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情景】江南私家藏书的贡献

【学习情景】江南私家藏书的贡献_江南水乡文化概论

模块四　江南私家藏书

学习目标

1．了解江南主要私家藏书家与藏书楼的基本情况；

2．熟悉江南主要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与特点；

3．掌握江南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

4．能设计私家藏书楼主题的旅游线路并制订“旅游接待计划书”，提高主题旅游线路设计能力和导游讲解能力。

第一单元　模块任务导入

一、作业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说：“天下研究明史的不到天一阁，不能说研究明史很到位，大概不是正经研究明史的。”正因为如此，一批来自北京某高校的历史学家在杭州参加完学术会议后，专程到宁波参观天一阁。接待旅行社将接待任务交给了你，请你制订“旅游接待计划书”并准备导游词。

二、工作任务与要求

1．利用图书馆、网络以及实地调查了解、收集宁波天一阁的相关知识；

2．针对历史学家的特点与兴趣爱好，组织设计游览线路，编写导游词。

三、教学方式与步骤

1．教师讲解基本知识；

2．分组查找资料、安排导游线路、准备导游词；

3．模拟演练；

4．教师点评。

第二单元　背景知识

【学习情景1】　　　　江南私家藏书发展概况

一、江南私家藏书兴盛的原因

我国私人藏书的出现稍晚于官府藏书。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学术下移民间，百家争鸣，言论较为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为早期私人藏书的萌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汉代，大一统繁荣的安定环境及允许民间藏书的宽松政策使私家藏书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读书应试的积极性，而当时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又促使稍具条件的家庭热衷投资藏书以供自学，由此便有了私人藏书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此后，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区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产生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数的40．4%；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共69名，占总数的60．5%，换句话说，明清两代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有105名，超过半数，天下文状元，二人有其一。据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中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715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苏省有967人，两省共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0%，尽管这个统计不十分完整，但也足以说明藏书与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强劲优势显现无遗，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的原因也就有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解。

宋代藏书事业得益于雕版印刷的初兴，继续加速发展。这一时期私人藏书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随南宋建都临安，私家藏书中心偕官府藏书中心正式南移，并由此奠定其后六七百年间江南地区私人藏书事业长期发达的局面。二是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先开提要之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首创解题体，尤褒《遂初堂书目》之独擅版本记载，一扫前此官藏书目一统天下、孤掌难鸣的沉闷，也极大地改变了私家藏书系统有藏书无学术，难登大雅之堂的简陋形象。由此发端，后之私家藏书编目遂形成制度。书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书目录也从此形成并驾齐驱、各领风骚的格局。私家藏书的发达与地域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自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地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

二、明清江南私家藏书的特征

明清时期的私人藏书事业呈现持续发展、渐趋鼎盛的态势。江南私家藏书事业不仅表现为藏书家人数空前增多，藏书中心地域色彩愈显突出，更有以下几个特征引人注目。

一是藏书楼规模普遍扩大，藏书大户群雄并起，明代的范氏天一阁、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清代的钱氏绛云楼、朱氏曝书亭等均称盛一时。清代中晚期，更分别有四大藏书楼（分别是扬州小玲珑山馆、温州玉海楼、宁波天一阁、湖州嘉业堂）鹤立鸡群，乾嘉四大家有吴县黄丕烈、袁又恺，长沙周仲连，元和顾抱冲；晚清四大家有聊城杨绍和与海源阁、常熟瞿绍基与铁琴铜剑楼、吴兴陆心源与皕宋楼、杭州丁丙与八千卷楼，这些藏书巨擘均以藏书量多（10多万册，20余万卷）、藏书质量高（宋元珍本数以百计）著称。

二是藏书学术的总结与研究逐渐活跃，学术大家辈出，学术成果斐然。从明代胡应麟、谢肇淛到清代钱曾、洪亮吉等人争相尝试对藏书家种类进行划分，便是藏书家们总结历史、审视当代、知照自身、警策同行的积极入世姿态的写照。明祁承爜《澹生堂藏书训略》、清孙从添《上善堂藏书纪要》以实用为要旨，分别对藏书技术的方方面面做了详解，可视作历代藏书技术的归纳与集成。至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我国对藏书楼研究新纪元的开始。此外，乾嘉时期黄丕烈之题跋、顾广圻之校勘、钱大昕之考证俱是藏书家学擅专长、卓有成就的极好典范。

三是藏书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开放识见。“藏书贵流通、藏书惠士林”的意识日趋自觉与浓厚，且更多见诸行动。周永年的《儒藏说》与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可视为藏书向公众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典型。

