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宿营地

第六章　莫斯科宿营地

1

一直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单间里，感觉时间仿佛已停滞，只有火车在呼啸前行。

黄昏将至，马车才拉着医生和他的行李蹒跚着从人头攒动的斯摩棱斯克车站挤出来。

或许当时情景正是如此，或许是医生将这般光景蒙上了一层岁月的影子，后来，回首当时，他突然觉得人群全都挤在一起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没什么缘由。因为在这脏兮兮的门可罗雀的广场上，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货物，很久都无人打扫了。那些货摊连遮阳篷都没有撑，还早已上了锁。

他回忆起那个时候，似乎依稀可以看到穿着体面、身形消瘦的老先生和老妇人站在人行道上蜷缩着，哀怨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向他们兜售一些毫无吸引力的东西：缎做的假花、煮咖啡用的带有玻璃盖和汽哨的圆形酒精炉、黑纱晚礼服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过时制服。

人们买卖的是更简单实用的货物：硬邦邦的限量供应的面包头，脏兮兮的、已经开始融化了的糖块，还有原本一整包的马合烟草，被分了好几次出售。

市场上只有这些不知从哪弄来的、毫无用处的破烂东西，但它们的价钱却随着转手的频率而节节攀升。

车夫驱车前行，拐进了一条和广场相通的巷子里。落日的余晖映射着他们的背影。从面前驶过的一辆四轮空马车轰隆着掀起了一阵尘土，顿时，被夕阳的金黄染成了古铜色。

最后，前面挡住他们道路的大车终于被赶超了，于是马车迅速加速前行。让医生感到惊讶的是，整条马路上到处都是从墙上和栅栏上撕下来的旧报纸及广告。风把它们吹起来，马蹄、车轮及行人的脚步又将它们带回到另一边去。

穿过几条横巷，两条街拐角处的那幢房子便是自己的家了。马车停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便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呼吸声，他匆匆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静静的无人应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些不安，于是又按了一次。仍旧毫无结果。他着急了，急促的一次又一次地接着按门铃。突然，侧门打开了，门里门外的两个人同时呆住了。此时此刻，甚至都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开门的正是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一只手伸开支在门上，敞开的门好似张开双手迎接他的拥抱。随后他们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疯了似的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话匣子，争先恐后地说起来。

“快点告诉我，全家人身体都安康吗？”

“好，好，你放心吧，一切都好。我在信里说了些傻话，请您原谅。不过这事以后再说。你怎么不发个电报来呢？马克尔马上就会来给你提东西的。哦，我知道了，因为不是叶戈罗夫娜给你开的门，你还不放心是不是？她在乡下呢！”

“你瘦了，但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这就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运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了。现在只有一个叫纽莎的小姑娘是这里的新女仆，你不认识她，我们安排她照看萨申卡，再也没其他人了。我已经通知了大家，说你应该快到家了，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都盼着你早日回来呢。”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他很好。他才刚刚睡醒。你不是刚从外面回来吗？换好了衣服后就可以去看他了。”

“爸爸在家吗？”

“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吗？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你现在知道了吧？车钱付了吗？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站着，网篮和皮箱横在人行道中间，把路给挡住了，任由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有些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两个人，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然后又盯着敞开的大门，好奇地揣测着下面将会发生的故事。

此时，一个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挥舞着园丁帽的人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就是马克尔，他一面跑一面喊：

“感谢仁慈的上帝，这是尤拉吧？可不就是他吗，好小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真的是他！作为你的朋友，我们可没少操心，天天为你祈祷，盼着你早点回来。喂！你们想要干什么？啊，有什么好看的？”他讥讽凑热闹的路人说，“快走吧，先生们当心点啊，小心眼珠子会掉出来！”

“马克尔，你还好吗，咱们拥抱一下吧。你还套着背心，真是个古怪的人。情况怎么样？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她们一切都好，谢谢您，都养得挺好的。新情况嘛，你在前方拼搏，我们在家里也不敢闲着。眼下四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真是让人厌恶，根本都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人清扫街道，也没人修房顶、粉刷，肚子里面没有实在货，像吃斋似的，一点油沫星子也没有。”

“马克尔，当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面，我可要说说你了。尤拉，他一直都是这样子，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真让人忍受不了。可能是因为想让你高兴才会这么拼命说。不过，他私下也在盘算着。马克尔，住嘴吧，你什么也不用说了。马克尔，你这个傻瓜，这么久也应该学着点儿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在一个明白事理的家庭里啊！”

马克尔提着东西走到房子里，急忙关上了大门，压低声音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道：

“听见了没有，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总是这样发牢骚。她常说我，马克尔呀，你从外黑到里啊，简直就是烟囱里的黑油烟子。她说，如今的小孩子，就算是小猫小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尤拉，不管你信不信，只有懂学问的人才见过那本整整被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的书，一个伟大的共济会会员写的书。现在我们却被他们出卖了。尤拉，你知道吗？为了那么一点儿小钱就把我们出卖了，到头来我们连一根马哈烟都不值。你瞧，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在跟我摆手，她就是不想让我说话。”

“为什么不能摆手？好了，好了，这些东西放下吧！谢谢你，马克尔，你可以走了。有需要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叫你的。”

2

“总算摆脱他了。别理他，如果你相信他说的话，那你就跟他一样了。他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有人在的时候他就装成傻傻的样子，背后心里不知道有多少怨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对付谁，就在这儿博取同情！”

“唉，依我看，你说的这话有点过了！他只是喝醉了的时候，才会这样唠叨一下，别小题大做了。”

“那你看见他有清醒的时候吗？算啦，别管他了。我为萨申卡担心，怕是又要睡不着了。听说一种伤寒病在铁路上流行……不会有虱子在你身上吧？”

“应该没有。一路上乘车跟战前一样舒服，不过洗一洗还是有必要的，随便洗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这样会放心一些。你这是要去哪儿？为什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要绕道另外那道楼梯上去吗？”

“哦，对啦，还没告诉你呢！我和爸爸商量了几次，决定把楼下的房子租给农学院。如果不租出去，冬天取暖的木材都不够烧了。现在楼上还有空房，让给他们也可以，不过他们暂时还没说要租。他们要在这儿建一个研究室，专门培育植物标本、收藏种子。我觉得种子倒无所谓，只要不养老鼠就行了。房间还算整洁，现在这都称为居住面积。到这儿来，这儿。真笨！绕过后边的小楼梯就过来了。知道了吗？随我过来，我带你上去。”

“你们能想到把一些房子租出去实在是不错。我上班的那个医院也是租在有钱人家的房子里。上下两层的房间加起来多得出奇，还有一些镶木地板。木桶里的棕榈像一个个幽灵，晚上睡在病床上看那些枝叶的话，连做梦都会被吓醒的。不过，虽然那些伤员久经战火，但都是一些神经受过伤的。到最后，这些树被搬了出去。其实我觉得，即使是富有的人家中，生活也不尽如人意，还有，多余的东西太多了，数也数不清。比如过多的家具，过多的房间，过于腻味的柔情，言语中的赘述。其实，大家紧挨着住就很好了。现在这样还不够，可以再紧密一些。”

“你的包里面鼓鼓的是什么东西？鸭嘴？是个鸭头？太好了！从哪儿弄来的野鸭子？这年头它可算是一个宝贝！真是不可思议！”

“说来话长，在火车上人家送的。具体的以后再告诉你吧。你觉得怎么样，先放到厨房去？”

“那是肯定的。我马上就让纽莎去拔毛、开膛。有消息说到了冬天情况会更糟，挨饿、受冻是免不了的。”

“是的，大家都这样传。方才我盯着车窗外发呆的时候还在想，难道还有比家庭美满、工作顺心更值得珍惜的吗？此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说真的，多数人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有的想逃往南方的高加索，走得远远的。可这样做不是我们的方式。我时刻谨记着一个男人要能屈能伸，要和家乡同生死共命运。不过你们就另当别论了。我真切地希望能保护你们，不让你们受到灾难的侵袭，把你们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像芬兰这样的地方应该会好一些。不过，恐怕连楼上也到不了——要是我们再站在楼梯上半个钟头的话。”

“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想说什么来着？突然间我就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来了。”

“你说的是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舅舅。”

“怎么可能！东尼娜！他怎么会来这儿？”

“是呀，这是真的，他绕道去了伦敦和芬兰，然后从瑞士回来的。”

“东尼娜！别开玩笑了？他在哪儿？你们见面了吗？现在能找到他吗，马上？”

“别心急！他说后天就会回来，现在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变了很多，和以前不一样了，恐怕你见到会失望。他中途在彼得堡的时候受了布尔什维克很大的影响。回来后和爸爸争得不可开交。真的，我们为何要这样走走停停啊？走吧。你也知道，以后会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还不知会发生什么危险呢！”

“我也这样觉得。算了吧，我们可是韧性十足的。一定不会弄得统统完蛋的。了解一下别人的情况怎样吧。”

“他们说到时候木柴、水、电都没有了。货币要废除，运输也要中断。哎！走吧，我们怎么又停住了。我告诉你，大家都说有一个作坊制作的铁炉子特别好，在阿尔巴特街。煮饭只用报纸点火就可以了。我知道地址在哪儿，我们应该先买一个吧，趁着还没被抢购一空。”

