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恐怖行动

皮萨列夫^[1]，俄罗斯虚无主义的理论家，观察到最狂热的人是儿童与青年。对国家来说亦复如此。俄罗斯在那个时代是个刚刚诞生的年幼国家，不过一个世纪，创建它的沙皇还很幼稚，竟会亲自砍掉反抗者的脑袋。俄罗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到牺牲与破坏的极端行为，而德国教授们对此也不过是想想而已。司汤达发现了德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第一个不同就是由于思索而情绪激昂，而不是宁静自处。此言不假，但俄罗斯尤为过之。在这个没有哲学传统的年轻国度，年纪很轻的人们，这些罗特雷亚蒙的悲惨的中学生弟兄们，纷纷吸收德国的思想，在血泊中显示其后果。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无产者^[2]”于是继承了伟大的解放人类的运动，赋予这场运动以最惊恐不安的面容。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这类中学毕业生最多不过几千人。他们就靠自己这么多人，面对着当时最为严厉的专制政权，竟宣称解放四千万农奴，而且果然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但为时短暂。他们几乎全体都为这种自由而付出代价：自杀、被处决、坐牢或发疯。俄罗斯恐怖行动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小撮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的斗争，而人民大众却保持沉默。他们精疲力竭所取得的胜利最后却被出卖。然而，他们的牺牲，直至他们最极端的否定，孕育了一种价值，或者一种新品德。甚至在今日，它也没有停止面对专制并帮助人们取得真正的解放。

[1]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文学批评家，1862年因写文章为赫尔岑辩护，号召推翻沙皇而被捕，出狱后继续撰稿，1868年游泳时淹死。——译者注

[2] 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日耳曼化并非孤立的现象。德国的思想此时的影响占据优势，而且人们知道，例如法国的十九世纪，由于有米什莱与基奈，也是研究德国的世纪。不过，德国的思想在俄罗斯未遇到一种已经形成的思想，而在法国，它却不得不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与之保持平衡。俄罗斯是被德国思想征服的土地，1750年创建的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第一所大学，用德语教学。德国的教育家、官吏与军人对俄罗斯缓慢进行的殖民化开始于彼得大帝，在尼古拉一世的关注下，变成系统的日耳曼化。在三十年代，沙俄的知识界同时热衷于谢林与法国人，到四十年代热衷于黑格尔，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则热衷于出自于黑格尔的德国社会主义^[3]。俄国青年热烈地把过分的精力倾注于这些抽象的思想，实实在在体味着这些死亡的思想。德国博士已经为以人为神的宗教拟定出一些公式，所缺少的是使徒与殉难者。俄国的天主教徒脱离了他们最初的天职，扮演了这种角色。他们为此不得不同意过无超验性与道德的生活。

[3] 《资本论》在1872年翻译成俄语。

抛弃道德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4]这些俄国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着道德。这些绅士尚未纠正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他们的道德甚至是自觉的：“我们的祖先是些骄奢淫逸的人，而我们是卡东。”他们当中的彼埃尔·维亚塞姆斯基这样说。他流露出苦难会使人新生的观念，在巴枯宁与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仍可发现这种观念。十二月党人令人想到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并放弃其特权的法国贵族。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于8月4日夜间做出决定，为了解放人民而选择牺牲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们的首领彼斯捷尔有着政治与社会的思想，他们流产的起义并无坚实的纲领。甚至难以肯定他们曾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之中的一人在起义前夕说：“是的，我们会死去，但这将是壮丽的牺牲。”这的确成了壮丽的死亡。1825年12月，起义者的方阵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前的广场被炮火所摧垮，幸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吊死，在处死他们时动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这些死难者，虽然行动显然策划不周，但整个革命的俄罗斯在悲愤与惊恐的情绪中仍然崇敬他们，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成为榜样，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样。在这段革命历史的开始，他们显示出被黑格尔嘲讽地称之为优美的灵魂的人们的权利与伟大，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确定革命思想的趋势。

[4] 十二月党人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因1825年12月（俄历）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而得名，起义被镇压。——译者注

在这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德意志思想与法国的影响展开斗争，使既渴望报仇与正义又感到孤立无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开始被看做一种启示而受到欢迎、赞扬与评论。这种狂热的哲学激励着俄国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译为诗句。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了社会寂静主义的理由。意识到世界的合理性则足矣，“精神”在时代结束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实现，这是斯坦科维奇^[5]、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最初反应。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甚至复杂的意图，俄罗斯的激情开始消退，而且马上转向另一个极端。

[5] “世界由理性精神所支配，这使我对其他的一切感到坦然。”

在三四十年代，俄国最杰出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别林斯基在这方面的演变最能说明问题。别林斯基起初抱有模糊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突然间遇到了黑格尔的思想。他半夜在房中为这种启示所打动，像巴斯卡尔^[6]一样泪流满面，一下子便潜心研究这位老人的著作：“我与法国人告别，这决不是任意与偶然之举。”他同时又是保守派与社会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他毫不犹豫地写出这一切，勇敢地为其立场辩护。然而，这颗高贵的心灵此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他在世界上最憎恨的事物即非正义的一边。如果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则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应该肯定鞭笞、奴役与西伯利亚^[7]。他以往有一阵子认为接受世界的现状与苦难是高尚之举，因为他想到的仅仅是忍受他自己的苦难与矛盾。然而问题是要肯定他人的苦难是该当的，这时他的心灵一下子便迷惘了。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不能同意他人的苦难，则表明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历史至少在这一点上与理性是不符合的。然而历史应当全部是合乎理性的，否则便丝毫不合乎理性。人孤单的抗议有时为一切会变得合理的想法所平息，但重新又以激烈的言辞爆发出来。别林斯基向黑格尔本人求教：“我对您的哲学深为崇敬，现在荣幸地让您知晓，倘若我有幸爬到发展阶梯的最高一级，我便要让你清楚生活与历史的一切受害者。假若我对所有的同胞的状况心中感到不安的话，我决不想获得幸福，即使是免费的。”

