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未竟事业

引言：梭罗的未竟事业

梭罗于《瓦尔登湖》以后的作品大都从未出版。当他离开瓦尔登湖时，他说他又获得了几次生命。其中一条生命便是科学的生命，对此我们知之甚少。梭罗354页的《种子的传播》的手稿、631页《野果》（Wild Fruits）的手稿、他1850年代对康科德自然现象超过700页的笔记和图表，以及他对早期北美环境所做的长达3000页的12本笔记一直处于尘封状态——除了个别情况，美国文学专家对此也不大了解。这些手稿的存在并非秘密。它们大多数是原始记录和草稿。学者们认为它们谈的都是干巴巴、无甚价值的内容，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对我们理解梭罗也没什么帮助。而眼下这本书却和这种推测完全相反。

在《种子的信仰》一书里，布拉德利·P·迪恩（Bradley P. Dean）小心翼翼地收集了梭罗一些后期的自然历史作品，并把它们作为《种子的传播》完整版的核心内容，这是125年以来出现的第一版。它给我们关于梭罗生活的理解增添了新意。《种子的传播》的作者在《瓦尔登湖》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旅程，尽管他的足迹并没超出康科德。《瓦尔登湖》是了不起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对处于幽静自然中的生命所享受的美好自由的欢呼。相反，《种子的传播》歌颂的是丰产、肥沃和它们的相互联系。《瓦尔登湖》谈的是自我的成长和塑造，《种子的传播》涉及的是群落的生长和新一代的产生。《瓦尔登湖》是作为诗人—自然学者的梭罗公认的杰作，而《种子的传播》，即便以它的草稿形式，也是作为作家—科学家的梭罗的巅峰之作。

《瓦尔登湖》1854年出版以后，梭罗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那段时期他出版的东西很少，尽管他直至去世还在阅读和写作。1855年，《科德角》（Cape Cod）部分章节刊发于《普特南杂志》（Putnam’s Magazine）。1856年，梭罗到新泽西考察时碰见了惠特曼，就“漫步”这个题目作了演讲。1857年，他最后一次去科德角和缅因森林。1859年他一时深陷约翰·布朗案。1860年他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名为《森林树木更迭》的文章。尽管1861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他还是为了恢复健康去了明尼苏达州。在这次旅行中，他作了大量植物学笔记，还听说了苏族首领“小乌鸦”（Little Crow）的传闻，这是在小乌鸦战事发生前一年，小乌鸦战事后来又导致了“伤膝谷”战役。梭罗回家后，即使是在1862年初卧床不起的几个月里，也在努力完备他的手稿，对它们进行选择，准备发表其中的几个部分。

1862年梭罗去世不久，他的若干小短篇以《远足》（Excursions）的名字结集发表。《远足》的前一部分重印的是早期散文，后半部分主要是他的后期作品。《森林树木更迭》（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漫步》（Walking）、《秋日色彩》（Autumn Tints）、《野苹果》（Wild Apples）、《月光》（Moonlight），这些篇章被联系起来，尽管它们并没有组成任何连贯的整体。它们是一个宏大事业，甚至是几组相互交织的事业里面细小、互不相干的片断，梭罗对这些事业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爱默生对梭罗后期作品里的问题非常清楚。梭罗逝世后不久，这位朋友写道：

他的研究规模十分宏大，理应长寿，我们对他的突然离去毫无准备。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知之不多，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将未尽的事业留在那里，宛如一道伤痕，无人能完成。如此高贵的灵魂在他向同伴们证明自己的价值前就撒手人寰，实在令人扼腕。

在逝世前六周，梭罗自己写道：

我还没有涉及植物学的任何具体工作。如果我能活下去，我对自然历史有那么多话要说。

从1852年到1862年，梭罗积累了三大类原始笔记。第一类，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他大量的日记，1906年的版本长达6000页。梭罗在另外12本笔记里还记录了早期北美的自然情况，这部分达到3000页。第三类则是他阅读自然历史所作的笔记和评论。

