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之保护者须知国内风云变幻之迹象，而这种变幻通常在各种力量形成均势时最为急剧。一如自然界之风暴在春分前后最猛烈，又如暴风雨之前谷间有阵风海里有潜潮，国家的风云气候亦有种种征兆：太阳时时告诫我们有秘密暴动的威胁，阴谋叛逆和隐藏的战争正在酝酿。[1]对政府的恶意中伤、对内阁的肆意诽谤，以及与之类似的不利于国家的谣言传闻，全都属于动乱的前兆，尤其在诽谤中伤频繁并公开之际，当谣言传闻不胫而走并被广为相信之时。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的家世时说她是提坦众巨神的妹妹：大地之母在对诸神的愤怒中将她生下，她是科俄斯和恩刻拉多斯最小的妹妹。[2]
如此说来，谣言似乎是从前神祇叛乱的遗物，然而它的的确确又是未来叛乱之前奏。但不管怎么说，维吉尔正确地指出了一点，即举行叛乱和以谣言煽动叛乱的差别不过就像兄妹之间或男女之间的差别。尤其当谣言导致严重后果时，这种差别更加细微，如当政府最值得称道并最该赢得民心之最佳举措因谣言而被曲解被诽谤之时；因为它引导了极大的怨愤，而正如塔西佗所说：当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弥散时，政府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激怒民众。但别以为既然谣言是动乱的征兆，那对其严加查禁便可防止动乱；其实到处去辟谣只会引起公众久久不消的疑惑，而对其置之不理往往是制止谣言的最佳手段。除此之外，对塔西佗曾言及的那种“忠顺”也须有所察觉，他说：“某些人食国家俸禄，但对上司的命令却乐于非议而不乐于执行。”可对于命令和指示，无论是争长论短、吹毛求疵还是借故推诿，都是一种不服管辖和违令抗命的尝试，若遇下述情况则更是如此，即在此类争论中，赞成服从者说话战战兢兢，反对服从者说话则肆无忌惮。
另外，正如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样，本应为万民之父母的君主自成一党或偏向一方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将像载重不平衡的船舶倾覆之时。此例最早见于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时代，起初国王为根除新教而偏向天主教同盟，但不久之后该同盟就反过来要根除国王本人；因君王的权威若是仅仅被作为某个事业起装饰作用的纽带，那当有比君权更结实的纽带出现时，君王差不多就该被逐出该事业了。
再者，明目张胆的党同伐异和勾心头角亦是政府失去威望的信号，因若用古典天文学理论[3]来作比喻，政府要员的行为就该像第十重天下天体之运动，即每一天体受第一运动支配的公转应迅疾，而本身的自转则应和缓；故若是大臣要员们自行其是时行动迅疾，或像塔西佗所言“其行动之自由与尊君之道不符”，那就说明这些“天体”已偏离常轨。君王的尊严乃上帝赋予，因此只有上帝可威胁要取消这种尊严，比如说“我要解开列王的腰带”[4]。
如上所言，当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中之任何一柱遭猛烈动摇或严重削弱之时，人们亦需祈祷风平浪静。关于动乱之先兆就暂谈于此（不过读者从后文中还可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现在且让笔者依序来谈谈叛乱之要素、叛乱之动机，以及防止叛乱的方法。
叛乱之要素值得认真注意，因为（要是时间允许的话），防止叛乱的最稳妥措施就是消除这种要素。须知只要有备好的柴薪，就很难预测何时有火星会将其引燃。叛乱的要素有二：一是贫者甚众，一是不满甚广。毋庸置疑，破产的业主越多，赞成叛乱的人也越多。卢坎对罗马内战前的状况描写得恰如其分：“于是有了吃人的高利贷和贪婪的重利，于是将有信誉危机和对众人有利的战争。”[5]这种“对众人有利的战争”便是国家将有叛乱和暴动的明确无误的征兆；而若是有产可破者之贫困与贱民的缺衣少食连在一起，那么危险就已迫在眉睫并将致命，因为为填饱肚子而举行的叛乱最难戡平。至于不满，政府内部的不满情绪和人心中的抑郁不平一样，都容易积成一种异常的愤怒喷发而出。为人君者不可凭民怨是否合理来衡量其危险，因那样就把民众想得太理智了，其实他们连自己的好东西也经常摒弃。君王亦不可凭产生不满的痛苦大小来估量危险，因为在最危险的不满情绪中恐惧的成分往往大于痛苦，而“痛苦是有限的，但恐惧无限”[6]。