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也是同时在颂扬与否定的一种运动。尼采说:“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容忍真实。”此言信然,但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会离得开真实。创造就是要求和谐一致而拒绝世界。它之所以拒绝世界是由于它缺少的一切,并且是以世界现状的名义。反抗在这里让人观察到它在历史之外的纯粹状态及其最初的复杂性。艺术因而应该向我们描绘出关于反抗的最后情景。
然而人们观察到,一切革命的改革者都表现出敌视艺术的态度。柏拉图对艺术尚属温和,仅仅对语言的说谎功能提出疑问,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驱逐了出去。至于其他方面,他将美置于世界之上。而现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伴随着对艺术的攻讦,至今尚未结束。宗教改革运动选择了道德而摈弃了美。卢梭揭露社会在艺术中将腐败的东西加之于自然。圣茹斯特猛烈反对戏剧,他在为“理性节”拟定的上演节目中要求一个“品德高尚的而非漂亮的”人来体现理性。法国大革命未产生任何艺术家,仅仅产生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岱姆兰与一个地下作家萨德。它把当时惟一的诗人送上了断头台。惟一卓越的散文家流亡到伦敦,为基督教与正统性辩护。稍晚一些时候,圣西门主义者要求艺术“对社会有用”。“为进步而艺术”成为整个十九世纪风行的陈词滥调,雨果也重弹此老调,但却未能令人信服。瓦莱斯以诅咒的语言痛斥艺术。
俄国虚无主义者也采用这种语调。皮萨列夫声称,应该为了发扬实用主义价值而让美学价值衰亡。“我宁愿做个俄国鞋匠,而不愿成为俄国的拉斐尔。”对他说来,一双皮靴比莎士比亚更有用。伟大而痛苦的虚无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肯定地说,他喜爱一块奶酪,胜过普希金的所有诗歌。人们最后也知道托尔斯泰宣布将艺术驱逐出教会的原因。彼得大帝让人把在意大利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维纳斯与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弄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夏宫中,而革命的俄罗斯最后对他们不屑一看。苦难有时对幸福的景象掉头而去。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艺术的谴责同样如此严厉。《精神现象学》的革命的诠释者认为,将来在和谐的社会中没有艺术。美将成为生活中的内容,而不再是存在于想像。真实是完全合理的,将会满足一切渴求。对表面信仰与逃避现实的批判自然延及艺术。艺术并不属于一切时代,相反由其时代决定。马克思说,艺术表现了统治阶级喜爱的价值。因而只有一种革命艺术可以为革命服务。此外,艺术在历史上创造了美,从而阻碍着惟一合理的努力:将历史本身转化为绝对的美。一个俄国鞋匠从他意识到其革命角色的时刻起,就成为最后的美的真正创造者。拉斐尔所创造的只是短暂的美,将来不会为新的人民所理解。
不错,马克思曾思考希腊美何以在我们看来依然是美的。他的答案是,这种美表现了世界的天真的童年,而我们在成年人的斗争中怀念这童年时代。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伦勃朗、中国艺术何以对我们仍然是美的?管他呢!对艺术的批评终于展开,而且持续到今天,并且有一些决心诽谤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参与。人们的确将会注意到,在这场莎士比亚与鞋匠的斗争中,抨击莎士比亚或美的人并不是鞋匠,相反是继续在读莎士比亚而不会去做鞋子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干这一行当。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就如同十九世纪感到悔恨的贵族。他们的内疚使他们得到原谅。然而,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品前面感受到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懊悔。艺术家若声称在时代的最后再抛弃艺术,而在此期间却剥夺所有的人(包括鞋匠)享有他们自己所占有的这块额外的面包,这实在已不是单纯而必需的谦逊。
这种疯狂的禁欲主义自有其令我们感兴趣的道理。这些道理表现了在美学方面革命与反抗的斗争,这已经描述过。在一切反抗中都可以发现对和谐一致的要求,但不可能拥有它,遂创造了一个替代的世界。从这种观点来看,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说真的,反抗的要求部分说来是美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反抗思想都通过一种华丽辞藻或一个封闭的天地来加以阐述。卢克莱修著作中关于壁画的华丽词句,萨德的紧闭的修道院与城堡,浪漫派的岛屿或岩石,尼采的孤独的山巅,洛特雷亚蒙的海洋,韩波的护墙,超现实主义的被暴风摧残而又再生的吓人的城堡,有堡垒护卫的国家,集中营,自由奴隶的帝国,这些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协调一致与统一性的相同需要。人终于可以认识与主宰这些封闭的世界。