四是清帝乾隆嘉奖江南藏书家，推动了江南的私家藏书事业。乾隆对藏书家的隆重褒奖极大地鼓励、刺激了江南私人藏书事业迅猛发展。对响应朝廷号召呈献家藏于《四库全书》的一些主要藏书家，乾隆破天荒地给予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奖励，物质奖励是赐予武英殿版《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巨编，事实上已从数量上弥补了藏书家献书的损失。并且，由于此项赐书的大事声张，造足舆论，藏书家在荣誉上的获得已远胜于物质上的收获。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私人藏书高潮的出现，与乾隆权威莫比的大力提倡关系甚大。乾隆树起了私家藏书楼的一杆钦定旗帜——宁波天一阁。乾隆钦定样板，并且亲自下旨四库七阁无一例外都要仿造天一阁。乾隆建江南三阁颁藏《四库全书》。这是乾隆鼓励、支持江南地区私家藏书的切实而极有效的举措。江南三阁的建立与开放不仅为江南地区私家藏书的发达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持，也对私家藏书楼的开放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学习情景2】　　　　江南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一、宋濂与青萝山房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浦江人，他是朱元璋的重臣，明代著名的学者。宋濂藏书始于青年时代，元末避战乱迁居浦江青萝山（今浙江浦江县东），筑室读书，藏书楼称“青萝山房”。战乱中因宋濂藏书置于青萝山中，未受到损失。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道，少时因家贫，无力购书，因此，常借书缮抄，计日以还，寒冬酷暑，仍不懈怠，从不超过借期，故人多将书借他，他得遍观全书。宋濂的藏书达八万卷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自缮抄之书。宋濂晚年因长孙宋慎被列入胡惟庸党，全家被贬往四川茂州，宋濂于途中病死。他的青萝山房也消失了。

二、范钦与天一阁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范钦于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乡鄞县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多达7万多卷，为浙东第一。

范钦一生嗜好收藏图书。为了收求图书，他遍访浙江藏书家与书坊，收购异本。他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地做官时，广搜图书，抄录善本。他因书藏丰富而远近闻名。

范钦根据历来对藏书的两大危害天灾（水火、虫灾）与人祸（管理不严、易遭散失），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叮嘱子孙严格执行。从建筑设计上看，天一阁的修建是相当科学的。“天一”的名称取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喻天，天一生水，不分间，通为一厅；下层喻地，地六成水，所以下层分为六间。为了防潮，图书全部置于上层，楼上前后都有窗户，书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通风。书橱中还放有防虫芸草。为了防止书楼遭火，楼前挖有一池塘，用以贮水，并定名“天一池”，这样天一阁把防水、防火、防虫都考虑到了。范钦为保护天一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守阁之约。规定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每房子孙各掌一把，要开库门，必须是各房子孙全到方可。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就阁读之，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这样就防止了散失之患，且“永无火厄”。这个规定一直持续到1949年，可谓私家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避免了天灾，但无法完全避免人祸。明末战乱、乾隆帝敕修撰《四库全书》时调书、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以及中外文化奸商的窃盗，使天一阁遭受不少损失。至1949年初，天一阁藏书只剩下1．3万多卷了。

三、项元汴与天籁阁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私人藏书浙东以范钦天一阁藏书著称于世，而堪与范钦匹敌，同被后代藏书家称为巨擘的则有嘉兴项元汴。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子，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著有《墨林山堂诗集》。项元汴家本富裕，兼之又善治生产，这就为他的藏书事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条件。项元汴的藏书，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称，“其时文坛巨主王世贞小酋馆藏书楼贮书达三万卷，尔雅楼专藏宋刻本，名闻天下，但与项元汴相比，有人尚以为不及墨林远甚”。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著录刘勰《文心雕龙》十卷云：“……墨林项氏，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虚心咨决，此又今人之师也，今人奈何不师之？”此可概见项元汴藏书之精。钱曾所称文氏二承即文彭、文嘉。文彭（1489—1573）字寿承，文嘉（1501—1583）字休承，同为吴中藏书名家、著名画家文徵明之子，文氏二承出身藏书世家，本人亦富藏书，“二承”知名当世，皆精古籍鉴定，而文嘉尤精鉴别宋本，项元汴之藏书得“二承”鉴定，无怪钱曾称其藏书皆精妙绝伦。

项元汴之藏书楼称天籁阁，据前人所说，项元汴曾得一古琴，上有天籁两字，遂以名阁。

古代藏书能聚而不散，几如凤毛麟角，项元汴的藏书、藏画等在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入嘉兴之际，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去，时距项元汴之死仅50余年。

四、胡应麟与二酉山房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或明瑞），号石羊生，又称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应麟25岁中举，其后科场不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他10多岁时，随父亲在北京定居，从那时起，就访遍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兰溪，经常典卖家产以购图书，致使父亲留下的家产被他卖光。为了买书，不惜花钱，常常弄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自己“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城，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他建造“二酉藏书山房”，共收藏图书42384卷。

五、黄居中、黄虞稷父子与千顷斋

黄居中（1562—1644），字明立，又称海鹤先生，福建晋江人。万历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子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又字楮园，16岁中秀才，后一心埋头书事，不求功名。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收集图书6万多卷，在南京建千顷斋用以藏书。黄居中做官的俸禄，除吃穿外，全都用在购书上。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虞稷根据家藏图书编成《千顷堂书目》，收录的明代图书极全。后来黄虞稷参加编撰《明史·艺文志》的工作，他编的书目，事实上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草本。

六、祁承爜与澹生堂

祁承爜（1565—1628），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祁承爜从小就喜欢书籍，早年仕途坎坷，屡试不中，但他爱书之情与藏书之心矢志不渝。每次去杭州或京城，总是遍访书肆。初期藏书逾万卷，其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火灾而毁，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祁承爜42岁，中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由于经济上的宽裕与活动面的扩展，他的藏书迅速增长，藏书10万余卷，并在故乡绍兴梅里建了旷园，在园中建了澹生堂作为藏书楼。祁氏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写出了《澹生堂藏书约》。全书分为《聚书训》《藏书训略》《读书训》三篇，分别对书籍采访、编目、典藏和阅读进行了论述。《聚书训》《读书训》主要是记述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以及“因、益、通、互”四个分类要点，为我国古代书籍建设作出了贡献。

