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反抗

自由，“写在风暴的战车上的这个恐怖的名字”，属于一切革命奉行的原则。造反的人们认为，若没有自由，正义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义要求将自由束之高阁的时代已经到来。恐怖，不论是大是小，于是开始伴随着革命。每种反抗都是对无辜的怀念与对生存的召唤。然而这种怀念终于有一天拿起了武器，并且承担起全部的犯罪行为，即杀人与暴力。奴隶的反抗，处死国王的革命以及二十世纪的革命于是便自觉地认可了愈来愈大的罪行，由于它们打算实现愈来愈全面的解放。这种明显的矛盾使我们的革命者难以露出幸福与希望的神态，而这种神态是洋溢在我们制宪会议成员们的脸孔上的。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到底是反抗价值的特性，还是歪曲了这种价值？这是与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形而上的反抗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们在分析革命运动时将会注意到，人在面对否定他的一切时，为了肯定自己，进行了同样绝望而血淋淋的努力。革命思想因而要保卫不愿屈服的人，它意欲让这种人主宰其时代。他拒绝了上帝。根据明显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而选择了历史。

从理论上说，革命一词保留了它在天文学中的含义，这是一种翻倒跟头的运动，是一个政府经过完全的转让后变为另一个政府的运动。改变财产制度而未改变相关的政府，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任何经济革命，不论通过流血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同时必然是政治革命。革命由此而有别于反抗运动。“不，陛下，这不是反抗，这是革命。”这句名言强调了这种根本的不同。它确切的含义是：“这肯定会有一个新政府。”反抗运动在最初时会突然停止下来，不过是缺少严密性的行动。相反，革命从思想开始。确切地说，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要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不过，根据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革命。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将是最后的革命。好似完成了一个环形的运动，其实在组成政府的那个时刻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环形运动。以瓦尔莱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说是不能并存的，普鲁东说：“政府可以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就是由于它是政府。”还应该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成为战争政府。革命越广泛地展开，便意味着投入越大的战争赌注。从1789年革命诞生的社会愿意为了欧洲而作战。从1917年诞生的社会在为了统治全球而战斗。全部的革命最终都是如此地要求建立世界帝国，我们将看到原因何在。

正期待着这一目标完成之前——如果它会出现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接连不断的反抗的总和。换句话说，在空间有着清楚表现的转移运动不过是时间的近似。人们在十九世纪虔诚地称之为逐渐解放人类的那些行动是一系列的不间断的超越自己的反抗，它们想在思想中找到其形式，但尚未达到最后的革命，这一革命会使天空与地上的一切稳定下来。浮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由人肯定自己，虽是越来越扩大的肯定，但永无完成之时。若果然有过一次革命，则可能不复有历史，那时有的是幸福的统一与心满意足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最终都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好似他们相信历史的完成。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它首次公开地宣称要实现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的古老梦想，即人类的统一，这便是历史的完美结束。由于反抗运动提出“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由于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其逻辑上的最清楚的结果，手拿武器要求历史的全部性。反抗于是不得不成为革命的，否则便毫无价值或成为过时。对反抗者来说，问题不再如同施特纳那样将自己神化或者用态度来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样使人类神化，接过超人状态的理想，以便按照伊万·卡拉玛佐夫的心愿保证拯救所有的人。“着魔的人”首次登台，说明了时代的一个秘密：理性与权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经死去，应该用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仅仅靠诅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称唯物主义的革命，不过是过渡的形而上的十字军。难道征服全体就是革命吗？这是这个试验需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番分析并非叙述革命现象，这已经重复进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总结历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实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其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

[1] 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755—1794），法国革命家，大革命时的国民公会议员，后被处死。——译者注

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而且有几次革命杀死了君王与消灭了宗教。由于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始自萨德，我们真正的主题仅仅从弑君者开始，即他同时代的人们，他们攻击神的化身，但尚不敢扼杀永恒的原则。但是以前，人的历史也向我们指出了与首次反抗运动相当的行为，即奴隶的反抗运动。

