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姆生及其作品

1890年,当克努特·汉姆生凭借着他那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饥饿》在文学上开创出一番天地时,他也开创了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新时代。一种全新的文学主角进入了文学舞台——在19世纪工业和科学扩张式发展的背景下产生出的内心敏感的知识分子。汉姆生笔下创作的英雄,即诗人,一个人落寞地行走在奥斯陆的街道上,饥饿得快要死去了,他代表着心理文学上一种新的关怀对象。在他的身上,潜意识,模糊的、感性的情感和内心种种奇怪的幻想和欲望都表达了出来,意识和潜意识的分水岭因为身体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而消失了。整个过程是非常富有讽刺性意味的,那个在精神和道德上产生的“我”非常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与它相隔阂又低等的“我”的一举一动。这个诗人看着自己的本能意识,一会儿被它所说服,一会儿又觉得它很有意思,但又不能按照它的意愿来行事,因为这个低等的自我总是会不断告诉他为了生存而妥协。在生存的挣扎过程中,诗人为了坚持自我,保持和自己内在道德上的一致性,坚决没有向那个低等的自我投降,即使是拿朋友的毯子去变卖这种“小事”

他也不肯做。

这部作品并没有批判社会,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绘。作品中的主角一直和宇宙中一股巨大的力量搏斗,这股力量,后来汉姆生借《生命的神》来形容。诗人背叛着耶和华。在犹太教里面,耶和华是神,而巴勒则是与之相对立的异教神,即邪恶的神,被斥为不可见的生活与存在神。诗人紧握着双手,决定即使接下来面临再极端的考验也决不低头。在汉姆生的眼中,他笔下的主角——诗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内心不断的活动其实就是对这份挑战的答案。他借助想象力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比以往的要更美好,但更为奇特。在他灵感不断涌现的时候,他经历了由神秘到狂喜的体验,把自己幻想为一个居住在简陋房屋里的生性多疑的警察,被置于一个生活非常窘迫的真实世界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被外在的世界完全孤立了,并深深地感到“忧惧”。他深刻地察觉到自己的下意识要把自己战胜了,逼迫他跳进港湾,这种感觉让他难以接受并深感恐惧。他真的打算跳下去,以便承认自己的失败,摆脱现在的困境吗?

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逃到了一艘国外的轮船上,并随着船到了国外。想要钳制他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的内心有着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对生的强烈渴望和对死亡的巨大恐惧相互支持着,这也是他从狂喜的巅峰跌入绝望的深渊后支撑他灵魂的巨大动力。

之前,挪威文学一直侧重于探讨社会性问题,但让它实现了重大突破的正是克努特·彼得森。彼得森在成年后才用了这个笔名——汉姆生,它与他的故乡汉姆生德的名字有点儿类似。汉姆生德是一个远离挪威文化中心的小村落。汉姆生的父亲是一个农夫,还是个裁缝,一直居住在挪威中部古德布兰斯达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庄以熟练的乡村艺术和手工业而闻名。在汉姆生三岁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搬到了位于挪威北部波杜和纳维克之间的汉马洛岛上。

挪威北部的自然风光十分迷人,冬季漫长的黑夜和夏季永恒的白天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夏季午夜永恒的太阳,非常耀眼。这种鲜明的季节反差,给汉姆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那儿,就连土地都显得非常梦幻,生活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那里渔产丰富,每逢市集,便热闹非凡,还有许多迷信的东西、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仍在那里流传着。萨米人非常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奇特的穿着也大大满足了汉姆生的想象力。当时,现代科技文明还没有传播到那里,封建思想仍旧存在着,还有许多财大气粗的地主和商人。他们不受任何拘束,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拥有渊博的学识,这些让汉姆生非常崇拜。即使在他后来社会倾向明显的作品当中,还是经常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父权社会的浪漫回忆,并经过理想化的加工来反对现代科技文明。但是,最让他的童年富有诗意的还是那里的大自然和动物。他创作出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一篇感人的悼念小鹿的诔文。