七、毛晋与汲古阁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从小喜欢读书、抄书、编书。二十四五岁以后，他开始收藏与刻印图书。毛晋收集图书是采取高价购买的方法，据说他家门口贴一告示，申明本户主人购书计叶付钱：宋刻本每叶二佰；旧抄本每叶四十；时下善本，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因而远近书商纷纷上门。他家居常熟，当时迎春门外的七星桥一带湖州书舶云集，因而使毛晋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善本。杭嘉湖一带是藏书丰富的地区，有许多藏书家，凡买不到的善本，毛晋就寻访借抄。他发明了“影抄”的办法，所谓“影抄”，就是用纸蒙在底本上摹写原书，照原书点画行款，所抄之本与原书无异，保留了原书的面貌。毛晋雇用了很多人为他抄书，清人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写道：

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有得小毛公。

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

毛晋藏有大量的影抄本，提高了毛氏藏书的价值。经过近30年的收集，毛晋藏书多达8．4万余册，分别收藏于他的藏书楼——汲古阁与目耕楼中。毛晋一遇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所以《汲古阁歌》说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汲古阁不但是藏书楼名，也是他刻书的书坊名称。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在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毛晋就卖掉了良田20公顷。毛晋刻印的经、史，多为宋元善本。书版几次校正，没有确凿证据者，从不轻易改动。加之所用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故当时有“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之说，汲古阁藏书后来散失，刻坊10万多块书版也损失殆尽，这是非常可惜的。

八、钱谦益与绛云楼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代进士，官居礼部侍郎，降清后不久便隐居乡间。

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声华赫奕，莫与为比”。他最初求书是为了读书，所以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一般不轻易借人。钱氏购得刘子威等四个藏书家的遗书，又重金收购了赵琦美脉望馆的全部藏书。到了晚年，他在家乡红豆山庄建造了绛云楼，把平生收藏的书籍，重新整理、编目，装满了73个大书柜，藏于楼中。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不慎起火，焚毁了钱氏全部藏书，钱谦益痛不欲生，说道：“甲申之年，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宋本汉书跋》）。后来钱谦益将余书赠给族孙钱曾，钱曾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述古堂藏书室，并出版了《述古堂藏书目》。

九、朱彝尊与曝书亭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诧，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曝书亭主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任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预修《明史》。朱彝尊是为清初著名诗人、学者，编有《词综》《明词综》，又著《经义考》《日下旧闻》等。朱彝尊自称“中年好抄书”，在朝廷任官时，经常从官府藏书处和其他藏书家中借抄。由于在修史过程中自带书手王纶，抄录各地呈进史馆之书，被人诬告而罢官，以至归老林田，以读书自娱。家有藏书30椟，近8万卷，作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表现了一个士大夫矢志不移以藏书著述为志向的可贵品格。朱氏后人曾记述朱彝尊的遗闻佚事，如康熙帝南巡时，朱彝尊曾在杭州迎驾，并曾呈送所著《经义考》一套。康熙帝曾令下属收存《经义考》，并命宫内刻出呈送给他阅看。而另一套《经义考》送给皇太子，皇太子曾接见朱彝尊，并问及著作情况。皇太子评朱是“海内第一读书人”。朱彝尊藏书传至其孙朱稻孙（1682—1760）时，藏书曾略有增益，书楼称潜采堂，但晚年终不能守，渐渐散失。

十、吴骞与拜经楼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号兔床。先世安徽休宁，祖先落籍浙江海宁。吴骞有拜经楼，又有千元十驾藏书处。是闻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有“百宋一廛”，即藏有百种宋版之意，他把藏书处称为“千元十驾”，即自己有千种元版书。吴骞常与苏州、杭州及本地藏书家切磋。一方面，得以收罗秘籍珍本；另一方面，也相互校勘、鉴别，提高藏书质量。吴骞对藏书已经到了入迷的地步，他收得宋本杭州一地多种地方志，就刻一章曰“临安志百卷人家”；他得到宋本《东坡先生集》，即以此书命名藏书处曰“苏阁”，并把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命为“苏阁”。吴骞藏书达5万卷，著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所著录的都是精善之本，吴骞子吴寿旸及孙吴之淳、吴之澄保存藏书，拜经楼延续了100多年，最后失散于19世纪中叶。

十一、陈鳣与向山阁

陈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人。有向山阁闻名于世。与吴骞拜经楼同为乾嘉年间浙西著名藏书楼。陈鳣的藏书多是宋元旧刊和世间罕见之书，他还时常与黄丕烈、吴骞等相互交流、鉴定观赏，故藏书质量颇高，吴骞称“余与简庄孝廉少日皆酷嗜书籍，购置不遗余力，凡经史子集，得善本辄互相传观，或手自校勘相质，盖数十年如一日”。陈鳣又以校勘学闻名，所藏书经他校勘，世多看重。陈鳣收藏达10余万卷，但身后逐步消失。

