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七杰”与阆中圣约翰教堂

“剑桥七杰”与阆中圣约翰教堂

西南地区最大的圣约翰福音堂外景

（一）

墓地，不仅是灵魂栖息的地方，也是生命存在过的符号，更是一座城市的特殊记忆。

行走在川北阆中的古街老巷，在城东杨天井巷有一座圣约翰教堂，矗立在青瓦泥墙的古民居建筑群中，高大巍峨，庄严肃穆，格外引人注目。正门右侧有一座掩映在花草丛中的墓地，墓碑正面上方书写“盖公暨夫人纪念碑”几个端庄的大字。在教堂后面右侧，原来还有一座外国人的公墓，长眠在这里的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毕生精力弘教传道的基督教徒，从部分残存的碑文中仍可发现本不该被尘埃湮没的人有牧师章悟道、牧师司道衡、传教士佛·基·斯诺、传教士阿塞尔·劳伦斯等。他们仿佛永远匆匆行走在去天国的途中，不为时尚所惑，不为传统所蔽，抱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在静宓和安详中释放出圣灵之光和人性之善，为厚重的人文阆中平添了几分浓墨异彩。近一个世纪以来，前往教堂拜谒者源源不绝，他们不分国籍、不分性别，甚至也不分长幼，无不伫立在此拥抱福音，倾述心声，感恩励志，因为他们都深知凡用生命写就的故事将永世为后人所敬慕。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基督教在对中世纪宗教裁判制度批判后，开始了在全世界范围的加速传播，他们以天父的名义，以拯救子民于苦海为己任，用宗教的激情和狂热演绎了许许多多的经典故事。这期间，以慕迪（1837年-1899年）、戴德生（1832年-1905年）等人为代表的信徒，多次在英美的一些院校布道，播下了信教的火种，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宣教的热潮。尤其是早在1865年就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后改为“海外基督使团”）的戴德生，在传教中有许多创新的做法，他们不分宗派，超越国界，最大的愿景就是将福音快速传遍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们要求传教士在中国都要穿当地传统的服饰甚至扎辫子，经费需要完全依靠信心而从不搞募捐，将总部设在上海而不是在英伦三岛，是一个真正不分宗派的信心差会，也因此而成为后来成立的众信心差会的典范。戴德生来华开荒布道的宣教鼓动和行为导向，感动了许多英国大学生陆续来华，短短几年使“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就多达近千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宣教团体，在这样的基督教传播热潮的大背景下，涌现出了盖士利等七位杰出青年，他们放弃各种优厚待遇和名利诱惑，背负使命，特立独行，毅然踏上了传播基督教的不归之路。

1.盖士利（William Lassels，字伟良，又名盖伟民， 1858年-1925年，即威廉·凯巴） 188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也是司安仁的学长和好友。毕业后不久就成为圣公会执事（即牧师的辅佐），后成为传教士。 1885年来到中国，他先到上海、山西、陕西等地，后携家眷进入四川布道传教，并从此很少离开过这里。 1895年10月18日被英国坎伯雷大主教封为圣公会新设华西教区会督（即主教），直到1925年11月7日因患伤寒与其妻玛丽相继在阆中病逝，并合葬于此（附件一所载时间为“夏初”可能有误）。（参见拙作：《1898：一位英国女探险家触摸到的保宁府》中有关文字）

2.章悟道（Montague Beauchamp， 1860年-1939年，即章必成），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宁肯放弃大笔遗产继承，也不愿放弃在中国的宣教。他于1886年上半年受上海内地会派遣经汉中、广元来阆考察传播基督福音是否具有广泛影响。他先于盖士利踏上阆中这方热土，此后主要在川东北一带传道。足迹曾遍布四川各地。中途两次回到英国（其中一次是为继承爵位），先后作教区牧师和军队牧师。其热爱中国的诚挚深深感动了他的子女，后来也加入到中国内地会虔心布道， 1939年10月26日死于其子（著名的外科医生）章爱甫供职的“保宁（阆中）传教站”（章爱甫在阆中边传教边行医，抗战期间曾救治了许多被日机轰炸的平民伤员）。章老牧师（当时教会的中外人士都这样称呼）墓志铭上用英文刻着：“在为上帝和中国服务五十四年后安息了。主关心我，才是最完美的。”