9岁的汉姆生被迫离开那种田园生活,被送到一个大龄未婚的叔父那里,帮忙打理邮政代办所和农田的事务。他的叔父是一个非常严肃刻板的人,对小孩子一点儿也不了解,所以,汉姆生在那里不仅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还经常遭受到粗暴的惩罚。汉姆生是如此敏感的一个小孩子,这几年的经历无疑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并让他将叔父视为邪恶的化身。繁重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和其他的小孩子接触,就像《饥饿》中的主人公一般,一直被迫独自一人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这种经历让他感到非常孤单又缺乏安全感。同时,这几年的生活也让他成为家庭的“局外人”,和自己的父母与兄弟姐妹们都没有亲密的接触。但这种孤寂也让他有所收获:当他惬意地躺在草坪上,用大拇指在空中“写字”的时候,他感到由衷的快乐。而当他躲在山洞里,听着夏季雨点的嘀嗒声时,他同样能感到快乐。在他后来创作的作品中,独自一人处于大自然中成为主要的创作主题,而恰好是孤寂帮助他对大自然中生命的细微变化都能有所观察。

为了尽早地打破这种孤立的状态,他离开了叔父,到各地去从事过很多工作。他在北方漂泊过,从事过商贩、流动工人,还在乡村的小店铺中站过柜台,并做过鞋匠和木匠学徒,担任过副行政官,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虽然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但他在日常生活中一逮到书就看。他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是《圣经》、一本诗歌集和那个时候报纸上连载的低俗爱情小说。他四处流浪的生活经历给他50年后出版的“流浪三部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

1877年,18岁的他就出版了第一本书——《神秘的人》,虽然这本书在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显示出了他日后写作的方向。这部作品的措辞和风格都非常幼稚甚至稍显笨拙,对人物心理的捕捉和描述也很天真,作品的内容不过是一个大孩子一厢情愿地幻想着获得社会的认可和爱情。1888年开始创作的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饥饿》,作品中的主角生活经历非常艰辛,但尽管如此,作品的主题仍是诗人梦寐以求的荣誉的实现。

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挪威北部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出版的,且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尽管汉姆生对自己的文学天赋非常自信,但这些天赋要开花结果却要等很多年。生存的奋斗是非常艰辛的,在奥斯陆度过的两个冬天里,他都差点儿饿死,后来的《饥饿》就是以这段经历为背景而写的。之后,他辗转到达挪威南部,并在那里当过农场工和路工。他还尝试进入演讲与文学行业,但都没有成功。

他还曾经在美国待过两次,一次是1882-1884年,另一次是1886-1888年,这两段时间都是海外移民涌入美国的高峰期。在美国,他一直无依无靠地漂泊着,在大草原上做过流动帮工,在店铺当过助理,还为唯一一位来自挪威的美国神教牧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据传,他还在芝加哥做过有轨电车的售票员,不过,对于他这一段经历,我们知之不多。在美国,他还积极向移民办负责的杂志投一些比较有争论性的文章,想借此在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中树立起作家的声誉。在那两段时间里,他最开心的事情便是在当地的俱乐部中滔滔不绝地演讲。每逢市集和节假日,他总会在一个地方幽默地进行演讲。

1888年,他从美国返回了斯堪的纳维亚,并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杂志上连载了《饥饿》的前几章。这样,他获得了丰厚的报酬,经济上也极为宽松。初次尝到甜头的他,立刻于1889年发表了《现代美国的精神生活》,这本书尽管机智灵活,将他的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展现无遗,但显得非常无礼。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回避一切客观性,而仅仅采取主观化的观点,虽然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偏见。这本书与其说是在描绘美国年轻的民主人士,不如说是对他自身心理状态和观点的描绘。他显得既肤浅又傲慢,还自诩为“欧洲的知识贵族”,有权随意批评那些没有历史沉淀的新兴国家。在这部作品中,他的反民主倾向暴露了出来。之后,汉姆生对这一部作品非常懊恼,并声称这不过是一部小孩子闹剧式的作品。