“对，东尼娜，肯定要买。你太精明了！可是舅舅呢……舅舅怎么办！你出出主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倒是有个想法。我们楼上还可以腾出一间房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可以搬去另一边的两间或者三间房住，这几间一定要是连着的，这幢房子里其他房间我们就不住了。正好临街的那边和我们这几间隔开了，再在房子中间架上那种铁炉子，安一个可以从气窗伸出去的烟筒，这样就可以在这个暖和的房子里烧水、洗衣、煮饭、会客。上帝保佑，这样我们应该能熬过这个冬天了。”

“也只能这样了！肯定能熬过去的，不用担心。你的点子还真不错，实在太棒了！这样吧，为了庆祝你想到这么好的计划，拿那只鸭子烧一烧，也请舅舅一起来庆祝我们乔迁之喜吧！”

“太好了。戈尔东在那个什么实验室里可以弄到酒精。我让他弄一点。你过来看，你觉得这间行吗？房间是我挑的。先把皮箱放下，去楼下把网篮拿过来。除去舅舅与戈尔东之外，还有杜多罗夫跟舒拉·施莱辛格也要请来。没意见吧？到洗脸间去给自己喷点消毒水。还没忘记那儿的位置吧？我先去瞧瞧萨申卡，叫纽莎下楼去。我弄好了，就来叫你。”

3

来到莫斯科他最关心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儿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应征入伍，萨申卡就出生了。他又怎么能了解这个孩子呢？

那一天，他接到动员令，快要出发之前到医院去，打算与东尼娜见面。碰巧赶上给婴儿哺乳，他就没有被允许进去。

他在走廊那等着。这时候，十几个新生儿的啼哭声从那一排产科病房尽头直拐过去的婴儿室的走廊上传来，响亮的哭声连成一片；看护怕襁褓里的婴儿着凉，匆忙地把两只胳膊肘下面夹着的一对婴儿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好像夹着从外面买来的两大包东西似的。

“哇，哇！”这些小家伙们几乎都是用同一个调子大声哭着，任何情感成分都不含，似乎是在执行一项上天赋予的使命。不过，有一个哭声在这齐唱当中与众不同。这种“哇、哇”声，也是一样让人觉得没有丝毫的痛苦，不过似乎是故意不大高兴而使声音低沉下来，带点儿生气的意味，而不是出于本能。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决定用自己岳父的名字亚历山大给儿子取名，来纪念岳父。毫无缘由的，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儿子的哭声就预示着儿子的性格和命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冥冥之中，仿佛“亚历山大”这几个字早已伴随着哭声印刻在了儿子的生命中。

后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那确实是萨申卡在哭，他没有猜错。这个哭声，就是他对儿子最初的理解。

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前线收到东尼娜给他寄的信，里面有儿子的照片。照片上一个惹人喜爱的活泼胖小子，抬着大头，撅起小嘴，两腿叉开半蹲着站在摊开的被子上，两只胳膊还举过头，好像是在模仿跳盘腿舞的动作。照片上，他刚满一周岁，才学会走路，现在都满两岁了，应该会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地板上的皮箱拿起来，将皮扣带松开，把皮箱里的东西清理出来放到窗前的牌桌上。以前这间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医生早已不记得了。看样子是东尼娜重新整理过的，旧家具都被搬走了，不然就是把墙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把箱子打开，找一找刮胡子的东西在不在里面。窗口正对着的一座教堂钟楼，一轮皎洁的圆月高悬在钟楼两根柱子当中。箱内的衣服、书和洗漱用具都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色，突然，整个房间变得与众不同起来，这时医生认出了它。

这腾出来的房子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放坏了的桌椅和用不着的杂物的储藏室。还有她家的族谱资料，那些大木箱是装反季节用品的。她还在世的时候，这里面的杂物多得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平时是不会让人随便过来的。只是每逢节日聚会，亲戚们的孩子来家里做客才把这个房间打开。他们会在楼上到处跑来跑去，玩捉强盗游戏。那时候孩子们会用木炭涂到脸上，藏在这个房间的桌子下面。

医生站在这儿，回忆过去的这些事情，然后下楼去前厅取网篮。

在楼下的厨房里，蹲在灶前的是纽莎——一个害羞的姑娘，正在那儿拔鸭毛，底下摊开一张报纸。注意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来了，纽莎的脸一下子就变得绯红，她麻利地起来，一面弹着围裙上的鸭毛，一面就要去接他提的网篮。不过她的好意医生心领了，他说不重，他自己拿上去。

当他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以前当储藏室的那间房子，妻子就在隔壁的或后面几间房子里面叫他：“过来，尤拉！”

于是他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当年他和东尼娜的书房改成了现在的这间婴儿房。萨申卡躺在小床上，样子不如照片上可爱，不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简直太像了，甚至比她去世后留下来的照片还像。

“这是爸爸，爸爸，来，跟爸爸打声招呼。”为了让做父亲的可以抱抱孩子，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边说一边把小床边上的栏杆放下。

这个满脸胡须的陌生男人走到萨申卡跟前，可能是陌生面孔惊吓和烦扰了他，当这个陌生的胡子男人弯下腰准备抱抱他的时候，他立刻站起来，紧紧拽住妈妈的衣襟，恶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也许是萨申卡被自己这勇敢的行为惊住了，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埋到她的衣服里，他又急又气，放声大哭。

“哦，哦，萨申卡，不能这样。”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爸爸会觉得萨申卡不乖的。来，让我们看看到底乖不乖，快亲亲爸爸吧！不要哭啦，哭什么，傻孩子。”

“随他去吧。东尼娜，”医生温柔地说道，“别勉强他了，你也别多想。我猜你又会胡思乱想的，认为兆头不好，一定是个不祥的预兆。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孩子这才第一次见到我。等过几天熟悉了，就能亲热地相处了。你放心吧。”

虽然这样说，但他自己却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屋子，离开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4

后来的日子里，他果真发现自己是如此孤单。这不是别人的错。显然，他享受着孤独也就真的变得愈加孤独起来。

朋友们一个个都异常消沉。每一个人好似都没有了自己的特色，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见解一样。在印象中，这些人的形象本应该鲜活得多。这样看来是从前高估了他们。

只要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寻欢作乐在情理上还过得去，那么，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自然而然就成了富人的面子和身份，且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了！

不过，这一切终将会黯然失色。当底层的人不在反抗拥有特权的上层，人们会毫不吝啬地丢掉独立思考的能力，好似从不曾有过一样！

现在，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以谈得来的只有那些沉默内敛、不会高谈阔论的人，以及妻子、岳父和很少的几个同事、几位谦逊的朴实劳动者。

在他回来后的第二或第三天，已经事先准备好的晚会如期举行。他们为晚会准备了野鸭和酒。晚宴举行前，他已经私下见过了所有被邀请的人，所以，晚上的会面他们都不是第一次。

在挨饿的时期，珍贵且稀有的奢侈品——这只肥鸭因为没有足够搭配的面包，使这道佳肴变得不够丰盛，甚至让人心生懊恼。

戈尔东带来了药房用的那种毛玻璃塞封住的酒精瓶。在当时，投机小贩最喜欢交易的东西就是酒。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紧握着瓶子，按需要加水进去，然后将它分成几份，随心情的好坏调制，有时候酒性过烈，有时又太淡。原来，这种通过酒性的变化而使人醉意不断变化的酒，效果竟比烈酒和稳定度数的酒酒劲厉害得多。这也让人有得受了。

这种和现有的条件无法融合的聚会是最让人伤感的。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巷子对面那些房间里的人也能像他们一样吃饱喝足。悄无声息、阴暗寂寞、饥肠辘辘的莫斯科正在窗外展示着。城里的商店空空如也，野鸭、伏特加，类似这样的东西，想也不敢想。

原来，真实的生活是自己和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真正的幸福绝不是独享的幸福，因为野鸭和酒在整个城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了，所以也就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绝望的。

一些不愉快的思绪也在客人们的头脑中闪现。戈尔东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他的情绪不高，心事重重，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中学期间，他可是人见人爱的人物。

现在，他很想改变一下形象，因为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但这种改变实际上是徒劳的。他硬着头皮，故作轻松，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说俏皮话，把“有意思”和“有趣”这类他以前很少用到的字眼挂在嘴边，其实戈尔东对待生活从未如此儿戏。

他给大家讲了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在杜多罗夫没来以前，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早已有所耳闻，除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原来，杜多罗夫和妻子离婚时结婚才不到一年。这件事情本来很平常，但是有趣的是下面的故事。

杜多罗夫被征去当兵纯粹是因为误会。在服役期间，他因为没有在街上向长官敬礼被罚做勤务。从军营出来以后，军官一出现在他眼前，他便会不自觉地把手往上举，仿佛看见到处都闪烁着的肩章一样两眼放花。

在那段时间里，他连连失误，做任何事情都觉得不对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好像是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等船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对姐妹花。不知道是不是有太多的军人在他旁边来来往往，让他有点晕头转向，他患上的那种怪癖令慌乱的他总是不自觉地要敬礼。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看，他就稀里糊涂地爱上了姐妹花中的妹妹，还迫不及待地向她求了婚。“很有趣，不是吗？”戈尔东一次次地反问。到此，故事的结局还没有揭晓，故事主人公的声音就从门外传了进来。是杜多罗夫走进来了。

