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及其作品

叶芝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诗人。他在创作里经常提到自己出生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他的先祖有盎格鲁—爱尔兰血统，在史威夫特（1667-1745)和亨利嘉坦（1746-1820)时期，是都柏林相当被人熟知且富有的商人。除此之外，叶芝家族和权贵巴特勒家族相交甚好，甚至联姻。巴特勒家族是世袭的伯爵，在爱尔兰的欧蒙德拥有封地。

叶芝家族在18世纪末逐渐没落。自他祖母这辈开始，家族里有很多人担任神职。他的祖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和诗人名讳相同），不仅博学还是个运动能手。他在1805—1864年间任职斯莱戈郡“鼓崖”神学院的院长。一个世纪以后，叶芝的遗体便葬在“鼓崖”墓地。即使叶芝在都柏林出生，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高威、伦敦或海外度过，但是全世界的人却公认斯莱戈是他生命的主干道，而尽头便是“鼓崖”。

叶芝的父亲喜好绘画，坚决不愿意担任神职，更不愿意在律师这一职业上耗费心血。因此在成为第一个孩子（即诗人叶芝，在1865年6月13日出生）的父亲的时候，他依旧没有稳定的收入。在孩子3岁那年，全家搬往伦敦。之后的6年中，家中依次出生了4个婴孩，最后存活下来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各自在艺术上皆有成就：莉莉、洛莉以及画家杰克。

叶芝的父亲从未拥有过丰沛的财产，单从绘画上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成就，因为他的作品经常只进行到一半。他时常教育叶芝：“我年少的时候对‘绅士’的理解，就不认为是一心谋求发展。”他不看重事情的结局，并体现在对儿子的教育上——总的来说，这一点很适合诗人的成长，却远远不够。叶芝的祖母在斯莱戈有座房子，叶芝儿童时期便在这里度过夏天，并将它看成自己的家。其余的时间里，叶芝大多居住在伦敦，整日跟随父母在贝德福公园的文艺小团体里抛头露面，与当代的诗人、画者、演员还有教养良好、学识渊博的绅士会面。

叶芝的父亲独来独往，脾气倔强，他让叶芝待在家里，自己给他上课。所以父子俩彼此了解透彻，感情甚是亲密。这些可以从两人之后几年的书信交流中看出。但是，叶芝始终无法忘怀的遗憾，却也是因为缺乏正统教育。拉丁文、法文他略知一二，却从未接触过苏格兰高地的盖尔语；他喜欢并着手翻译过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却对希腊文一概不知；在对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都一无所知的情形下，他钻研神秘文献，错上加错。即使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也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要是在冶学这方面，我们可以借用一句他评价梅瑟斯的话来评价他：“知识丰富，学问不足。”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他社交的对象大都是领导当代思潮的精英知识分子，这点起码补救了教育上的缺憾。况且斯莱戈的传奇和氛围也给他许多帮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孩提时期的回忆中很清楚地发现。

在他15岁那年，举家迁回都柏林。两年之后，他深受雪莱的影响，开始执笔作诗。除此之外，因为那时候爱尔兰复古风的盛行，叶芝也自然而然地热爱上神秘法术的钻研。叶芝1884年在都柏林艺术学校就读，在那里认识了诗人兼神秘派支持者——乔治·罗素。神秘派相当合叶芝的胃口，他此后的作品里相当大成分地显示出这方面的爱好。叶芝曾写道：“我邂逅了研究灵魂与神秘宗教的哲学以后，才从父亲对我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叶芝和那时候许多诗人一样，在厌恶科学的同时，皆忙于另觅途径，来挣脱这个无边的桎梏。叶芝所走上的道路便是对爱尔兰神话与民族精神的研究。这类事物扎根在叶芝的内心深处，他把自己对哲学、历史的见解去伪存真，根据历史、人文甚至神学凝练出一个诡异玄妙的论据。就这个论据而言，它并不能为诗的创作提供题材，但它增加了诗人的表现形式和想象空间，从而创造出全新明丽的诗体。叶芝内心深处所持有的观点是将一切事物转化成诗作；就这个观点来看，他与所有的诗人们同样有幸。在他的作品里，常常用自恃掩盖自卑。他执笔写下与魏尔伦会面的场景，或者回顾“悲哀的一代”——他身边那些唯诗独尊，却因领悟能力欠缺而放弃的朋友——都试图证明自己是如何超越他们的。