3.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1861年-1946年）是少将之子，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七杰”中唯一不是剑桥的毕业生，也是唯一的一名军官，但受戴德生影响最深。后来还接替戴的工作成为中国内地会第二任负责人。据说正当他选择宣教场地时，戴德生宣教的小册子深深感动了他，中国便从此成为他的负担（圣职之责）。他主要在陕西传教，曾在中国居住了60多年，抗战期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返回英国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5月在伦敦去世。

4.司安仁（Stanley Smith， 1861年-1931年，即司米德）从普顿和三一学院毕业，著名外科医生的儿子，热爱网球、游泳、骑车，曾是圣三一学院划艇队队长。到中国后被派到华北不久即能用流利的中文讲道，直到1931年1月31日在苏州逝世前一天晚上还在讲道，实现了他到中国宣教“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主，生命才有意义”的夙愿。

5.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年-1931年）出身于贵胄之家，伊顿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生，曾是剑桥板球队队长，英国著名的板球手，在当时知名度很高（相当于今天美国NBA的乔丹），所以当他决定放弃板球到中国传教时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认为自己应毫不犹豫地按照神的旨意，将对板球的专注全部转移到基督身上。他到达中国后主要在山西等地传道。 1894年因健康原因举家迁回英国，但后来圣灵又催迫他到印度、非洲传播福音，并成立环球福音差会（非洲心脏差会），协助更多的人前往非洲禾场收割。“剑桥七杰”前往中国大陆后，亲友们的祷告活动也是在乐善好施的施达德母亲的豪宅中定期举行的。

6.宝耀庭（Ceeil Polhill-Tuemer， 1860年-1938年，即西瑟·瑞纳）毕业于伊顿书院，家中排行老二，与排行老三的阿瑟·瑞纳是两兄弟，父亲是陆军上校，本人是骑兵中尉，又得过足球奖章，自从参加中国宣教士聚会后便决意要来中国传教，毅然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婉言谢绝了长辈的劝导，远征中国山西，后又深入到四川、西藏等地传教。 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乱中几乎被杀。 1900年因健康不佳回国， 1938年在英格兰去世。

7.宝阿瑟（Arthue Polhill-Tuemer， 1862年-1935年，即阿瑟·瑞纳）于1888年按例成为牧师（当时英国的传统，二子要当骑兵，三子则做家庭牧师）。据说也是“七杰”中第一个被募召到中国的，一直在四川藏区传教，他所到之处都力求深入到农村基层或定居在穷乡僻壤，以期让更多的人接受传道。庚子之乱也没有离开，直到1928年退休后才回到英国， 1935年去世。

这就是近代基督教宣教运动中闻名中外的“剑桥七杰”团队。当这7人出于信仰，决定前往中国，传播福音并帮助遭受苦难的他人时，英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宗教活动与学生志愿运动相辅相成，推波助澜，迅速掀起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基督教学生宣教运动。他们认为凡是人格高尚和思想深邃的人，就必然要对人的存在予以终极关怀，于是纷纷在内心里祈求：“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并发誓“在这一代要将福音传遍世界”，从而成为了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教运动的重大事件之一，盖士利等人也成为了宗教名人。这期间他们的事迹很快被一位叫海便雅悯的人（即戴德生的妹夫）编写成《一队宣教士》小册子，这也是第一本系统推介“剑桥七杰”的读物，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读后也为之动容（迄今至少已有《穿过针眼的骆驼：剑桥七杰的故事》等五六种专门的传记读物）。这7位杰出青年不仅有6位毕业于剑桥大学，是才华横溢的高材生，有两位是前途无量的运动健将，他们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甘愿放弃今生的名利、现实的享受和美好的前途，而踏上前往遥远中国的艰辛道路。

在施达德兄弟的资助下，他们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扬帆远航，于3月18日抵达上海，在上海内地会的帮助下，又集中进行了短期的中文培训，其中大部分人辗转到山西后便分赴四面八方，从此开始了他们开荒布道的人生旅程。“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撼了那个时代，甚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不稍减退。”（《基督教历史人物传：震撼时代的七位宣教士》）