他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肆意妄为的、轻狂的、不稳重的人，转变成一位严谨、专注的学究。

他在少年时期因为协助政治犯逃亡，被中学开除过。后来，他又读过几个艺术学校，最后选定了文科。杜多罗夫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战乱，比其他同届同学都晚毕业许久，然后他就留在学校主讲俄国史和世界史。他通过对俄国史的研究，写了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书，其世界史的研究方向是圣茹斯特。

如今的他无论对什么问题都表现得兴致勃勃。他的嗓音不高，略带一些沙哑，有点像患了伤风，若有所思的目光注视着某处，眼睛平视着，像老师在授课一样。

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突然冲了进来加入其中，大家争先恐后地嚷起来，因为人们正好在兴头上。杜多罗夫中学的时候就习惯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您”相称，他一连几次地问道：“您看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长笛》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之前就告诉过他，他正在思考这个事情，但是嚷嚷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杜多罗夫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您读过《脊柱横笛》和《人》吗？”

“我早就回答您了。您自己没有听清楚。好吧，算了，我再次告诉您。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我一向喜欢。他延续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方面，确切地说，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年轻有为的叛逆人物所写成的一部由抒情诗构成的作品，如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真是天才的作品，多么有气魄啊！这真是一言以蔽之，既坚定又锋利！不过，他勇敢地把这一切都统统投向了社会，抛到更广大的世界和宇宙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过，聚会中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他住在熟人的别墅里。其实不然，医生到家的那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回来了。他没有去别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和他碰过两三次面，双方交谈许久，说够了，也笑够了。

在灰暗、阴雨的晚上，飘着蒙蒙细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所住旅馆的房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当时要有市政当局的许可才能入住旅馆。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关系挺广，他还保有一些门路。

旅馆像是无人管理的疯人院。里面空荡荡的，混乱不堪，走廊和楼梯好像很久没人打扫了。

凌乱的房子开了一扇大窗，从窗户俯瞰外面是一个无人的广场。因为动乱，这种恐怖的空旷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而现在却如此真切地呈现在面前。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意义重大的见面！现在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童年崇拜的偶像，少年时期思想的导师。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斑白的头发倒是别有一番风采，剪裁合身的进口西服。以他这个年纪来说，还显得很挺拔，很潇洒。

当然，在这风起云涌的年代，他个人的经历就显得不足挂齿了。现在发生的大事掩盖了他的光彩。但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政治话题时异常冷漠和平静，还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让他觉得十分诧异。他那种自制力在今时今日的俄国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恰好是他本色的体现。但这样的特点实在是过于突兀了，显示出不合时宜的落后和古板。

但初次见面时，他们考虑的并非这些，他们泪水涟涟也不是因为这些。异常投机且热烈的谈话因为激动的拥抱而常常被迫中断。

尽管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往事浮上心头，那些日子里各自发生的许多事也历历在目，但是，两个亲缘相连、创造力极强的人在一起，只要一说到投机的地方，涉及那些创造人士都熟知的领域，除了血缘关系，好像别的东西就都不重要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消失了，也没有年龄的界限，只剩下相似的气质、爱好、热情和信念。

差不多有十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都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评论一个作家的魅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直到现在才可以这样酣畅淋漓地交流。此外，如此深刻透彻、精辟的见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从未听到过。那些一针见血的评论使他深深折服。

两个人口中不时发出惊叹声，双方那不谋而合的想法使他们激动得抱住头在房间里到处跑，或者来到窗户前，轻轻地击打着玻璃。不需要任何语言，他们为彼此的惺惺相惜而感到惊喜。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不过，后来在公共场合，医生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又见过几次，在众人面前，他的表现和第一次有着天壤之别。

他觉得自己只是在莫斯科的一个过客，不过，他同时享受着这份感觉。他也许认为自己的家在彼得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他安于充当一个能言善辩的政客、吸引公众视线的角色。也许他会认为一些像在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在巴黎的国民杜马开始之前举行的政治聚会在莫斯科也会开放。

在莫斯科僻静的小巷里，有他那些慷慨好客的女友，他常常去拜访她们，亲密地同这些人还有她们的男伴们调侃，嘲弄她们墙头草一样摇摆不定的思想、坐井观天的旧习惯和落后的生活。此次此刻，他可以尽情卖弄自己在报纸上看到过的铺天盖地的新消息，在以前，俄耳甫斯派教徒宣讲伪经也是这样。

据说，在瑞士他结交了一位年轻的新女伴，还有未处理的事务和没有完稿的著作，这次回来投入到祖国沸腾的革命旋涡只不过是暂时的。幸运的话，他平安脱身后，还是要重返阿尔卑斯山脚下定居。

他支持布尔什维克，把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视为知己，常常提起他们的名字。一位是笔名叫作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另一位是专栏作家，写政治评论的，名叫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唠唠叨叨地责备道：

“太可怕了，你和他们来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是那个米罗什卡，算什么！还有那个利季亚·波克利。”

“是科捷利，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了他的错误。

“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反正都一样，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

“科捷利，对不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十分耐心地解释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了起来：

“我们不用争了，这些道理都是些毋庸赘述的基本常识。千百年来，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实在难以启齿。可以翻翻那些历史教科书，那些称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时期，老早就展现出了这种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制度，一场合乎正义的变革早就在酝酿，最终将指引人民群众奔向光明。

“您是明白的，只是形式上对旧制度稍作修补有如隔靴搔痒，必须要从本质上将它连根拔起。这样才可能会使整个体系完全坍塌。但是那又如何呢？不可能因为听起来太可怕，就无动于衷。时代的步伐总是向前的，只是时机未到。这难道不是真理吗？”

“唉，我们说的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觉得我是这个意思吗？我是怎么说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地说。随后，他们更加激烈地争论起来。

“像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没有良心的人。喜欢说一套，做一套。这样难道是做事的方式？言行不一。哦，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可以证明给您看。”

写字台的抽屉被他弄得哐当作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他继续舌战的灵感。他在到处找一本刊物，上面刊登了自相矛盾的文章。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此来掩饰他不太流畅的话语，诸如停顿和哼哼哈哈的语气，表明这种话语节奏是自然的。每次在找一些东西，比如说在昏暗的房间里找一只鞋子时候，就会是他最有兴致说话的时候；或者站在浴室的门槛上把毛巾搭在一边的肩上、吃饭时给客人们斟酒或者在就餐的时候帮忙传递盛菜的盘子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熟悉岳父的说话声，那是一种传统的莫斯科腔，带点儿轻轻的鼻音，像唱歌一样的尾声长长地拖着，似乎格罗梅科家族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卷舌音和非卷舌音有点儿区分不开。

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他上嘴唇比下嘴唇微微突出，配合着他系在胸前的微微上翘的蝴蝶形领结。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形象带着些天真的、好玩的、又惹人亲近的孩子气。

那天深夜，在参加聚会的人快要散去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刚开完会就直接过来了，穿着短皮袄，头上戴着鸭舌帽，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一边依次和大家握手寒暄，一边对着他们埋怨起来。

“东尼娜，你好。你好，萨汉奇卡。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是不是？到处都听说了，全莫斯科都知道他回来了这件事，可是我最后才知道。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在不在，那个让人望眼欲穿的人？请让一让。这么多人堵着像一堵墙。啊，你好！了不起的，真是太了不起了。我看了你的书。虽然读不太懂，不过，我真的知道确实是写得好。这个大家都知道。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会儿我过来找你，尤拉。抽个时间我要专门和你慢慢聊一聊。年轻的小伙子们，你们好。哦，戈戈奇卡，你也来了啊？您是鹅吗？你嘎、嘎、嘎干什么呢？要给你喂食了，是吧？^[1]”

她对格罗梅科家那位远亲戈戈奇卡叫喊着，此人对新兴的强大势力很是崇拜，他愚蠢又好笑，大家喜欢叫他“小鲨鱼”，从身材来看他又高又瘦，所以，又戏称他作“绦虫”。

“你们是在享受美酒佳肴吗？我也来和你们比比看。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看不清这个世界！世界变成什么样了？发生了多大变化啊！你们不要纸上谈兵，得去看看那些真正的工人和士兵，或者到真正的群众集会中去看看。如果你们敢在那儿说出反战的言论来，那些人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有个水兵刚刚说了一些话。尤拉，你要是听见他说了什么，你准会发疯的！那种激情太炽热了！说得太有道理了！”

所有的人都自顾自地大声嚷嚷，舒拉·施莱辛格的话被大家打断了几次。她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旁边坐下，拉住他的手，为了让他能听清楚，把嘴凑到尤拉的耳边，像是冲着喇叭那样喊道：

“我带你去外面看看吧，尤拉，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群众。你要知道，你现在迫切需要去和大地接触，就像童话中的安泰那样。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你认为这句话很奇怪？我可是传说中那匹身经百战的老战马，曾经的贝斯土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一员。尤拉，我参加过街垒战，蹲过班房。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还不了解人民群众！我来自他们当中，就在刚刚。我正在帮他们建一个图书馆。”

她喝了很多酒后，似乎有点儿醉了。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感到发晕了。他晕乎乎地搞不清自己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舒拉·施莱辛格为什么却到另外一边角落去了。他站在桌子边上，没有任何准备，自己也意想不到地说了起来：