在初次取得了成功之后,汉姆生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从1891年开始,沿着挪威海岸到各地去作旅行演讲。他这一时期的演讲稿和笔记直到近期才被人们发现,这些材料主要是探讨和批判前一代的挪威作家。在其中,汉姆生对那些探讨社会和伦理问题的写实主义作家进行了尖锐而客观的批评。在他看来,那一代的先驱们,包括亨利克·易卜生在内,都只是对广泛的、单纯的人类整体进行了描述,而没有对个人进行研究。汉姆生力求艺术的“贵族化”,专注于个人的心理案例和现时代在个体身上造成的复杂后果。与汉姆生同时期的还有弗洛伊德,尽管这个时候的弗洛伊德还不太著名,但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的影响却很大。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各种观点交织在一起,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家哈特曼坚持的价值学说,痛恨女人的叔本华所持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说等。而汉姆生所追求的是向人们推崇想象、梦想和美。

当汉姆生来到首都奥斯陆进行演讲的时候,引起了当地的轰动。就连易卜生都坐在了观众席的第一排,而他恰好又是汉姆生批判的主要对象。不过,汉姆生的演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人们一致认为他不过是自吹自擂。于是,他决定为自己辩护一番,就这样,1892年小说《神秘》被创作出来。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是为人所诟病的类似于汉姆生那样的人:他也是个有欲望的人,非常喜欢嘲讽中产阶级,试图把他们的教条揭露出来。不过,在这部小说中,汉姆生也试图把这个主角的真正价值交代清楚:他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能够领会大自然和人类的某种关联。在小说中,汉姆生也对自己和自己的潜能交代了一番。在最后,主人公由于他那复杂的人格特征而自杀身亡。《神秘》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模糊不清,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汉姆生本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生观。在这之后的几部小说都不那么重要,主要是抨击艺术家和政治家们,是被汉姆生后来称之为“握紧拳头的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土地》,因为它旨在抨击知识分子而捍卫商人。

继这些作品后,比较出名的作品是于1894年出版的小说《牧羊神》。这部作品使俄罗斯和德国的不少读者都认识了他。故事发生在挪威北部,时间是太阳仍旧当空照的短暂而又热闹的夏季午夜。在这本小说中,汉姆生创作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最美丽的对大自然的抒情性描述,也使得他的文体炉火纯青。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悲剧爱情故事,有点儿类似于现代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情悲剧。

汉姆生还创作出了另外一个爱情故事,那就是于1898年发表的《维多利亚》。在这部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抒情性的、非社会性的理想主义者。主人公是一个大地主家里的磨坊工人的儿子。当他倾心于地主的女儿维多利亚时,他不得不顾忌社会的看法。虽然中产阶级的婚姻让他并不十分满意,但他浓郁的热情足以使他创作出很多优美的诗歌,我们也从中遗憾地发现,他需要维多利亚只不过是为了寻求创作的灵感而已。

从汉姆生作品塑造的人物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由同一个典型改造而得来的,尽管如此,每一个主人公都非常的鲜明和生动活泼。他们无一例外地热爱着由身体和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而且认为只有生活在狂喜的状态中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奉行唯美主义,因持有东方式的消极观点而对社会不感任何兴趣。其实,他们的这一特点是和汉姆生本人密切相关的,他本人比较向往遥远东方的生活方式和宿命论,并觉得它们和西方这种不安的生活态度完全不同。在20世纪初,汉姆生决定前往向往已久的东方,他来到了俄罗斯、高加索和土耳其,并把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写在了1903年出版的《童话之国》中。他还根据在格鲁吉亚的见闻创作出了一部历史戏剧,即《塔玛拉皇后》,也于1903年出版。虽然戏剧并不是汉姆生所认为的艺术,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戏剧家的道路上进行探索了。

