？当然，首先要把她包裹好。我马上给您开一张入院单。”

“行。我设法去找。不过等一等。难道这真是伤寒吗？多么可怕呀！”

“很遗憾。”

“如果我让她去了，我真怕失去她呀。您不能来家里给她治，尽可能多来几趟吗？我愿意好好地酬谢您，要什么都行。”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嘛。最要紧的是经常观察和治疗。您就听我的吧。我给您出的是好主意。您无论如何要弄雪橇来，我这就给她开一张入院单。最好是到你们的居民委员会去开。入院单需要加盖居民委员会的公章，还需要一些别的手续。”

12

住户们经过了讯问和搜查之后，一个个裹着围巾、穿着厚厚的皮袄回到没有生火的地下室里，这里原来是鸡蛋仓库的一个房间，现在是居民委员会办公室。

办公室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几把椅子当然不够那么多人坐，为了弥补座位的不够，把空鸡蛋箱子翻过来，在周围放了长长的好几排，当凳子坐。在这个房间的另一头，堆着很多空鸡蛋箱子，一直堆到顶棚。墙角上堆着一大堆刨花，因为和碎蛋中流出的蛋黄掺和在一起，冻成了一团一团的。老鼠在刨花堆里沙沙地钻来钻去，有时候跑出来，跑到光光的石头地面上，一会儿又钻进刨花里。

每次老鼠出来，一个爱咋呼的、肥胖的女人都要吱吱哇哇地跳到一个鸡蛋箱子上。她扎煞着手指头，娇里娇气地提着衣服下摆的角儿，一双穿着时髦的高筒女靴的脚跺得像敲鼓一样，故意用喝醉了酒似的嘶哑嗓门儿叫喊道：

“奥尔加，奥尔加，你这儿这么多老鼠呀！滚开，讨厌的东西！哎呀呀呀，它听懂了，该死的！它生气了。哎呀呀呀，要爬到箱子上来啦！可别钻到我的裙子里呀。我怕呀，我怕呀！你们把脸转过去，男子汉先生们。对不起，我忘了，现在不叫先生，叫公民同志了。”

咋呼的女人穿着一件敞开了怀的羊羔皮短大衣。她那双重的下巴、肥得发圆的胸脯和紧紧裹在丝绸女褂里的肚子像一团晃动的糨糊似的颤动着。看样子，她当年曾经是三等商人和店员社会的一位交际花。现在她那一双像猪眼般肥肿的眼皮已经很难张开了。过去有一个情敌想用硫酸烧坏她的脸，但是硫酸没有洒到脸上，只有两三滴溅在左腮上，所以左边嘴角上留下两个浅浅的斑点，因为斑点很不明显，反而增加了几分魅力。

“别咋呼，赫拉普金娜。简直叫人没办法工作，”被选为大会主席的区苏维埃女代表说。

这里的许多老住户很早就熟悉这位女代表，女代表也早就熟悉他们。她在开会之前，就和法季玛大婶非正式地小声谈了一阵子。法季玛大婶是这里管院子的，过去她和丈夫以及几个孩子都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现在她和一个女儿搬到了二楼两个明亮的房间里。

“法季玛，情况怎么样？”大会主席问道。

法季玛抱怨说，她一个人实在照管不了这么大、有这么多人的房子，没有人帮忙，虽然分配过各户轮流打扫院子和街道，可是谁也不打扫。

“别发愁，法季玛。我们要刹刹他们的气焰，你放心吧。这算什么居民委员会？这像话吗？犯罪分子藏在这里，可疑的人住在这里也不登记。我们要把这样的委员会解散，另选新的。我要推举你当居民委员会主任，你要好好地干。”

法季玛大婶要求主席不要推举她，但是主席不听她的。主席用眼睛在房间里扫了扫，看到人差不多已经到齐了，就要求大家安静，宣布开会，说了几句开场白。她批评了原来的居民委员会不起作用之后，就提议推举候选人进行改选，又谈起了别的一些问题。谈过这些事之后，她又顺便说：

“是这么回事儿，同志们。咱们说干脆的吧。你们这座房子很大，很适合做公共宿舍。常常有各地的代表来开会，没有地方给他们住。有一个决议，要把这座房子交给区苏维埃做招待所，就叫季维尔津招待所，季维尔津同志在流放以前在这座房子里住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家没有意见吧？现在再谈谈腾房子的事。不是马上要腾出来，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凡是劳动人民，我们都给安排住房；至于非劳动人民，我们要事先告诉他们，要他们自己找房子住，我们给他们十二个月的时间。”

“我们这儿谁是非劳动人民？我们这儿没有非劳动人民！全是劳动人民。”到处都叫喊起来。有一个人扯着嗓门儿喊：“这是大俄罗斯主义！现在各民族一律平等了。我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不要一齐嚷嚷！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什么民族不民族？瓦尔迪尔金同志，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赫拉普金娜也是俄罗斯族，可是我们也要叫她搬出去。”