十二、鲍廷博与知不足斋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钦。原籍安徽歙县，其父鲍世诩，后经商致富，定居于杭州。鲍思诩虽是商人，但“性耽文史，筑室储书”，建书楼称知不足斋。鲍廷博继承父志，年轻时即有志藏书，故广泛结交书友。其子士恭亦好藏书。鲍廷博的藏书有些是借观抄录，有些则收集残篇，故藏书十分丰富，估计达10万卷之数。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三日，为编纂《四库全书》而进行的征书经过一年多，开始有目标地向一些藏书家征书。浙江巡抚三宝向朝廷提交奏折，据称“专委杭州府知府彭永年，带同县学等官，亲赴各家，宣布帝意，向其借抄”。鲍士恭等感戴鸿恩，各愿踊跃呈献626种。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鲍士恭家藏著录378种、3581卷，存目125种。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廷赏赐鲍家《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鲍家还建楼专藏之。

鲍廷博不仅藏书，而且注意藏书校勘，并将所藏编印成《知不足斋丛书》30集（最后两集由鲍士恭续完），共刻入书籍207种，781卷。当时就曾得到清仁宗的奖励，称鲍廷博“好学绩古，老而不倦”，并赏给一个举人头衔。

《知不足斋丛书》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中收录，卢文弨称其无伪书、俗书厕其间；王鸣盛称其淹雅多通，精于鉴别，珍抄旧刻，手自校对，实事求是。

十三、瞿绍基与铁琴铜剑楼

楼主是瞿绍基（1772—1836），瞿绍基祖孙四代，仕途坎坷，隐居乡间访书读书。他们的藏书楼原称恬裕斋，因避光绪载湉音讳，改名“敦裕斋”。后因瞿绍基子瞿镛家珍藏铁琴一张，铜剑一把，他的词集称《铁琴铜剑楼词草》，到了瞿绍基孙瞿启甲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印其家藏书目录时，便以“铁琴铜剑楼”称其藏书处。瞿氏藏书多达10余万卷，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仅著录宋、金、元珍本及稀少抄本（普通书未著录），计有经部82种，史部265种，子部370种，集部525种，共1242种。

瞿启甲于辛亥革命后，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事业，并亲自创办常熟公共图书馆，还曾任当时北洋政府的众议员。抗日战争中，瞿启甲将珍贵善本全部运往上海藏匿，得以完整保存。瞿启甲去世，其子济苍、旭初、凤起三兄弟妥管藏书，尔后全部捐献国家。铁琴铜剑楼图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十四、陆心源与皕宋楼

创始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任南韶兵备道台，官至福建盐运使。后被参削职归家，在城东辟潜园，藏书、校书终身。陆心源嗜书成癖，他在任职广东南韶时运回老家图书就有100多箱。时值战乱，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流散于社会，陆心源便趁机收购珍籍。到了光绪八年（1882）他收藏图书已达15万卷，陆氏将一个大藏书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皕宋楼”，大家知道黄丕烈藏宋版书100部，将其藏书室称为“百宋一廛”。而陆氏的皕宋楼，“皕”意双百，表示所藏宋版书倍于黄丕烈。另一部分则称为“十万卷楼”，十万卷楼则藏明清刻本与名人手校、手抄本及稿本。另建守先阁藏普通刻本与抄本，对外人开放。

十五、丁氏与八千卷楼

楼主是丁申（？—1880）、丁丙（1832—1899）两兄弟。丁申字竹舟，丁丙字嘉鱼，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丁氏兄弟二人，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当时有“双丁”之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因为战乱，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一日，丁丙在街市购物，发现商店包装纸竟是四库散页。于是兄弟二人四处搜寻捡拾，每天往返数十里，将文澜阁残篇运至西溪。经过兄弟二人的努力，搜拾《四库全书》800多捆，随后转运到上海。战乱平息后，又全数运回。经他俩抢救出的《四库全书》共8689册，后因所缺甚多，在光绪八年（1882）又开始进行补抄，先后向省内外很多藏书家借书作底本抄写，历时七年，共补缺书891种2174页，使文澜阁藏书大体上恢复了原貌。

丁家藏书1万种，计40万卷，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筑了嘉惠堂，内有三个藏书楼：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著录图书达3400种，存目书1500种；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载之书，计8000多种，主要是佛教、道教、小说、戏曲方面的图书；小八千卷楼，又称善本书室，藏有宋元刻本200多种以及精美的明刻本、旧抄本、稿本等2000种。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丙逝世八年后，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严重。两江总督端方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孙与丁氏后人洽谈，以7．5万两白银的代价购买这批图书，这批图书后收藏于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