《都柏林大学评论》于1885年发表了他的一些作品。这其中，《摩沙达》最为特别。他的父亲曾经把这首诗作让霍普金斯指点。与此同时，他创办“炼金术社团”，并宣称：“大诗人在他最精致纯良的瞬间领悟的事物，我们在权威的宗教上更能获得。”13年后，他创作的一篇有名的文章也有相仿的见解，大概的意思是：在最初天地混沌之时，法师统治着世界，诗人便是这些法师的后裔。

在创作诗作、研究秘术的闲暇，叶芝对政治满怀兴致。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爱尔兰青年社团”，团长是约翰·奥利瑞。叶芝写道：“我所从事的事情，不外乎参与当时的争论，与奥利瑞对话，还有阅读他赠予我或借予我的爱尔兰语书。”他相当崇敬奥利瑞。因为他带来的影响，叶芝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会在文学层面上为爱尔兰做出贡献。尽管他在往后的日子里对爱尔兰文学的贡献令人望尘莫及，但是他一说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总是带有些许的遗憾。

叶芝在都柏林的生活十分困苦，却很丰富。1887年，他的父亲又返回伦敦居住；之后，叶芝就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地间不停往返——有时伦敦、牛津，有时高威、斯莱戈。他在写诗和秘术上的兴趣依旧不减，参加了布拉瓦茨基夫人举办的“神智学社”，之后又参加了梅瑟斯举办的“金黎明炼金研究会”；同时，准备创作《乌辛的流浪》。叶芝在伦敦认识了莫里斯，并通过他结识了萧伯纳。叶芝还和赫胥黎、王尔德会过面。王尔德对他相当友好。贝德福公园红砖剧院的舞台表演，让他有机会认识托韩特，还有女演员法尔。托韩特是诗剧创作的先驱。这段时间里，叶芝的想象力得到提升，对剧场的兴致也是这时候产生的。

1889年，叶芝和他父亲的友人艾理斯共同整理布莱克的诗集。两人耗费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正是这个时候，叶芝恋上了女演员茅德·冈 。这段感情对于叶芝来说十分珍贵，因为她改变了叶芝的创作与人生。她让叶芝不顾己愿地和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交往。叶芝一直记得两人邂逅时的场景：“那天，她就如同春神的优美幻像一般。维吉尔曾说过‘她姗姗来迟，如同女神’，就是形容她的。”

叶芝在25岁的时候创办了“诗人协会”和“爱尔兰文学会”，同时出版了一部小说《约翰·雪曼》（1890），还有第一首特别的诗作——《乌辛的流浪》。这首诗如果按其后期创作水平来看的话微不足道，但是全诗竭尽全力挣脱固有的韵律，运用极具个人风格的象征手法——这也是叶芝认为象征诗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可以从中看出叶芝之后的文风，这是它值得关注的地方。虽然这首诗的韵调缓慢而沉重，但是叶芝已经开始在诗里研究策略，力图字字珠玑。这期间的叶芝依旧摆脱不掉浪漫派和前拉斐尔诗派的影响，还有19世纪风行的神秘派和民族传奇风格，可是《乌辛的流浪》却带着大量属于现代的特点。