“先生们……我说……米沙！戈戈奇卡！……别嚷嚷，东尼娜，这些人都没听，又能怎么样呢？先生们，我来说几句。史无前例的、闻所未闻的大事将要发生了。现在这些事情将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我希望各位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不会失去信心。戈戈奇卡，等会儿喊万岁。还没说完呢。角落那边的人安静点，仔细听着。

“经历三年的战争后，老百姓就会明白战争前线和战争后方的界限将不复存在，血海会波及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所有企图逃避的人都无法幸免。这股无法阻挡的潮流叫革命。

“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就如前线参战的士兵，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东西都被抛到脑后，除了杀戮和战死以外，我们一无所有；如果有幸能活下来，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记录，以后回顾这些记载时，我们能体会到，虽然只有短短五年至十年的时间，但我们所经历的比整整一个世纪的经历还要多。

“我不知道，这种排山倒海之势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还仅仅是以人民的名义展现出来。装腔作势的论证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并不需要这种形式。在伟大的事件中刨根究底毫无必要，而且未免过于浅薄。家庭中的争吵就属于说不清的家务事，开始倒是有一个源头，一旦发展到揪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到底哪一个先动手也就不重要了。总之，宇宙是没有源头的，真正伟大的事物都是如此。革命在眼前突然爆发，仿佛是早已存在着或者突然从天而降。

“我也觉得，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这一切变为现实时，我们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过神来，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已逝去的那一半记忆也就无法追回了。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早已忘记，革命带来的剧变也不需要寻找理由。新的制度和习惯像空中的白云将我们团团围住，再不会有别的结果了。”

接下来，他还在说一些话，酒渐渐地醒了，不过周围人讲的话还是听不清，回复的话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大家对他的爱戴，他是了解的。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驱赶走那种不知所措的忧伤。所以他说：

“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喜爱，我很清楚，可是我无法承担。大家没必要现在就急急忙忙地、毫无保留地喜欢我，不要因为担心而这样放任自己的感情，在今后还有机会把更加强烈的感情表达出来。”

大家觉得这是他故意说的玩笑话，放声地大笑着，还拼命地鼓起掌来，不过他却因此而有些惊慌失措，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虽然他是一片善心，且认定自己可以争取到幸福，但他也意识到对未来的无能为力。

客人们纷纷离开。因为疲惫，大家都垂着头，打着哈欠，嘴一张一合的，像一张张马脸在晃来晃去。

有人临走的时候，撩开窗帘，打开了窗户。天边露出淡黄色的曙光，潮湿的天空飘浮着许多灰色云团。“看来在聊天的时候，一定有一场雷阵雨造访过。”有人说。“在过来的路上就正好下雨，我是跑着过来的。”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旷黑暗的巷子，雨水滴滴答答从树上滴下，夹杂着湿淋淋的麻雀不住的叽叽喳喳的叫声。

突然响过一阵雷鸣，仿佛一道犁横过天空，然后万物重归静寂。不料，四声沉闷的雷声传来，像是铁锹翻动着饱满的马铃薯，刨松了的时候，马铃薯朝四处滚落的声音。

雷阵雨让烟气腾腾的房间顿时充满了清爽的气息。这时，所有的生活元素，空气、水、幸福的希望、大地和天空，都像被电击过一样让人觉得清晰。

散去的人们还在小巷里嘟嘟囔囔。出去后，他们仍和刚才一样继续大声地讨论着。声音越走越远，慢慢消失归于寂静。

“已经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和爸爸是我最爱的人。”

5

八月已经过去，九月也接近尾声。时间流逝着。冬天的脚步近了，而人们最关心的也是议论得最多的就是准备御寒的东西：食物和木柴。就像动物在冬眠前做准备一样，备足食物和木柴是必需的事情。

现在唯物主义获胜欢庆的时期，物质只是一个概念，食物和木柴变成了粮食问题和燃料问题。

住在城市的人都束手无策，面对日益逼近的未知的日子仿佛自己是个小孩子似的。未知的东西在生活的道路上横扫了所有的旧习惯，只留下身后一片寂寞的废墟，尽管它本身也是由城里人所创造的，也是城市的产儿。

四处都是让人失望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还勉强按照老习惯在婆娑着向前，朝某个地方走去。不过，医生觉得生活本来就是如此。那些残酷的真相逃不过他锐利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是注定要灭亡的。他所面临的艰巨考验甚至就是死亡。他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眼前的日子一天天悄悄溜走。

要不是这些生活琐事、劳动和忙碌的事情要处理，他可能会疯掉。妻子、孩子、赚钱维持生计，让他的生活有所依托。最迫切的现实是每天得赚取日常生活所需的开销，要继续工作，为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未来是个奇特的庞然大物，而自己则微不足道，心中满是恐惧，却又那么喜欢这个未来，且引以为豪。他常常像将要离别一样，用恋恋不舍地期待眼光注视着空中的浮云和排列整齐的树木，望着路上的行人，以及这座淹没在不幸中的俄罗斯城市。如果能让一切都好起来，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但实际上，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旧马厩街拐角处就是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当他从药房旁边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一片天空和街上穿梭的行人。

他重回原来的医院上班。医院仍叫作圣十字医院，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了，但一下子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称给医院。

医院里的人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的温和派来说医生是危险分子，他也觉得温和派过于落后；而在那些激进派的人看来，他还不够红。最后，他跟不上激进派，又难以靠近温和派，落得个上下都靠不上的处境。

他在医院里除了要负责本职工作，院长还让他负责监管全部的统计报表。包括各种调查表、意见表和其他表格，还要填写详细的严格审核的申报材料。死亡率，发病率，职工的工资状况，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参选的比例，燃料、食品、药物的供需情况，这些都是上级统计部门需要的数据，都要按要求提交。

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有一张旧办公桌，医生就在那里完成这些工作。侧面放着一沓沓各式各样的表册。除了要定期填写个人的医疗工作日志之外，他自己的《人间游戏》一书也是闲暇时在这里诞生的，其实也就是写写当时的大事记或者札记，内容有散文、诗、各种形式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感慨有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真我，而且手足无措地不知道如何将这种伪装的自我延续下去。

这间四壁刷得雪白的主治医师办公室里，光线明亮，洒满了金秋时节里暖暖的、淡黄的阳光，这种光芒只有在圣母升天节以后的日子才能看见。在这个时节，清晨降下的薄霜已经让人感到微寒。山雀和喜鹊也在准备过冬，纷纷飞向色彩鲜艳、清新明快的稀疏树林。这个季节的蓝天更加清澈，在天地之间，一股深蓝色的冷空气从北方涌过来。世上万物，都看得更清晰，听得更清楚了。别处传来的声音愈加响亮、明晰，容易辨别。世界是如此的清明透彻，似乎那洞穿人间的眼界瞬间被打开。这种空旷平和的感觉，如果不是短暂的一刻，且仅在秋天某日的末尾、几近黄昏时刻才出现的话，那真叫人难以接受。映照着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这种短暂的秋日里的阳光。它格外明媚，带着琉璃般的透亮与润泽，又像是熟透的苹果。

医生坐在桌子前，用笔蘸着墨水，一边沉思一边记录。近处几只飞鸟静静地在从办公室明亮的大窗前掠过，把寂静的影子投入室内，投在医生执笔的手上、堆满表册的书桌上、地板上和墙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枫树开始落叶子啦。”解剖室主任一边走进来一边说道。这个男人先前身体非常结实，如今消瘦得皮肉耷拉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掉叶子，可是一个早晨一降霜就撑不住了！”

医生抬起头。果真如此，先前以为是从窗外悄悄掠过的无名鸟，原来是枫树上的红叶在飘落。那枫叶离开枫树枝的时候，先是随风在空中轻轻地飘荡，然后缓缓地落到了枫树旁的草坪上，像是为草坪撒上了一点泛着橙黄色光亮的星星。

“窗子封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面回答一面继续写着。

“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该封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专心在写着，并没有回答。

“唉，可惜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他真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会修鞋，修钟表。什么都会，世上就没有他不会做的事。该封窗户啦，还是自己动手吧！”

“没有腻子呀。”

“这个可以自己调配的。配方是……”解剖室主任自顾自地讲起了如何用油灰和石灰粉调制腻子。“看来，我在这儿打扰您了，您随意吧！”

他来到另一扇窗前，倒腾起他的那些玻璃瓶和标本。天色渐暗。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么暗的光线，您还看书写字，会把眼睛弄坏的。又没有电。咱们回去吧！”

“我待会儿再走，还要二十分钟。”

“他的老婆就是医院里的看护。”

“你说谁的老婆？”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你知道他本人去哪儿了吗？这人全国各地跑。夏天回过两次家，还到医院里来了。现在不知道是在哪个乡下创建新生活。您在大街上和火车上经常看到那些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吧？他就和那些人一样。您不想知道底细吗？这个塔拉修克？我告诉您吧。这人非常能干，什么事都难不倒他。只要他一出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便是在战争时期，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干得非常漂亮。对于打仗，他也像干手艺活那样用心钻研。结果成了一名神枪手。不论在战壕里或是在哨位上，眼尖、手准、弹无虚发。他不是因为英勇的战绩，而是由于百发百中的枪法获得了他所有的勋章。您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不管做什么他都能干一行爱一行，所以也爱上了打仗。他明白武器有强大的力量。他本身也想成为一个强者。人只要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古代，神枪手往往就会成为绿林好汉。如今想要叫他丢掉武器……不信您试试看。要是突然有人喊上一句口令‘掉转枪口’，他的枪口立刻就会转过来。故事就是这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是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认为呢？”

