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情景3】江南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
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内涵已经比较稳定。
一、清俊秀逸
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这种特征在远古时期即已开始展现,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江南的“水”性特征相关,水性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是与“柔”“灵动”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于江南清丽自然环境中的人性情多柔和,情感细腻而思维活跃。青山秀水、茂林修竹,不仅使人们热爱自然,也使人们感觉敏锐,不仅启迪遐思,更可以滋润灵性。故而江南在经济发展以后,文学艺术快速发展。魏晋以后,江南诗人、书法家、画家的大量涌现充分说明这一事实。江南玉文化发达,玉温润、柔和、纤巧,吴越先民好玉的审美追求,很能反映他们的品性。这种审美追求应该是形成江南文化特质的一个基本因子,吴越语言的温柔细腻、吴声歌曲的清新婉丽,也与此特性有关。江南士人性情多清俊秀逸,与山东士人的儒雅、敦厚,关陇、燕赵士人的刚直、豪爽构成鲜明的对比。江南文学作品也相应崇尚清秀俊逸与自然婉丽的风格,这些都反映了江南文化的柔性特点。
二、品性刚毅
江南文化特征还有刚性的一面。在长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又养成刚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旷达、豪迈勇武的气质。吴越青铜宝剑锋利无比又精美非凡,将实用的刚强和艺术的秀丽巧妙结合,充分体现了柔中寓刚的特点。勾践含垢忍辱卧薪尝胆,隐忍坚强蓄势待发,支撑他的是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顽强不屈的精神。这种刚性特征,经过东晋以后的发展逐渐弱化,但没有消失。魏晋南朝时期,江南上层社会已经普遍崇尚文教,但下层民风还是勇悍刚强的。在南朝、唐五代甚至宋时仍然如此。中唐时,李绅过吴门,江南给他的印象是“旧风犹越鼓,余俗尚吴钩”,可见此时江南民间勇武犹存。
江南文化这种刚性特征更多的是以另外一种转化变异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江南文士性情上都有清狂豪迈、奔放洒脱之风。晋唐间江南文士在魏晋玄学、名士风流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下,狂逸、放旷的人生态度非常突出。比如,晋之王羲之,初唐之骆宾王,盛唐之贺知章、张旭,中唐之顾况、张志和,晚唐之贯休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征。
三、崇尚文教
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刘知几云:“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东晋南朝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也是形成崇文状况的重要因素。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他们广泛接纳文士,频繁进行文学活动。梁朝君臣对待文学的态度确实对社会风气的转变有着巨大的作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学校的建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民风的转变。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四、开放包容
江南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江南文化自远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区域文化。先秦时期江南文化和楚文化及中原文化曾有过长期的交融,中原文化始终影响着其后来的发展。吴立国之初中原文化即开始融入吴越当地文化,春秋之后,吴越与北方及楚国更有着密切的交流,吴越在和楚相互征战兼并的同时,楚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阖闾重用楚国的伍子胥、齐国的孙武,越王勾践重用楚国的范蠡、文种,都是在这一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显然,江南文化是在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的。佛教在江南的传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东晋南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在江南流播甚广。上层社会与民间普遍流行这种新的文化,名刹众多,信佛者日众。至唐代更是禅僧云集,禅宗在此迅速流播。另外,江南士人乐意与外来之文士交往相处并向他们学习。江南地处沿海,广泛的对外交流也使人视野开阔并接受异域文化。
五、敬事鬼神
江南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性内涵。从汉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晚而轻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跃,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进而与古老的好神巫的传统结合,产生了鲜明的宗教特质。吴越先民自古就是“信巫鬼,重淫祀”。江南水网密布,人们以舟船为生,为适应水上作业的要求和威慑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吴越先民在与水患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敬事鬼神的信仰传统。吴越民间信仰体系极其庞杂,有众多的地方性神祇崇拜。这些神祇涉及吴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五花八门,如神话人物神、自然崇拜神、历史人物神等。隋唐时期这种“信巫鬼,好淫祀”之状况仍然十分普遍,《隋书·地理志》载:“其俗信鬼神,好淫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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