19世纪晚期，梭罗开始重读这些材料，目的是列出康科德所有的自然现象，以及它们每年出现的顺序。他记录下了哪种水果在具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熟，又记下下一年同一月的情况，如此种种。他还记下从1852年到1862年每年鸟类的出现情况。另一个单子记下了树木和灌木发芽的顺序。还有其他的单子——多达几百页——记录下了四足动物、爬虫动物、鱼类、昆虫和花朵的出现。当这项工作完成时，梭罗拥有了一大堆单子，每一张上面详细地记录了每一类自然现象在一年中一个月里出现的情况。他有1853年4月的资料、1854年4月的资料、1855年4月的资料等等，他关于所有物种的充足数据覆盖了十年来的每一个月。

此外，从所有这些单子里他不辞辛苦地集合了大量的图表，这使他可以随时跟踪自己的观察。一张图表可以记录下4月里的鲜花在十年中第一次开放的时间。在这些图表纵栏的最上方，梭罗记下了年份。在下方，他标注了当月的具体日期。在小格子里，他写下了十年间每一个4月里的每一天所有开花植物的情况。

在梭罗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巨大的关于康科德自然现象的数据测量的制表工程以后，他对不同种的树木在自然中如何更迭、以及种子如何传播变得分外感兴趣。这里出版的手稿中的一半——前一半——似乎都来自梭罗的列表工作。这项工程的目的——如果《种子的传播》在这项工程里占有位置的话——我们不得而知。出版《种子的传播》并不能理清梭罗后期作品的整体意图。实际上，相对于解决问题，这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然而，至少这本书的面世多少澄清了梭罗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性，就像格雷·保罗·纳班在前言里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一样。

梭罗对科学的兴趣与他超验主义的背景密不可分。由于美国超验主义强调人和自然的密切关联，爱默生和梭罗均认为科学不仅仅自身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和其他各门学科的关系也纷繁复杂。超验主义最有价值的遗产是认识到科学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对于爱默生和梭罗，科学无法和科学家剥离开来。也许爱默生会说，最终是没有科学的，只有科学家。

超验主义的先驱们想法相似。蒙田认为自然科学是“在语言中被提问，在语言中被回答”。歌德做过光学、植物学和解剖学方面的工作。在《论美国学者》中，爱默生坚持斯多亚学派哲人强调的自我认识和科学家具备的自然知识之间的基本关系。他说，学生——

应当看到自然是灵魂的对应物。一个是印章，一个是印迹。自然之美在于头脑之美。自然法则是人类头脑的法则……人们对自然忽略太多，对自己的头脑也不甚明了。古代的规则“了解你自己”和现代观念“研究自然”最终是同一个格言。

爱默生一度也认为自己会变成一个自然主义者。超验主义是所有自然万物相互联系的前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著作并没有颠覆爱默生与梭罗的基本观点，反而证明了它。

梭罗从年幼时就对科学感兴趣。发表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的“星期五”部分是关于科学方法的长篇文章，它显示了梭罗对严格准确的观察十分热忱，也表现了他对观察者的浓厚兴趣。“任何真理最清楚最美好的陈述最终都必须具备数学形式，”他谈道，后来又说：“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是自然主义者的生活。纯科学仍然是传记性的。”梭罗早期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评论至今仍然中肯。他以他惯常的既热切又沉着的口吻说：

发现的过程非常简单，不懈系统地应用已知的自然法则会使未知的事物显露出自身。几乎任何方式的观察最终都会成功，因为最重要的是方法。只需确定下来一个方面，再围绕它进行观察。

的确，梭罗后期发表了对科学某些方面的保留意见，但这只是一个爱好科学的人提出的争论，而且他的意见是一个终生献生于科学事业的人的意见。梭罗说“仅仅寻求事实而不是寻求表达过程的科学家，只是把自然当作死亡的语言在研究”，他这样说并不是在攻击科学，而是在警戒以科学的名义收集事实的做法。梭罗和同时代的科学团体有许多接触，然而我们必须记得梭罗活跃的年代，也就是1840年代和1850年代，正是美国科学向职业化转型的时期，梭罗有时对这种职业化持反对态度。“科学家”这个字眼当时还并未普及，即使达尔文也称自己为“对自然历史感兴趣的人”。