从这时候起，叶芝就在伦敦和都柏林的文学圈内活动。一段时间里，他和好友赛门斯居住在一起，因此也加入了《萨伏依》杂志的队伍。这份杂志才华满溢，却没有持续多久。25年后，叶芝出版诗集《灵视》（1925），把人类的性格划分成几种类型，其代表角色就是这段时间里认识的友人。这个年代的文化发展似乎和促进了它的发展的社会基础脱节，因此“抽象”手段相当普遍。叶芝觉得，“抽象”就好比灵魂的衰败，最终只能落得任人宰割的悲哀下场。叶芝把自己和几个朋友列入“悲哀的一代”——约翰生、辛格以及道生。这些人之后又出现在叶芝个人的神话传说中，还和“远古的战神”一同出现。

这段时间里他辛勤劳作，茅德·冈激励他写出《女伯爵凯瑟琳》（1892）。叶芝为了将自己打造成爱尔兰诗人，他再次从爱尔兰传说里头选取素材。1893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风极其细腻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体例和书名相互辉映。1895年出版的《叶芝诗选》，收录了他认为应该保留的自己的早期诗作。

1896年，叶芝同赛门斯在爱尔兰故地重游，认识了格雷戈里夫人。她之后不仅出现在叶芝的“英雄榜”上，还对叶芝的人生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叶芝住在格雷戈里夫人位于库尔的房子里，她和她儿子罗伯特的姓名时常在他的诗中出现。一开始，叶芝对自己的过劳工作毫不在意，因此非常需要有像格雷戈里夫人这样能够给予他起居上照顾的人。她在做家务时尽量不打扰到诗人的创作。之后，格雷戈里夫人与叶芝共同创作，时常给他带来创作的思路。格雷戈里夫人出身于高贵的社会阶级，和叶芝偏爱贵族的思想相当投缘。他们曾经一同阅读过卡斯提隆尼的《廷臣手册》，还一起前往乌尔比诺游玩。1919年，格雷戈里夫人染上重病险些丧命。叶芝写道：“星期三，脑中整天一直徘徊着卡斯提隆尼的句子——‘公爵夫人与世长辞’——这时我的眼里闪烁着泪光。”格雷戈里夫人同库尔和本布尔本山的景象一样深深地烙在叶芝的创作中。叶芝的才能第一次完满地出现在诗里，就是为格雷戈里夫人之子写的悼歌。叶芝的鼎盛时期诗里的主要意象——塔——就离库尔不远，叶芝的好几首诗作皆是弘扬它的壮丽。叶芝出版的书也大多用格雷戈里夫人家的房子、林园、湖泊做题目。

格雷戈里夫人带给叶芝的影响也涉及到了他的社交。1899年，叶芝开始参加建设爱尔兰国家剧院的运动。与此同时，诗作《苇间风》相当完满，不过这时候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舞台上。他的剧本《女伯爵凯瑟琳》在都柏林公演，茅德·冈出演女伯爵。随后出版了《狄阿缪与格兰尼亚》（1901），这部剧本是叶芝和乔治·莫尔一同创作的。乔治·莫尔是位靠不住的新友人，之后两人不悦地分道扬镳了。“爱尔兰文学剧场”建成不久便被“爱尔兰国家剧院”所代替，叶芝出任主席一职。剧院汇集了一批杰出的演员，叶芝早些时候比较重要的创作都是为他们而完成的。在女演员法尔的帮助下，叶芝试着开始创作诗剧。历经阻挠，“艾比剧院”最终在1904年建成。

“艾比剧院”最早是由安妮·霍尔尼曼总管经济，通过一段公开透明的试营业，最终由格雷戈里夫人、叶芝与著名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格三人全权接手。叶芝的经营理念并不是只为了满足普通兴致，而是期待将剧院拿来试演自己的诗剧，因此台词、演技甚至是布景，每个方面都力图创新。