解剖室主任走到自己的窗前，摆弄了一会儿那些试管，然后又问道：

“那个修炉匠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们谈黑格尔和克罗奇谈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当然啦！他可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那炉子呢？”

“别提了。”

“漏烟吗？”

“就是这个问题啊。”

“烟筒没装好。应当砌在炉子上，这样烟才能刚好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砌到炉口上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总漏烟。”

“那就是排到风道里去了，烟道没找准。可能是通风口出了什么问题。唉，可惜塔拉修克没在！您就凑合着忍一忍吧。一天也弄不好。生炉子这事也不简单，要学一学。木柴都有了吗？”

“去哪儿弄木柴啊？”

“我替您去找教堂的更夫来。他有门路可以搞到些木柴，把篱笆墙一拆不就是木柴了？不过我可提醒您要跟他把价钱谈好。不然他会漫天要价。或者到那个卖臭虫药的老太婆那儿去。”

他们下楼走到门房里，穿好外衣，来到街上。

“找卖臭虫药的干什么？”医生说，“家里又没有臭虫。”

“我说的和臭虫无关，我说东，您就给我说西。不是说臭虫，是说木柴。这个老太婆什么生意都做。能把整幢的房子买下来，然后把屋架拆了当木柴卖，她手头上的东西多着呢！当心，别绊倒，这儿太黑了。这一片地方，以前闭着眼睛我都知道路。这里的每块石头我都认识。我可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自从栅栏都被拆掉了以后，我就是睁大眼也认不出来了，这里就像是个陌生的城市。这一片的东西都裸露出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古色古香的几幢房屋旁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面的圆桌，还有腐烂了一半的长椅，都这样露在外面。几天前，在一个三岔路口，我就看见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那儿还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婆婆用手杖在刨地，我就说：‘上帝保佑您，老奶奶。您不是在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这只是和她开玩笑。可她当真了，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是挖蚯蚓，老爷，我是在找野蘑菇。’说得真贴切，现在城里和森林里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有烂树叶和蘑菇的味道。”

“你说的这个地方我知道。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不是吗？我每次路过那，总碰到些意外的事情。要么是碰上几十年都未曾谋面的旧相识，要么是碰到些什么新鲜玩意儿。据说，那个拐角处还发生过抢劫。这没什么奇怪的，那个地方四通八达，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贼窝。把东西一抢，衣服一扒，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人影也抓不到。”

“灯光实在太暗啦。路灯之所以叫作紫斑就是这样子的。说得真贴切。”

6

确实，医生在之前说到的那个地方曾遭遇过各种意外的事。深秋，就在十月革命发生前的一个夜晚，又冷又黑，他在这个拐弯的地方碰上一个昏迷不醒的人，横在人行道上。他两只胳膊伸开躺在地上，头靠着石礅，两腿耷拉在马路上。不时有些微弱的呻吟从他口中发出，断断续续的。医生尝试让他苏醒，大声喊他，想问他点什么。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嘟哝了几声，然后又昏迷了过去。他的头撞破了，鲜血直流，经过初步检查，颅骨还没破。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昏迷的人是遭遇了抢劫。“皮包，皮包。”他嘟囔着说了两三次。

医生就近来到阿尔巴特街药房打电话，把派到圣十字医院的马车夫叫来，立刻送这个陌生人到医院治疗。

这位受害者原来是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医生为他进行了治疗。在此后多年，医生都得到了他的庇护，在那个处处受到怀疑和充斥着极度不信任的年代，他让医生避免了许多麻烦。

7

星期天，医生闲来无事，也不用上班。按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他们准备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里度过冬天。

天气寒冷、风大，阴霾的乌云低低地压着，这些都是降雪的预兆。

一家人从清晨就开始生炉子，烟气腾腾。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却一直给纽莎出些馊主意，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了，纯粹是在帮倒忙。再加上原本木柴就有些潮湿，纽莎这时已经被这个烟炉子弄得狼狈不堪了。医生见这情形，知道该如何处理，就想插手，可是妻子走过来抱住他的肩膀，送他离开房间，同时说：

“你还是到自己房里去吧！本来事情就让人挺头疼的啦，还来凑热闹。你老习惯插手我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越帮越忙，这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吗？”

“浇油？东尼娜，我的办法很妙的！这样炉子一下子就能点燃了。不过，我既没看见到油，也没看到火。”

“你这俏皮话说得不是时候。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根本顾不上听俏皮话。”

生火没成功，星期天的计划就要泡汤了。大家原指望在天黑前把要做的事全部都做完，晚上就空闲了，但现在计划都打乱了。午饭要推迟，原本打算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别的什么事也都不可能了。很快就浓烟四起，让人呼吸困难，大风吹着把烟往屋子里倒灌。烟熏的黑雾顿时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就像神话中阴森的鬼怪即将来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让所有的人都到隔壁房间去躲躲，他把气窗打开。然后再把炉子里的木柴拿出一半，剩下的一半木柴支起来空出一道空隙，然后用细柴和桦树皮做一条引火道。

气窗里新鲜空气冲了进来，窗帘被风摆动着飘了起来。书桌上的几张纸飞走了。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被风给关上了，风像猫捉老鼠似的回旋地追赶着角落里残存的烟雾。

木柴点着了，迸发出鲜红的火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小炉子像一个被旺盛的火呛到的人，不停地喘息着。铁皮炉膛一圈圈鲜红的斑点燃烧着，有点像肺结核病人两个红色的腮帮。屋子里的烟渐渐散去，最后空气终于变得清新了。

房间渐渐明亮了。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已经封好的几扇窗，这时都凝结起了一层水汽，一股暖烘烘的油脂气是油灰散发出的。炉里的碎木柴烧着，散发出混合的气味：云杉皮是呛喉咙的那种苦辣味，像化妆水一样清香的是白杨木的味道。

这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像从气窗吹来的风一样，飞速地跑进来说道：

“街上打起来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卫戍部队的士兵开战了。到处都在发生冲突，不计其数的地点发生了暴动。在来你们这儿的一路上，我遇到了好几次麻烦，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处遇到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直走过来的路已经不能通行了，我是绕道走的。尤拉，赶快！穿上衣服，一起走吧。过去看看，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一辈子都难遇到的。”

可是，他滔滔不绝说起来，一下就讲了两个小时，后来就在家里吃了午饭，等到准备回家，拉上医生一起出去看的时候，戈尔东也像尼古拉一样风一般飞快地跑来，连带来的消息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情况。戈尔东说，双方火力都增强了，不少行人被流弹意外打死。据他说，在城里，交通已经中断，他能够活着走到这个巷子里来要谢天谢地了，随后回去的路就被切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他们的劝告，想要到外面去打探打探情况，可是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他说，根本不可能走出巷子了，子弹横飞，打得角落上的砖头和墙皮乱飞。街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交通确实也被切断了。

萨申卡这几日着了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气地说道：“我说过几百次了，把孩子抱到火炉跟前是不行的，要知道受热要比着凉坏一百倍。”

萨申卡的喉咙肿痛，发起高烧。这孩子脾性比较独特，异常地怕恶心和呕吐，仿佛这种症状每时每刻都要发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拿着喉镜，萨申卡推开他的手，喊叫着、挣扎着，然后闭上嘴不让他检查，无论怎么哄、怎么吓，都不起作用。突然，萨申卡毫无准备地美美地打了个哈欠，正好张大了嘴，医生抓住机会，闪电般地把小汤匙放到儿子嘴里，压住他的舌头，这才看到萨申卡喉头已经红肿，扁桃体也化脓了。这状况使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慌了神。

又过了一会儿，医生采用同样的方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涂片勉勉强强在显微镜下进行了观察。还好不是白喉。

但在到了第三天晚上的时候，萨申卡的喉炎突然变成了假性格鲁布喉炎。他发高烧，呼吸困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孩子的痛苦无能为力，不忍心这样看着可怜的孩子独自受苦。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孩子快不行了，她抱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这样萨申卡似乎没那么难受了。

要是弄点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灌给他喝应该会好一些。不过，这时正值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枪声和炮击声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不畏危险冲出去，在火线的另一边也不会有一个活人，现在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在局势明朗之前是不会有起色的。

很快，局势就渐渐明朗起来。有消息说，工人已经取得了优势。被击散的士官生和指挥部联系不上了，只有个别的一小群还在顽强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属于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攻的士兵的作战范围。坐在街巷战壕中的士兵和少年工人是参加过对德战争的，他们和住在附近的居民已经熟识，对那些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市区一些地方的交通已经渐渐恢复了。

在日瓦戈家待了三天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也可以回家了。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高兴的是，在萨申卡生病的日子里有他们陪伴，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不介意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们额外增加的一些麻烦。为了感谢主人悉心的关照，他们两个有意识地与主人说说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整整三天东拉西扯的谈话弄得疲惫不堪，以至于当他们走的时候反而觉得很庆幸。

