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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军车马渡关河

时间:2023-02-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照军车马渡关河——记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王志敏先生我国当今文博界有一位以古陶瓷研究、鉴定的专家,因其目光如炬、桃李满天下而闻名遐迩,饮誉海外,其弟子中已不乏“国宝”级的大师,而发现和栽培这些“国宝”的“国宝”,便是鲜为人知的老一辈著名古陶瓷研究鉴定专家、原南京博物院资深研究员王志敏先生。
照军车马渡关河_记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王志敏先生_守望吾土吾乡: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阆中

照军车马渡关河——记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王志敏先生

我国当今文博界有一位以古陶瓷研究、鉴定的专家,因其目光如炬、桃李满天下而闻名遐迩,饮誉海外,其弟子中已不乏“国宝”级的大师,而发现和栽培这些“国宝”的“国宝”,便是鲜为人知的老一辈著名古陶瓷研究鉴定专家、原南京博物院资深研究员王志敏先生。而今,王老先生的弟子无论是在学府殿堂传道授业,还是接受公众媒体采访时,都要满怀深情地提及他们的恩师难忘。

尘封的家世

王志敏(1915年-1983年),祖籍四川省阆中市河楼乡国安寺神天窝,其曾祖父王万清(字远峰)和叔曾祖父王万钊兄弟皆为行伍出身,于清咸丰年间派赴江南军务,据《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九七、卷二○六等清史资料: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廷再发上谕,对镇压苗沛霖(按:苗系安徽凤台苗家寨人,咸丰年间因率部疯狂镇压捻军,累功擢至四川川北道道员)集团进行新的部署,谕称:“……富明阿率王万清等力顾淮北,并督同陈国瑞力解蒙围后会攻苗逆老巢。”后因剿灭捻军有功,清廷于同年末发出上谕“补用总兵王万清赏劲勇巴图鲁……另有赏银1000两”(详见《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王万清因“在营累著成绩,洊升松江总镇,嗣以擒获渠魁,功加提督职衔,赏穿黄马褂。同治三年,因历年在军,积劳致病不起,得推例以世袭荫后”(民国15年,《阆中县志·第五册·卷二十二·人士志·人物·十三》。王万清官至河南总兵,阵亡后谥“昭勇将军”。万清胞弟王万钊,从制营战兵,辗转鄂、皖、赣、浙诸省,洊升营官,并荣膺“勉勇巴图鲁”名号。同治元年,又入李鸿章麾下,总带动字前军,在嘉定太仓一带屡建战功,递升南阳总镇。后又因平剿捻军,叙功补福建提督(以上见《清史稿》卷一一七志九十二职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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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印泥盒

据王志敏胞妹王彬女士介绍,因王氏兄弟在江苏一带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南京溧水县还曾建有“王公祠”,以彰显业绩,留名青史。兄弟二人皆任清军要职,官至提督;万清独子王登五又袭位于福建水师,曾任三品参将投身甲午海战,勇猛顽强,负伤退役。这些在桑梓故里都算是光宗耀祖、彪炳青史之业绩,但阴差阳错, 150年前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不知何故而今居然只留下一些扑朔迷离的民间记忆。连当地的县志记载中也特别标注:“万清后嗣湮灭,采者不能得详,仅撮概略。”幸亏万清后人近年从南京追根溯源、寻祖认宗,否则差点就会被永远遗忘在历史的风尘之中。

多舛的青年

当岁月流逝到公元1915年5月,王万清的曾孙王志敏降生到江苏省扬州市一个小职员家中。王志敏的父亲王炳文从小跟人学徒,在扬州这个历史文化厚重的“博物之都”谋生,自当首选与此相关的技能,于是刻图章、铲砚台、裱字画,后又以行商方式经营古玩。时因局势动荡,社会上常有鱼目混珠的事发生,故长期的生活阅历使老先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尤以对金石字画的鉴赏在当地当时颇有名望。“双目自经秋水洗,一生不受世人欺”,经多方能见广,见广才能识广,王志敏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直接受到扬州历史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而且也直接受益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立志要在文博事业上有所造诣和建树。谁知他从浙江省立高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却被北大数学系录取了,当他正要调整心态重新确立人生目标之际,又碰上了卢沟桥的炮火震惊了北平,也震惊了全中国。中途失学的王志敏在亲人的多方资助下,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时攻读生物、哲学专业。本想走上科技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在国破家亡的威胁中却又不幸身染重疾,贫病交加的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

回到扬州之后,王志敏因生计所迫只好子承父业,重操旧技,在扬州古城邗江路街头摆摊,为过往行人刻章制印,还开过荒货店,聊以糊口谋生。不久又进入当时的私立惠民小学执教,生活稍微安定之余,便在其岳父丁老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古陶瓷的潜心钻研,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1月,在枪声炮火的硝烟弥漫中,古老的扬州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王志敏有幸进入苏北文管会,在组织的重视和培养下,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很快便在该委员会文物组负责全面工作。 1959年又调他到新组建的南京博物院,在保管部专职从事古陶瓷鉴定和编目工作。“南博”是我国最早创建的博物馆,其前身系蔡元培先生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仅各类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瓷器珍品就多达20余万件,保管部的库房里藏有近6000件实物,需要他们认真鉴定、分类、登记、陈列,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王志敏如鱼得水,鉴赏水平与日俱增。