“哼，搬出去！看看你怎么叫我搬出去！你这万人压的沙发床！”赫拉普金娜又喊出了她在吵架的时候给女代表起的毫无实际内容的绰号。

“你这毒蛇！你这泼妇！真不要脸！”法季玛大婶气愤地说。

“你别插嘴，法季玛。我可以对付她。赫拉普金娜，你住嘴。对你客气，你就得意忘形啦。你给我住嘴，要不然我马上送你进公安局，就不用说你私自酿酒和聚赌了。”

吵成了一团。谁也听不见谁的。这时候日瓦戈走了进来。他请门口一个人告诉他，谁是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个人把两手握成喇叭形，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喊道：

“加……里……乌……林……娜！上这儿来。有人找你。”

日瓦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一个有些驼背的很瘦的管院子的女人。日瓦戈看到这位母亲和他的儿子那样像，感到十分吃惊。但是他没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妇女害了伤寒（他说出她的姓名）。需要多加注意，防止传染。此外，还要把病人送进医院。我要给她开一张入院单，需要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下。您看怎么办？”

加里乌林娜把这理解成主要是送病人，而不是开证明。就说：“到区苏维埃去找杰米娜同志派雪橇。杰米娜同志是个好人，我一说，她就会派雪橇来。医生同志，你放心，我们会把病人送去的。”

“噢，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找个地方，开个证明。不过，如果有雪橇更好……请问，您是奥西普·基马泽特季诺维奇·加里乌林中尉的母亲吧？我和他在前方一块儿待过。”

加里乌林娜浑身哆嗦了两下，脸色白了。她抓住他的手，说：

“咱们上外面去。到院子里谈谈。”

刚刚走出门，她就急忙说道：

“小声点儿，可别叫人听见。别害我。尤苏普卡走错了路。你想想，尤苏普卡是什么人？尤苏普卡原来是学徒，是工人。他会明白，现在普通老百姓都比他强得多，这是瞎子都能看见的，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没有什么，尤苏普卡可是有罪的。老天爷也不会饶恕。尤苏普卡他爹当兵死了，被炸死了，死得好惨，连脸、连胳膊和腿都没有剩下。”

她难受得说不下去了。摆了摆手，一直等到一阵激动过去，然后又说下去：

“咱们走吧。我这就去给你要雪橇。我知道你是谁。他回来两天了，他说到你。他说，你认识基莎尔家的拉莉萨。那是个好姑娘。我记得，她过去常上我们这儿来。她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难道一个人能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吗？尤苏普卡可是倒霉呀。咱们走吧，要雪橇去。杰米娜同志会给的。你知道杰米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丽亚·杰米娜，过去在拉莉萨的妈妈的裁缝店里当裁缝的。就是她。也在这儿住过。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咱们走吧。”

13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四周围一片黑漆漆的。只有杰米娜的手电筒的白白的光圈儿在他们面前五六步远处跳动着，从一个雪堆跳到另一个雪堆，与其说是照路，不如说是越照越叫人摸不清路。周围一片漆黑，已经走过了那座房子，那儿有很多人认识她，她小时候就在那儿住过。据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小时候也在那儿住过。

杰米娜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日瓦戈说：

“医生同志，等会儿您一个人走，不用手电筒能行吗？嗯？要是不行的话，我把手电筒给您。真的。噢，我们小时候常在一块儿，我才喜欢她呢，爱她爱得发了疯。那时候她家开成衣店。我在那儿当学徒。今年我还和她见过面。她从莫斯科路过。我对她说，你真傻，上哪儿去呀？留下来吧。咱们可以住在一块儿，工作有的是。她哪儿听呀！不愿意呢。只好随她了。她嫁给巴沙是凭理智，不是凭感情，所以从那时候就麻木了。她走了。”

“您以为她怎样？”

“小心点儿。这地方好滑呀。我说过多少次，叫他们不要在门前泼脏水，一点儿也没有用。我以为她怎样吗？我能以为怎样呢？我没有工夫去想。我就住在这儿。她的哥哥是个军人，好像被枪毙了，我没有告诉她。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原来的东家，我正在想办法，大概能把她救出来。好啦，我到了，再见吧。”

他们就分手了。杰米娜的手电筒的那道白光射进狭窄的石头楼梯过道，擦着肮脏的墙壁向前跑去，日瓦戈四周围就一片黑了。右边是花园-凯旋大街，左边是花园-马车大街。在黑漆漆的雪地里，向黑漆漆的远处望去，两条大街已经不像大街，而是密林般的石头楼房中间的两条林中通道，就像在乌拉尔或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中那样。

回到家里，家里是明亮的，温暖的。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托尼娅问道。不等他回答，她又接着说：

