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分之后

关于春分之后

我要向读者坦白，这部小说本该从去年八月就在报上连载的。然而当时有些好心人替我担心，他们说：“现在正是酷暑盛夏，你又大病初愈，连续工作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结果我就趁机又商量拖延了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十月份还没有动笔，而十一、十二两个月也终于在杳无交稿音讯中消磨掉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一项自己责无旁贷的工作竟漫无期限地拖了下来，从我本人的心情来讲，如此拖拖拉拉也决非一件快事。

当终于决定从除旧迎新的元旦开始动笔时，我高兴极了。不过，我首先感到的并不是长期被捆住的手脚得以伸展时的那种快乐，而是即将释去重负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然而，这项被长期搁置起来的任务，究竟怎样才能完成得比以往更出色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感到有一种新的压力。

我心里倒也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是尽量写得有趣一些，否则是不好交差的，因为搁笔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这里面也包含了如下两种心理，一是必须报答报社朋友们的友好情谊，这些朋友对我的健康问题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二是无论如何也要酬谢读者们的热情关怀，这些读者每天都像必修课似的阅读我的作品。为此，我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想方设法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可是写作的常规又告诉我们，仅凭愿望是根本无法决定作品质量的。尽管主观上想创作出上乘佳品，但究竟能否如愿以偿，是连作者本人也难以做出预言的事实。因此，我不敢公开声明这次是为了对长期休养做出的补偿。就是说，这里面潜含着某种苦衷。

在这部作品即将公诸于世的时候，我只想把以上情况告诉给读者。至于谈论作品的性质、自己对作品的见解或主张，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坦率地说，我既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也不是象征主义流派的作家。更不是近来时常耳闻的那种新浪漫派作家。我还无法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染上了某种固定的色彩，以至于这种色彩竟达到了高声标榜上述各类主义并引起了局外人注意的程度。而且我也根本不需要这种自信。我的信念只是：我就是我自己。在我看来，既然我就是我自己，什么自然主义流派呀，象征主义流派呀，以及冠以“新”字的浪漫派呀，是与不是全都没有关系。

我也不希图把自己的作品吹得新而又新。我老早就在心里掂量过，当今社会上一味寻求标新立异的，恐怕只有三越和服绸缎店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佬，以及文坛上的某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吧！

凡滥用于文坛上的空洞无物的时髦语言，我都不想用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商标。我只准备写具有自己风格的东西。唯恐由于本领不高而写出低能的东西，或者因一心想炫耀自己而硬是写出高于自身水平的作品，由此带来有愧于读者的后果。

从东京和大阪两个城市的统计结果知道，购买我们《朝日新闻》的读者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的庞大数字。虽然无从查考其中有多少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但这部分读者中的大多数恐怕对文坛的幕前和幕后状况均一无所知。我以为，他们大约只是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老老实实地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在四平八稳地度着时光。我相信，能把自己的作品公诸在这些既有教养又平平常常的人士面前，就是自己的莫大荣幸了。题名为“春分之后”，其实并无具体所指，只不过因为预计要从元旦写到春分之后而已。许久以来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倘若把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放到一起，把这些自成章节的作品综合起来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作为在报纸上连载的新闻小说来说，也许会收到意外有趣的阅读效果的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还始终没有得到过尝试的机会。所以这次我在考虑，如果自己水平能够达到的话，就按自己的夙愿来写完这部《春分之后》。不过，文学作品的小说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不同，纵使写得再差也必须包含发展和变化。因此，情形往往是，尽管由自己执笔，也难以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这就如同在正常的社会里，我们的某项计划常常因受到意外的阻碍而不能如期实现一个样。由此看来，我的这个想法也许还是一个纯属未来的问题，倘不一直写下去是不会得到答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进展并不顺利，也还是能够不间断地写出不良不莠的短篇的。我想，这也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本序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即作品发表于《朝日新闻》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