再说迫于高压，使人产生忍耐力的痛苦也会使人丧失勇气，但对恐惧来说则不然。作为君王或政府，切不可因为屡见不鲜或由来已久的不满并未导致险情而对其掉以轻心，因为虽说并非每一团乌云都会化为暴雨，而且乌云有时候也会被风吹散，但暴雨始终有降下的可能。有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绳子终久会被轻轻的一拉扯断。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通常有：宗教之改革、赋税之增减、法律之更新、惯例之变易、特权之废除、压迫之普遍、小人之重用、异族之入侵、供应之不足、兵士之遣散、内讧之激化，以及任何会激怒国民并使其为一共同目标而抱成团的事件。
说到防止叛乱的方法，笔者将讨论一些常规对策；至于具体措施，那得视具体事态对症下药，故应留待临时定夺而不作为通例。
第一种方法，或曰预防措施，就是尽可能消除上文谈及的第一个致乱要素，即消除国内的贫困。欲达此目的可采取以下步骤：开放并平衡贸易，保护合法厂商，消除游手好闲，禁止铺张浪费，改良并耕耘土地，控制市场物价，以及减轻捐税贡赋等等。一般说来，须注意别让一国之人口超过该国可供养他们的财富（在该国人口未因战争锐减时尤须注意）。考虑人口不可仅凭数量，因为少数消费大于其积累者比多数积累大于其消费者能更快地使国家财富消耗殆尽。由此可见，若贵族和官吏的增长超过了与平民人口的合理比例，那国家很快就会陷入贫困。神职人员的过度增长也有害无益，因为他们并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培养的学者人数超过任用他们的职位亦属此类情况。
同时也须牢记，鉴于任何国家的财富增长均须依赖别国（因本国的财富总是此得彼失），又鉴于一国可向外输出的东西只有三种，即天然物产、工业产品和商务运输，所以只有这三个轮子正常运转，财富方会像春潮般滚滚而来。[7]而且往往会出现“劳作胜于物产”[8]的情况，即劳作和运输比物产更值钱，更能为国家增加财富，如荷兰人就是明显的例证，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地上矿藏。[9]
最重要之步骤是采用良策以保证国家的财富不致被聚敛到少数人手中，不然就会出现国富民穷的局面。财富犹如肥料，不广施于田就毫无效益。要使财富合理分配，就须严令禁止或至少着手整治高利盘剥、垄断商品和毁田畜牧[10]等惟利是图的交易。
至于如何消除不满情绪，或至少消除不满情绪中之危险成分，我们知道，各国都有两类臣民，即贵族和平民；当这二者之一心怀不满时其危险并不可怕，因为平民若无贵族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他们自己的不满。诗人们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说有一次众神想缚住主神朱庇特，这一密谋被朱庇特闻知，于是他听从帕拉斯的建议，召来百臂巨人布里阿柔斯相助。这段故事无疑可作为一则寓言，说明为君王者若能确得民心是何等安然无虞。
适当给予民众发泄其悲愤不满的自由，这也不失为一种防乱措施（只要这种发泄别过于肆无忌惮）；因为若让人把怨气往肚里吞，或是把脓血捂起来，那就会有积郁成疾或恶性脓肿的危险。
在消除不满的事例中，埃庇米修斯之所为很可能适合于普罗米修斯，因为再没有比那更好的方法可消除不满。当各种痛苦和邪恶飞出箱子之时，埃庇米修斯终于盖上了箱盖，从而把“希望”留在了箱底。[11]毫无疑问，能巧妙地孕育并怀有希望，且能引导民众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此乃治疗不满这种流毒的最佳良药。一个明智政府的明智之举无疑该是：当其没法用令人满意的手段赢得民心时，仍能凭各种希望使民心所向；当某种天灾人祸出现时，仍能泰然处之，仿佛灾祸并非不可避免，而是还有某种避免的希望；这后一点做起来不太难，因为不管是个人或党派都容易为还有希望而暗自庆幸，或至少容易装出不相信大祸临头的样子。
此外还有一种虽众所周知但仍不失为上策的预防措施，即预见并提防某些适合心怀不满者向其求助并在其麾下麇聚的领头人物。余以为能充当这种为首者的人大凡都拥有伟绩和声望，深受不满现政的党派之信任和尊崇，同时他们自己也被认为对现政心怀不满。对这种领头人物，政府要么用切实可行的方法对其加以争取并使之归顺，要么就使其同党中有另一领头人物与之对立以分割其声望。概而言之，对各类反政府的党派集团实行分化瓦解，调弄离间，或至少使其内部互相猜疑，这并非一种最糟的手段，因若是拥护政府者内部四分五裂，而反对政府者内部却万众一心，那将是极危险的情况。