“你不在家的时候，咱们家出了一件挺可笑的事。真够奇怪的。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很伤脑筋。这是家里唯一的钟呀。他自己修，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也修不好。街口上那个钟表匠要价太高，要三磅面包。怎么办呢？爸爸垂头丧气。谁知，一个钟头以前忽然丁零丁零响起来。闹起来了！一下子就又走起来了！”

“这是我害伤寒的时候到了，”日瓦戈开玩笑说。于是他对家里人讲了那个病人和音乐自鸣钟的故事。

14

然而他害伤寒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害伤寒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日瓦戈一家穷困到了极点。一家人饿得奄奄待毙。日瓦戈去找他当年救过的那个遭到抢劫的党的活动家。那位活动家尽可能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那位活动家常常去外地工作。此外，活动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困难是正常的，不肯表露出自己也在挨饿。

日瓦戈试着去找了一下特维尔门附近的那个采办人。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过去了，那人已经不知去向，连他那已经痊愈的妻子也没有影子了。这里的住户都变了。杰米娜已经上前线去了，日瓦戈找原来的居委会负责人加里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天，他凭购物证买到一批官价的木柴，要把这些木柴从温达瓦车站运回来。他跟着车夫和拉着这批意外财富的瘦马，顺着长长的梅山大街往前走。忽然他发现，梅山大街不再像梅山大街了，大街摇晃起来，要从脚底下飘走了。他明白他就会怎样，糟了。他明白他这是害了伤寒。他倒下去，车夫把他抱了起来。他不知道车夫是怎样把他放到木柴上，把他送回家的。

15

在两个星期中，他不是说胡话，就是昏睡。他梦见，托尼娅把两条花园大街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左边是花园-马车大街，右边是花园-凯旋大街，并且把他那热烘烘的、明亮的橙黄色台灯推到大街跟前。两条大街上都亮了。可以写字了。于是他写了起来。

他非常带劲儿、非常顺利地写着，写的是他一直想写、早就应该写出来，然而一直没有写成、现在终于自己涌出来的东西。只是有时候，一个半大小伙子来打搅他，就是那个长着一双吉尔吉斯型的小眼睛、穿着西伯利亚人或者乌拉尔人穿的那种鹿皮袄的半大小伙子。

很明显，这个半大小伙子就是他的灵魂，或者干脆是他的死神。但是，他能帮助他写一篇长诗，他怎么会是他的死神呢？难道死有好处，难道死神可以帮助人吗？

他写的不是关于复活的诗，也不是写的死亡，而是写的在两者之间度过的一些日子。他写的长诗叫《暴动》。

他一直想写出，在三天过程中，暴风雨如何席卷了黑色的、纷乱的大地，暴风雨如何一阵一阵地扑来，袭击永恒的爱的化身，就好像一阵一阵的海潮冲击着海岸，掩埋着海岸。他要写一写，那三天里，黑压压的人间暴风雨怎样怒吼，怎样扑来，又怎样退去。

有两行有韵的诗一直在他心中回响着：

我们欢迎，我们欢迎。

应该苏醒，应该苏醒。

对人间暴风雨表示欢迎的有苦难，有瓦解，有崩溃，有死亡，但同时也有春天，有新生，有生命。应该苏醒，就是应该醒来，应该站起来，应该过新的生活。

16

他的病情渐渐好起来。起初他像个呆子似的，不去管事物之间的联系，任凭别人怎样。他什么也不记得，对什么都淡淡的。托尼娅用奶油白面包喂他，给他喝加了糖的茶和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在目前是不可能有的，他很喜欢吃这些好吃的东西，就像喜欢诗歌和故事一样，觉得这都是在养病的时候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但是等他一开始恢复思考能力，就问托尼娅：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都是格兰尼亚弄来的。”

“哪一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是的，是你的鄂木斯克的弟弟格兰尼亚。你那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你昏迷不省的时候，他天天来看我们。”

“是穿鹿皮袄的吗？”

“是的，是的。这么说，你在昏迷的时候能认出他吗？你在一座楼房的楼梯口碰见过他，这我知道，他对我说过。他知道那就是你，就想和你说话，可是你那种神气简直把他吓坏了！他对你十分崇拜，你的诗他读过很多。这些东西都是他想尽办法弄来的。有大米，有葡萄干，有糖。现在他已经回家去了。他叫我们去呢。他挺奇怪，挺神秘。依我看，他和政府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他说，应当离开大城市，到什么地方去住上一两年，到乡下去住住。我和他商量到克柳格尔家那地方去。他非常赞成。到那儿去，可以自己种菜，烧柴也很方便。不能这样乖乖地等死。”

这一年的四月里，日瓦戈全家到了遥远的乌拉尔，来到尤梁津城附近原来的庄园瓦雷金诺。

(1) 亚历山大是大名，其小名是舒拉、萨沙、萨申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