（二）

“剑桥七杰”中年龄最大也是最先蒙召返回天国的，便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西部第一位大主教盖士利。盖氏的父母早先在葡萄牙经商赚得无数的财富，共生养了13个子女，其中盖士利在7个男孩中排行第六。11岁时盖士利的父亲病逝后他们举家迁回英国。当还不满27岁的盖士利决定远赴中国宣教时，他六个兄弟都已出国，盖氏母亲为劝阻盖士利亲自拜访了戴德生，请求他不要接受盖士利的申请。这位内地会的大家长表示未得到她的完全支持前，不会鼓励盖士利走上这条路。谁知几天之后戴德生收到盖母的来信，称决心不做一个好儿子的坏妈妈，要全心持儿子的奉献。盖母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写道：“愿神不轻看我将奉献上的那点信心，而常在施恩的宝座前相遇。”后来这封送别的家书伴随盖士利一生。

始建于1895年的仁济医院外科楼，现仍由阆中市人民医院在使用

盖士利来到中国大陆后，先在上海内地会、山西平阳等地事主， 1887年10月4日与英国富家女子玛丽·劳莎·里根在上海结婚（也有资料称，玛丽也是1885年随盖士利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女性）。此后继续在陕西、山西、四川等地传教，后被派遣到当时的川北重镇保宁府（今阆中市）布道。由于宣教活动在英美等地的持续影响，加之“剑桥七杰”率先垂范，在1900年前后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员来到保宁府传教、行医、游历，居住时间较久者已多达30余人【据资料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阆中仅有33.48万人， 7.85万户】。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药、教育、文化、科技等，让这个嘉陵江边的古城仿佛在一夜之间打开了看世界的天窗。奎宁药片、珐琅器、风琴、棒球运动、邮政通信、电报、柴油发电机，乃至汽车等等，几乎每天都让人在眼花缭乱和惊奇愕然中度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外国传教士汇集到这个日渐式微的古城来，其背后所承载的大量信息至今却仍无人诠释，这期间以至此后对当地风气教化影响究竟有多深远也无人解读。但它所隐含的哲理却再次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历史的延续植根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而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因此只要有信仰存在，这个民族才可能立于世界之林。小至一个地域，大到一个国家，古往今来，概莫例外。

由于历史的误区和史料的或缺，基督教究竟何时进入川北重镇阆中，现有记载多为光绪十年至光绪十四年（1885年-1989年），显然此说与盖氏到阆中的时间多有混淆。有的甚至干脆说：“（基督教）光绪十四年（1889年）传入阆中，初来者为英国人盖士利。”（见《名城阆中》，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目前能考证到盖氏来阆的最早记录，应该是在1886年圣诞节“第一次访问保宁”。但客观而言，盖氏并非最早进入到内地阆中传播基督教的人。“1641年，葡萄牙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安经澳门到杭州，后又来成都） ……对利类思帮助很大，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友谊。除成都外，他们还相继在阆中和重庆建立教堂布施传教，并向川内其他地区发展。”（唐建：《最早入川的传教士》）。据考，“英国伦敦会的牧师杨格非和大英圣经公会的伟力，于1868年（同治七年）经湖北进入四川，遍游全省，对各城市进行考察，将沿途情形汇报给英国各差会及在华传教士，这一次长途调查，行程九千里，走过西人从未走过的地方，为基督教进入四川打开了大门。从此，到1949年12月止，先后入川的传教士共计1808人，传教士人数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其中来自英、美、加的传教士占全体传教士的93%。”（王怡：《基督教在四川的历史要略》）

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郝司布受浙江圣公会派遣来川调查教会情况，返浙后又于1892年率男女传教士共15人第二次入川，时成都已有“内地会”“美以美会”“浸礼会”等。见此情况，他们只好赴绵阳一带活动。直到1895年，英国圣公会差会决定，将川东、川西布道区合并成“圣公会华西教区”，并任命盖士利为会督（即主教），直到1936年夏又分为川东、川西两个教区。