入道的历练

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的王志敏,自步入古瓷器研究的事业后,一方面不断从理论上夯实功底,一方面又努力在实践中探索,而且尤其注重田野考察和实地挖掘,无论是寒冬酷暑,也不管是窑址残片,他都坚持不懈地实地踏勘和认真揣摩,每有所得,便废寝忘食查资料、搞比较、作分析、写报告,其敬业精神和研究成果深得著名考古专家、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橘等老前辈的赏识。

王志敏在实践中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采取文理结合的办法,他认为关键还要大量接触实物,不能光看书——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非常重要。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也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了解是理性的,但必须先要有感性的基础,要读瓷片、做笔记,剖析所观察到的每件瓷器的特点。据张浦生教授介绍,王志敏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到野外去捡瓷片,几十年如一日,王志敏曾说:“陶瓷器因为是日常生活用品,打碎了人们就把它扔掉了,像南京、西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往往一动土,地下就有许多瓷片。我们应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研究陶瓷的人也就应该注重采集标本。社会上捡来的瓷片虽多,但没有来龙去脉,科学性差一些,学习鉴定一定要到窑址去考察,采集标本,加以研究,才能解决窑口的问题。”从王志敏俯而读、躬而行、仰而思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古陶瓷鉴定既要有“科学”的手段,但也离不开“眼学”的锤炼,一个优秀的鉴赏大师正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江苏南通影剧院挖防空洞时,出土了一件越窑秘色瓷皮囊壶。当地文物工作者亦弄不清为何物,便写信给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姚迁,姚便派王志敏到现场作鉴定。王志敏实地认真察看后作出定论:该皮囊壶釉色淡雅纯正,似一弘湖水,且造型别致器形典雅,在海内外属仅存的孤品,对研究我国陶瓷史和南通地方史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后又经全国文物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并当选为江苏省十大国宝级陶瓷文物之一。

王志敏一生潜心于自己的事业,神游于古代科技与艺术结晶(陶瓷)的世界,即使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他也能做到心无旁骛,执著追求。《南京明故宫出土青花瓷》一书的初稿,便是在这个时期经过艰辛努力脱稿的。此后他又克服重重困难,开始向古瓷器研究一个又一个难点发起攻击,并不断填补我国古瓷器研究的空白,续写了许许多多灿烂的篇章。

不朽的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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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的青花大盘

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罐到明清时期的彩釉,由陶到瓷的每一步进化历史,都是绵延不断、传承有序的。但也有个别时期因各种原因出现了一些“盲点”,如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近30年,因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瓷器生产烧制很不景气,一直不见有官窑款识的器物,加之民窑又名不见经传,长期以来困扰着古陶瓷研究界,曾误认为此期间无瓷业生产,故被中外学者称之为“空白期”“黑三代”。一向注重田野考古的王志敏先生,从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及周边建筑工地出土的瓷片收集整理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首次确认了洪武官窑瓷片,提供了陶瓷史上空缺的实物证据。他还发现这批青瓷无论是器形、用料,还是纹饰、款识等均呈现出与宣德、成化不同的风格,再结合其他实物、著述等资料分析和归纳后,大胆提出了关于“空白点瓷”的学说。填补了我国青花瓷研究的又一个空白,也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和认可,这些成果和学术价值都集中反映在他晚年撰写的《南京明故宫出土青花瓷》《明早期后阶段景德镇窑“空白点瓷”》两部专著中。

为培养人才,造就新人,王志敏还将自己的经验整理编印成讲稿(如《六朝青瓷概述》等),除在各类培训班上免费发放外,还多次应聘到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馆、华东文物工作队等基层专业考古队授业解惑。他根据实践中涉及最多最常见的一些问题,整理出《学瓷锁记》油印本送给大家,不料一时洛阳纸贵,上海一家出版商闻讯后主动登门拜访,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这本言简意赅、由浅入深的通俗读物不仅在体例上当时还是一个创新,而且也凝结了作者多年来对民窑瓷器、古玩杂件的研究总结,行业内的同仁至今也不敢低估其学术价值。

王志敏矢志不渝几十年,用一生的心血和经历为我国古陶瓷研究、鉴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其后人不完全统计,他在工作之余每年都有大量的著述发表,如先后刊登在《文物》等国家级专业期刊杂志上的《江苏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一九五五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瓷器》《漫谈古漆器的处理》《明代民间青花瓷画》《明青花款字》《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简介》《江苏六朝青瓷》等著述,在同行看来都是颇有见地与影响的力作。从以上也不难看出,王志敏先生虽沉浸在古陶瓷研究领域,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明青花和六朝青瓷的分期、断代方面,也是明代民窑青花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且建树颇多,用一生的成就为我们诠释了“博”与“专”的和谐,树造了德艺双馨的典范。

“我愿此身化明月,照军车马渡关河”,王志敏先生晚年不幸两度中风,即使在右肢偏瘫的情况下,他亦孜孜不倦,以惊人的毅力尝试用左手写作,他深知自己穷其一生的经验和心得,将为后人提供一条事半功倍的成长途径。他结合自己早年学习数学、哲学、生物等专业,又精通日语、英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将使文物研究鉴定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许多受他指点,听过他讲课的人而今都多有成就,且薪火相传。其实,在他们身上传承和发扬的更是中华民族博学、执著、坚毅、奉献的文明之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说过:中华文明的历史几乎就是从陶土到瓷器的进化历程。陶瓷与丝绸不仅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支柱和友好交流的使者,也是异域他邦认识华夏大国的标志性器皿和物品。今天当全世界都在从各方面全面加深对“瓷器之国”(英语单词中国China,本意即为瓷器、陶瓷器)的认识了解时,我们更不应忘掉每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开拓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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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让奥地利维也纳市民折服的川北“王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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