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谋反与变乱

政治家必须要知道国家中风波的征兆，这些风波在诸事将达平衡的时候最为剧烈，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将近春分、秋分的时候最为剧烈一样。并且，有如在一场暴风雨之前，有中虚的大风和暗涨的海波一样，国家中也有这样的东西：“他（太阳）常给警告，预示暗潮将发，并预示叛逆与潜袭即将来临。”

毁谤与无视法律，背叛国家的言辞，还有那些与之类似的不利国家，广为传播而易为人所信的谣言，这些都是祸乱将来的预兆。委吉尔在叙述谣言之神的家世的时候说她是巨人们的姊妹之一：

“地母因恼怒众神遂生了她——

这巨人族最后的一名——

可亚斯和安塞拉都斯的妹妹。”

好像谣言是以往的叛谋之遗留似的，但是谣言也确实是将来之叛乱的前奏曲。然而委吉尔所看到的也是对的，就是叛乱的举动和叛乱的谣言之间的差异甚少，有如兄弟之于姊妹，阳性之于阴性一样，尤其是在国家最良好的举措，本是最值得称扬，应当得到最大多数的欢心的时候，竟被加以恶意的解释而受诽谤：因为这是表明很大的妒恨之心的，如同泰西塔斯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但是因为这些谣言是变乱的征兆，遂以为用过分严厉的手段压制这些谣言就是一种止乱的方法，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最好的制止他们的方法是无视这些谣言，到各处去设法禁止他们反而使群疑延长。还有泰西塔斯所说的那种服从是应当提防的。“他们虽是愿意服从的，但是乐于批评而不乐于服从长官的命令。”争论、自恕，对命令和指示加以吹求，是一种脱离羁绊的举动、一种叛逆的试验。尤其当在争论之中，主张服从者出言畏缩小心而反对服从者畅言无忌的时候是如此的。

马基亚维利的见解是对的，他说那应当为民之父母的人君若自成一党，偏向一方的话，那就有如一只因载重不平衡而倾覆的船一样。这在法兰西王亨利第三之世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他自己先加入同盟，要消灭新教徒，此后不久，这个同盟就转过来对付他本人了。因为人君的权威若被造成为仅仅是某一种目的的帮手，并且在君权的维系之上有束缚力更大的维系的时候，那就是做帝王者差不多要受驱逐的时候了。

再者，当冲突、互诟和党争，公开而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征兆，说明公众对政府的尊敬心已经消失了。因为一个政府里的大人物们的举动应当如老派天文学中所说的第九重天之下的诸行星的动作一样，就是，每个行星受一种更高的动律的支配，很迅速地转着，而在自己的私动中则是很柔和的。因此，当大人物们在私动中变得暴烈，并且有如泰西塔斯的名言，“其自由与臣道不符”的时候，这就足见天体是脱离了常轨了。因为“尊崇”是上帝用来维护人君的，而上帝警告他们的时候说要解除的也就是这个。“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就是指的这个。

因此，当政府的四大柱石（那就是宗教、法律、会议和财政）中的任何一个大受动摇或变为软弱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祈祷上天赐予平和的天气了。但是我们现在且离开这关于预兆的一部分而先说叛乱的材料，再说它们的动机，然后，再谈防止之道。

关于叛乱的根基。这是很值得考虑的，因为最妥的预防叛乱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取消叛乱的根基。因为要是有了预备好的柴薪，那就说不定那要使它们燃烧的火星子是要从哪一方面来了。叛乱的根基有二：多贫与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喜乱者，这是一定的。鲁侃对于罗马在内战前的情形说得很对，他说由于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所以战争对负债者来说，是一种解放，是于多人有利的。

这个“于多人有利的战争”就是一种确实无讹的征兆，它表明一个国家将有叛逆和变乱。并且假如这种上流阶级的贫乏与破产和普通人民的穷困连在一起的话，那么祸患是近而且大的。因为肚子的作乱是最厉害的作乱。至于怨愤，它们在政治团体之中就有如人的肉体中的体液一样，它们是会聚积一种异乎寻常的“火”而发炎的。为人君者切不可以这些怨愤之正当与否为衡量这种危险之大小的标准：因为那样就是把一般人想象得过于合理了，而他们其实是常常会拒绝那些于自己有益的事物的。也不可以这个为标准——就是怨愤所自生的痛苦在事实上是大是小：因为有几种怨愤中的畏惧之情远超痛苦之感，这种怨愤是最危险的。“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怖是无限制的。”再者，在严厉的压迫之中，那激刺人的耐性的事物同时也能制伏勇气；然而在恐怖之中则不然。任何君主或国家都不要因为怨愤常有或久有而认为其并无危险发生，因此对之不加提防。固然每一股水汽或雾气不一定就成为暴风雨，然而暴风雨，虽然往往搅扰一阵就过去了，可是终究要大下一场的，西班牙有句俗语说得好：“绳子终究要被最无力的拉扯弄断的。”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赋税、法律与风俗的变更、特权的废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擢升、异族的阑入、饥馑、散兵、趋于极端的党争，以及任何激怒人民并使之为一种公共的目的而团结起来的事物。