[6] 巴斯卡尔，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哲学家与散文家。——译者注

[7] 西伯利亚为沙皇流放政治犯之地。——译者注

别林斯基明白，他所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丰满的生命，他拒绝把它们混为一谈。他要求的是体现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整个人类的不死性，而非变成为“精神”的抽象的不死性。他以同样的热情与新的对手展开争论，在这场内部的大论战中，他得出的结论来自黑格尔，但却转而反对他。

这些结论就是反抗的个人主义的结论。个人不能接受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历史。个人为了肯定他现在的状况，必须摧毁现实，而不是与之合作。“否定是我的上帝，如同不久以前现实是我的上帝一样。我的英雄们是旧事物的破坏者：路德，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恐怖主义者，《该隐》中的拜伦。”我们这样便一下子又重新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的所有论题。当然，法国的个人社会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始终很活跃。三十年代人们阅读圣西门与傅立叶的著作，四十年代普鲁东的思想被介绍进来，这些人激发了赫尔岑的伟大思想以及很久以后彼埃尔·拉甫洛夫^[8]的思想。然而，一直与种族价值密切相连的这种思想在与犬儒主义思想的大辩论中终于处于下风，至少暂时如此。别林斯基起初接受后又反对黑格尔，相反又发现了社会个人主义的相同倾向，但是从否定的角度，拒绝超验性的价值。他于1848年去世时，其思想非常接近赫尔岑的思想。不过在与黑格尔的冲突中，他准确地确定了一种态度，就是虚无主义者的态度，而且至少部分地是恐怖主义者的态度。这样他便提供了在1825年理想主义的贵族与1860年“虚无主义”的大学生之间的过渡的典型。

[8] 拉甫洛夫，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三个着魔的人

赫尔岑为虚无主义运动辩护，仅仅因为他从中看到，它与一切现成的思想相比意味着更大的解放。他写道：“消灭旧事物，这就是未来的诞生。”他这时又运用别林斯基的语言。科特里亚列夫斯基谈及人们称之为激进分子的那些人时，把他们说成是“认为必须完全舍弃过去而按另一种类型塑造人格”的使徒。随着抛弃一切历史与决定，根据国王般的个人而非历史精神来塑造未来，施特纳的思想再现于当时。然而国王般的个人不能单独掌握权力，而需要其他人，于是陷入虚无主义的矛盾，皮萨列夫、巴枯宁与聂察也夫都竭力要解决这一矛盾，途径是每人更加扩展一点儿破坏与否定的范围，直到恐怖主义同时运用牺牲与杀人来消灭矛盾自身。

表面看来，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开始于最激进的否定，拒绝一切不是纯粹自私的行动。大家知道虚无主义一词本身为屠格涅夫在其小说《父与子》中所创造，书中主角巴札洛夫就是这类人物典型的写照。皮萨列夫在介绍这部小说后，宣称虚无主义者承认巴札洛夫为他们的榜样。“巴札洛夫说：我们惟一引以自负的就是心灵的空虚，直到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万物皆空。有人问他：这就是人们所称之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吗？他回答道：人们正是称此为虚无主义。”皮萨列夫赞扬这个榜样，为了说得更清楚，他为之作了这样的概括：“我对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局外人，决不参与其间。”惟一的价值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皮萨列夫否定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一切，向哲学、荒诞艺术、骗人的道德、宗教，甚至向习俗与礼节宣战。他建立了智力上的恐怖主义理论，令人想到我们超现实主义者的恐怖主义。他在学说方面发动了挑衅，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其深度给予了恰当的说明。皮萨列夫在这种冲动达到顶点时竟然面容严肃地提出了是否可以杀死自己的母亲这样的问题。他并且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我渴望并觉得这是有用的。”

既然如此，当发现我们的虚无主义者并未孜孜于谋取财富与地位，并未尽情地享受呈现给他们的一切时，人们未免为之惊讶。说真的，虚无主义者在社会中并不缺少好位置，但他们并未对其犬儒主义提出一套理论，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无效果地推崇美德。他们在向社会进行的挑战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其本身便肯定了一种价值。他们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其枕边书是布希纳的《力量与物质》。但他们之中的一人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上绞架，为了摩莱肖特^[9]与达尔文而丢掉脑袋。”从而将所信仰的学说远远置于物质之上。这种学说到了这种程度就有了宗教的狂热味道。在皮萨列夫看来，拉马克是个叛徒，因为达尔文是正确的，在这个圈子里，不论谁若热衷于谈论灵魂不死，就会被开除出去。伏拉基米尔·魏德尔把虚无主义确定为唯理论的蒙昧主义，不无道理。理性在他们身上奇怪地含有信仰的偏见。这些个人主义者最小的矛盾并不是选择最通俗的唯科学主义作为理性的典型。他们否定一切，除了最引起争议的价值，即奥迈先生的价值。

[9] 摩莱肖特，十九世纪荷兰博物学家，宣扬唯物主义。——译者注

然而，虚无主义者正是在选择写一篇有关信仰理性最短的文章时，给他们的继承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除理性与利益外什么都不相信。他们选择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使徒般的热诚，并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正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如同所有年轻的才智之士一样，他们同时怀有对信仰的怀疑与需要。他们个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使他们的否定具有不妥协性与信仰的激情。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魏德尔引用了哲学家索洛维也夫揭露这个矛盾时的一句轻蔑的话：“人类来自于猿猴，因而让我们彼此相爱吧。”然而，皮萨列夫的真理就在这种分裂之中。倘若人是上帝的反映，那么，他没有人类的爱也无关紧要，将来总有一天他会满足的。但是倘若他是盲目的人，在条件残酷的与有限制的黑暗中踯躅，他便需要跟他相同的人以及他们易消失的爱。总之，如果仁慈不是躲藏在没有上帝的世界又会在何处呢？在另一个世界，圣宠供给一切。否定一切的人们至少懂得否定是一种苦难。他们于是会经历他人的苦难，并最后否定自己。皮萨列夫对于杀害母亲之举在思想上并不退却，然而，他可以正确的态度谈论不正义。他愿意自私地享受生活，但他忍受了牢狱之灾，以后成了疯子。展现出的如此多的龌龊行为终于使他懂得了爱，远离了那些行为并由于它们而痛苦，直到自杀。人们重新看到的不是他渴望塑造的国王般的个人，而是一个悲惨痛苦的老人，惟有他身上的崇高之处可以照耀历史。