1850年以后，梭罗参加了波士顿新型活跃的自然历史社团。185年，哈佛大学任命他为自然历史的考察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由大学课程组进行年度考核。从1847年起，他是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地方标本采集者系统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流逝，梭罗开始怀疑阿加西关于物种永恒的著名观点。阿加西是有名的欧洲科学家、极度引人注目的教师和演讲者、科学王国的缔造者、哈佛大学和正在兴起的受联邦项目资助的科学团体的宠儿。阿加西是当时最强有力的科学家，而梭罗只是一个小小的——如果还有声誉的话——地方自然主义者。然而，在这件大事上，阿加西错了，梭罗是正确的。

阿加西认为“事实证明物种永恒”，“物种并不是慢慢地由一种变成另一种，而是突然地出现和消失，与它们的前辈没有直接关系。”1850年，在《苏比利尔湖》（Lake Superior）一书中，阿加西写道：

我们越仔细地探索地形分布，就越清楚地相信动物一定发源于它们生活的地方，并且会几乎完全准确地生活在这个范围以内。

阿加西声称自己的著作十分科学，其实并非如此。它事实上是神学的，并且坚持的是物种创造的理论。阿加西认为物种的地理分布是在“上帝创造它们的第一天就打上了烙印”。

直到1857年3月，梭罗才对阿加西的理论有所批评。有一次梭罗在爱默生家和阿加西吃过晚饭，他记下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当我开始告诉他我关于冻鱼的实验时，他说帕拉斯（Pallas）已证明鱼是先冷冻再解冻，但我证明的结果却相反，阿加西后来同意了我的观点。

至1858年6月，梭罗对阿加西的主要观点变得十分怀疑。梭罗有一次爬上莫娜德诺克山，观察到山顶附近一处浅洼里有些蟾蜍卵，他开始思考它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在他对各种可能性发表的长篇谈话中，他简略地反驳道：“阿加西也许会说它们本来就发源在山顶。”

19世纪50年代末，在梭罗开始了写日记和创建自然现象的长单子的宏大工程时，他对当时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现状十分明白。他好像是在努力编写一本康科德的大日历，也就是尽可能最完备地对家乡的一年作出记录。梭罗准确的计划没有得到保存，然而，材料和它们最初的架构显示，这本日历是要包括对细节的科学观察和某种季节性的结构。

这种编写日历的想法并不算新颖。爱默生早在1835年就考虑过写一本“我流动营地周围的森林在一年里每个月的自然历史”。在17世纪，约翰·艾佛林（John Evelyn）就出版了《霍顿斯年历》（Kalendarium Hortense），这是一本以日记为结构的园艺书。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最初将《桑博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写成“一年中十二个月的自然历史”。丹尼斯·巴灵顿（Dames Barrington）从怀特的书里抽取了一份“自然主义者日历”，出版了一本65页的空白书，供读者们积累他们自己的自然日历。威廉·豪特（William Howitt）的《自然之书：或称自然日记》（Book of the Seasons: or A Calendar of Nature）（1831）也是一本田园历书。

梭罗对所有这些书籍均十分熟悉，也许除了巴灵顿的那本以外。他自己的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宽度和细节性。梭罗旨在准确地记下每一棵树和灌木发芽的时间，康科德每一粒果实成熟的准确日子。他把范围缩小至康科德，以期达到全面性。他似乎想要创造一个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在《宇宙》（Cosmos）一书中提出的小宇宙——洪堡的多卷本出版于1848年，目的是给出一个对自然世界的完整说明，书里包括了前人在相同领域的研究历史。梭罗对细节的关注大大强于爱默生的《马萨诸塞州乔木灌丛报告》（Report on the Trees and Shrubs of Massachusetts）和米绍（F，A，Michaux）的《北美森林志》（North American Sylva），这两本书是当时的标准。《种子的传播》的细节水准——这种水准在梭罗其他未出版的书里也一样——可以和阿方索·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以及达尔文两人的著作水准媲美。人们并非总能想起达尔文写下过这些书：《兰花受精》（The Fertilization of Orchids）（1862）、《人工栽培驯化的动植物变异》（Vari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under Domestication）（1868）、《食虫植物》（Insectivorous Plants）（1875）、《攀缘植物》（Climbing Plants）（1875）以及《植物迁徙能力》（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1880）。