关于叛乱的救济，有些普通的预防之策我们再说一说，至于专门的治疗，必须合乎特殊的病症，所以这个不能由理论处理，而必须留给朝议。

第一种救治或治疗的方法就是尽其可能地把我们以上说过的叛乱之物质原因取消，这个物质原因就是国内的贫乏。要达到这种杜绝乱源的目的，就应当采取如下的方法：便利并均衡贸易；保护并鼓励工业；禁除游荡；以节俭令制止消耗与浪费；改良并垦殖土壤；调剂物价；减轻贡赋，以及类似的方法。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使国内的人口（尤其是没有受战争的斫伐的时候）过于饱和。人口也不可仅以数目来计算，因为一个较小而消耗过于生产的人口比一个较大而消费低、生产多的人口其破坏国家更为迅速。因此，贵族及其他官爵的人口增加如果超过了与平民的人口增加的正当比率，这个很快地就能把一个国家带到贫困的境地，僧侣过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不从事生产的。同样地，当受教育者如果多过了可以养他们的官职的时候，也是如此。

同样值得注意的，就是任何一国的财富之增加都必须靠在外国人方面取利（因为任何事物有得之者即必有失之者），那么只有三种东西是一国可以售与他国的，就是：天然的物产、人造的物品和运输。因此，若是这三个轮子轮转不息，则财富将如春水一样地流通了。再者，事情往往如此，就是“工作胜于物质”，即工作和运输比物质更为有价值，更能增加国家财富，如荷兰人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们是全世界享有最良好的地面上的矿产的国家。

最重要的要妥筹良策，使国内的珍宝钱财勿入于少数人之手，不然，一个国家即便有很多财富而仍不免遭受饥饿。金钱好似肥料，如不普及便无好处。要使它普及，主要就在禁止或严厉约束那些贪婪的生意，如高利贷、垄断、广大的牧场，以及类似的生意。

说到消除怨愤或至少消除怨愤的危险，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里都有两种臣民：贵族与平民。在二者之中只有一种是心怀怨愤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若没有上层阶级的挑拨，是动作迟缓的；而上层阶级，若群众不能或不准备自己有所举动的话，则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当上层阶级等待着下层民众起了骚动以便明示他们自己的态度的时候，那就是危险的时候。诗人们寓言说众神想把久辟特困缚起来，这种图谋被久辟特听见了，于是从帕拉斯之计召百臂的布瑞阿瑞欧斯来帮助他。这无疑是一种譬喻，是表明为人君者若能获得一般平民的保护则是平安的。

予人民以相当的自由使其痛苦与不平得以发泄（只要发泄的时候不要过于不逊或夸张）是一种安全的方法。因为那压抑体液及使伤口的血倒流入体内的人是将有恶疡及险疮的危险的。

在与怨愤有关的情形中，埃辟迈修斯的所为是很适于普罗米修斯的。因为再没有比他的所为更好地预防怨愤之法了。埃辟迈修斯在许多的痛苦与祸患飞到外面之后，终于盖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箱子里。得宜而巧妙的对于希望的培养及抱持，以及导引人们从这个希望到那个希望，这种办法真是治疗和救济怨愤之毒的最好的良药。而一个政府，当其不能以满足人民的欲望而得人心的时候，若能以使他们有希望而得之，并且当其能办事办得使任何祸患也不能显得全无救济之道，而总要使它显得有解决的希望的时候，那就确实可见其为一个贤明的政府当局了。后者较易做到，因为个人和党派双方都易于阿谀自己，或者至少也易于装出不相信某事是没有希望的样子的。

分裂那些可能不利于政府的乌合之众，使之陷入内部的纷争之中，这种先见和预防是一种虽为人所已知而仍然很优良的警戒之策。所谓适当的首领，就是有大度和大名的人，受心怀不平的党派的信任和尊仰的人，被认为他在自己的利益上也有所不满的人。这样的人应当把他收为己用，或者使他受同党中另一个人的争衡，使其名誉分削。一般地说来，分裂一切将不利于政府的党派集团，使之自相为仇，或者至少互不置信，不能算是一种最坏的治疗怨愤之方。因为假如赞成政府的措施的人们充满了不和或党争，而反对政府者乃是齐心一致的话，那情势就真是危险之至了。

常见有些从人君口中出来的机警锋利的言语曾燃起叛乱之火。恺撒曾以“苏拉不文，所以不会独裁”一语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句话使一般希望他早晚会放弃独裁的人完全失望了。加尔巴以“我不收买兵士而征募兵士”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都失去了获得赏赐的希望了。同样地，普罗巴斯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兵士了”一语自戕，因为这句话使兵士们大为失望，类似者甚多。无疑地，为人君者，在危险的事件上和不安的时代中，须要慎其所言，尤其是这些短短的言辞，它们飞行如箭，并且被人们认为是从君王的私心中无心泄露出来的。至于长篇大论，则是干燥无味的东西，不如这些话之受人注意。

最后，为人君者，为预防一切起见，当在身旁常有一位或数位有勇略的大将，为削除叛乱的萌芽之用。若没有这样的人，则变乱一起，朝廷中即惊惶失措。并且政府所冒的危险将如泰西塔斯所云：“虽然很少人敢做这样至丑极恶的叛国之举，但是却有多人愿意这种事实现，而一般人都是准备赞成这件事的——当时的人心如此。”但是这样的军人须要可靠而且有好声誉，不可喜党争而结欢于众，他还须与政府中其他的大人物相得，否则那治病的药就要比疾病本身更为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