他创作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1895年的《国门》,第二部是1896年的《人生之剧》,第三部是1898年的《黄昏》,三部作品的水平有高有低。其中《人生之剧》讲述的是发生在挪威北部的故事,具有十足的诗意,并在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协助下,搬上了莫斯科艺术剧场的舞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戏剧的节奏堪比契诃夫的作品。三部曲的主角都是一个前途远大的科学家,为人果敢激进。但在最后,这个主角却变成了一个非常保守且无所作为的人,时光把他的棱角都磨平了。汉姆生还在《人生之剧》中表达了他对女人的看法,他认为女人是如此难以理解却又非常任性的一种动物,他把那非常神秘的德蕾丝塔写成是盲目的、热烈的爱欲的代表。在他最后的一部戏剧——1910年的《在生命的掌握中》里面,他着重刻画了一个年老退休的女演员想尽一切办法来抓住青春的尾巴,这一点和汉姆生本人是非常相似的,他本人也是个不服老的人。

汉姆生1904年的大诗剧《和尚维丹特》以渴望叛逆为主题,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受惠于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在戏剧《攥紧的拳头》出版时,他还发表了唯一的一部诗集——《荒地的合唱》。在这部诗集中,汉姆生用充满着音乐旋律的诗句给挪威抒情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影响着日后许许多多的诗人。这部诗集里有很多赞赏与崇拜女性骑士的情诗,有些充满着异国情调,有些则有点儿像古老的民歌。每一首诗歌中都有着一个情绪善变而又沉醉于大自然和爱情中的流浪者,而这就是汉姆生作品中主人公的典型。诗集中还有一组采用表现主义的诗歌——《发烧的诗》,它是汉姆生在自己发烧的时候创作的,描绘的是在《灵魂的边疆》中看到的幻象。这一组诗歌中有很多激烈的辩论,但最突出的还是一首颂扬民族领袖比朱斯坦·比朱逊的诗歌,它堪称是斯堪的纳维亚艺术中最完美的抒情画像之一。不过,小诗《礁中岛》则以涅槃之梦为结局。

“在紫丁香遍布的森林里,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因为认识一个人而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喜悦。我之所以这样,并非是因为这里的阵阵清香,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闪着灯光的明窗、回忆和整个生命。不过,一旦他被召唤离开这里,他所有的懊恼都得到了应有的补偿:接纳生命,这已经完全能够补偿因为生命所带来的一切懊恼。”这段话是汉姆生塑造的流浪人的总结话语,也是他最后道出的真理。这段话还在他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书名出版的第二卷三部曲中出现过。

第二卷三部曲主要有1907年的《秋天的星空下》、1909年的《奏哑弦的流浪者》和1912年的《最后的喜悦》。这三部书的书名都已经揭示了作品所要讲述的内容,即崇拜生命的年老者站在老年和死亡面前追忆青春的悲愁。这三篇小说都是在一种难以割舍的心情下创作的,充满着得之不易的从容淡定感。主人公再一次离开了城市,迈上了没有阻拦的路途,他隐姓埋名,四处工作,让自己沉湎于大自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无暇顾及自己已经苍老的生命和日渐暴躁的脾气。同时,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追忆自己的童年,以期获得新生的力量:童年的他是如此的快乐,能够直接依靠感官觉察一切。他回想着儿时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每当看到野天鹅展翅飞翔的时候,他总是按照老人的教导,虔诚地低下头去,并双手合十。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虔诚已不见了,当他想要找回这种最初的对生命的虔诚时,却发现这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这一卷的三部曲以对生命的感恩和悲伤结束。

这个流浪者俨然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喜悦》中,作者对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带有抒情性的流浪者失去了兴趣。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另外一个自我开始讥讽起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汉姆生准备放下笔不写了,因为他开始变得外向活泼了。我们可以从他之后的作品中看出,他成了一个社会百态的描述者和批评家。他刻画出了人生百态,观察细致入微,又带有风趣的讽刺。丹麦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瑞克·彭托皮丹曾经对汉姆生的《跳蚤马戏团》表示讽刺,但在讽刺的背后却有着一丝暖意和仁慈。汉姆生有着一双巧匠的手,他后期的作品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这些作品中刻画的人物背景都有着挪威北部的痕迹,讲着一口北挪威方言,但社会背景则是他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的父权社会。