8

听到消息说两个人都平安到家了。不过，仅凭他们能顺利回家就做出局势已经全面稳定的判断还是有些过于草率。其他的地方好像仍存在着军事行动，有些地区的交通还没有恢复。暂时还不能回思念已久的医院，医生办公桌的抽屉里还有他的《游戏人间》和病历记录。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有些人清早出来到附近的一些地方买面包，看见有人手里拿着瓶装牛奶，就一窝蜂围上去打听牛奶在哪些地方能搞到。

有的时候，爆炸声再次响起，又吓跑了大家。这些人揣测可能是双方就某个问题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要知道谈判进展得顺利与否从炮火的强弱就可以看出来。

旧历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九点钟左右，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大步流星地走在路上，去拜访附近的一个同事，不过也并不是去办什么特别的事。往日这一带是很热闹的，但此刻却空荡荡的，路上几乎都没有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很快。灰蒙蒙的天空中，稀稀疏疏地飘着雪花，风却越来越猛，眼看着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穿过小巷拐到另一边，都不知道转了几次弯。雪越下越密，开始变成暴雪了。在空旷的田野，暴风雪会呼啸着在大地上飞驰，然而在城市却像迷了路似的，一直在狭窄的街巷里团团乱转。

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无论在近处或远方，大地和天空，都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一些地方零零落落的抵抗声不断传来，之后渐渐减弱。火灾现场的淡淡余光忽明忽暗地闪现着，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湿冷的地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形成一阵阵雪雾。

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报童从他身边跑过，腋下夹着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高喊着“最新消息”。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男孩费力地从卷着的报纸上分出湿湿的一份塞到医生手里，像刚刚突然冒出来一样，转眼就迅速消失在暴风雪中了。

医生走了几步，前面有一盏亮着的路灯，他走过去想马上扫一遍大标题的内容。

这张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上面刊登的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再往下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还有电报、电话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

医生的眼睛被雪吹打着，风沙沙响着，报纸上的文字被灰色雪粒不时地掩盖住。然而，这些并不妨碍他继续读下去。这伟大和重要的时刻让他震撼至极，使他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

他无论如何都想读完这些消息，于是医生四处打量，想找个能避风雪的地方。后来他退回到了之前那个神秘的十字路口，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因为旁边正好竖着一幢五层高楼，大楼的前厅很宽敞，玻璃门透着明亮的灯光。

医生走了进去，全神贯注地在前厅最里面的灯下读起了报纸上的新闻。

在他头顶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朝楼下走来，中途似乎犹豫着不时停下来。果然，继续往楼下走的步子突然停住，转而向上跑去。楼上某间房门开了，两个人的对话声传出来，不过有太强的回声，说话的是男是女也不知道。接着砰的一声关了门，有个脚步坚定地跑了下来，和先前下楼的脚步是一样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双眼盯着报纸，全神贯注地看着新闻。他对这个下楼的脚步毫不在意，压根没有打算抬起眼来瞧瞧。但是跑到楼下时，那人停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起头，看了一眼下来的这个人。

他面前站的是一个少年，十八岁左右，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像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头上戴的是顶同样的皮帽。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从他脸上流露出来，那灵活的目光掩藏不住好像是来自异国他乡的、只有在混血人身上才独有的纤细表情。

这男孩子显然认错人了，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别人，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腼腆而又紧张地打量医生，好像认识他一样，但又迟疑着没有说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了避免误会，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后，就摆出一副冷淡的表情以此来打消他接近的念头。

男孩子糊涂了，什么也没说就走向大门口，到门口又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打开沉甸甸的、稍有松动的门，接着砰的一声把门门带上，走了出去。

过了十来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走了出来。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之前准备拜访的那位同事，一心想着刚刚在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心事重重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又碰到了另一个情况，就当时来说是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把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吸引了。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看到靠近马路边有一大堆木板和圆木横放在人行道上。那条巷子里是个什么机关，看样子是在郊区把一栋圆木房子拆掉了然后当作木柴来烧。院子里放不下这些圆木，所以一部分街道被占用了。守着这一大堆东西的是一个持枪的哨兵，在院子里走动着，不时走出来到巷子里瞧瞧。

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哨兵正好返回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抓住时机，从没有光亮的阴影处偷偷溜到这堆木料跟前，慢慢地摇晃了几下，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被他从最底处弄得松动了。他费力地从一堆木桩的下面把它抽了出来扛在肩上，但没有觉得太重（自愿承担的担子就不感觉重），然后偷偷地顺着墙根下阴影的地方把它扛回西夫采夫街的家。

家里的木柴刚好快要烧完了。把这段木头锯开，劈成了不少的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给炉子里面加柴火。他在颤动得叮咚直响的炉门前面一声不响地蹲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在旁边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旁边的口袋里把报纸掏出来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给您吧，您看一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仍坐着，一边用小火铲把炉子里面的木柴摆弄来摆弄去，一边大声自顾自地说：

“多么了不起的外科手术啊！发臭多年的溃疡立刻就绝妙地被割掉了！干净利索地对几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奉为神灵的不合理制度做了判决。

“关键是这件事情都无所畏惧地完成了，这里边蕴含着一种千百年来固有的民族精神，有一种普希金式的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式的一丝不苟的传承。”

“普希金的？你的意思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就看完了。我可没办法边看边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他误以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是在对他说话。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了不起的事件表现在哪里。如果让谁去开创一个新纪元，创造新的世界，他一定先要求整理出相应的地盘。他需要等待旧时代的结束，而为了实现新世纪的创建，他一定要求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重新开始，要的是像一张白纸一样未经开采的地盘。

“但现在却一鼓作气。这是伟大的奇迹，是历史的壮举，是为熙熙攘攘的正常生活注入新鲜的血液。它半路杀出而不是从头开始，不是在事先选定的某个时刻，而是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里碰到的平凡的日子。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只有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才会如此特别和不注重形式。”

9

冬天来了，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冬天还不像之后接着的两个冬季那样可怕，然而却相差不多，同样的黑暗，同样的寒冷，同样的饥饿。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都受到了破坏，同时又在不断地改造之中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生活的希望。

这样可怕的三个冬天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来，感觉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一七年末到一九一八年初，有些人觉得或许是那几年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陆续到来的冬天已经融合，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旧的生活和新建立的制度还不和谐。虽然像一年以后在内战时期存在的那种浓烈的敌意，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但是两者缺少联系。它们是区别开来对立的两方，但谁也压不倒谁。

在房产部门、各种组织、机关、居民管理机构里，选举都在进行着。很多成员都发生了改变。到处都在选派和任命委员，他们有无限大的权力。他们意志坚定，穿着黑色短皮外套，佩着手枪，借用各种恐吓手段作为武器，很少刮脸，也不怎么睡觉。

他们十分了解那些卑躬屈膝的俗人，连小市民的想法和小面额公债券的持有者的性格他们也都一清二楚，对待他们如同逮到小偷一样，说话时毫不怜惜，刻薄地冷笑着。

这些人按照纲领规定的精神，掌管着一切，一次次地行动，一次次地联合，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就这样渐渐形成了。

圣十字医院更名为第二改良医院，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解雇了一部分人，还有很多是认为待在这儿供职划不来，主动离开。这些都是高薪聘请的医生，他们掌握着国内高精尖的临床技术，又能言善辩。他们原本是因为顾及个人私利而离开的，却装作是为了表示抗议，用堂皇的理由，而且对那些留下来的人表示鄙视，几乎要和他们不相往来，日瓦戈也在留下来的人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有这类对话。

“别忘了星期三去取冻土豆，在医师协会的地窖里。我一定弄清楚下班的时间，好及时过去帮你。有两口袋，得要两个人用小雪橇才拖得动。”

“好吧。不着急，尤拉。你还是赶快休息吧，已经不早啦。反正事情一下也做不完。你该休息了。”

“传染病正在流行。大家的体质都比较虚弱，抵抗力也弱。你和爸爸的脸色我简直都不敢看。要想点办法才行。不过还能怎么办呢？连我自己也没怎么注意身体。以后更要多多注意。你在听我说吗？睡着了？”

“没有。”

“我倒是不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我的身体结实着呢。不过，万一我病了，你千万别稀里糊涂地把我留在家里。要马上送我去医院。”

“你说什么呢，尤拉！上帝保佑你。干吗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记住，已经没有忠诚可靠的朋友啦。什么医术高明的人更谈不上。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唯一值得依靠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皮丘日金。当然，如果他没出什么事情的话。你睡着了吗？”

“没有。”

“这帮坏家伙，明明占尽了好处，看起来却正气凛然又有骨气。握手的时候显得那么勉强，不情愿地伸出手来说：‘您还在为他们服务？’然后把眉毛一扬。‘还在为他们服务，’我说，‘请您不要见怪，我们虽然穷，但我为自己自豪，我们穷，但是我们感到光荣。我也尊重那些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10

很长一段日子，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食物。青鱼的身子用油煎一煎就算是第二道菜。黑麦不用磨，小麦也带着壳，用它们煮粥来保证营养供给。

在屋子里，荷兰式壁炉旁边，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炉底烤面包。其中的一部分拿去卖钱。小铁炉老冒烟，火烧不旺、不暖和，太磨人了。面包吃水以后变重了一些，再加上卖来的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免得再用铁炉了。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烤面包的技术很好，不过用这个还赚不了什么钱。于是，原来打算用瓷砖壁炉的想法也就不得不打消了，只好重新把退役了的小铁炉拿出来使用。日瓦戈夫妇遭罪的日子又开始了。