叶芝几番折腾，最终成为了既成熟又老练且充满智慧的舞台经理。他最完美的成就，无非就是在1907年为辛格的剧本《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义不容辞地发表辩护言论。这个剧本初演那天，叶芝在苏格兰。观众看完之后，都表示强烈反对剧中的一些用辞。叶芝回来以后，他向着咆哮的民众说话：“《胡里汉的凯瑟琳》这部爱国剧的作者，对各位讲话。”这场演说效果很好，可是关于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争论依旧没有止休。1912年，艾比剧场的演员前往美国公演，这部剧还引发了一阵骚乱。

此时，剧院之外也发生了些重大事件。1903年，叶芝知悉茅德·冈和别人结婚，他的精神受创，因为她结婚的对象——约翰·麦克布赖德是他最看不起的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批判集——《善恶之观念》。集里收录了“绘画的象征手法”与“诗的象征手法”（1900），诗论部分则包括了对布莱克以及雪莱的两篇研究。

这部集子，外加《玛瑙的切割》（1912）以及之后的几篇论文，为叶芝奠定了批判家的地位。叶芝从没停止过散文写作——或许不太迎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就这点来说，叶芝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纵使他根据自己的衡量标准品读作品——将自己喜爱的作品称为“神作”，对自己不喜爱的作品闭口不提——但是他的标准从没有和现代文坛脱轨，有时候他的观点甚至在当时还没有人提出。他探讨雪莱比起现代的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觉得布莱克是“想象力的写实派拥护者”，论据深刻，无人能比。

叶芝写批判文，几乎是用象征主义作为哲学理论依据——理性摧毁世界，想象力则根据意象重造世界。所谓意象，并不单单只是秘教法术的符号，或者古老如同“玫瑰”或“十字架”之类的标志；大体来说，山水或人物也可以帮助恢复遗失的圆润。叶芝期待重新回到最初的圆润，他觉得标记的涵义可以用作交流，他从神话的角度来阐述历史的兴败。总而言之，叶芝的论调和现今文学批判理论并不矛盾。

有关叶芝的批判创作，还有一方面值得关注：那就是阅读他的散文时通常能有意外收获，往往能够在散文里看到他之后的诗作。这是因为叶芝常常将近几年来创作的散文节选，多次推敲，加以修饰，从而创作出一首绝顶好诗。他的记忆力很好，并且极其自我，只要是可以被他拿来作为想象的，他从不遗忘。

这段时间里他创作的诗都收录在《绿盔》（1910）中。在这之前，叶芝修改了早年的创作，在1908年分8册出版。而《绿盔》中收录的都是新作，不仅希望迫切，张力非凡，与现实也有很强的联系。这部集子收录的诗不多——就像叶芝自己说的那样：“我会因为任何一个原因而放下写诗的笔。”——可是都极其重要。其中有几首描写的是茅德·冈（在诗里她成为了特洛伊的海伦），有几首则是讲述“艾比剧院”发生的事情。

一个大诗人在6年的时间里应当有很多的作品，但是叶芝的理智和才能还在不停地提高。他的社交圈现在都围绕着“艾比剧院”和因它所引起的风波上，他的私人生活却也精彩纷呈。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庞德以及乔治·海德里斯小姐，后者没过几年就嫁给了叶芝。这段时间里，叶芝还完成了两篇悼念性质的文章：《疏远》和《辛格之死》。这两篇都在1909年完成，极其动人，最具备叶芝散文的特点。

这时，叶芝在伦敦和都柏林已经是名声大噪。1910年，英国王室为他提供150镑的年薪。他接受了馈赠，但是在政治方面不受其约束。他在1914年出版的一本诗集，就以《责任》作为标题。叶芝在这部书里是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人，尝试“在思想上将现实与正义连为一体”。现实就是都柏林的狭隘和小肚鸡肠，在诗歌中，他对“一无所知的城市”的“市集逻辑专家”充满鄙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一开始，叶芝对于战争并不是很上心：爱尔兰固有的问题已经很多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他与庞德在英国度过寒冬。因为庞德是他的秘书，因此毫无疑问，叶芝在庞德的影响下才在剧本的创作上跨上了新台阶。至于庞德在给他写诗的技巧上带来的影响深远到什么地步，我们无从得知。