巴枯宁^[10]体现了同样的矛盾，不过以另外一种惊人的方式。他在恐怖主义时代的前夕逝世。不过，他事先否认了个人的谋杀行为，并揭露了“他的时代的布鲁图斯之流”。然而他尊敬他们，因为赫尔岑曾公开批评卡拉科索夫于1866年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但谋杀未遂的行为，而巴枯宁指责赫尔岑这样做。这种尊敬自有其道理。巴枯宁以与别林斯基及虚无主义者同样的方式，从个人反抗的角度衡量了那一系列的事件，但他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政治上犬儒主义的萌芽将出现在聂察也夫的学说中，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10] 巴枯宁（1814—1876），俄无政府主义者，贵族出身，当过军官，1849年因领导德尔登起义被判死刑，1851年被引渡回国后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加入第一国际，鼓吹无政府主义，宣称个人“绝对自由”，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译者注

巴枯宁一脱离少年时代，就被黑格尔哲学所震撼，与过去的思想一刀两断，犹如受到一次神奇的震动。他夜以继日地钻研它，他说：“好似入迷了。”“我目中所见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是黑格尔的范畴。”他怀着一种新教徒的狂热而完成了这种教义的传授。“我个人的我已永远被杀死，我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与绝对生命一样。”他没用多少时间就看出这种舒适的立场的危险。一人若理解了现实而不起来对它造反，却为之感到愉悦，这个人是因循守旧者。巴枯宁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注定要服膺于这种看门犬的哲学。也许，他在德国旅行时听到德国人令人不快的看法，使他难以像老黑格尔一样认为普鲁士王国是精神结束阶段的体现者。他比沙皇本人更具有俄罗斯气息，尽管怀有种种梦想，却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对普鲁士的颂扬，因为它建立在相当专横的逻辑上，进而断言：“其他民族的意志没有任何权利，因为统治世界的是代表这种意志的民族。”另一方面，巴枯宁在四十年代发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遂传播这种潮流。不管怎样，巴枯宁坚决地抛弃了德国的意识形态。他以同样的激情走向绝对，如同会走向完全破坏一样，怀着“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的狂热，这在他身上以纯粹的状态表现出来。

巴枯宁在赞扬绝对的“统一性”之后，投身于最基本的善恶二元论，他最后所追求的无疑是“有关自由的普遍而真正民主的宗教”。这就是他的宗教，他属于他的时代。不过难以肯定，他在这方面的信仰是否是完全的。他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中说，他“只是用一种超自然的痛苦努力，窒息了对我诉说我的希望是荒诞的内心的声音”，才相信最后的革命（这种声音曾对我说我的希望是荒谬的）。他这样写时的心情似乎是真诚的。相反，他理论上的非道德主义要坚定得多。人们看到他始终像猛兽一样快乐而从容自在地徜徉在这种学说中。历史仅受两个原则支配：国家与社会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不可调和，在进行着殊死斗争。国家，就是罪恶。“即使是最小的最不伤害人的国家，就其梦想而言仍是罪恶的。”革命因而是善。这种斗争超越了政治，也是魔王的原则反对神的原则的斗争。巴枯宁在反抗行动中重又明确地引进了浪漫主义反抗的一个主题。普鲁东已经宣布上帝即恶，并大喊：“爱平民与国王所诽谤的撒旦，过来吧！”巴枯宁让人们也看到了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反抗的深度。恶，这是撒旦对神的权力的反抗，相反，我们从这种反抗中可看到人类一切解放行动的生机旺盛的萌芽。如同十四世纪的《放荡不羁的人》中的弗拉蒂塞利一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今天听到下面这句话就会知道对方是同志：“以被损害的人的名义。”

反对造物主的斗争是无情与不讲道德的。惟一的获救之途就是消灭。“对破坏的激情就是对创造的激情”。巴枯宁论述1848年革命的篇章洋溢着破坏的欢乐之情，令人震撼。他说：“这是既无开始也无结束的节日。”的确，对他说来，如同对于一切被压迫者一样，革命就是节日，就此词神圣的意义来说。此处令人想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科尔得鲁瓦。他在其著作《乌拉，或哥萨克的革命》中号召北方的游牧部落摧毁一切。此人还想“把火把扔进父亲的房屋”，并大喊他只有在人类的水灾与混乱中才怀有希望。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坦诚的表现来理解反抗的。这就是为何巴枯宁是他的时代惟一的人，以异常的深度批评学者们的统治。他为与他的反抗完全等同的人辩护，反对一切抽象的议论。他之所以赞扬强盗与农民起义的首领，他所推崇的榜样之所以是斯唐卡·拉兹纳与布加乔夫，就因为这些人为纯自由的理想而战斗，尽管既无主义也无原则。巴枯宁把反抗不附加任何东西的原则引入革命的核心。“暴风雨与生命，这就是我们所需求的。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因而是自由的。”