盖士利、章悟道等基督教徒在传教期间，做了大量的慈善公益事业。1892年，阆中已有了传教士开办的西医门诊所及药房（雷文景：《启尔德在1892年开创了成都西药历史》：“基督教新人侃莫与美国人马嘉礼在四川阆中开办了诊所及药房”）； 1893年圣诞节，盖士利在阆中郎家拐街46号奉献“三一堂”； 1895年在靠近巴中县的千佛场建女子初级小学一所； 1896年在原郎家拐街开办的西医门诊基础上，迁址到临济堂街开办仁济医院（现阆中市人民医院前身），因系1895年传教士华福南之妻来阆看望英籍传教士后，主动提出捐赠400英镑购置临济堂街土地两亩和房屋数间，兴建仁济医院，同年底在临济堂街3号挂牌营业； 1897年上海内地会派英国人潘维廉（译音）携眷来阆管理仁济医院。仁济医院为英国基督教上海内地会直接管辖，它也是英国基督教在内地创办的4所综合性医院之一（其他3所分别在河南开封、甘肃兰州、云南大理）。该院自创办到1950年，历任八届院长皆为英国人，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是：潘维廉、李广仁、罗伍思、章爱甫、郭建侯、裴存德、童理明、马德启。 1898年又在临济堂街创立“天道学校”，这也是基督教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神学院（后于1944年并入重庆神学院）； 1887年-1901年分别开办华英高等小学堂（盖士利亲自任校长）、华英女子学校各一所，实行七年制教育，后又引进注重个性差异开发的道尔顿制教学； 1902年前后陆续在唐清坝、白庙场、凉水井、解元场、老观场等地建福音堂； 1904年由英国女传教士贝永光，在阆中千佛场一代传教行医并收养被遗弃的女童，兴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孤儿院（取名为：千佛场圣公会福音孤孩院，参见拙作：《寻找贝永光（口述历史之一）》），收养人数最多时达200余人； 1906年由盖士利立阆中教会古鹤龄为四川第一个中国籍牧师； 1908年筹建全省最大的圣约翰教堂。与此同时，盖氏还于1911年在成都修建教堂，建辅仁学社，在达县建保罗中学，开英文查经班，设德育讲堂，并设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课程，讲授完全用英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阆中圣约翰教堂旁的东侧一排平房，还分别于1965年、 1966年招收过两个年级各一个班的小学生（因笔者就曾发蒙于此，至今还被人戏称为“从小就在国内留过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并入当时的反帝路（即郎家拐街）小学校，而该校亦为教会产权。

阆中作为东川教区所在地，圣约翰教堂亦成为东川教区总堂，当时辖7个联区， 22个牧区，总领川北、川东包括重庆在内的30多个县、市教会活动，共有教堂119所、教徒4918人。现存于世的圣约翰教堂（俗称福音堂）是盖氏在民国之初主持修建的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因时局动荡，举步维艰，从谋划筹措到竣工使用曾历时10余年（详见附件二）。该教堂由澳大利亚籍建筑师饶哲夫精心设计，当时占地近50亩，附有菜园、花圃、水井、墓地、藏书室等。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2000名信徒礼拜，屋顶呈东西向十字架造型，其特殊的黏贴筒瓦屋顶造型别致、工艺奇巧。木质门窗、拱形中空、图案玲珑。内堂空旷明亮、殿堂前两旁壁墙镶嵌有“祷文”“十戒”的大理石碑文。“文化大革命”前教堂四周所有窗户的彩色皱纹玻璃几乎完好无损，凡前来膜拜的无不仰视其似真似幻、恍如五彩云霞的上空，让这些本来自古就信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芸芸众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主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该教堂也是目前国内历史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圣约翰大教堂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任悉尼大主教的莫如德（H.W.K.Mowll又名莫尔立，英籍）、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以及早年上海大厦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上海市教育局代局长鲁继曾等人都是从这座教会学校辗转内地会而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

“剑桥七杰”合影后排从左至右：施达德、章悟道、司米德前排从左至右：宝阿瑟、何斯德、宝耀庭、盖士利

当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也即初期全球化时代之后，以传播普世价值观为己任的基督福音宣教也成了全人类的事业，正如德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他有关中国的书信中所说：“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不仅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传播，亦将大大地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李文潮、H ·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