梭罗逝世后，他的朋友H·布莱克（H. G. O. Blake）编辑了四本他的日记精选，分别是《马萨诸塞州的早春》（Early Spring in Massachusetts）（1881）、《夏》（Summer）（1884）、《冬》（Winter）（1888）和《秋》（Autumn）（1892）。布莱克的工作曾经被人忽视，但可能他了解梭罗宏大的记录四季的雄心，并尽力对梭罗的意图表示敬意。

很难讲梭罗对季节的研究会把他引向何处。比如，他知道罗马农业作家瓦洛（Varro）将一年分成了传统的四季，接着又建议把一年分成六季：准备期、种植期、耕作期、收获期、储藏期、消费期。梭罗也知道美洲印第安人将每个人都视作一个季节。奥格拉拉·休格斯（Oglala Sioux）部落以霜降在帐篷上的那个月夜作为一年的起点，他们又把夏季的数月称为打油月、红莓月、黑莓月。可能梭罗也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把一年分为24个节气。2月4日立春，2月19日雨水，3月6日惊蛰，3月21日春分，4月5日清明，4月20日谷雨，等等⁽¹⁾。从林奈（Linnaeus）创作的关于斯托弗（Stoever）的生活里，梭罗摘抄了一个段落，说明林奈——

证实花朵是如何准确报时的，由此可以确定一天中的具体时刻；他制作了一个日历……并指出从事农业经济的人可以选择这个日历，利用它最好地计算出时间。

也许，梭罗把自己晚年的精力都投入到编写一本书，这本书才在开始阶段，通过这本书他希望能以一种热切的方式集中地向我们揭示周围的世界，让我们相信每一天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季节。

1859年后期，这个日历的项目仍然在初始阶段。它的形式不明，也有很多严重的问题。梭罗占有的材料太多，没有重点，而且也几乎无法将这本书写成一本“游记”，尽管这是他当时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小一些的、更容易把握的话题不断涌现。而这时梭罗又牵涉进布朗案中，写了一系列文章维护自己。1860年初他变得对达尔文感兴趣。

1860年元旦，纽约社会工作者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ace）来到康科德，带来了一本达尔文刚刚出版的《物种起源》，他是从他的姻亲阿萨·格雷（Asa Gray）处拿到的，格雷是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也是达尔文的联系人。布鲁斯、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弗兰克·桑堡（Frank Sanborn）（他是布朗在新英格兰的支持者，后来也是关于梭罗和爱默生书籍的作者）和梭罗聚餐，讨论这本新书。达尔文的观点立论深厚。梭罗很久以来就对康科德地区动植物的地形分布深感兴趣。饱读了相关书籍后，梭罗对阿加西关于特殊起源和永恒物种的坚决论断已经十分怀疑。这次聚餐后三天，梭罗承认了达尔文对他自己进展缓慢的工作的影响，这是他作出的关于影响机制最有深度的评论：

一个人只接受他准备接受的东西，无论是在身体上、智力上还是道德上……我们只聆听和理解我们已经半懂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这些存在于他所听所读所看所游之中。他的观察成为一个链条。他不看那些不能与他已观察到的所有建立联系的现象或事实。

梭罗多年前已读过《小猎犬号之旅》（The Voyage of the Beagle）。现在他把《物种起源》摘录进他的自然历史笔记里，而他的评论表示他非常信服达尔文的观点。比如，他摘录了达尔文的论断：

几乎所有加拉巴格（Galapagos）群岛、裘恩·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群岛以及其他美洲岛屿上的动植物和邻近的美洲大陆的动植物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在这段话末尾，梭罗加上了他自己反驳阿加西的结论：“所以它们并不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