这种运动也是一切艺术的运动。艺术家按自己的想法重新建造世界。自然界的天籁不知道延长符为何物。世界从来不是静寂无声的,它的沉默本身以我们听不到的振动永恒地重复着相同的音符。至于我们感觉到的振动,为我们发出声音,但很少是和音,永远不会是旋律。然而世上存在着音乐,其中有完美的交响乐,旋律使声音优雅动听,这是声音本身不具有的,音乐使自然界嘈杂的声音变得和谐一致,使精神与心灵得到愉悦。
凡·高写道:“我日益相信不应该根据这个世界来判断善良的上帝。我们对上帝所做的研究都是错误的。”一切艺术家都试图重新进行这种研究,赋予上帝一种他缺少的风格。所有艺术中最伟大与雄心勃勃的是雕塑,它一心追求的是把人消逝的面容在三维中固定下来,使纷杂的姿态融合为一种协调一致的风格。雕塑并不排斥相像,相反,这是它需要的。但它首先不追求相像。它在各个伟大时代追求的是姿态、面容或空洞的目光,它们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姿态与所有的目光。其用意不在模仿,而在于用韵味悠长的表现力捕捉身体上转瞬即逝的激昂的动作或变化无穷的姿态。那时,它在喧闹的城市塑造出一个典型形象,使完美凝固下来,这样暂时会平息人们无休止的愤激之情。为爱情而悲痛欲绝的情人最后可以在希腊雕像周围低回,从雕塑的美女的体态与面容中玩味沧桑岁月中存留下来的美。
绘画的原则也存在于选择之中。德拉克洛瓦在思索自己的艺术时写道:“天才者,不过是选择与概括的才赋。”画家从纷纭万象中摄取他绘画的主题,这是使内容统一的第一种方式。景物变动不止,在记忆中消失或相互抵消。因而风景画家或静物画家从空间和时间中将那些通常随光线而变化、消隐在无边景色的或在其他价值冲击下消失的景物描绘下来。风景画的第一件事是为画布摄入景物。他一方面选择,一方面删除。同样,主题画家在时间和空间中摄取稍纵即逝的行动。画家使之凝固于画面。伟大的创造者如同皮埃罗·岱拉、弗兰柴斯卡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凝固刚刚完成,放映机刚刚戛然停止。他们描绘的一切人物,由于奇妙的艺术,给人的印象是依然活着,而且再不会消亡。伦勃朗画笔下的那位哲学家在去世很久以后,始终在光线与阴影间思索着同一个问题。
“画家若一味想追求不会令我们喜爱的物体的形似,以此取悦我们,将是徒劳之举。”德拉克洛瓦在引用帕斯卡尔的这句名言时,写的是“奇怪之举”,而非徒劳之举。这些物体不会讨我们喜爱,因为我们没看见它们。它们在永恒的变化中被埋没与否定。有谁会在行刑者鞭笞时注视他们的手呢?有谁会注视耶稣受难时路上的橄榄树呢?然而它们被描绘了下来,表现了激情无休止的运动。耶稣被描绘在这些狂暴与优美的形象中,他的痛苦每天都在博物馆冷冰冰的大厅中发出呼喊。画家的风格就在这种自然与历史的交融中,把永远变化不止的情景展现于画布。艺术未费明显的力气便实现了黑格尔所梦想的个别与普遍的融合。或许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疯狂迷恋和谐一致性的时代,把注意力转向原始艺术的原因吧。在原始艺术中,格调最为狂放,动人心魄。凡最奇特的格调均出现于各艺术时代的开端与结束时,说明了否定与移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起了整个现代艺术追求存在与一致性的激情。梵·高感人至深的表白是所有艺术家骄傲而绝望的呼喊:“在生活及绘画中,我完全可以不需要上帝。但心力交瘁的我却离不开一种比我更有力的东西,它是我的生命,这就是创造力量。”
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于是为极权的革命所怀疑,但它也蕴含着与被压迫者自发的反抗相同的肯定。产生于完全否定的革命思想本能地感觉到,艺术中除拒绝之外还有同意,凝神观照有可能使行动、美与非正义得到平衡,美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便是一种无可依靠的非正义,因而没有任何艺术可存在于完全的拒绝中。犹如一切思想,首先是无意义的思想,皆有含意一样,世上没有无意义的艺术。人可以要求自己揭露世界上的一切非正义,得到惟有他可以创造的全部正义,但对世界上全部的丑却不能加以肯定。若想创造美,他应该拒绝真实,同时又颂扬它的某些方面。艺术可以怀疑真实,却不能逃避真实。尼采可以否定一切超验性,不论道德的抑或神的,说这种超验性引向对世界与生活的诽谤。但或许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超验性蕴含在美中,可以让人喜爱这个有限的必死的世界,胜过其他一切。艺术于是把我们带向反抗的根源,因为它将其形式赋予在永恒变化中消逝的价值,艺术家已认识到这种价值,并想把它从历史中摄取下来。只需要对艺术进行一番深思,对此当更加深信,因为艺术意欲陶铸变化,赋予它一种它缺少的风格: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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