十六、刘承干与嘉业堂

嘉业堂是浙江湖州南浔镇巨富刘承干（1882—1963）私家藏书楼。刘氏酷爱藏书，多方搜罗，悬金以待其至，远近书商接踵而来，一时大有海涵万家之势，自称历时26年，得书60万卷。嘉业堂1920年破土，1924年竣工，“计糜金12万，拓地20亩”。这是一座口字形回廊式两层建筑，共有库室52间，楼下设诗萃室、宋四史斋、嘉业厅；楼上设求恕斋、希古楼、黎光阁；楼四周配有园林亭榭，环水如带。嘉业厅正中悬清宣统皇帝溥仪手书“钦若嘉业”匾额。刘家曾出巨资为光绪皇帝陵园植树，故而得到御赐的九龙金匾，刘承干以此命名藏书楼。1925—1932年间，嘉业堂共藏书宋刻本77种，元刻本78种，地方志1200种，丛书220余种，以及不少明清版书籍；1933年后，家道中落，其藏书散出许多。1940年6月，日本人出价60万元，想将其藏书买走。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叶恭绰、郑振铎等人晓以大义，以25万元购买了所藏的明刊本1200余种。1951年11月，刘承干将藏书楼、藏书及其蜚声海内外的雕印书版设备，全部捐给浙江图书馆。

【学习情景3】　　　　江南私家藏书的贡献

一、踊跃献书，保存典籍

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江南藏书家贡献巨大。献书前四名的都是江南藏书家。其中天一阁主人范懋柱献书872种，知不足斋主人鲍士恭献书626种，开万楼主人汪启淑献书524种，丛书楼主人马裕呈献书776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他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传递下来的。尽管在递传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毁损惨重，但这恰恰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巨。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400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迹，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二、抄刻并重，造福书林

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向公众、社会开放，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讯、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做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很大比例和重要地位。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藏书家刻书对于我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晚清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正是这种刊刻藏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三、校勘补正，呕心沥血

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元代的赵孟頫总结了读书护书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像毛晋祈祷“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等，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的心态。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被一直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藏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侵。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失误，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对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任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缺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何焯、钱大昕、黄丕烈、吴骞等。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藏书家总是呕尽心血，刻意觅访，期冀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中破镜重圆，完美再现。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诚《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10余卷，为补全此书，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于藏书名家、书肆、秘阁，艰辛曲折历时20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

四、利用藏书，生产典籍

藏书家们往往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访问，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金吾《金文最》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梦、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依靠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宏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璧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学习情景4】　　　　江南私家藏书的人文精神

江南私人藏书家具有充分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藏书精神、恪守精神、开放精神、好读精神。

一、嗜书如命的藏书精神

考察江南历代的藏书家，可以发现他们身上一脉相承的一种精神，即嗜书如命。在古代书籍难得到的情况下，江南藏书家为了藏书而乐于甘于抄书。范钦侄子范大澈“尤嗜抄书”，家养书手二三十人，日日抄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者，必苦借之，抄而藏之，使其所藏几乎与天一阁相当。史学大师黄宗羲续抄全藏书，有相当部分抄之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等。明藏书家毛晋为收藏善本，曾榜于门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朱彝尊自称，“中年好抄书”，在朝廷任官时，经常从官府藏书处和其他藏书家中借抄。由于抄史被人诬告而罢官，曾作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表现了嗜书如命的精神。

二、世代相传的恪守精神

藏书世家思想在历史藏书家中或多或少都有，而在江南表现得尤为明显，世代相传的传书世家特别多。范氏天一阁，自明嘉靖年间建阁至1949年，13代人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成为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神话”。吴骞是清朝海宁藏书近10万卷的学者型藏书家，其子吴寿旸承父业，辑吴骞所写善本题跋为一书，吴寿旸子之淳，受遗籍，“校读不倦”，不坠祖业。吴氏三代世守，百年不散，实为难得，为江南藏书家族增添了光辉。江南著名的藏书家还有：陆心源家族三代，祁承爜父子，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等。除了祖、儿、孙三代恪守，更有族群藏书世代相传，如无锡钱氏家族、海宁蒋氏家族等。这种世代相传的藏书风尚，有助于防止图书散佚，浓厚文化气氛。

三、爱书以德的开放精神

江南藏书家视所藏之书如身家性命，但也不乏极为慷慨地利用图书奖掖后学的藏家，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意识和开放精神。如天一阁虽规定“书不出阁”，但还是有选择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开放。自黄宗羲登阁以后，万斯同、朱彝尊、袁枚、金祖望、钱大昕、阮元、徐乾字、缪荃孙等许多学者都登阁读过书、抄过书。袁枚“所书轩”藏书40万卷，分书于众，可随时借阅。浙东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正是利用的各家藏书，博览群书，才有所作为，成为一代大家。同样，黄宗羲对于后学也给予了种种关怀和方便，万斯同、万斯大等都曾受益于他的“续钞堂”藏书。古越藏书楼的主人徐树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培养人才，他捐白银8600余两，购地建造藏书楼，除将家藏图书捐出外，还购置了许多新书、报章，设置阅览室，开创私人创办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四、崇文尚学的好读精神

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鸿儒硕彦，代不乏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藏书成为一种风尚。文人对书更有一种偏爱，以至“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爱书、藏书成为许多文人雅士的一大嗜好。清代江南学者大多本身拥有较多的藏书，主要是靠自己的藏书做学问，同时也利用他人的藏书。如朱彝尊，为了学术研究，购买和抄录大量书籍。为了搜求典籍，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历年所抄达3万余卷，占其全部藏书的近40%。丰实的藏书，为朱氏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朱氏的重要著作《经义考》，乃规模宏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著作，取材宏富，辨订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年代史的重要工具书。试想如果没有曝书亭的大量藏书做基础，是难以写成《经义考》的。私家藏书的兴盛，促进了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江南藏书家利用丰实的藏书，积极从事目录、版本、经学、小学、史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刊刻等方向的学术活动，为明清两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不仅在藏书方向成绩卓著，同时在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记》《百宋一廛书录》等均为高质量的书目题跋之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初江南著名藏书家钱曾，利用自己的藏书，完成了《读书敏求记》，该书开创了藏书题跋记形式的目录新体裁，同时还开拓了目录学中版本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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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景4】　　　　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来新夏