然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就是一个自由世界吗？这正是一切反抗所提出的问题。若向巴枯宁询问对此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他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最清楚不过地反对专制的社会主义，而当他本人确定未来社会的性质时，所提出的社会模式依然是独裁性质的，毫未考虑到其自相矛盾。他所拟定的国际友爱协会（1864—1867）的章程已规定，在采取行动时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成功后同样如此。他希望解放后的俄罗斯有个“强大的专制政权……此政权的四周是拥护者，它听取他们的建议，由他们自由的合作而加强，但这个政权不会受到任何东西及任何人的限制”。巴枯宁同其敌人马克思一样，促进了列宁学说的形成。革命的斯拉夫帝国的梦想如同巴枯宁在沙皇面前所描述的那样，恰恰为斯大林所实现，基本轮廓完全一样。提出这些观念的那个人曾说沙皇俄国的基本动力是恐惧并拒绝马克思主义由党专政的理论，因而这些观念看起来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明，专制学说的起源部分是虚无主义。皮萨列夫为巴枯宁辩护。后者肯定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是通过完全的破坏来寻求这种自由的。破坏一切，这无异于投身于没有基础的建设，然后必须用双臂把墙扶立起来。一个人若抛弃全部过去，丝毫不保留可赋予革命活力的任何东西，他必然只能在未来得到证明，同时只能由警察使暂时的东西成为合法。巴枯宁宣布了专政，并不违反其破坏的愿望，而是与之一致的。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停止下来，因为道德的价值在完全否定的火盆中也化为灰烬。他为了获得释放而写给沙皇一封卑躬屈节的忏悔书，由此而在革命的政治中玩了一套惊人的两面派把戏。有人推测他的《革命教程》是在瑞士与聂察也夫一道写的。通过此书显示了政治上无耻的随机应变态度，不断地权衡革命运动的得失，虽然他以后对此加以否认，而聂察也夫本人却以挑衅的方式对此加以阐述。

聂察也夫的形象不像巴枯宁那样为人了解，但他更加神秘，对我们的话题来说也更有意义。他把虚无主义的观点编织得极其严密，使这种思想几乎没有矛盾。他将近于1866年出现于革命的知识界，于1882年无声无息地死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他不断地诱惑着人，有他身边的大学生们，巴枯宁本人，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最后还有他牢房的看守，他竟成功地让他们参与一种疯狂的阴谋。当他出现时，已经对他所思考的事情持坚定态度。巴枯宁之所以对他如此着迷，甚至打算委托他一件想像中的任务，是因他从这个无情的人身上看到了他所希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他自己如果康复而可能成为的那种人。聂察也夫不仅满足于说“必须与强盗的野蛮世界结合在一起，这是俄罗斯惟一真正的革命阶层”，也不满足于再一次同巴枯宁一样写出，以后政治即宗教，而宗教即政治。他让自己成为一场无希望的革命的残酷的传教士，最明显的梦想就是建立杀人的秩序，可以传播他决心为之效力的黑色神性，并使之最后获得胜利。

他不仅论述了破坏一切，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为那些献身于革命的人们冷静地要求得到“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权利，并且允许自己做任何事情。“革命者是一个命中预先注定的人，他不能有感情强烈的交往者，自己心爱的人与物品，甚至要舍弃自己的姓名。他的整个身心都应该集中于一件心愿：革命。”如果历史在一切原则之外的确只是属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完全献身于这两种价值中的一种，为之死亡或者从中得到新生。聂察也夫将此逻辑贯彻到底。根据他的理论，革命第一次明确地同爱情与友谊相分离。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黑格尔思想所传输的专横的心理学的后果。然而黑格尔认为，道德与良心之间的彼此承认可以通过爱的对抗而实现。但他拒绝把这个“现象”作为其分析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这种现象“没有否定所有的力量、耐心与成果”。他选择了用盲目的螃蟹的争斗来说明良心，螃蟹在海洋的沙滩上糊里糊涂地摸索着，终于相互抓住对方，展开生死搏斗。黑格尔自愿地把同样合理的另一种景象置诸一边，这景象就是数座灯塔在黑夜彼此艰难地搜寻对方，进行调整，终于共同汇集为更强烈的光芒。彼此相爱的人，如朋友、情人，都知道爱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为了最终的相互认识与和解而在黑暗中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如果说历史上的美德由于表现出耐心而为人所认识，真正的爱情与仇恨有同样的耐心。并非惟有对正义的要求在各个世纪中说明革命激情为合理，这种激情也依赖于对众人友谊的痛苦要求，特别是在面对敌对的天空时。在任何时代为正义而死去的人们都互相称为“兄弟”。对他们大家说来，暴力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为被压迫者的群体服务。然而，如果革命是惟一的价值，它仍然需要告密，因而需要朋友的牺牲。此后，暴力将指向所有的人，为一种抽象思想服务。必须由着魔的人来统治，从而可以说，革命自身超过它所想拯救的人，直至此时，使失败改观的友谊应该在胜利尚未在望的日子被牺牲。

聂察也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他与巴枯宁一道把其主张的信条固定下来。然而，巴枯宁在精神迷茫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在俄罗斯代表欧洲的革命联盟，其实这联盟仅存在于他的想像中，聂察也夫果真赢得了俄罗斯，创立了他的“斧头协会”，由他自己制定章程。从中可以看到，设立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对一切军事或政治行动来说无疑是必需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发誓绝对忠于这个委员会。聂察也夫认为领袖们为了领导部下，有权运用暴力与撒谎的手段，这样他便不仅仅使革命军事化。他说自己是这个尚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为了使犹疑未决的人员投入他考虑要开展的行动，他把中央委员会描绘为可支配无限的资源，这样从一开始他便说谎。不仅如此，他还把革命者分成几等，第一等（也就是领袖）享有权利，可把其他人视为“他们可以动用的资金”。历史上的任何领袖可能都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公开说出来。直到聂察也夫时，尚无一个革命领袖敢于将此作为其行为原则。直到此时，没有任何革命在法律上开宗明义地写出人是工具。传统上，革命号召参加人员要勇敢无畏，有牺牲精神。聂察也夫决定，可以对动摇不定分子采取要挟与恐怖手段，蒙骗相信的人。甚至即使驱使他们去完成最危险的行动，想像中的革命者也应该效命。至于被压迫者，既然最后会彻底拯救他们，人们便可以更多地压迫他们。他们此时所失去的，未来的被压迫者将会得到。聂察也夫作为原则提出，必须促使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永远不能触动民众最为憎恨的官方代表的统治，最后，秘密团体应该采取一切活动增加群众的痛苦和苦难。

