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田野和森林的语言

前言：学习田野和森林的语言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段时光，往往是一个人，引导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在年青的时候，我既想当诗人又想当生物学家。周围的人——导师、朋友、父母——告诉我，必须在这两种互不相容的领域中选择其一。面对着文科和理科的职业选择，我的反应是纯粹的逃避：我离开众人，连续走上好几小时，并且阅读梭罗的作品。那个时候，有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所由鸡舍改建的小屋。我就在那里离群索居，写作，熟读生物文献，每天早晨阅读梭罗日记。

那天早晨的阅读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宝贵的一次。每天清晨，我都会沉思梭罗在一百年前同一天写下的篇章。当我上午、下午和晚间工作的时候，梭罗的话会越来越深地进入我的灵魂，就像令人敬畏的草籽发芽前会在土地里盘旋伸展。梭罗在那时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数月的犹疑困惑之后，生物学家和作家的人生目标终于确定下来。尽管后来还需要多年生态学、文学和人类植物学方面的学习，我终于安心下来研究和写作种子，以及它们如何在土地里、基因库里和文化里得以保存。

回顾往昔，我发现是梭罗坚定的声音和他对自然界持久稳固的信仰让我停泊下来。读他的日记，我知道了一个人如何能将细致的科学观察与诗人对语言的掌握糅和起来。在梭罗身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用将自然和诗歌对立起来，而是预想出一个可以同时丰富我们感知、心灵和头脑的均衡系统。

毫不奇怪我感到和这篇包含在《种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里的出色论著《种子的传播》（The Dispersion of Seeds）有着特别的关联。然而，这本超过一个世纪才得以传世的著作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扣动了我个人的心弦，还因为它传递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其中梭罗并未在文理科之间进行选择。小罗伯特·D·理查逊（Robert D. Richardson，Jr.）给这本书写了导言，他也是《亨利·梭罗：灵智生涯》（Henry Thoreau: A Life of the Mind）的作者，他曾评论说，梭罗、爱默生（Emerson）及其同仁均“认识到在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之间并无裂痕，他们相信研究自然和理解自身最终都会达到同一个终点，那也是文学想要表达的目的”。相应的，可以说梭罗开创了北美文学生态学，这项工作如今有许多地理作家和文学生物地理学家在积极地开展。

幸运的是，其他天才也跟着梭罗的足迹在生态学和文学之间架起了更加坚固的桥梁——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阿尔奇·卡尔（ArchieCarr）、戴维·伊莱费尔德（David Ehrenfeld）、巴巴拉·金索尔瓦（Barbara Kingsolver）、戴维·逵曼（David Quammen）、珍·乔治（Jean George）、罗伯特·派勒（Robert Pyle）。他们创造了神秘的生物、隐藏的兔子，以及他们作为生物学家在小说中碰到的自然轶事，这些作品展现了我们少见的领域，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梭罗在纯科学方面的探索长期以来被众人忽略，甚至遭到少数熟悉这部尚未发表著作的美国文学学者的轻视。从《瓦尔登湖》（Walden）出版直至梭罗逝世，他大约四千页的日记和未完成的《日历》，也称《康科德之书》（Book of Concord），被主要看作是对当地自然历史的详细观察。文学批评家从未被这些脱轨的“技术性作品”所吸引。例如，《梭罗日记精华》（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的编辑奥德·谢泼德（Odell Shepard）认为梭罗对种子的研究仅仅是他毕生事业的一个篇章，最好不予发表。照谢泼德看来，梭罗1857年以后的日记充斥着困顿的书生气：

从日记的这点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发现思想者和诗人梭罗逐渐退化成了一名观察家。“如天堂一样辽阔的观点”被他自己曾畏惧的“显微镜式的狭小”所取代……

尽管梭罗始终致力于扩展自身的生物学知识，他偶尔也担心这种对科学的沉醉会影响他的艺术。1851年他问道：“什么样的科学虽然能丰富认知却损害想象？”尽管如此，他在以后的十年仍然继续磨练自己的科学观察能力，在作品中注入更多准确和权威的信息。1852年，当梭罗收到阿萨·格雷（Asa Gray）的《植物学手册》（Manual of Botany）时，他终于掌握了能帮助他探索当地森林结构的工具。1860年代初期，他得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获悉了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总体观点，这为他的观察提供了权威的背景知识。

如同文学批评家对梭罗后期的科学作品不甚重视一样，植物学和动物学分类学家对他早期关于动植物的研究也有所诋毁。现代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直到梭罗晚年，他才获得了关于北美动植物的可靠资料——因此，他早期大多数关于生物学的误认是可以原谅的。何况，分类学也从未是他的长处，这种“失败”鼓励了一些植物历史学家，如雷·安吉洛（Ray Angelo）在《关于亨利·戴维·梭罗日记的植物学索引》（Botanical Index to 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u）一书中指责梭罗无力区分毒长青藤和毒漆树，也不清楚康科德地区只有一种云杉生长。其他熟悉梭罗作品的科学家也注意到他对于田间动植物的认识不尽如人意。

然而，他们都没有看到重点，他们对梭罗的评价仅仅基于他贫乏的分类学知识，而低估了他对于动植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生态学方面的杰出洞见。实际上，我们从《种子的传播》中可以知道，梭罗是第一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影响的盎格鲁-萨克逊野外生态学家。梭罗在1856至1861年间的作品不但受到达尔文影响，还受到达尔文以前的理论家的影响，它们明确预示着直到1970年代才会完全成形的进化生态学领域关于植物生物学和共同进化方面的研究。他引领了许多课题——他统计了依靠附着在动物毛上、鸟类传播、哺乳动物摄取和排泄、以及风和水的带动得以扩散的种子的结局——这至今对于进化生态学家都是非常有趣的领域。他观察依靠动物传递的浆果的传播距离，其重要性保持了一个半世纪，这些观察非常准确，而且预见到了有关动植物互利共生的观点。