在以宁波为中心的近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有事迹可考的私家藏书楼，就有154家，但只有天一阁，自明嘉靖始创以来，历经四百四十余年，巍然至今，被称为“天下藏书只一家”。历来若干文人学士对其历史地位多有论列，今人著述亦时有涉及，各有评说。兹综括诸说，撮其指要，撰文以论天一阁之历史地位。

一、天一阁是我国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

明嘉靖时所建天一阁，是中国传统藏书楼中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是世界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建阁主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乡月湖之西芙蓉洲建造天一阁藏书楼，藏书达七万余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建阁的头二十年，阁主人范钦尚健在，无疑不会有太大的损伤。范钦卒后的八十余年，到明清之际，虽有所破损，但一些学者如黄宗羲、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尚能登楼阅书、抄书。其后一百余年，虽已有文记其受损情况者，但至乾隆帝兴建南北七阁时，诏谕中仍能赞许有加，取用建阁工程蓝本；而修《四库全书》时，尚能从阁中征调六百余种藏书。以此推想，阁书当不至有大损伤。近代以来，屡遭内忧外患，明抢暗夺，鼠窃狗偷，破坏在所难免。加以缺少维护，遂日渐衰败。直至清末，学者缪荃孙登阁开橱时，已是“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佚，鼠啮虫穿”（《天一阁始末记》）。

随着范氏宗族的衰败，阁楼园林的日渐荒落。当地人士不忍目见，遂于1933年集资维修，并将文庙尊经阁和有关明州的一批宋以来的碑版移建园中，环镶于尊经阁前墙垣，世称“明州碑林”，是有关宋元以来明州的历史资料。可惜有的由于风雨侵蚀而字迹漫漶，有的甚至整篇剥蚀，了无字迹，亟待保护和抢修。藏书亦时有流失，学者张元济氏为免善本佳刻之流落海外，斥资收购，贮之涵芬楼，不意竟被日寇丧心病狂地施以轰炸炮火，扼腕腐心，莫此为甚！以致解放之初，园林一片荒草污水，精刻善本，水渍蠹蛀，零零落落，仅剩原藏书量之五分之一，有人估约为13000余卷。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恢复，乃使这座古藏书楼和藏书得以复苏。其后虽经“文革”劫难，然终胜海源、皕宋之不幸遭遇。据约略考察，现已扩建新建楼阁庭院多处，藏书亦已搜求回归达三十余万卷，较创建时增大四五倍。其中精本善刻已有近十万卷之多。已不负“明州天一富藏书”的美誉了。天一阁这颗历经沧桑的明珠，重又闪耀着固有的光辉。中华大地拥有的这座历经四百四十余年的古代书府，不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即使书之于世界文化史史册，亦决无愧色。

天一阁之所以能数百年传世，确为私家藏书楼所罕见。历来学者于此亦多有探讨。其较完备者为阮元之三点论。第一，“不使持烟火者上楼”；第二，管理的禁令甚严；第三，子孙以天一藏书为荣，官方亦多加鼓励。有此三点故能久而不衰（参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目序》）。但我以为，从私家藏书史考察，经久甚难。而近五十年之所以能弘扬发展，则在化私为公。有政府拨款，有社会支持，有学人关注，则天一阁传之久远，必可期矣！

二、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天一阁约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1561—1566），在古代藏书楼中是独具特色的。建阁主人范钦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见识，首先抓住藏书楼致命的关键。书的最大灾难是火，而火的最大克星是水。天一阁在初建时，先在楼前的位置，凿一池储水，周围绕以竹木。但当时尚未想到如何破火的楼名。后来见到《龙虎山天一池记》引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于是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而阁前所凿之池即称天一池。天一阁的架构亦即按这一意图修建，整个楼区占地840平方米，藏书楼本身占地281平方米，楼上不分间，以体现天一生水之说。楼下分六间，以应“地六成之”之义，甚至如书橱的制作，也使之在尺寸上合六一之数。这种引据，虽几近迷信，但足以表明阁主人在建阁之初即对藏书与水与火的连环关系具有明确意识——他希望以水制火来保护图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

天一阁的建造设计，颇具匠心。主体建筑“宝书楼”有二层，楼下用书橱隔成六间，楼上为统间，悬有明人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楼前有作为防火设置的蓄水池即天一池。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在阁楼前后利用山石的奇形怪状堆砌成“九狮一象”等生动形态，并植竹养鱼，使藏书楼周围，增添了江南园林的美色。正由于天一阁结构建造合理而且创造了将幽雅的藏书与清丽的环境自然地结合，不仅为传统藏书楼建筑中的典范，甚至引起清代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是能珍惜文物并能从众多文物中择善而取的帝王，所以当他为典藏《四库全书》而谋兴建南北七阁的时候，就从遍及全国的藏书楼建筑中选取了天一阁的建筑为唯一的典范，并谕令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调查：“（天一阁）自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之久远”（《东华续录》乾隆七九）。并令绘呈天一阁图作为蓝图，后即据此以建文渊诸阁，乾隆帝还多次以其事入诗。这更足以证明天一阁藏书楼建筑的价值和特色。不愧为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三、天一阁藏书独具特识