尽管这些漂亮的想法在今天大行其道，聂察也夫却未能看到他的原则获得胜利。当他杀害大学生伊万诺夫时，至少曾试图实践这些原则。这次谋杀使当时富于想像力的人深为震惊，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作为《着魔的人们》的主题之一。伊万诺夫惟一的错误似乎就是对聂察也夫自命为其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怀疑，他反对这种革命，因为他反对那个将自己等同于革命的人。他因而必须死。“我们有什么权利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聂察也夫的一个同志乌斯潘斯基这样问道。回答是：这与权利不相干，消灭危害我们事业的一切，是我们的责任。”当革命是惟一的价值时，的确再无权利可言，而只有义务。然而，有人以这些责任为名，通过立即采取扑灭行动，便控制了所有的权利。聂察也夫没有谋杀过任何暴君的性命，却以革命事业的名义，在一次伏击中杀害了伊万诺夫。他随后离开了俄国，去与巴枯宁相会。但巴枯宁与他分手，谴责这是一种“可憎的策略”。巴枯宁写道：“他渐渐地说服自己，为了创建一个不可摧毁的社团，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作为基础，采用耶稣会的手段：对身体施加暴力，对灵魂灌输谎言。”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革命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是惟一的善，他能以什么名义来断定这是可憎的策略呢？聂察也夫真正是在为革命效劳，他不是为巴枯宁，而是为事业服务。他被引渡回国后，对法官未做任何让步。在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后，他在监狱里仍发挥影响，将狱卒组织为秘密团体，图谋暗杀沙皇，因而又受到审判。在他被监禁十二年之后，终于在一个要塞里结束了这个反抗者的生命，由他而开始出现了蔑视一切的革命大人物。

此时，在革命内部，的确一切都是允许的，谋杀可定为一项原则。这一革命运动产生于宗教与道德的倾向，这倾向即出现在十二月党人身上与拉甫洛夫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中。1870年，随着民粹主义的回潮，人们认为这个运动会遏制住向聂察也夫所阐述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发展。这一运动向“活的灵魂”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走到民众中去，教育他们，让他们依靠自己走向解放。“懊悔的绅士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穿上穷人的衣服，前往农村向农民宣传，但农民持怀疑态度，保持沉默。等他们不沉默时，却向宪兵揭发这些使徒。这些美好的灵魂的失败，使运动又回到某个聂察也夫的犬儒主义，或者至少回到暴力。由于沙俄时代的知识界未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一面，他们重又感到在专制政权面前是孤立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重又分为老爷与奴隶。“人民意志”这个团体因而将个人恐怖主义定为原则，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谋杀，一直持续到190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为止。恐怖主义者诞生于这个地方，背离了爱，奋起反对老爷们的罪恶，但孤立无望，面对着自身的矛盾只能由牺牲其清白无辜与生命来解决。

高尚的杀人者

1878年是恐怖主义者在俄罗斯诞生的一年。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维拉·查苏利奇^[11]在1月24日审讯一百九十三名民粹派成员的次日，开枪射击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将军。她被陪审团宣告无罪，以后又摆脱了沙皇警察。这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二者互为因果，人们估计只有到厌倦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11] 查苏利奇，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1903年成为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译者注

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在欧洲，德国皇帝、意大利国王与西班牙国王均成为谋杀活动的遇害者。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从这一年开始，在欧洲与西方的十九世纪便记载了许多次谋杀行动。1879年发生了一起针对西班牙国王的新谋杀活动以及对沙皇的未遂谋害。1881年，“人民意志”的恐怖主义者谋害沙皇，索菲亚·别鲁芙斯卡雅、热利亚波夫及其朋友们被绞死。1883年发生谋杀德国皇帝的行动，凶手被用斧头处死。1887年，处决芝加哥的殉难者，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瓦朗斯会议发出了恐怖主义的警告：“社会若不让步，邪恶与罪行必须灭亡，即使我们与之一道死亡。”九十年代在法国，标志着被称之为以事实进行宣传的活动达到顶峰。拉瓦肖尔、瓦扬与亨利的行为成为杀害卡尔诺的序幕。仅仅在1892年，爆炸谋杀案在欧洲即有一千多起，在美洲有近五百起。1898年谋杀奥地利伊丽莎白王后。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利被暗杀。在俄罗斯，针对沙皇政权次一级的代表人物的谋杀行为没有停止过，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于1903年诞生，聚集了俄罗斯恐怖主义最不寻常的人物。1905年，萨佐诺夫暗杀普莱维与卡利雅耶夫谋杀塞尔日大公爵，标志着这用鲜血布道的三十年的顶点，对革命的宗教说来结束了殉道者时代。