有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往常一样出去上班了。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身体虚弱，但家里只剩下两块劈柴了，她只得上街去“采购”。她穿上皮大衣，那件大衣就是在暖和天气也会让人冷得发抖的。

她在附近的那几条巷子里徘徊了半个小时，有时候郊区农村的农民会拿蔬菜和土豆到那儿去卖。不过这些人来的时间不定，需要自己去碰运气。卖蔬菜的农民是很受欢迎的，常有人拦住他们买东西。

她在周围搜寻着，很快发现了目标。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找到了一个壮实的青年人，他身穿一件粗呢上衣，她领着他绕过街角，来到格罗梅科家的院子。

一堆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栏杆的桦树原木装在编织袋里面，用雪橇车推着，下面还铺着一张蒲席。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知道桦木表面上好看，当劈柴可是不经烧的，何况这都是新砍下来的，用来生炉子是不行的。但是没有挑选的余地，就连盘算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青年农民替她把木柴送到楼上——来回搬了五六次。作为交换，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给了他，他准备回去送给老婆。他连拉带背地把柜子从楼上弄到自己的雪橇上，他们一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一边往外走着，门旁的钢琴还把他的衣角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家以后对妻子买的东西并没有评价。其实把换的那个小柜子直接劈成细柴烧了会更实用，只是没人忍心下手。

“桌子上的字条你看到了吗？”妻子问道。

“是院长的条子吧？跟我说了，我知道的。是要我去出诊。我是一定要去的。先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挺远的。我记下了地址，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

“诊费倒是付得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看看吧。拿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当作出诊费。这么有诱惑力的东西。是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好像跟我们过得完全不是一种生活。一定是个什么暴发户之类。”

“对，那是个采办员。”

政府取消了私人买卖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会稍稍松动点，就和那些私人小业主签订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那些人就被称为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

这些人当然不包括原来那些老字号的大老板。后来他们被整垮了，受到致命的打击后想东山再起几乎是不可能了。如今的这些做投机倒把的生意人，都是没根没底的外来户，他们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爬上来的。

喝了些乳白色的加了牛奶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去病人那儿了。

街道两边的人行道和桥面都被积雪掩埋了。有些地方积雪都淹没了一层楼。在这宽阔的白色大道上缓缓地移动着稀疏的身影，有的用雪橇拉着可怜的少许食物。乘车的人几乎见不到。

偶尔有几处房子上面还残存着原先的招牌，下面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早已有名无实，都落了锁，用栅栏或者木条钉死窗户，里面都空置着。

这些关了门的店铺不只是因为没有货物才这样，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改组还只进行到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暂时管不到这类歇业的私人小店。

11

医生要去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特维尔城门附近，布列斯特街的尽头。

那是一栋式样古老的营房式建筑，用砖砌成的，里面有院子，三排房屋由沿着后院墙的木走廊连通。

这一天这里的全体居民正在开群众大会，一位来自区苏维埃的女代表也参加了。突然，一支军事巡察队冲了进来，要检查有没有私藏非法的武器，如果有的话是要被没收的。巡查队队长请那位女代表留在原地，并保证说这次检查不会耽误她太多时间，被检查完的居民们陆陆续续的回来后，被迫中断的会议马上继续进行。

医生到大门口的时候，搜查快结束了，该轮到的下一个搜查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家。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守卫，他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争吵起来，不管怎样也不让他进去，一会儿，巡察队长听到了双方的争执过来了。他没有为难医生，而是答应暂停一会儿检查，先让他给病人诊治。

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出来接待医生。这人脸色微黑，毫无光泽，两只乌黑的眼睛更衬着忧郁。很多原因使得他现在非常激动：妻子的病、马上面临的搜查以及他对医学和医生超乎寻常的尊重。

为了医生没有过多的负担，又节约宝贵的时间，主人尽量长话短说，但正是因为又着急又激动反而说出来的话变得冗长而杂乱。

一些奢侈品混杂着廉价货摆满了房间，看样子是为了防止天天在贬值的货币而匆忙购买的。家具也不成套，因为凑不成双数，都是单件拼着的。

这户的一家之主觉得他妻子因为受到了惊吓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他说话没有主题，讲的时候会绕很多弯子。他说，家里有座老式八音钟，是一座早就坏了的破钟，很便宜。他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件难得的钟表工艺品（男主人领医生到隔壁房间去看那只破钟）。这对夫妇根本没有打算修理它，也没给它上发条，可是它突然就走了起来，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后又戛然而止了。妻子被吓到了，说这是预示着她生命的末日，之后就一直躺着说一些胡话，不吃不喝，连自己丈夫也不认识了。

“您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使她的神经受刺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将信将疑地问道，“先领我看看病人吧。”

他们来到隔壁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盏枝形吊灯，两只红木矮脚凳靠着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一个身形瘦小的女人侧躺在床的一边，毯子拉到下巴上面，只露出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看到进来的人，她把双手从毯子下面拿出来，摆动着示意他们赶快走开，肥大的睡衣袖子从小臂滑到腋窝。她不认识自己的丈夫，之后在屋里旁若无人地轻唱起来，那是一首充满忧伤的歌曲，也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她顾影自怜地动情歌唱，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还像孩子一样哽咽着，请求回到哪里的家去。医生从床的一边走到她那儿，她不让检查，医生从另一边走到她那儿，她也不让检查，还转过身用背对着他。

“我要给她检查检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光这样看我也知道。她现在患的是很严重的斑疹伤寒。这个情况下她应该很难受，真可怜。我觉得她现在最好是去医院。这样她可能会没有住在家里方便，但是在得病的头几个星期最好住到医院，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疗。您马上去把交通工具准备准备，去租马车。或者到院子里请搬运工帮忙把病人送过去。不过，走之前要把她好好地包裹起来。我立刻去开个入院证明单给你。”

“好的。我马上去想办法。可能需要等一会儿。她真的是得了伤寒？实在是太可怕啦！”

“是伤寒，我非常遗憾。”

“她要是去医院了，我真害怕会失去她。您看能不能不去住院，您多来几次，到家里来治疗？您要多少诊费都可以。”

“我刚跟您说过了。现在需要时刻观察她的病情。您相信我吧，我给您出的是好主意。您去找个车夫过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这就去开入院证明。通过这个片区的住宅委员办理是最好的。要办一些手续，要盖章什么的。”

12

问讯和检查完毕后，居民们一个个裹着披肩，穿着厚大衣回到一间没有生火的地下室。这里之前是放鸡蛋的仓库，现在变成了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

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放在办公室的一头，就这几把椅子肯定不够坐。所以把装鸡蛋的空箱子倒过来摆成一排一排的当长凳使用。在屋子的另一头这样的箱子堆起来一直垒到天花板。碎了的鸡蛋黄流出来粘成一团团，冻在那边的角落里。老鼠有时候跑到光光的地上来，一会儿又钻到那堆碎鸡蛋屑里去，在那里上蹿下跳的。

每次发现老鼠的时候，一个有着大嗓门儿身材肥胖的女人就跳到一只箱子上发出尖叫。她娇气地跷着小手指头提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一双时髦的长靴子的两只脚跺得像敲鼓一样，故意装成醉酒后的嗓子嘶哑地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怎么这么多大耗子呀。瞧，又来了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好像听懂了呢，小畜生！哟，讨厌。哎呀，要爬到箱子上来了！千万别钻到我的裙子里面。真可怕，我吓死了！先生们，快来看看啊。对不起，我忘了，现在都叫公民同志，叫先生不流行了。”

这个叫嚷着的女人披着一件宽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她起了三层褶的下巴像果冻一样颤动着，浑圆的胸部和圆滚滚的肚子被一件丝绸连衣裙紧紧地裹着。看样子，她以前在那些三流的商人和店员中还是个有名的交际花。现在，她那两只眼肿胀着眼皮，眼睛只能眯成一条缝。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想对她泼硫酸，泼的时候没打准，左脸上溅了两三滴而已，只是两道不怎么明显疤痕留在了左嘴角，浅浅的印记反而增加了她的几分魅力。

“别叫嚷啦，赫拉普金娜。这样简直叫人没法安心工作。”桌子后边坐着的被选为此次会议主席的区苏维埃女代表说。

有一些老住户对她很熟悉，他们之间也早就相互了解过。还没到开会的时间，她就私下里和一个叫法吉玛的看院子的女工交谈了一会儿。以前，法吉玛还有她的丈夫、小孩只能住在脏兮兮的地下室，现在她和她的女儿一起住到了二楼的两间明亮的屋子里。

女主席问她：“法吉玛，怎么样啊？”

法吉玛抱怨道：“这个大院子住了太多人，又没有帮手，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把院子和街道分配给每家每户打扫，也没有人放在心上。”

“别发愁，法吉玛，你放心吧，我们要给他们动真格的。这样哪是什么居委会？这像话吗？那些没有登记的可疑人士，甚至还有窝藏在这里的犯罪分子，我们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再选举新的。我推举你来当这个住宅管理员，你要好好干。”

管院子的女工请她不要这样，但是对于她的恳求，女主席没有听进去。等房间里的人差不多到齐了后，她就开口请大家安静下来，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就宣布会议正式开始了。她对原来的居委会的无所作为提出了批评，之后，又提议改选新居委会的成员，接着还说了几个别的问题，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她就说：