范钦在修建天一阁之前，就已开始求书、抄书、藏书等活动。所得即贮之于东明草堂。《鄞县志》曾记其初期收书范围：“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卷三十六）后又得同邑丰坊万卷楼幸存之余及各家散出之藏，并陆续从王世贞等藏家抄录，加以范钦历官各地，曾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数省，搜访、购买、传抄古籍。特别是在浙江，几乎访遍藏家与坊肆。晚年所藏日富，东明草堂已难敷用，遂建天一阁以扩大藏书量。在“书多设架，架多收书”的规律推动下，天一阁的藏书量无疑增长较快，至清初当已颇具规模，所以当著名学者全祖望观其藏书后，便在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给以相当高的评价：“虽未曾复丰氏之旧，然亦雄视浙东焉。”（《鲒琦亭集》卷十七）丰氏与范钦约在同时代——正德嘉靖时期，大约大范钦十余岁，是当时鄞县地区藏书约五万卷的大藏书家，如据全祖望所记，则范氏藏书至清初，虽尚不及丰氏旧藏，但已以万卷数。清人陆以湉曾记称：“范氏天一阁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冷庐杂志·天一阁》）似已与丰氏相比肩矣。

范钦不仅丰于典藏，还能精细治学治书，悉心研究藏书，为藏书增加生命力。所藏各书多“手自题笺，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所以人皆称范钦所藏刻各书有“清鉴而无妄作”（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提高了藏书质量。范钦亦成为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学者型藏书家。

范钦在晚年建天一阁以扩藏图籍，其所庋藏，以宋元以来刊本、抄本与稿本为多，而明刻尤为突出。范钦藏书与一般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他比较重视明代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的收藏。其中明代方志、政书、实录、邸钞、揭帖、供状、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当代文献尤多。而明代地方志与登科录的收藏，成为阁藏的一大特色。如明代方志原藏四百三十五种，超出《明史·艺文志》的著录。现存二百七十一种，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近年已陆续印行应世。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三百八十七种，也大部分是仅见之本。阁主人范钦的三代简历即赫然具在于登科录中，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书。所有这些藏书，都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科技、人物的珍贵资料，也是天一阁不同于其他藏书楼的极大特色，并表明范钦的藏书思想已超越同时代藏书家的认识水平。

范钦非常珍惜自己费尽心思所营建的天一阁藏书，为维持长久的一统局面，特别制定了严格的禁例，如“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虽仍未能完全摆脱历来藏书家“子孙宝之”思想的影响，但也起到了对藏书收藏与保护的重要作用。范钦在析产时，他的长子和次媳代表两房，都愿意按照“欲书者受书，欲金者受金”（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见《鲒琦亭集》卷十七）的原则，以维护其藏书的完整性。但亦因封闭过严，产生相反的后果，“易世之后，锁钥甚严。家规：子孙非合各房不能登楼，不许将书下阁阶，不许私领亲戚友人入琅环福地，门禁之严，等于中秘。故明清之交数十年，楼下蛛网尘封，几绝人迹，徒动学者羡慕窥测之劳”（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序》）。道光九年（1829）虽重申禁令，但已积习难返，难以令行禁止，甚至视同虚文。天一阁正等待推陈出新时机的到来。

四、天一阁为学人注目的所在

是否为著名学人关注，也是论定藏书楼地位的一种重要标识。天一阁自明清以来即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他们或登楼阅书，或手编目录，或感叹沧桑，或凭吊故物，无不给以极大怀念与恰当的评说。现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曾搜求资料撰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一书，收录自明丰坊至近代郭沫若共39人。资料详备，记述完整，本已足见其概要，而无容赘言，但为说明学者对天一阁之重视，略择数例，以明其事。

丰坊是范钦同时代的前辈，天一阁有丰氏万卷楼若干散失藏书之说虽尚有异议（有人认为范氏无收藏丰氏藏书之事；有人认为有丰氏散失之藏书，后又从天一阁散失），但天一阁藏有万卷楼旧藏遗物和与丰坊相关的帖书和手迹，确有其事。丰坊还将其碧沚园售与范钦，并亲笔书契云：“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南禺（丰坊自号曰南禺外史）笔。”而天一阁筹建时丰坊尚在世，以丰、范之亲密交谊，可以推测丰氏于建阁之事或有议及。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是有文献可据的第一位登楼的外姓人。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在范钦曾孙范光燮力排家族异议的情况下，成为首登天一阁的外姓人。这不仅是黄宗羲的荣耀，天一阁的光彩，更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由以藏为主走向藏用结合过渡的里程碑，随之而求登楼者比比，如万斯同、全祖望、朱彝尊、袁枚、钱大昕、阮元、姚元之、薛福成、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等清代著名学者相继登阁，或传抄藏书，或为之编目。这种适度开放和运作大大地提高了天一阁的知名度。