虚无主义与一种受挫折的宗教运动紧密牵扯在一起，就这样以恐怖主义而结束。这些年轻人在否定一切的天地中，竭力想用炸弹手枪与走向绞刑架时所怀有的勇敢走出矛盾，创造他们所缺少的价值。在他们以前，世人以自己所知道或自以为所知道的东西的名义而死去。从他们开始，人们习惯于为自己毫无所知的某个东西而牺牲。在此之前，将要死亡的人们信赖上帝去取得人的正义。然而当人们阅读这个时期被处死的人们的声明时，会震惊地看到，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依赖尚待来临的其他人的正义去对抗他们的法官。在缺少最高价值时，这些未来的人成为他们最后依赖的对象。未来是没有上帝的世人惟一的超验性。恐怖主义者无疑首先想破坏，在炸弹的冲击下使专制政权动摇。他们的目标是以自己的死亡来重新创造一个公正与爱的社会，从而重新承担为教会所背叛的使命。恐怖主义者其实想要创立一个有朝一日会涌现一个新上帝的宗教。这是否就是一切呢？他们自愿地行凶犯法与慷慨赴死并未收到任何功效，只不过许诺一种有待实现的价值，而今日的历史使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在当前可以断定，他们白白地送了命，并未因此而不再是虚无主义者。一种尚待降临的价值依然是一种矛盾，因为只要它尚未形成，便既不能指导行动，也不能提供一种供选择的原则。但1905年的民众为矛盾所折磨，以其否定和死亡创造了一种以后变得专横的价值，相信宣告了它的诞生。他们不加掩饰地将这个至高无上与痛苦的善置于他们的刽子手与他们自身之上，其实我们在反抗的起源中已经见到这种善。当反抗精神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遇到同情精神时，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价值。

大学生卡利雅耶夫大声问道：“如果不参与恐怖行动，有资格谈论它吗？”他的同志们从1903年聚集于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之中，先由阿泽夫领导，以后由波利斯·萨万科夫领导，都身体力行地信守这个伟大的字眼。他们本来是些苛求的人，作为反抗历史中的最后一批人，却对他们的状况与悲惨结局丝毫不加以拒绝。如果说他们生活在恐惧活动中，“如果他们信任恐怖活动”（波科提洛夫），他们从来没有一日不为之胆战心惊。历史上几乎没有提供既狂热却又在激烈的争论中顾虑重重的人的事例，可以说明1905年这批人，他们始终心存怀疑。我们对他们所能表示的最大崇敬之情，就是说，我们在1950年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向自己提出过，而且在活着时已经以一死来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很快便成为历史人物。例如，卡利雅耶夫在1903年决定与萨万科夫一起参与恐怖行动时，年方二十六岁，两年之后这位“诗人”（这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便被绞死，生命短暂。但对热情地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人来说，卡利雅耶夫以其闪电般的生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萨索诺夫、什维泽尔、波科提洛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大部分其他恐怖主义者都是这样地出现在俄罗斯历史与世界上，他们挺身而出，献身于爆炸，成为越来越惊心动魄的反抗的昙花一现而又令人难以忘记的见证人。

他们几乎都是无神论者。波利斯·瓦那洛夫斯基写道：“我记得，甚至在上中学以前，我便向童年的一个伙伴宣传无神论。只有一个问题使我窘困。这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我对永恒没有丝毫概念。”他在向杜巴索夫海军元帅投掷炸弹时身亡。卡利雅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萨万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杀行动之前几分钟，人们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圣像前面，一只手握着炸弹，另一只手在画十字。但他抛弃了教会。在处死前，他在牢房拒绝见神甫。

他们从事地下秘密活动，因而不得不生活于孤独中，对于一切与广大的人类团体有交往的行动家所享有的乐趣并无感受，除非以抽象的方式。但他们相互间的联系代替了他们对他人的一切感情。萨索诺夫如此写道：“啊，骑士团！我们的骑士团深怀这样一种精神，‘弟兄’亦不足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相互间关系的本质。”同一个萨索诺夫在监牢中对朋友们写信说：“对我说来，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永远保持我与你们完全团结一致的精神。”至于瓦那洛夫斯基，他在写信给一个心爱的女子时承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她不让他离去：“假若我去同志们家迟到的话，我会责骂你的。”他承认这句话“有点是戏言”，但也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

这一群人数不多的男男女女隐身于俄罗斯的人海之中，相互依靠，选择了行刑者的行当，其实他们决非是注定要这样做的。他们生活在违反常理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很珍重人类生命，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又毫不爱惜，从而发展到向往崇高的牺牲。对多拉·勃瑞利昂来说，行动纲领的种种问题算不了什么。恐怖行动首先由于恐怖主义者为之作出的牺牲而变得壮丽。萨万科夫说：“然而，恐惧，如同十字架一样压在我们身上。”卡利雅耶夫本人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他热切地渴望这种牺牲”。当准备谋杀普莱维时，他建议由他自己扑在马匹下面而与这位部长一道死去。在瓦那洛夫斯基身上也是如此，对牺牲的兴趣好似表明死亡有吸引力。他被捕后写信给父母亲说：“在我幼年时代，自杀的念头便多次出现在我的心中……”

在这个时期，这些行刑者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当回事，对他人的生命却异常严肃地对待。第一次谋杀塞尔日大公爵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卡利雅耶夫虽得到所有同志的赞同，却拒绝杀害与大公爵乘坐同一辆马车的孩童。萨万科夫关于另一个女恐怖主义者拉歇尔·鲁利耶写道：“她崇奉恐怖行动，把参与这种行动视为幸福与责任，但流血使她同多拉一样心慌不安。”这个萨万科夫反对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快车上谋害杜巴索夫海军元帅：“若稍有不慎，炸弹便会在车厢中爆炸而殃及其他无辜的人。”他“以恐怖主义者良心的名义”愤怒地禁止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卷入一次谋杀行动。他在从沙皇的一座监狱逃走时，决心向阻止他逃跑的官员开枪，但宁肯自杀而不愿把枪口转向士兵。同样，瓦那洛夫斯基，这个杀人者承认从未打过猎，“觉得这是一项野蛮的行动”。他也曾声明：“如果杜巴索夫由妻子相伴，我将来便不扔炸弹。”