笔者注意到有些出自帝王之口的趣言妙语曾引起叛乱。恺撒曾戏言：“苏拉非才子，故不会独裁。”[12]结果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因为此言使那些以为他迟早会放弃独裁的贵族元老们彻底失望。伽尔巴则因其口头禅“只征募士兵但不收买士兵”而毁了自己，因为他的话使想得到赏赐的士兵们失去了希望。[13]普罗巴斯也同样因言罹祸，他说“只要我在世，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这话令他的士兵们感到绝望。[14]此类祸从口出之例，不胜枚举。因此在事态微妙或时势不稳之际，为君者务必出言谨慎，说只言片语时尤须当心，因这类短句会像箭矢一般不胫而走，且往往被视为君王吐露的心声；反之长篇大论倒会因其单调而不甚受人注意。
最后一点，为了防止不测，君王身边应有一名或若干名骁勇大将，以备把叛乱镇压于起事之初；否则骚乱一起朝中便更会惊慌失措，政府便会面临塔西佗曾说过的那种危险，即叛乱之初人们的心态是：“真敢为祸首者寡，但乐意参加者众，而所有人对叛乱都会默认。”[15]但这种猛将须是忠实可靠且名声良好之辈，而非好拉帮结派并哗众取宠之流；他们还须和政府中其他要员保持一致，不然这种治病良药将会比疾病本身更要命。
[1] 引自维吉尔《农事诗》第1卷464行—465行。
[2] 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4卷178行—180行。培根引此诗似乎是以“大地之母”喻民众，以奥林匹斯山“诸神”喻统治者，以“提坦（又译泰坦）神”喻叛乱者。
[3] 指“地球中心说”，据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Almagest）所述，静止不动的地球乃宇宙之中心，中心外有十重天，每重天下有若干天体围绕地球旋转，其动力来自被称为第十重天的第一运动（Primum Mobile）。
[4] 参见《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1节。
[5] 引自古罗马诗人卢坎（Lucan，39—65）所著史诗《内战记》第1卷181行—182行。
[6] 语出小普林尼《书信集》第8卷。
[7] 此段论述之根据乃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商主义（或曰重金主义），这种学说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才是一国之真正财富，而只有外贸出超和顺差方可使金银流入本国。
[8] 语出奥维德《变形记》第2章5节。
[9] 英国学者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的解析》（1837年）一书中曾借用这个比喻来谈荷兰的工业。自然资源有限的荷兰在16世纪末尼德兰革命后一跃而成为头等贸易殖民强国，17世纪初期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贸易。
[10] 指英国始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当时羊毛价格上涨，养羊有利可图，于是贵族大规模强占公地和农民的耕地以建牧场。
[11] 这是希腊神话对这段故事的又一种讲述，与读者熟悉的潘多拉开箱之说略有不同。
[12] 罗马独裁者苏拉自行隐退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说认为那是他利用独裁手段恢复贵族共和制后还政于民的义举，故恺撒时代的共和派贵族元老也曾抱有恺撒将放弃独裁的希望。另恺撒这句戏言之妙处在于拉丁文dictare兼有“口授文章”和“独裁”二义，并非真说苏拉无才。
[13] 参见张竹明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7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4] 普罗巴斯（Probus），古罗马皇帝（在位期276—282），为叛军所杀。
[15] 此言描述的是奥托宣布要推翻伽尔巴时士兵们的心态（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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