达尔文的许多观点认为物种不过是具有明显特征的不同种类。他在《物种起源》的开始几章详细阐述了大量没有人观察到的动植物在地球表面散播的方式。达尔文这本著名的书的开篇实际上就在谈散布。达尔文的工作加速并集中了梭罗自身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达尔文给梭罗展示出他对种子生根的浓厚兴趣十分重要，因为它和更广泛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息息相关。

《种子的传播》是梭罗浩大研究的初稿，它细致地说明“根据我的观察，森林里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是如何由自然种植的”。这份手稿囊括了梭罗后期的文章《种子的更迭》，而且明显地和尚未出版的《野果》相关，而这篇文章又由梭罗逝世后才得以出版的《野苹果》、《秋日色彩》、《越橘》（Huckleberries）几个部分组成。这份初稿非常粗略，它的最终形式并不完全清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布莱德利·P·迪安（Bradley P. Dean）严格认真编辑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阐明梭罗思想的整体方向。

《种子的传播》的观点与当时盛行的植物“自发”生长的观念相反，“自发”的观点认为植物不是从根、剪枝或种子里长出来的。这种当时流行的错误看法可以在爱默生编辑的《马萨诸塞州灌木报告》多个版本（1846—1875）中找到。相反，梭罗报告说在多年的观察中，他从未发现一例真正自然生长的事实，并且认定如果排除植物从剪枝或树根生长的情况，那么它们总是从以多种方式散布的种子的形式开始发芽，而人们对这些方式以前了解不多。

梭罗开始的时候与阿加西有些微联系。在这份手稿中他变成了达尔文的重要盟友。《种子的传播》否认了特殊创造的观点，却为达尔文连续创造的发展观提供了支持的事例。梭罗说：

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植物已经生长的世界，但现在和以前一样植物还在萌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的兴趣从人类世界转向了自然世界，从耕地转向了野生树林。在《瓦尔登湖》里有个著名的豆田，农耕成为人类自我塑造的比喻。在《种子的传播》里，风、水、动物是自然自身培育的媒介。梭罗感兴趣的是植物如何在野外萌芽，又如何更迭。他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向细节本身。

我像往常一样从一片油松林里穿过，地面撒满了嫩枝，我注意到一条11英寸长、半英寸厚的树枝，上面有两个松果，其中一个松果的梗快断了。

我们很快发现原来是松鼠为了搬运方便，把带着松果的嫩枝咬下来了。初一看，这样不懈的描写节奏缓慢，令人不感兴趣。但如《秋日色彩》显示的，梭罗将他作为作家的能力保持到了最后，我们这里看到的只是书的最初部分。

在《种子的传播》里有很多篇幅都能说明整个文本最终达到的高度。例如，对马利筋种子的极好描写：

当我松开一把种子，这些丝线顿时散开去，跳跳蹦蹦，又形成半球形，各不相连，全都折射出棱镜式的色彩。

他看到一颗种子像一个气球一样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这篇文章继续下去，它本身也像马利筋种子一样飞翔，让我们瞥见远处更大主题的模样。梭罗说：

我对秋季散发出的每一项这般冒险的命运或成功都非常着迷。为了这一个目标，这些丝般的飘带整个夏季都在完备自己，舒舒服服地呆在这轻轻的匣子里，以适应这一完美的结局——这不仅是秋日的预言，也是未来春天的预言。

梭罗的散文最后变得像是冬天的白日梦一般：

如果一个人看见有信仰的马利筋种子变得成熟。谁会相信但以理（Daniel）或者米勒（Miller）说世界将结束在这个夏季的预言？

带着神奇的洞见，乔·波特（Joel Porte）把梭罗毕生的工作称为“传播的寓言”。这在《瓦尔登湖》里还不明显，它长长的第一章结尾“经济”是一则关于自由的寓言：

我读萨迪（Sadi）的《吉利斯坦》（Gulistan）或称《花园》（Flower Garden）一书，看到“他们问一位智者，他说：许多上帝创造的高贵又多荫的树里，他们称柏树是自由的，因为它不结果实；这里面有什么道理？”