庞德作为费那罗沙的遗作掌管者，持有他的手稿，并将里面日本能剧形式的剧本推荐给叶芝。叶芝阅读了之后，更加坚定了自己之前在一篇论文——《悲剧》（1911）——中所倡导的贵族派观点。宠德从费氏手稿里挑出几部剧本，编成“日本贵族剧数种”，并由叶芝撰写一篇前言。1916年，叶芝开始自己创作日本文风的剧本，其中的舞蹈演员要戴上面具。不久之后，《鹰之井》在伦敦的康纳得女士的客厅里演出，观众大多是贵族。年轻的T.S．艾略特那晚上也在场欣赏，为此他体会到：即使叶芝年近半百，但依旧代表着现代诗的新增活力。

之后几年里，叶芝不停地创作这类的剧本：《爱玛唯一的嫉妒》（1919），《死者之梦》（1919），《髑髅地》（1920) ，《猫和月光》（1924)，创作的激情丝毫没有因为年迈而衰减。这些剧本全部依照他的“体系”完成，剔除了教条成分和自然派观点。

很快，叶芝便遭受到战争的影响。1915年，雷恩——格雷戈里夫人的侄子，一位有名的收藏家——与“路西塔尼亚”号战舰一同沉睡海底。1916年都柏林发生了“复活节动乱”，英国政府立即处死了16名叛乱首领。茅德·冈的丈夫麦克布赖德也是其中一个。这些事件对叶芝来说多少都有些影响：第一，这是国家民族的惨剧，他自己也受到牵涉；第二，对他也起到解放的作用。他立刻乘船前往法国会见茅德·冈，再次向她求婚，却依然遭到回绝。之后，他恋上了茅德·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向她求婚，又遭拒绝。最终他陪她们回到英国。1917年，叶芝购买了“索尔·巴利里”，这是一座诺曼式的塔楼，在高威，离格雷戈里夫人的土地不远。同一年里，他和乔治·海德里斯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亲自修整巴利里的塔和房子，准备在这里定居。

1918年初始，他和太太在巴利里刚刚驻扎，格雷戈里夫人的儿子罗伯特——英国皇家空军中队长——又在意大利战线为国捐躯。这段时间，叶芝的心灵遭受着严峻的创伤。他依旧没有停下创作的笔，秘术的钻研在这个时候也第一次接近“半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宁静的月色中》（1918）。罗伯特离世的讯息对叶芝来说又是当头一棒，再加上此时爱尔兰的局势异常敏感。处于内外共同煎熬的背景下，叶芝的诗作却突然融入了一股新鲜又出人意表的能量。

婚后不久，叶芝就发觉他的妻子有着通灵的天赋，几个“传话者”通过她表达神的旨意，将叶芝的神秘哲学联合成系统，甚至为他提供“诗的隐喻”。所以这段婚姻对他来说，不仅象征着困苦的结束，更是迈上新哲学之路的开始。

1919年，叶芝出版了相当优秀的诗集《库尔的野天鹅》。其中收录的诗歌满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在腐朽的世界里坚持梦想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位不久人世的淑女》这首诗和叶芝先前的创作大相径庭，不过也足够表现出他的诗豪风范。这时的他已经可以对自己想象力掌握自如了。

