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浮桥史考辨
寒冬无眠,挑灯夜览。
随手抽出《四川历代碑刻》(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1版),漫不经意翻检,蓦然间有“浮桥碑记”映入眼帘,仔细一看为:
【释文】大宋广安军准,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圣旨于军城溉下创造浮桥。绍圣二年八月初一日,朝散郎知军事李文渊记。
清末民初拍摄的阆中浮桥
注:此为宋碑,碑长76厘米,宽45厘米,字径0.65厘米, 5行,行字不等,正书。碑原在四川阆中县,现下落不明,省文物志编辑部存一拓片。
此记载与记忆中的阆中浮桥“简史”好像不符,于是又认真查阅了地方文献,均为:阆中浮桥,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为保宁府同知赵宗继创造浮桥,并于南津关铸铁柱,用以系缆。此浮桥冬架夏拆,岁以为常。浮桥位置在县城华光楼河下搭通南津关,用船三十六艘,以巨缆维之。”清代王宇恬曾有诗云:“竞渡今无苦,舟横复东西。河流奔忽断,市贾聚常齐。霜迹寒鸿爪,江声滑马蹄。微名有如此,倚柱莫轻题。”【详见《阆中县志》 1985年版,阆中《名城档案》(第一辑)】
至于浮桥何以又有“明成化创造”之说,愚以为与现存能见到最早的《保宁府志》(明嘉靖二十二年编修)有关。明成化八年(1472年)保宁府同知赵宗继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相隔并不久远,记忆犹新。且更为重要的是自南宋理宗之后,四川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期,而广元至阆中一带就先后经历了数十次战争的蹂躏(史称“宋元战争”),诚如后人所描述“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疾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腐,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何况区区一石碑,安有完乎?明成化年间的保宁府同知赵宗继,说不定正是受了“浮桥碑记”的启发,将宋元战争时毁掉的浮桥再造,并因此一善举而青史留名。
当然,此碑若果真曾在阆中被发现,又是否系好古博雅之士运至呢?目前因系孤证,亦不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前些年当地师范学校高级讲师陈子铁先生无意中发现、青年书法家张明甫苦苦追寻到的《唐阆州奉国县令郑融墓志》,当地文献从无任何记载,今人却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访得实物,个中原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即是说当年好古博雅之士能让唐碑从阆中流落异地,完全也有可能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将此宋碑运出阆中而遗失他乡。
为能进一步目识该碑拓并鉴定其真伪,后经多方查询《四川历代碑刻》一书编著和原省文物志编辑部,均无果而终。但这里面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什么军(比如广安军)并不以其“属地”命名,对此,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早有高论,我辈亦不能望文生义、妄加推测。不过有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即阆中利用浮桥技术造福百姓,往上至少可追溯到五百多年以前,往下也在清末民初(参见拙文:《1898:一位英国女探险家触摸到的保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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