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还经常出现在公共辩论的场合上,主要抨击盎格鲁—撒克逊人奉行的唯物论和观光交通业,就连他认为的由于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格平等也在攻击范围之内。在这些辩论中,他全力支持旧地主,推崇含有责任和信赖的父权社会,并认为节约、勤劳和农业是治疗现代文明空虚的药方。汉姆生彻底成了道德传播者。

他的这种新立场和他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1890年,他结了婚,但不久后就离婚了。1909年,他和年轻的女演员——玛丽·安德森再一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在婚后养育了四个孩子。他年轻的妻子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家,并在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家庭生活进行了有趣的描述。婚后,汉姆生也结束了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忠实的丈夫和和蔼的父亲,并在他度过童年的地方打理庄园。后来,他还携全家来到了挪威南部司考海木的一座庄园里。在他的努力下,这座庄园变成了模范农场。

从1904年的《梦想家》开始,汉姆生开始了一种新的小说创作形式,这种创作形式直到1908年的《罗莎》和《本诺尼》才真正成熟起来。在《本诺尼》中,主人公已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而是一个精力充沛、攻击性很强的人,他凭借着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狡诈,让自己名利双收,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梦想。

1913年出版的《时代的孩子》和1915年的《塞吉弗斯镇》都是以贵族社会的没落和新社会的产生为主题的。在这些作品中,塞吉弗斯原本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村庄,但由于一个挪威裔美国人的归来,这里建立了大量的工厂,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紧接着,罢工、不安以及传统手艺的被遗忘接踵而来,新工作导致人们惬意的生活也消失了。那里的人们纷纷把土地甩卖,再也不愿从事农活儿,宁愿躲到柜台后面去工作。律师、罐头食品和进口的衣料把人们的朴素和鉴别能力都摧毁了。但是,汉姆生笔下由于旧事物的没落而产生的悲伤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很难让人们摒弃罐头食品,因为他在那里采用的夸张描述引发的笑容比泪水多。

汉姆生最出名的小说要属1917年出版的《大地的成长》,他凭借这部作品而摘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这部小说持有的观点和思想,揭露出汉姆生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反应。这部小说还尖锐地反对赞成堕胎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践踏生命的基础上。这部小说观点清晰明确,所建立的哲学基础和18世纪那个启蒙时代的作品有关。它还是一首由巨大的热情创作出来的田园诗。不过,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把田园描述得过于理想化了,还有人则认为那个拓荒者——艾萨克对塞兰拉开垦的过程太容易了,也太快了。不过,汉姆生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就是对拓荒者的理想化描述。

在《大地的成长》中,主人公艾萨克是一个孤独的、个子高高的拓荒者,他独自一人在荒山野岭中居住了下来,并依靠自己的劳动把农庄建立起来。艾萨克其实是汉姆生以往所期望成为的人,一个人生和谐的人。这部小说是作者本人的一个梦想,也正因为如此而与其他的作品不同,小说的主人公也与汉姆生塑造的典型人物不同。艾萨克不再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人,而只是一个身体壮实、性格平和质朴、扎根土地的人。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人身上有着汉姆生早期塑造的人物的影子,那个人就是地方行政长官盖斯乐先生,他是一个富于冒险的流浪者。汉姆生通过这个人物来表达对农业寄予的祝福,并告诫农民艾萨克不要妄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赚取收入。在小说中,当艾萨克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铜矿的时候,盖斯乐立刻严肃地劝告他不能因此而从事采矿工作,艾萨克也听从了他的意见。盖斯乐还认真劝告人们不要抱有投机的想法,不要赌博。其实他苦口婆心的劝导,就是汉姆生本人在劝说《饥饿》中的那个自己。