（三）

19世纪后期当历史的版块即将碰撞时，中国大地也正在经历一场风雨如晦的洗礼，清王朝气数将尽，改良维新的火种此起彼伏，潮涨潮落的波涛同样拍打远离政治漩涡的古城阆中，小城的每一个生灵都感受到生存的严峻和煎熬的痛苦。在冰冷而又茫然的现实中靠什么抚慰惊恐的灵魂，到哪里寻求能温暖躯体的精神烛光，这时候基督教以一种超现实的强大穿透力，在传教士坚毅、狂热、不乏殉道精神的执著追求中，以新旧约全书为经典，以博爱仁慈为宗旨，踏着西学东渐的旋律，像普罗米修斯点燃西方文明圣火一样，让这块古老的大地也开始了现代文明的启蒙。在这种意义上讲，当时位于西部内陆一隅的保宁府（阆中），在开放与变革中远没有今天的悬殊差距，信仰、人权、博爱、自由、公平、志愿精神等西方文明的精华不仅在这里延续了人类的文明薪火，也成为了照亮新世纪的曙光。诚如历史学家所说：“蜜蜂本身是觅食，但它却传播了花粉”。这不仅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客观、公正地审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在朝代更替时期的历史绩效，而且还应深层次认识宗教在引导人们回归精神家园、寻找迷失自我（特别是在经济高速接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的特殊功能。

人的一生需要不断用许多东西去填补，而信仰就是其他任何物质所不能替代的精神填充剂，一旦缺失，灵魂将会出现锈蚀、空洞，甚至消逝湮灭。如今，重新徜徉在古城阆中圣约翰教堂，虽然没有了唱诗班的旋律，没有了公墓的肃然氛围，也没有了教堂门窗上的华丽的彩色玻璃，甚至也没有了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特有的宁静和清醇，但总有挡不住的脚步，不断前往找寻灵魂栖息的静地、找寻精神慰藉的良方……

附件一：原中华圣公会东川教区副会督、第一届四川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古鹤龄撰写的《盖公士利会督传略》《章老牧师爵士墓志铭》

盖公士利会督传略

公讳士利字伟良号建侯英藉性敏好学言谈不苟志趣超群肄业英伦剑桥大学专修神道毕业后不慕世荣立志东来传道救人一八八五年偕同学杜明德博士章悟道爵士等七人来华入内地会时海禁初开风气闭塞外人来华传道宣讲福音每遭排斥至受缪辱而公不顾也公由晋入蜀备受艰险始抵吾阆栉风沐雨节衣缩食终于先租后购民房数间即今之中华圣公会前院也教会基础既立公乃与其同道进而谋发展开堂传道其余人事之分布经济之筹措靡不因应事无巨细均为周祥安排夙兴夜寐恒切祈祷故能心安意得虽苦弥甘也一八九五年膺会督职总摄华西教区教务生平事迹楮墨难宣其荦荦大者如创立仁济医院开办天道学校暨男女小学也其尤较者则建修圣约翰座堂也此其勋业之在吾阆者至成都之辅仁学社达县之保罗中学则乃公之博大胸怀视益人之事业不囿于方隅也溯公之在吾教会凡四十年其造福於吾阆千秋之功业辛苦结晶固公之殚精竭虑而其夫人李美丽相助为理亦为其主要原因不幸公夫妇于一九二五年夏初相继辞世，合葬于座堂之右以彰精神不死事业永存吾人当如何宝爱之维护之以慰其在天之灵继其济世救人之志忆公晚暮之年常深以人事代谢顾虑后起乏人公于龄为良师益友知遇之恩熏陶之惠恨未能图报于生前今虽年逾古稀然一息尚存应致力为吾川东教区及吾阆之教会更望后吾之后者能本此迈进则教会幸甚而公在天之灵亦可稍慰也夫谨叙颠末为传略如此