黄宗羲也无负于此行，为天一阁编制了以稀有的宋元人文集为主的精品书目。在黄目以前范钦父子曾有自编书目三种，而黄编为外姓学者所专著。黄编流传之后，天一阁之秘藏开始为世所知，而文人学者尤多注目。康熙十八年（1679），光燮之子范左垣据黄编增订，另成一目，并请黄宗羲为撰《天一阁藏书记》以代序。后范目已佚，而黄记犹存，为天一阁清初状况留下重要藏书资料。自黄编以后，有清学者纷起效尤，其主要书目有：阮元的《天一阁书目》、刘喜海的《天一阁现存书目》、宗源瀚与薛福成编制的同名书目，均借以显示不同时代馆藏的散佚变化状况。

20世纪以来，学者关注天一阁之风依然，著名学者多以一登天一阁为荣，但所见已为衰败现象。缪荃孙于清末民初曾二登天一阁，但所见已是子孙不识藏书，禁令形存实亡，藏书受损严重，甚至大量被窃而不知。缪氏愤而为编《天一阁失窃书目》，虽不甚准确，但亦可见阁藏之岌岌可危。惟若干近代名人仍怀仰慕之情，纷至沓来，如赵万里、郑振铎、陈乃乾、谢国桢、陈训慈等皆来登阁阅书。当代名流显要如郭沫若也曾来阁题字赠联。众多学人为藏书编目者有林集虚的《目睹天一阁书录》、杨铁夫的《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冯孟颛的《天一阁方志目》、《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和《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而自全祖望开始研究天一阁后，学人多有散篇论述，而今人陈登原所撰《天一阁藏书考》，更为系统完备之专著。虞浩旭氏曾评其书为：“体例完备，论述全面；资料富赡，论之有据；津逮后学，影响深远。”检核原著，洵非虚誉。类此均可见天一阁在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更力加赞助，有裨于修建收藏。近年又屡有学术集会，全国学人时来以文会友。对恢复振兴天一阁旧貌有推动之功。天一阁也无论外形内藏均日显新颜，而驰名于海内外。

五、天一阁的走向与定位

历经四百四十余年的天一阁虽然主观上尽力维护其传统性和完整性，但事物的变化往往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天一阁无力抵御外来的强力，如乾隆帝开四库馆，天一阁即被勒取638种珍籍；鸦片战争时，英军入天一阁，掠取《一统志》及其他地志、地图；太平天国攻占宁波时，盗匪蜂起，明抢暗盗，而子孙家人亦无力维护，天一阁日益走向衰败残破。幸有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较大维修，方能渐渐走向恢复，中复经抗战及“文革”劫难，明显地遭到一定的破坏，幸而很快地修治创伤，走向扩展，大改旧观。尤其是近几年来，天一阁高举藏书文化旗帜，团结各方有识之士，群策群力，藏书日增，园址日扩，变化日新，但其变化并未依照古越藏书楼那样由旧式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也不像嘉业堂那样，归属于地方公共图书馆。那么，天一阁的定位走向究竟在哪里？有人主张走向图书馆，有人主张走向博物馆，结果是定位于博物馆。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图书馆不仅藏书，而且还要具有流通的功能，是普及文化的公益机构。而博物馆则是属于收藏、维护、展示文化精品，供人参观的景点。天一阁之所以定位于博物馆，还因为它不仅有享誉学林的藏书，还收藏有一定价值的文物。它藏版千余块，可以见明代雕版艺术的水平。另有以保藏晋砖居多而得名的“千晋斋”所存自汉至清的千余块刻砖和另室所藏的唐宋元明石碑三十余块，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移植园中的“明州碑林”虽多有剥落，但仍具有研究宁波地区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价值，所以同时具有保存文物的功能。因此天一阁势必定位于博物馆。

这座定位于博物馆的天一阁，在近二十余年的过程中，发展走向已不局限于藏书楼一隅，也不限于范氏一族所在，而是逐渐走向一座占地25000平方米，建筑达8400平方米的园林景点。它划分为三大区，即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除了恢复维修藏书文化区外，着重兴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园林休闲区包括东园和南园，东园在藏书楼的东南，占地6000平方米，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种植竹木，移迁旧物。历时二十余年初具规模，其中由祖关山移来之明嘉靖墓前祭亭——百鹤亭，结构精巧，形态凝重，令人赞叹，1986年开放。南园在藏书楼南面，占地约3400平方米，是水石结构的新造园林。一泓池水，池畔奇石层叠，临水有水北阁，由园外移来，为鸦片战争时爱国诗人徐时栋的藏书楼，1997年建成开放。身入其中，颇感疏朗清新。

南园之南即为陈列展览区，其中芙蓉洲为宋代月湖十洲之一。多为宋明权要府邸，如今物人俱非，徒增感慨。稍前，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民国古建筑——秦氏支祠，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和拷作等民间工艺于一体。而祠堂对面的戏台，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实为遗存所少见。

经过二十余年的拓展经营，天一阁定位于博物馆，当能得世人认同，而其走向必将沿着较快速发展的道路，增厚文化积淀，美化休闲游憩的氛围，弘扬传统文化精品的展示，建成一个为国际所瞩目以藏书文化为中心的园林景区。海内外人士于此寄以厚望焉。

学生讲坛

从本章介绍的藏书楼中任选一个，写一则2000字左右的规范导游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