如此地完全忘掉自己，同时又深深地关怀他人的生命，令人想到这些心肠软的杀人者在极端的矛盾中体验着反抗的命运。可以认为，他们在接受暴力不可避免的性质时，也承认暴力是不正当的。是必须干的却又是不可原谅的，谋杀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的。心灵平庸的人们面对这个可怕的问题，会忘掉恐怖行动的某种性质而心安理得。他们会以形式原则的名义，满足于认为一切马上发生的暴力是不可原谅的，而允许暴力在世界与历史范围内扩散。他们或者以历史的名义而自我安慰，认为暴力是必须的，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直到使历史长久地破坏人身上抗议非正义的一切。这确定了当代虚无主义有资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两副面孔。

然而现在谈及的极端的心灵什么都没有忘记。从那时起，他们无力说明他们认为是必须的那些行动是正当的，便想出以献身来为之辩护，以个人的牺牲来回答他们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说来，如同对于他们之前的一切反抗者一样，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一个人的生命由另一个人的生命来偿付，从这两个祭品中便产生了对价值的许诺。卡利雅耶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其他人相信各个生命是等价的，没有把任何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尽管他们是为思想而杀人。确切地说，他们生活在思想的云端，最后以死来体现思想，从而表明这种思想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又面对一种反抗观念，它即使不是宗教的，至少也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之后又来了其他的人，他们为同样蛊惑人的信仰所激励，却认为这些方法具有感情色彩，拒绝认为任何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等值。他们于是把一个抽象的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即使他们称之为历史。他们事先服从于这个思想，还专横地决定让其他人也服从于它。反抗问题不能由算术来解决，而要由概率论来解决。为了在未来实现这个思想，人的生命可以成为一切或者什么也不是。概率论学者对实现它的信心越大，人的生命价值便越小。到了极限，它便一文不值了。

我们将要研究这个极限，即哲学的刽子手与国家恐怖主义的时代。不过，1905年的反抗者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边缘，在炸弹的轰响声中告诉我们，反抗若不停止其反抗，是不会令人感到安慰与舒服的。他们惟一的表面胜利就是战胜了孤独与否定。在一个为他们所否定又抛弃他们的世界中，他们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试图前仆后继地重新树立博爱精神。他们相互对对方怀有的友爱之情成为他们的幸福，甚至是在凄凉的监牢中的幸福，这种爱延伸到他们广大的受奴役而沉默的弟兄们，由此可看出他们的困境与希望。为了效力于这种爱，他们首先必须杀人，为了确保洁白笼罩人间，必须接受某些罪恶。对于他们说来，这种矛盾只有在最后时刻才能解决。惟有自由地接受死亡才能战胜孤独与骑士的情绪，孤苦无告与希望。热利雅波夫于1881年组织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在行动前四十八小时被捕，要求与谋杀的真正实施者同时被处死。他在写给官方的信中说：“只有政府的怯懦才能解释为何只竖起一个绞架而不是两个。”当局竖立了五个绞架，其中一个是用来绞死他心爱的一个女子的。但热利雅波夫就义时面带笑容，而李萨柯夫在审讯时便支持不住，他被拖往绞架，由于惊恐而神志不清了。

热利雅波夫在自己杀人或指使他人杀人后，始终是孤独的，因为这种罪行是他所不愿意而又知道自己会接受的，如同李萨柯夫一样。索菲娅·别罗夫斯卡娅在绞刑架下拥抱了她心爱的男子与另外两个朋友，但脸背着李萨科夫，他孤零零地作为新宗教的受苦的人而死去。热利雅波夫觉得，在弟兄们中间死去恰恰说明他赴死是正当的。杀人者只有在同意继续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命而出卖弟兄们才是有罪的。相反，死亡勾销了犯罪与罪恶。夏洛特·戈尔戴向弗基耶·丹维尔大声说道：“噢，魔鬼，他竟然把我当做杀人犯！”正是对人的价值的令人心碎的短暂的发现，位于无罪与有罪、理性与非理性、历史与永恒的中途。在发现它的那个时刻，也仅仅在此时刻，这些绝望的人得到了奇怪的安宁，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安宁。波利瓦诺夫在牢房中说，死对于他是“容易而甜美的”。瓦那洛夫斯基写信说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走上绞架时脸上的肌肉毫未颤动，也没有说话……这不是对我自己施加的暴力，而是我一生所作所为的完全自然的结果。”很久以后，施米特中尉在被枪决前也写道：“我的死亡使一切有个圆满的了结。我的事业由于我被处死而成为无可指责与完美的。”卡利雅耶夫在法庭上起而进行控诉，被判处绞刑。他坚定地宣告：“我把我的死亡看做是对洒满泪水与鲜血的世界的最有力的抗议。”他又写道：“从我被关在栅栏后面以来，我不曾有一分钟有过不论以任何方式活下去的愿望。”他的心愿得到满足。5月10日凌晨两点，他走向他所认可的惟一结局。他走上绞架台时一身黑色服装，没有外套，头戴毡帽。弗洛林神甫给他递去十字架，这个死刑犯把头转过去不屑于看耶稣像，仅仅回答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生命即将完结，我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是的，在虚无主义的尽头，在绞刑架的脚下，往昔的价值又在这里复活。它是我们在分析反抗精神时所提到的“我们存在”的反映，这次是历史的反映。它同时是信念。多拉·勃瑞利昂想到了同伴既为自己又为始终不渝的友谊而死，是这种价值使她惊恐的面孔闪耀出视死如归的光辉。她促使萨佐诺夫在监牢中自杀以示抗议，并让当局“尊重他的弟兄们”。当一个将军要求聂察也夫揭发同志们时，他一个耳光将那个将军打倒在地，多拉在那一天原谅了他。这些恐怖主义者通过她，在肯定人的世界的同时，使自己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后一次指出真正的反抗就是价值的创造者。