公元1946年10月18日　古鹤龄　谨志　　

章老牧师爵士墓志

章老悟道英之爵士也毕业剑桥大学于主历一八八五年的抱道东来偕行人者七人盖公伟良杜公明德与焉时人称之为剑桥七子者是也于一八八七年由陕而蜀驻阆有年后调任重庆广元奉节开万县牧养教会常徒步跋涉遍传福音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备尝甘苦于欧亚往返者再虽精疲力竭而志不稍衰如本次来川其体力已弱魁梧身躯已形憔悴之色其子爱甫虽为医学博士亦莫能治知老也非病也遂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安然与世长辞享寿八十闻弥留时喃喃以感谢主一语完成终身之职志呜呼吾阆同仁因羡公之道德堪钦迎葬于本座堂之公茔以表敬佩龄与公相知甚早童年时受益尤多故乐而为之志以表感戴之忱未尽者并赞之以铭曰：

嗟嗟章公 英之贵族 毕业大学 撇弃 世福

来兹中土 甘受屈辱 深入内地 由陕 之蜀

草履竹杖　布衣布服　天国近了　是其题目

论其个性　迥异常人　实行博爱　富于牺牲

不分东西　一视同仁　辞尊居卑　出于甘心

待人接物　本诸至诚　济困扶危　不夸不矜

为主宣劳　足遍全川　百折不回　志向弥坚

回英袭爵　人皆羡焉　岂知公心　不以为然

敝屣名利　末次飞川　行年八十　辜诏归天

嘉言懿行　兮留于人　间名垂久远兮　神人同欢

主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长至日　　

副会督古鹤龄撰　子爱甫　敬立　　

附件二：原中华圣公会东川教区副会督古鹤龄撰写的《建修圣约翰座堂记》碑文。

修建圣约翰座堂记

堂以圣约翰名。取为圣徒中之佼佼耶稣之高弟而教会之柱石也，堂肇建于满清末季。先是有山西陆牧师与王治泰先生者奋兴家也，延之来川。领灵修会于吾阆之“三一堂”。会凡四日，中西闻之会者达三百余人，会毕，受感重生者欲建一规模较大之礼拜堂以昌吾孝以报神庥。一时报名乐捐数百余金，咸以为庆成之兆，复益以盖会督之友乐捐地价，遂购得清真寺熟地并添购李姓熟地一幅以成今址。正兴工修筑间，时武昌革命起义，时局摩定，致工停料废，越二年，延澳洲工程师饶哲夫先生计划修建，绘制图案。于民国二年六月十七日奠基，翌年十二月十四日落成。敦请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主祝献典礼，籍开布道大会，听众为之满堂，诚盛况也。殊国事机控，地方多故，教会既感飘摇，斯堂亦屡经大难，可得而述者：如民十二年之反教风潮，既游行示威于街头，复散发传单于堂内，礼拜秩序为之扰乱，公私器物为之损毁。二十二年之冬迄二十四年之夏，又以军事频仍，地方糜烂，乱军莠民，乘机劫发，损失尤巨。迄抗战军兴、敌机肆虐，岌岌之势，益深危殆。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堂周落弹四，前柱受破片伤，右侧近嫔出入处，以弹深入土内，门楹微倾斜，墙壁略有裂痕。几经修葺，幸复旧观。环顾宇内，大难其巳巳乎！溯斯堂自落成以来，无时不在艰难险恶中，然卒能夷然无恙，巍然独存者，迨示吾人在苦世风波中，当具此卓立不变之精神，以与恶势力奋斗，更须本立达之、义进而引领此营营众生，皈依基督俾和平实现，天国早临，是又吾人之责，期共勉焉，乐为之记。

阆中教会堂会同人勒石会督古鹤龄撰文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说明】该通碑在几年前教堂维修时从土中挖出已残损破裂，部分字迹参照相关资料整理。

【备注】当本文收笔之时，从四川大学王立桩博士处得悉，新近在某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发现了大量中华圣公会的原始档案微缩胶卷，其中有许多盖士利等人的信函往来。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更多承载早期基督教文化的信息，来揭开100多年前华西教会在阆中等地传教的秘密。另，该教堂经历了“5 · 12”大地震后，已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目前正积极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巴巴寺“花雨吹香”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