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对两者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粹的否定。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反抗者就以它为根据,拒绝认可自身的生存状态。
应该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隶并未想到否定主人作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认主人有权否定他这个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对其要求不放在眼里,置之不理,从而被奴隶否定。如果人们不尊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彼此之间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这种价值被明确地承认,因为他怀疑或晓得,若没有原则,世界会充斥混乱与犯罪。由他进行的反抗行动是在要求光明与团结。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动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
这一论述也完全适合于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义原则去反对非正义原则,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解决这一矛盾,若有能力,则让正义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干脆让非正义弥漫世界。在此期间,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对抗不完善的现实,以恶对抗混乱的景况。它其实所追求的是幸福圆满,以此对抗生与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为世人的生存状况,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与它是同时产生的。反抗者在拒绝其必死的状况的同时,也拒绝承认使他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者,但他必然是出言亵渎宗教的人。不过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义来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认为他干了至高无上的丑行。
为阐明这一点,再回到反抗的奴隶。他在其抗议中,确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时,他表明他在其附属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权力,并肯定了他自己的权力,这权力就是对至今主宰着他的优越地位提出怀疑。就此而言,主人与奴隶的确处于同样的状态:主人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都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交相肯定对方,直到彼此发生对抗并毁灭对方,那时其中的一种力量将暂时消失。
同样,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对他同时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种权力,他也仅仅是在他反对这种权力的那个时刻确认了其存在。他于是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与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将他置于我们的拒绝力量之下,让他在不屈从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迫使他融入对我们而言是荒诞的存在,最后让他摆脱永恒的幽居状况而投入历史之中。他远离永恒的稳定,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时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反抗这样便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因而不能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与当代宗教感情的历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视,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没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与他对话。但这并非一种彬彬有礼的谈话,而是受战胜对方的愿望所驱动的一场争论。奴隶开始时是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统治。反抗生存状态的造反行动成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的远征,目的是使国王成为囚徒。起初把他废黜,然后处以死刑。人类的造反最后以形而上的革命结束。它从表现自己发展为行动,从花花公子变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后,造反者会认识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寻的公正、秩序、团结,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们创造了出来,从而证明废黜上帝是正确的。这时开始进行绝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罪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造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但这些后果丝毫不是来自于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忘记了其初衷,对“是”与“不”之间艰苦的选择感到厌倦,最后陷于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惟有这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向我们显示出与奴隶起义相同的正面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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