后来几年里，他住在牛津，经常拜访故交梅斯菲尔德、布瑞吉斯、莫尔和杜拉克，并经常前往距离牛津不远的盖辛顿，那里是莫瑞尔女士为当地作家所提供的住处。他开始准备创作《面纱的颤抖》（1922）和《迈可·罗拔兹与舞者》（1920)。他向往“天人合一”——这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时间里依旧无人能及，在诗句里通过融合理性和感性来表达。《迈可·罗拔兹与舞者》收录的诗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哲学方面的想象，最赋盛名的无非是《基督再临》。这首诗用一个神秘宗教暗号作为基调，融合基督教启示录中的意象以及新柏拉图派的“世界灵魂“——30年前的梅瑟斯也采用过同样的暗号。叶芝本人对于“回旋理论”的看法：基督教时代就要走到尽头，另一个与之相对立的世界将取代它。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对当局的预言。《迈可·罗拔兹与舞者》里有一大段的冥想，名字叫《为吾女祈祷》，把淳朴和夸大的文风相当生动地融合在一起。

1920年，英国政府出兵镇压爱尔兰的改革运动。格雷戈里女士在信中向他描述了英军在毕特附近的残暴行径。由于叶芝不在爱尔兰，因此他得以创作出他最了不起的诗——《1916年复活节》。

1921年夏天，叶芝夫人诞下一男婴，叶芝为他取名叫做威廉·马可·叶芝。1922年，叶芝举家迁回都柏林，在梅里恩广场选址定居。这是爱尔兰独立后的第一年，人们将叶芝当作爱尔兰不可或缺的作家，盛邀他成为参议员。可是政治风波愈演愈烈，1922年春天，反对对英条约的人举兵围攻都柏林，于是内战爆发了。叶芝这年57岁，看起来还相当年轻，却整日抱怨“人将暮年”。他没有停下阅读和创作，虽然他极其反感武力，但是轻易不会谈论政治。他将这场内战与其他的事件一起写进自己的创作里。在他看来，这场内战预示着西方全部时代的分界线。他的习惯并没有因为都柏林的战火而改变，巴利里的桥梁遭炮火轰击，自己的儿女差点受伤，他依旧坚守在工作线上。

叶芝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了《塔楼》（1928）这部诗集的开篇。

1923年12月，叶芝前往斯德歌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返国后，他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名为《瑞典之富》。他创作这篇文章的意图不仅仅出于感谢，更是因为难以改变的创作习性。

1925年他拜访了西西里，对那里的拜占庭古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致。同时，他对剧院依旧非常关注。他本人也编创了几部剧本，在艾比剧场上演。剧中合唱团吟唱的部分非常完美。1926年，他在艾比剧院再次被牵扯进一场因由欧卡西的剧本《星与犁》所引发的暴乱中。

1925年，医生告诫他不能过劳，但是在1927年他还是积劳成疾，病情告急。病情恢复后，他在1928年前往拉帕洛疗养。同年，《塔楼》出版。不可否认，这是他最坚实的作品。之后他在翻阅这部书时，曾和谢斯比尔通信：“我对书里的厌烦心态感到相当吃惊，我希望能够在爱尔兰之外的土地居住，这样一来还能发现一些新事物。但是这份厌烦也是维持这本书的坚定的理由。这是一部我完成得最好的作品。”由于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因此他越来越向往健美的体魄和充满活力的运动。《驶向拜占庭》的开篇这么写的：

那不是一个老年人的国度。年轻人

相依相拥，鸟儿们在树枝上——

这衰朽的世代——唱着它们的歌，

鲑鱼洄游成瀑布，鲭鱼挤满大海，

鱼类，兽类和禽类，整个夏天不知疲惫地

歌颂着繁殖，出生和死亡。

沉浸在感官的乐曲中，它们都忽视了

纪念智慧不朽的石碑。

《塔楼》这部诗集的首篇便是《驶向拜占庭》，剩下几篇的主旨也与之相仿，但表现手法更为尖锐，也更具个人魅力。在这部诗集中，历史和哲理常常迸发出诗的火花，诗剧《复活》中的歌曲和《丽达与天鹅》都是如此。而《在学童之间》，则可能是叶芝刻画最为精致的冥想诗。这首诗在恰到好处的反调里拉开帷幕，把诗人再次引向中心，对比肉体和“青铜大理石”之间的价值。它的结局让人叹为观止：恒久的艺术创作里所蕴含的“天人合一”。