“是这么回事儿，同志们。咱们开门见山地说吧。这座房子很宽敞，非常适合做宿舍。用来安置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再好不过了。所以宣布一个决定，区苏维埃把这房子收公了，用来做宿舍。季韦尔辛同志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名字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吗？那么房子怎么腾呢，我来跟大家说说。不是说要大家立刻腾出来，给你们一年的时间。我们会为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提供搬迁后的住所，但那些非劳动人民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时间自己找地方。我可是提前告诉你们了。”

“这里有谁是非劳动人民？我们这儿都是劳动人民，没有非劳动人民！”到处喊了起来。有一个声音盖过所有的人喊着：

“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各民族一律平等。我知道您这是暗示着什么！”

“大家不要一起说，一个一个来！我都不知道要先回答谁。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和民族没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同志？你看像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她也肯定是要搬出去的。”

“要我搬出去！我倒想看看你用什么方法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赫拉普金娜无端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你真是不知羞耻，你这条毒蛇！恶魔！”

“法吉玛，你别插嘴。我可以对付她。赫拉普金娜你给我住口。给你点面子，你就蹬鼻子上脸了！赶紧给我闭嘴，不用等到人家抓你私自酿酒和窝藏赃物，现在我就送你到机关去坐一坐。”

当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时，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根本没办法讲话。这时，他在门口碰到一个人，就问他谁是居委会的——不管是谁都行。那人将双手拢成个喇叭形放到嘴边上，试着用盖住大家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快过来，有人找你。”

听到喊出的名字，医生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有点驼背的瘦女人走了过来，她就是管院子的女工。这位女工的面貌和儿子太像了，让医生十分惊讶。不过，他保持着淡定。他说：“这儿有位妇女，是你们的居民，她患上了伤寒（同时说了她的名字）。要注意防止传染。另外，病人要去医院治疗。我现在给她开个入院证明，需要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找谁办理呢？”

管院子的女工以为只是要把病人送去医院，而不是办什么证明手续，她回答道：“一会儿有辆马车从区苏维埃过来，是来接杰明娜同志的。她人很好的，我先去问一下她，借一下马车。医生同志，别担心，病人我们一定会送去医院的。”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知道入院就诊的证明还需要到什么地方办手续。不过要是马车也有的话……请问，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在前线服役的时候，我和他是一起的。”

女工哆嗦了一下，脸色刷的一下白了。她激动地抓住医生的手，说道：

“我们到外面去，到院子里去说。”

刚刚走出门口，她就急忙开口说道：

“小声点，可别让别人知道了。别害我。尤苏普卡走了歪路。你知道的，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有手艺的学徒出身。尤苏普卡现在知道就连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比他好得多，这是连瞎子都能明白的事情，不用多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也许你没什么关系，可是有罪的是尤苏普卡，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在当兵的时候给打死了，最后，胳膊腿都没有找到，连个完整尸首都没有。”

她已经难受得无法继续了，摆摆手，整理一下心情，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我们这就去找马车。我已经记得你了。他回来过两天，都告诉我了。他说，你认识那个叫拉拉的好姑娘。她以前还常去我们家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对着我干，我对着你干吗？尤苏普卡真倒霉啊！走吧，我们去借车去。杰明娜同志会同意的。你认识杰明娜同志吗？就是奥莉妮·杰明娜。她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以前还在拉拉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我们走吧。”

13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周围的一切都被夜幕笼罩着。只有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那是杰明娜的手电筒，这样的亮光非但没有照亮路，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周围漆黑一片，那座房屋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身后。她小的时候就住在那儿，所以大家都认识她。据说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小时候也是在那儿长大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厚的、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您当真不用手电就能继续往前走，最后到家吗？啊？我的电筒给您好吗，医生同志。是的，当时我们都还小，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那儿的学徒工。我真的发疯似得迷恋过拉拉。今年我还遇到了她。她中途路过莫斯科来过我这里。我告诉她说，你真傻，还要去哪儿啊？留在这儿吧，我们一起住，工作多的是。都白说！她不愿意。只好随她去了。后来，她没有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仅凭着理智嫁给帕沙。从那以后对待生活就喜怒无常了。说到底她还是离开啦！”

“您觉得她怎么样？”

“小心，这地方很滑。跟他们说了好多次了，不要把脏水倒在门口，可一点也不管用。我对她？我能说些什么呢？没什么可想的。没空想这些。我就是如此活着的。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我都没敢跟她说。还有她母亲，因为是我之前的老板娘，我还可以帮一下忙。好啦，我到了，再见吧！”

他们就此分开了。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向一级级窄小往上走的石砌楼梯扫过去，接着点亮了前方剥蚀得斑驳的墙壁，医生就只留下黑乎乎的一片了。左右两边分别是篷车花园路和凯旋花园路，远处的雪地一片漆黑，这两条路面就是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人迹罕至的两条林间小道，好像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的原始森林。

既明亮、又温暖的家到了。

“这么晚才回来？”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他，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接着说：“你没在家的时候有一件怪事发生，太奇怪了，没办法解释。我忘了告诉你。昨天闹钟被爸爸弄坏了，很伤脑筋。家里就只有这一个闹钟了。他倒腾了半天，也没办法修好。去问修表匠，在街角上的那家，他一开口就是三磅面包，这价钱也太离谱了。那能怎么办呢？爸爸垂头丧气的。可是就在一小时以前它突然就响了，铃声清脆震耳！一看才知道，它自己又动起来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这是我要得伤寒的钟声敲响了。”接着就把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告诉了家里人。

14

在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以后，他确实得了伤寒。这个时期，日瓦戈一家吃穿都是问题，他的身体也快坚持不住了，困窘到了极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政治活动家。当这位活动家遭抢劫时医生救过他。那人竭尽全力地帮助医生。但是，开始打内战了。经常出差在外的这位庇护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此外，根据自己的信念，活动家认为这种困难是正常的，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其实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到特维尔城门附近去找之前见过的采办员。但是，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这个人，还有他病愈的妻子也毫无消息。那栋房子也变成另外住户的了。杰明娜已经到前线去了，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看见。

有一次他凭购买证得到了配给的木柴，正要把它们从温达夫斯基车站运回来。他和车夫用一匹劣马拖运这笔意外财富，沿着望不到尽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一路走着。医生突然感到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自己也摇摇晃晃起来，两腿发软。他意识到自己出事了，糟了——是患上了伤寒。他倒了下去，车夫忙把他救起来。医生记不清他是如何被扶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15

他断断续续地说胡话，不然就持续昏睡，这样整整有两个星期。在幻觉中，他看到左边的篷车花园路和右边的凯旋花园路被东尼娜摆到了书桌上，他那盏温热的橘黄色台灯被推到两条大街前。于是街上明亮了起来，可以写字了，他于是就写了起来。

他写得非常顺利，而且十分兴奋，内容都是他早就想表达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形成过文字，但现在却如泛滥的河水一涌而出。只是有个长着两只窄小的眼睛，像吉尔吉斯人，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内外带毛的鹿皮袄的男孩子偶尔来打扰他。

显然，他的死神就是这个男孩子，换一种方式说就是他面对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他写了一篇长诗，又怎么会是真的死神呢？莫非死亡还能有助于人？在其中还能获益吗？

他的诗既无关复活，也不描述死亡，而是在生死间流逝的时光。他那首诗的名字叫《失措》。

他想用文字去描述，在这神奇的三日，风暴是怎样从天而降，冲击着永恒的爱的化身。风暴一阵阵扑过来，就像是惊涛将海岸埋葬于身下。整整三天，黑压压的人间风暴咆哮着，怒吼着。

两行有韵脚的诗句从心中随之而来：

接纳是欢欣的，苏醒当是必然。

表示欢迎的是苦难，是瓦解，是崩溃，是死亡，但同时带来的还有春天，有新生，也还有生命。而且，应该苏醒。并且立刻醒过来。复活过来。

16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最初似乎是呆呆的样子，对事物之间的联系还有些糊涂，任凭别人做什么，他都不记得，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妻子喂他吃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加糖的茶和咖啡。似乎他认为在康复期吃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像是在欣赏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享受着这些美食。但一旦意识开始恢复，他就问妻子：

“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都是格兰尼亚拿来的。”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是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你的异母兄弟，就是住在鄂木斯克的叶夫格拉夫。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经常来看我们。”

“他穿的是鹿皮袄？”

“对，对。难道说，你在昏迷的时候见过他？我听说，他遇见过你，他说在一个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在下楼梯的时候，他认出你来了，本打算自我介绍的，可是当时感觉你有点凶，吓到他了！他对你十分崇拜，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他费尽心机从一些地方弄来了这些东西！有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回到自己家去了，也想让我们一起去。他真是个奇怪的人，神神秘秘的。我觉得他应该认识那些当权的人。他说，最好不要待在大城市，到其他的小地方去隐居起来，过一两年后再回来。我和他商量到克吕格尔家如何。他极力推荐去那儿。因为那里附近就是森林，还有种菜的园子。像现在这样乖乖地待着就等于是坐以待毙了。”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就是到尤里亚金市原先的领地瓦雷金诺。

【注释】

[1]俄国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