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和风格

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加工而肯定了其拒绝的力量。然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所保留的一切现实，表明他至少同意真实的一部分，他正是从变化的阴影中汲取出这一部分，把它带往创造的光明。倘若全部是拒绝，则整个现实被摈斥，我们所得到的作品纯粹是形式的。反之，艺术家若出于与艺术不相干的原因而歌颂未加工的现实，我们便得到了现实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反抗与同意、肯定与否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初的创造运动仅仅为了拒绝而受到损害。这时是形式上的逃避，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众多的这种例子，可以看到其虚无主义的根源。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家排除了世界的一切美好前景，从而声称给予世界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承认自己需要一致性，即使是堕落的。但他也放弃了艺术创造的第一个要求。为了更加否定创造意识的相对自由，他肯定了世界的全体性。在这两种作品中，创造行为均被否定。最初，他仅仅拒绝了现实的一个方面，同时肯定了另一个方面。不论他排斥了全部现实还是仅仅肯定了它，在这种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中总是否定了自己。人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在美学方面与我们在历史方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一切虚无主义最终都会成为一种价值，一切唯物主义最终会自己否定自己。同样，形式的艺术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是荒诞的概念。没有任何艺术会绝对拒绝真实。蛇发女神无疑是纯粹想像的创作，但她的脸与头顶上的蛇却是现实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可以越来越摆脱真实的内容，但始终有一个限度。即使抽象艺术中的纯几何图形，也需要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其色彩与透视的比例。真正的形式主义是沉寂。同样，现实主义不能没有少许作者的阐释与任性的挥洒。最卓越的摄影表现了真实，但来自其对象的选择，为没有界限的一切规定了界限。现实主义艺术家与形式主义艺术家，在天然状态的真实中或者在自以为排斥了一切现实的想像的创造中寻求所没有的一致性。相反，艺术中的一致性来自于艺术家对真实所施加的改变，二者缺一不可。艺术家通过语言或者对从真实所汲取的材料的重新安排，所进行的修正便称作风格，它赋予这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以和谐一致性与界限。对一切反抗者而言，这种修正的目的就是将其法律给予世界，而且某些天才取得了成功。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但未得到承认。”

小说艺术从起源来说，便不能忘记阐释这种使命，但它既不能完全接受真实，又不能绝对脱离真实。百分之百的想像出来的事物并不存在，即使它在纯粹脱离现实的理想小说中存在，也没有意义，因为寻求一致性精神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这种一致性应当是可传播的。另一方面，纯理论的一致性是虚假的一致性，因为它不以真实为根据。玫瑰色（或黑色）小说与教诲小说脱离了艺术，因为它们程度不同地未服从这种规则。相反，真正的小说创作运用真实，而且仅运用真实，运用其热情与鲜血、激情或呼喊，只不过在其中加入某些东西，使之改变面貌。

同样，通常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想成为对真实的直接再现。再现现实中的一切而不进行丝毫选择，即使这件事是可以想像的，也是毫无收获的对现实的重复。现实主义只应该是表现宗教真谛的手段，这正是西班牙艺术让人们感受到的出色之处，或者在另一个极端，它成为猿猴的艺术，对现实中的一切心满意足而加以模仿。事实上，艺术永远不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有时意欲如此而已。若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那么描述必然是没完没了的。司汤达描述吕西安·娄凡走入客厅只用了一句话，若由现实主义艺术家来描述的话，则需要用几大卷来描写人物与装饰，犹未能写尽一切细节。现实主义是无穷无尽地列举一切，由此而显示出其真正的雄心是征服真实世界的全体性，而非其一致性。人们于是认识到现实主义是全体性革命的官方美学。然而已证明这种美学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由自主地在现实中进行选择，因为选择与超越现实是想像与表现的条件^[1]。写作已是选择。因而对真实可任意选择，犹如对理想可任意选择。这使现实主义的小说成为暗含主题的小说。若想把小说世界的一致性归结为真实的全体性，惟有借助于一个先验的判断，将不适于本学说的一切从真实中清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照其虚无主义的逻辑，必然会集教诲小说与宣传文学于一身。

[1] 德拉克洛瓦深刻地指出：“要使现实主义不成为意义空洞的名词，所有的人必须有相同的思想与思考事物的相同方式。”

不论是事件奴役创造者，还是创造者意欲否定整个事件，创作都降低到虚无主义艺术堕落的形式。创作如同文明一样，必须在形式与材料、变化与思想、历史与价值之间保持不间断的紧张状态。若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宣传或形而上的狂热。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与由推理而得出的自由相一致的创作是不可能的。现代艺术或者屈从于抽象的或晦暗的形式，或者求助于最粗俗与天真的现实主义，它总归是一种暴君与奴隶的艺术，而非创造者的艺术。

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的作品，还是形式吞没内容的作品，它们所谈及的协调一致性都是落空的与令人失望的。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凡与风格了不相关的一致性皆是残缺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有条原则对所有创作者始终是共同的，即风格化，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创作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术与抗议的标志。不论是普鲁斯特给人类经验带来的显微镜式的放大，还是相反美国小说将其人物缩小到荒唐的地步，作品中的现实都可以说是被迫的。创作、反抗的成果，便存在于表现作品风格与格调的变化之中。艺术要求将不可能的事物用形式表现出来。当震撼心灵的呼喊找到了最雄健有力的语言，反抗便满足了其真正的要求，从这种对它自己的忠诚中汲取到创造的力量。尽管这与时代的成见相抵触，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是反抗的最高表现。由于真正的古典主义不过是被驯服的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一种创造了其自身标准的反抗。因而与今天人们所讲述的相反，在否定与纯粹的绝望中没有天才。

这同时也就是说，伟大的风格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美德。然而，当为了追求风格而损害真实时，便会是如此，那时它再不是伟大的风格。它不再发明，而仅仅是模仿，如同一切学院派一样，而真正的创造是革命的。由于风格化概括了艺术家在再现现实时表现出干预与修正的意志，若需要把风格化推进得太远时，风格化应该是不露痕迹的，这样，产生艺术的要求才能最有力地表现出来。对伟大风格说来，风格化是看不见痕迹的，即融为一体的。福楼拜说：“艺术不应该害怕夸张。”但他又加了一句：“夸张应该是连续的，与自身成比例的。”当风格化被夸张，可以看得出来，作品便是纯粹的回归：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相反，当现实呈现天然状态，而风格化微不足道时，所表现的具体事物便无一致性。伟大的艺术、风格、反抗的真正面目便介于这两种异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