梭罗的答案是，独立于无尽的再生循环的生物才是真正自由的。梭罗在1860年代到底变了多少，可以从《种子的传播》的开篇判断：

普林尼（Pliny）的工作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他告诉我们有些树不结实。他说：“完全不结实、包括不长种子的树只有柽柳，白杨，平叶榆。”他又补充说：“这些树被看成不幸之树、不祥之物。”

我认为，《种子的传播》无疑不仅是对科学的贡献，也是关于传播的寓言。读者会感觉到在生气勃勃的细节背后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对丰饶的兴趣。达尔文以马尔萨斯（Malthus）惊人的评论“地球上的细菌如果可以自由生长，将在几千年里占领几百万个地球”开篇，梭罗又引用了达尔文耐心却不那么惊人的实验。达尔文说：

我2月时分别从水下和小湖边三个不同的地方采集了三勺土，这些泥土干了以后，只有/盎司重。我把它们盖起来放在书房里六个月，把上面生长的植物拔下来称重，这些植物共有537种，而这点粘土只有一个早餐茶杯那么多。

梭罗又注意到另一位作家曾计算出一粒普通的蓟的种子五年后的收成——

不仅可以覆盖满整个地球表面，而且可以覆盖太阳系的所有行星表面，结果是其他的植物几乎无法生存，每种植物也许只有一平方英尺的空间。

梭罗的工程最终不是关于物种的形成——这是达尔文的目标；也不是关于人口控制——这是马尔萨斯的工作。在梭罗手稿中丰饶的主题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毋庸置疑的关于死亡和再生的喑喻，尽管它不算稳定和完整。种子是贵格会（Quaker）最喜爱的喑喻，其领导人乔治·福克思（George Fox）更是对它有所偏爱。梭罗知道福克思，他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一本威廉·西沃（William Sewall）写的关于福克思的书和贵格会的事迹。爱默生选择了这个意象：

乔治·福克思关于上帝的特殊表达法就是种子。他的意思是世界之美的种子在于花，而善是其果实。

借用这个喑喻，《种子的传播》的意义得到了拓展。种子不仅意味着生与再生。每一种植物都能在每一粒种子里重生。每一天是创造日，也是再生日。“土地本身是一个谷仓和学校，”梭罗在这本新书的一个重要篇章里这样写道，“所以对一些人而言，地面被看作为一个生物的外皮。”

1850年代初，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大白皮松，包括它们如佛塔样的树干和羽毛般的松针，都被砍作木材。零散地有孤独的白皮松站在山顶上，几英里之内都能看见，那是失去了同伴的巨人。白皮松很少结籽，松果也成熟在高高的树枝上。尽管比起其他松树它的种子散播得要少，它还是成功地生存下来。梭罗曾说，白皮松“是我生命的象征”。

1862年，亨利·梭罗死于肺结核及并发症，这是由1860年12月的一次感冒引起的。奇特的是这个日子在这本书里十分抢眼。梭罗教会了我们所有生死都是相连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本书是他1860年12月在康科德的森林里漫步数树桩上的年轮，又染上致命的风寒时头脑里的所思所想，也许会觉得离他更近一些。他于1862年5月6日在家中逝世，周围是他的朋友和家人。他对每个人都讲了难忘的遗言。一位姨妈问他是否和上帝讲和了，他说他不知道他们曾争吵过。关于来生的问题，他完美地回答说：

一次只有一个世界。

没有人比他更热爱绿色的世界。有一天，梭罗在树林里对他的朋友埃勒瑞·钱宁（Ellery Channing）说：

我死时，你会在我心里发现镌刻着一株白橡树。

下次去瓦尔登湖时，我想我会在标志着他曾经居住地的石冢上放下一粒橡果，而不是石子。

小罗伯特·D·理查逊 （Robert D. Richardson， Jr.）⁽²⁾

图注：梭罗在《种子的传播》中曾提到的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地区方位（根据赫伯特·W·格里森1906年绘制的地图）。

【注释】

(1)编者注：此为理查逊的理解，实际节气日期以农历为准，未必每年都是同一公历日期。

(2)罗梭和爱默生的传记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