在这部小说中,汉姆生还对自己年轻时候信奉的哲学和人生观进行了质疑。俨然已经是模范农夫的汉姆生一心和自己希望浪漫漂泊的倾向做斗争,希望可以像艾萨克那样,在自己的农场上怡然自得地过着平静的日子。

《大地的成长》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都乐于接受一本与战争和毁灭无关的书籍。

继《大地的成长》之后,汉姆生又创作出几部作品,分别是1920年的《抽水机旁的女人》和1923年的《最后一章》,这两部作品揭露出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荒芜,运用的嘲讽与乔纳丹·斯威夫特的作品有点儿类似。但这两部作品的质量和《大地的成长》相差太大,使读者们失望了。不过,在他的八月三部曲推出时,他的创作水平又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三部曲是以他自己于1880年左右在北挪威的经历而创作的,分别是1927年的《流浪者》、1930年的《奥古斯特》和1933年的《人生永存》。这三部曲中塑造的主人公奥古斯特可以说是汉姆生对自己最好的画像之一。奥古斯特和艾萨克完全不同,他是一个不安定、不靠谱的家伙,要他在一个地方逗留很长时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头脑中充满着种种想法,什么都会却没有什么专长,所以既不能赚钱,又不能出名。不过,虽是如此,汉姆生却依然非常喜欢他,这充分显示了汉姆生本人内在心灵的冲突。这也是一部关注现代人心理健康和快乐的作品。

汉姆生于1936年发表了最后一部小说——《圈已合起》,讲述了一个已经退出社会的人对现代社会繁忙、激烈的竞争生活的抗议。

1940年4月,纳粹分子侵略至挪威,汉姆生加入了侵略军的同盟。他的这一做法让欣赏他的人大失所望,甚至很多年后,他都还被挪威人视为叛徒,他的艺术也因此被人们忽视。直到1950年年末,他的作品《牧羊神》和《饥饿》被拍成电影时,人们才重新对他的艺术感兴趣。不过,依然有很多人在疑虑:为什么汉姆生会落得如此境地?他如此崇拜和敬畏生命,难道真的会沦为纳粹分子吗?显然不是的,汉姆生非常推崇父权社会,对慷慨大方又有势力、一言一行类似父亲的强者非常信任。加之他不过是一个反社会、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一窍不通,他这样做不过是误以为希特勒是他理想中的父亲。

汉姆生的作品在德国有很大的市场,受到了德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他们的大力赞赏。其实,汉姆生从来没有相信过暴力的力量,也没有一丝反犹倾向。不过,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依旧发现,尽管他尊重个人,却没有融入大众的意愿。所以,当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德国的勾结者维德肯·奎斯林时,引起了挪威人民的极大愤慨。

为了进一步替他辩护,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侵略挪威的时候,汉姆生已经80多岁了,脑溢血加上日趋严重的耳聋很有可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也曾经做过几件可以为他的政治形象增色的事情,那就是他偷偷地为一个因为抗德而被判死刑的青年谋取释放的机会。而且,在1943年,他被别人怂恿去柏林面见希特勒,但他当面大声指责希特勒所犯下的错误。这不仅让希特勒非常生气,也让旁人大吃一惊,为他捏了一把汗。由此可见,汉姆生其实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当挪威解放后,已经86岁的汉姆生被捕了,并被囚禁在老人院中,他所有的家产也都被没收了。他在老人院里谦卑地生活着,并写下了最后一部作品——《在蔓草丛生的小径上》,于1949年出版。当《在蔓草丛生的小径上》出版时,距离他第一部作品《神秘的人》出版已经有72年了,由此可见,汉姆生的生命力是非常之强的。《圈已合起》中,在最后,汉姆生又成为一个贫穷的波西米亚人,而且对生命依旧怀有崇敬之情。1952年,93岁的他在司考海木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