尽管自然选择的理论在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于远离温暖森林的热带群岛考察时便已萌生，梭罗认识到他们的原则既能适用于异域小岛，也能作用在他的家乡。在研究当地不同的种子传播综合病症及其进化适应性时，梭罗表现出极大的前瞻性。几十年以来，研究种子活动的生物学家仅仅收集那些依靠风力、流浪的水鸟，或者运送植物的木筏长距离传播种子的极端案例。这些趣闻仅考虑到异常之事——十亿分之一的种子在遥远的小岛上着陆，去征服新近形成的熔岩流。与此相反，梭罗的方法包括检验推论、进行野外实验、量化数据、实证鸟B确实将果C带到了地点A。他的研究更加可信地说明99%的种子传播范围不会超过母体几百码。

这种艰苦工作的结果是：梭罗在午后散步中逐渐阐明了绝大多数种子传播和树苗更新的方式。他通过机敏的推论得出了这些模式：他测量同类树木之间的距离，计算、称量、飘浮某些种子，注意那些积聚在窗户、车辙和动物洞穴的种子，并且观察巢鸟和哺乳动物能把浆果带到周围多远。他在群体生态学方面采取的个体研究方式——按照当今的标准来看非常现代——使他在后院里也能进行足够的观察：“就算拉布拉多的野外也无法比康科德的后院带来更多的野趣。”

1856年，梭罗在研究种子传播和森林更迭之际遇见了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对他而言，惠特曼宛如美洲土地的代表、与众不同的乡土之声。一年之中，这样的比喻贯穿了梭罗的植物学研究：

如果一个人丰富强大，他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这里学习了40年田野的语言，也许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如果我走向大草原，我对它们一定知之不多，过去的经验不足以使我更好地描述它们。如果我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参天大树也不如这里的杂草更为鲜活。

在他去世前些年，梭罗完全沉迷于“学习田野的语言”。对他来说，森林就是一部等待阅读的大书：人们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就能掌握它的语法、学会它句法的节奏。他对自然秩序的信仰使他相信，任何勤奋的学生都能学会所有植被系统的深层结构。

令人惊奇的是，梭罗不仅对眼前的森林进行仔细观察，他研究的是导致森林再生的过程。较他时代的其他植物学家而言，梭罗超越了对树木命名的阶段——命名只是森林的名词形式——他却在追踪它的动词形式：传粉或播种的鸟、啮齿动物和昆虫，以及其他所有塑造森林结构的媒介。

这是难学的语言。如1986年生态学家亨利·豪（Henry Howe）所承认：

自古以来，植物与吃它们果实的脊椎动物就有着不稳定的联系，无论是通过消化或播种……在当代的森林里，多达45%到90%的树种结出果实，这种进化明显是因为要满足鸟类或哺乳动物的需求。［然而，］从依靠动物传播种子的规模来看，无论植物传播种子的优势还是方法都没有完全被人理解，这个问题实在令人困惑。

梭罗对学习森林语言的贡献令人赞叹。他对康科德的森林了如指掌。他每日散步、长年在田间测量、和当地其他自然主义者沟通，这使他知道每一处新生树苗和最近的同类成年树木之间的距离。尽管他对当地的地形了解详尽，梭罗最终仍然被田间探索所富有的未知性所吸引：

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能发芽，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我等待着奇迹。

“土地本身是一个谷仓”，梭罗总结道。如果说作为生态学家，梭罗缺乏训练和科学知识，他却通过长期动态地观察土地以及他天才的比喻性思维方式对此做出了弥补。他论著中最可爱的章节在于他深厚的文学积淀涌现在他的科学观察当中。在这些文章里我们体验着他面对土地时表现出的准确与优雅。

大家知道，凤仙花的种子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手枪一样迸裂，突兀有力，常常让你当时吓一大跳。它们像开枪一样射出种子。我把它们带回家时它们甚至在我的帽子上爆炸。

在坚果落下一个月以后再看这棵树……地面看上去就像杂货店前的平台一样，村里的人坐在那里闲聊着，噼噼啪啪剥果子，开着不大高雅的玩笑。你会说，你在这场盛宴后来了，只得到些壳儿。

我们所有的桦树果都有三个圆裂片，就像长矛头一样……但这个物种的果子特别有趣，如同一只尊贵的鸟展开翅膀，特别像滑翔在田野上空的鹰，我在脚下看到它们时总会这样想。

正是借着种子的翅膀，梭罗回到了家乡，他死前在那里找到了安宁。尽管常常渴望到远方旅行，在阅读时也无所不包，梭罗最终相信，他在最近的家乡学到的东西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如果文学历史学家发现他在诗歌和哲学篇章里停止仿效华兹华斯和歌德，他们就误解了他的原意。梭罗并没有摒弃这些文学传统，而是试图将它们结合进他的研究，创造出一种更困难却更历久的语言：森林自己的语言。

格雷·保罗·纳班 （Gray Paul Nabhan）⁽¹⁾

【注释】

(1)美藉黎巴嫩人，生态学家、民族植物学家。主要作品包括：The Desert　Smells dike Rain, Cultures of Habita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