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不列颠仅仅拥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而这时的法国和德国则各自有三四位了。当时，哈代的名声日益渐长，瑞典的新闻圈里更是有一票人马十分忠诚地拥护着他。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集万千有利条件于一身的文坛巨匠定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奖。他多次被英国权威人士所举荐，而这个以创作悲惨结局小说为主的高手在其晚年又推出一系列无可挑剔的诗作——这让他获选的几率更大了一些。毫无疑问，他独占英国文坛的鳌头。所以在大家看来，1923年的文学奖终究会属于这个创造出《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的大师。不过，哈代也有一些对手，当中不乏托马斯·曼、温塞特和高尔斯华绥等人。但是民众们依旧坚信英国终将会捧回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获奖者竟是来自爱尔兰的叶芝，这个消息所掀起的狂风巨浪就不细述了。
“到现在，恐英症还没有消失！”一份言辞露骨的瑞典报纸这样评论。“如果一个人被逼着一定要向西行进，看来他会一直走到西方的尽头。”
这句话是用来谴责瑞典学院坚决不肯将奖项颁给英国的。英国在欧洲的西侧，而它毗邻的爱尔兰则是欧洲最西边的陆地。评论员们说：瑞典学院的这个决定中藏着“令人不悦的”政治目的。当时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之际。这似乎可以解释成，瑞典学院通过将奖项颁予叶芝，来表明对于爱尔兰这个自由之邦的支持。此外，叶芝这个诗人的名气并不显著的事实也让众人更加不悦。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对之潮——但是英国人却不质疑叶芝的才能，他们只是单纯为哈代被忽略而愤怒。
瑞典国土上刮起了一阵研究叶芝的风暴。大家争先恐后地收集并阅读关于他的资料，品读他的作品，翻译他的诗。圣诞节还没来临，他的整套戏剧就已被翻译成瑞典文。但是所有的一切只说明一个事实：今年的文学奖是给予了一个地位显赫、创作能力相当之强的作家——他更是一个新兴之国的新文学领头人。
其实，瑞士学院的这个决定不是草率行事。叶芝个人资料的档案早在蒙森得奖的那一年——也就是1902年，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叶芝是被一位大他很多岁的同胞——勒基举荐的。勒基作为一个学识十分广博的历史学家曾著有《十八世纪英国史》，这部书在法国也有读者。他从1895年至1903年离世，一直以都柏林大学的代表置身英国下议院。他向海外读者极力推荐叶芝。在1902年那份举荐信上，他这么写道：“纵使他年少而神秘，可是他才华横溢。我不敢说他是目前所有诗人里最好的一个，甚至也不是最受拥戴的一个，但是我从没见过一个诗人能够像他这样，把作为一个诗人真正所拥有的天赋以及每个人所欣赏的理想主义表现方式相结合——给现代英国文坛带来如此大的冲击。”
随着年月的变迁，叶芝的名望愈加显赫，地位也愈加稳定。自1914年开始，他的名字再度出现在瑞典学院的候选人中——来自皇家文艺协会的普朗基的举荐。一战过后，叶芝的名字再度回归学院的议事表中，但是这回是来自诺贝尔委员会的推荐，因为委员会的会长——哈尔斯特龙，是叶芝的忠实读者。哈尔斯特龙觉得哈代对于宿命的言论混淆不清，而叶芝则非常投合他的理想主义口味。这一点非常重要，叶芝这样的作家相当轻易地就能够让学院院士动心，而这些院士则掌握着予夺大权！
叶芝写了一篇名为“瑞典之富”的文章，登载在1924年的《伦敦信使报》上；之后刊印成单行册，并收入作者过世后才出版的《自传》里头。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他在斯德哥尔摩的体验。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从贵国国王的手里接过贵国学院赠予我的这份无尚荣耀时，我感觉到，我身体的一侧应该站着一个年轻人的幽魂，而另一侧则应该站着一个年老却不乏活力的老妇人。”他的这种意象，让1923年的颁奖盛典被凯尔特诗的光芒所笼罩。在那个盛典上，主办方对观礼的来宾们介绍这个来自爱尔兰的诗人，并附上他获奖的理由：“因为他的诗歌永远充满灵感，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诠释了整个民族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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