《塔楼》出版的那年，叶芝63岁。即使年迈体衰，他却始终保持着十足的精神，仍旧坚持写作阅读。这段充满活力、物质充足的时间里，他肆意地创作着。1929年12月，他在拉帕洛病倒在床，病情一再告急。但是第二年开春，他依旧在库尔创作出引人入胜又别出心裁的散文剧《窗棂上的世界》。

1932年，格雷戈里夫人去世。叶芝对此写过这么一段话：“都柏林有个行为乖张的雕刻家……前来‘哀悼’。他在每个房间里踱步，最后停在挂有铜雕像和木刻像的房间里。这些像里的人皆是格雷戈里家族的上司或同事。那个雕刻家久久未语，最后才说道：‘全人类的贵族。’我猜测他所指的不仅是画像里的人，更是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我自己的诗句里又何尝不是强调着同样的一句话呢？”

叶芝有时也在想，格雷戈里夫人的逝去是否是他写作生涯的终点。然而在1934年，他希望自己能重寻活力，便接受了手术，他觉得很有成效。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一辈子里最为神奇的时间段就要拉开帷幕：进行新的钻研，认识新的朋友，即使身体被疾病困扰，依旧充满热情、精神激进地创作、研究哲学。1934年，他出版了剧集《车轮与蝴蝶》；1935年，出版《三月的满月》，另外还有一首半隐秘半政治的诗《巴内尔的葬礼》。他运用新的文笔来表现政治。

《登场人物》（1935）是叶芝自传的延续。当中有对格雷戈里夫人的生动刻画，也有对乔治·莫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实际上这是一支久未射出的报复之箭。

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叶芝在西班牙东边的马约卡岛帮助印度苦行僧师利普乐希翻译《奥义书》。叶芝在马约卡岛再次患病，但是身体又逐渐复原。他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克伦威尔、巴内亚、凯斯门的民歌，并且着手准备《贺恩的蛋》。这个剧本带着拉伯雷的格调，富含诡异神秘的寓意，清新并有几分富丽的纯粹。

1936年年底，叶芝受克列兰登出版社邀请编著的《牛津现代诗选》出版。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这部作品，他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阅读和静心思考。这是一部个人色彩浓郁的选集，文风前卫且特别，有一篇相当长的前言。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才发现这篇前言的重要性。

1937年，叶芝结束了《灵视》的修订。即使在“老到的文风运用”层面上有了更加独到的见解，但是叶芝对人生的理想却从未停止幻想。

1938年伊始，他前往曼顿游玩，并计划在里维埃拉度过严冬。在这个时期，他开启了一段新的活跃历程。他原本想要创作一系列的作品，总的题目是《气锅中》，但是只出版过一本——叶芝在里头大声地讨论自己对政治和优生学的见解，发表对诗歌的零碎感悟，“文风如同疯狂的老者对世事不断地批判”。与此同时，叶芝用清新的风格创作出《炼狱》一剧。崇敬叶芝的读者都觉得这是他最好的创作，是整体构造和诗句艺术的融合。这部诗剧的面具下，隐藏着相当众多且隐秘的宗教观点。《炼狱》于1938年8月在都柏林公开演出。上演当天，叶芝在简短的讲演中说道：这部诗剧包括“他本人对现世和来生的观点”。这是叶芝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上出现。他暮年的作品，常常出现在《伦敦快讯报》上，使得这份几乎停印的报纸得到了拯救并且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阅读量。

叶芝的最后一部作品不论往生，转论临终者的话题：《科库林得到宽慰》，带着但丁的口吻，讲述着一个久远的神话故事。这部诗依旧带着浓厚的个人情调。

这个神话将爱尔兰传奇、异端神学以及心理活动做了终极融合，并重申了诗人奋斗一生的品质：“将你的灵魂升华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