在奴隶反抗主人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残酷的大地上起来反抗另一个人，其结果不过是杀死一个人。奴隶的骚乱，农民起义，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在革命思想最地道的形式中，不论它们如何胆大与欺诈，例如俄罗斯1905年的恐怖行为，总能发现这一原则。

在古代社会的最后阶段，即基督纪元前几十年，斯巴达克思的起义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们首先会注意到这是角斗士的反抗，这些角斗士就是专门从事人与人之间搏斗的奴隶，为了奴隶主的娱乐而注定要杀人或被人杀死。这次起义开始时只有七十几人，最后发展到七万个起义者，他们打垮了最精良的罗马军团，驰骋于意大利，向着永恒的城市罗马挺进。然而这次反抗正如安德烈·普鲁多莫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为罗马社会带来任何新原则。斯巴达克思发出的号召仅局限于答应奴隶获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对这第一次反抗运动从现实向权利的转变曾进行分析，它其实是这一水平的反抗逻辑惟一可触的收获。这些不屈服的人抛弃了奴隶地位，肯定自己与主人平等，他们自己这时也想成为主人。

斯巴达克思的反抗始终表现了这种要求的原则。奴隶大军解放了奴隶，立即让他们以前的主人沦为他们的奴隶。根据传统，奴隶军队甚至也可能组织上百个罗马市民彼此进行搏斗，让奴隶们坐在看台上陶然取乐，兴奋不已。然而杀人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杀更多的人。要使一个原则获胜，必须打倒这个原则。斯巴达克思所梦想的太阳城只能建立在永恒的罗马及其神明与机构的废墟之上。斯巴达克思的军队的确在向罗马挺进以包围它，罗马当时想到要为其罪恶付出代价而惊恐万状。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当神圣的城墙已遥遥在望时，这支军队停了下来，随即后撤，仿佛面对众神的原则、机构与城市而退却。倘若这个城市被摧毁，那么用什么来替代它呢？不过是对正义的狂暴的渴望，这种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正是这种爱使这些不幸的人坚持到此时。不论怎样，这支军队没有经过战斗而后撤，奇怪地决定返回奴隶最初起义的地方，以相反的方向重新行进在获取胜利的路途上，返回西西里。这些贫苦的人以后孤苦无助，在期待他们的伟大任务面前解除了武装，面对要进攻的上天灰心丧气。他们仿佛要在他们最初发出呼喊的土地上回归到最纯洁与最热烈的状态，死亡成为容易而美好的事情。

这时起义开始失败，起义者开始遇难。在最后一次战斗之前，斯巴达克思让人把一个罗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的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在战斗中，他奋不顾身，不断地想冲到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身边，人们不由自主地看到这是一种象征。他想捐躯战场，但是要与此时象征着罗马所有奴隶主的那个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他很想死去，但要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未能接近克拉苏：代表道德准则的另一方在远处防御，那位罗马将军置身于旁边。斯巴达克思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牺牲了，但是死于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他们像他一样是奴隶。这些雇佣兵扼杀了奴隶们的与自己的自由。克拉苏由于一个罗马市民被吊在十字架上而处死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在那么多次合理的反抗之后，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旁竖起了六千个十字架，向奴隶们表明在权力世界中没有任何对等可言，奴隶主们计算着他们自己的血液的价格，并加上重重的利息。

十字架也是基督被处死的工具。可以想像得出，基督在若干年后选择了这一严惩奴隶的手段，是为了缩小此后把受屈辱的人与造物主无情的脸孔分开的可怕的距离。他为奴隶求情，终于自身也遭受了极端的不公正，目的是不让反抗把世界分成两部分，让痛苦打动上天，使上天不再受民众咒骂。革命思想以后想肯定上天与大地的分隔，开始剥去上帝的神圣性并杀死他在地球上的代表，有谁会为之惊诧呢？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793年结束了反抗的时代，而开始了以断头台为标志的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