由于他们的行动，1905年成为革命豪情的顶峰。从那时起开始衰退。这些死难者没有建立教会，他们是教会的水泥或者借口。随之而来的是教士与笃信宗教的人。将要来的革命者不要求用生命交换。他们同意冒死亡的危险，但也认为为了革命并为它效力应尽可能保全自己。他们因而为了他们自己而接受全部的罪行。接受屈辱，这是二十世纪革命者的真正特点，他们把革命与人的教会置于他们自己之上。相反，卡利雅耶夫证明，革命作为必需的手段，并非一个令人满足的结束。同样，它使人升高而不是降低。正是卡利雅耶夫及其兄弟们，不论是俄国的还是德国的，在世界的历史上真正地与黑格尔对立，他们最初认为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是必要的，以后又认为是不够的。表象对它说来是不够的。当全世界承认这个体系时，卡利雅耶夫仍心存怀疑，必须由他自己同意方可，众人的一致赞同仍不足以平息这种怀疑，上百次的热情欢呼已经使这种怀疑萌生于一切真正的人的头脑。卡利雅耶夫直到最后仍在怀疑，但这并未阻止他行动。正由于此，他成为最纯洁的反抗形象。一个人若同意去死，用一个生命去偿付一个生命，不论他的否定是什么，他同时便肯定了一种价值，这个价值超越了作为历史的个人的他。卡利雅耶夫献身于历史，直到死亡，而在死去的时刻又使自己超越于历史。肯定地说，他喜爱自己胜过历史。但毫不犹豫杀死自己的他，与他所体现的并使之长存的价值，这二者之间他更喜爱何者呢？答案是肯定的，卡利雅耶夫与其兄弟们战胜了虚无主义。

什加列夫主义

但这一胜利极其短暂，它意味着死亡。虚无主义暂时地比其战胜者生存得更长久。就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内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继续走向胜利。指派卡利雅耶夫送命的那个首领阿泽夫玩弄两面派把戏，在派人谋害部长与大公爵的同时，向官方告发革命党人。这种煽动又在奉行“一切都是允许的”原则，把历史与绝对价值等同看待。这种虚无主义在影响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又传染给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八十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12]，正是对聂察也夫与马克思的同时继承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革命的诞生。个人恐怖主义在驱逐着神权最后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已最终从社会的根部准备消灭神权。为了实现这最终的目的而必须掌握政权，其手段又以过去的行动为榜样。

[12]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列宁从聂察也夫的一个同伙与精神上的兄弟特卡切夫那里汲取了夺取政权的观念，他认为这是雄伟的，并将其归纳为：“严格保密，精选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特卡切夫是虚无主义与军事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去世时神志疯狂。他企图建立俄罗斯的雅各宾主义，但只从雅各宾派那里汲取其行动技术，因为他自己也否定一切原则与一切道德。他敌视艺术与道德，仅仅在策略上调和合理与不合理。他的目的是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人类平等。秘密组织，一群革命者，领袖们的独裁权力，这一切可以说明“革命机器”的概念，即使事实未必如此。这个机器以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效果。特卡切夫建议消灭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思想，如果人们晓得这一点，就会对其方法本身有正确的看法。的确，这是个天才的方法，它在现代的超国家的技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超国家中，儿童在受到恐怖统治的成人中间完成了狂热的教育。专制的社会主义无疑否定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它会使那些与历史理性的统治不能并存的价值复活。但这种社会主义却恢复国家层次上的恐怖，同时建立神化的人道主义，以证明其合理性。

一次循环在这里完成，而反抗已与它真正的根切断，因为从属于历史而不再忠于人类，它如今开始思索要奴役整个宇宙。于是什加列夫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着魔的人》中，维尔科霍万斯基对这个时代大加赞扬，这位虚无主义者为耻辱要求权利。他是不幸却又是无情的，选择了权力意志，认为惟有它可以支配历史，历史除自身外再无其他意义。什加列夫这位博爱主义者就是他的保证人。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什加列夫疯狂地渴求平等，经过长久思索之后，失望地得出了结论，即惟有一种制度是可能的，虽然它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我以无限的自由作为起点，终于到达了无限的专制主义。”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它只有创造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新价值才能生存下去，并证明自己的合理。假若这种创造迟迟未能实现，人类会分裂，直至灭亡。通向这些新制度最短的途径必须经由完全的专制。“人类中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的权利，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可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将丧失其人格，好似成为一群牲畜，不得不俯首帖耳，从而被带入没有罪恶的境界，不妨说是原始的天国，他们将在那里劳作。”这正是空想主义者所梦想的哲学家的统治，只不过这些哲学家不相信任何东西。这个王国已经实现，不过它否定真正的反抗，这不过是“狂暴的基督们”的统治，这是借用了一位热情的文学家的说法，他颂扬了拉瓦索尔的生存与死亡。维尔霍文斯基苦涩地说：“教皇高高在上，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在我们下面是什加列夫主义。”

二十世纪极权的神权政治与国家恐怖就这样宣布于世。新权贵与显赫的审讯者利用了被压迫者的反抗主宰着当今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我们把愿望与痛苦留给自己，奴隶们将享受到慈爱。”这时便产生了一类新的然而是相当可憎的殉道者。他们的殉道就是同意让其他人蒙受痛苦。他们屈从于他们自己的统治。为了让人成为神，受害者必须降低身份成为刽子手，因而受害者与刽子手都同样感到失望。无论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主人们郁郁寡欢，奴隶们心情颓丧。圣茹斯特说得不错，让民众受苦是件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已决定让世人成为神时，如何才能避免使他们受苦呢？基里洛夫为了成为神而自杀，如同他同意看到他的自杀被维尔霍文斯基的“阴谋”所利用一样，人使自己神化也打破了反抗所显示的限制，不可抗拒地踏上权术与恐怖的泥泞之路，历史尚未离开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