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

语言中的意象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啊！它来自生活，为我们的未来指引方向，是我们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向。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对于写诗，他曾经说过如上一段话。虚伪做作的辩论在他看来是最没意义的，而当时文坛上正流行着这种类型的辩论。他的诗平静、真实、深邃，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就像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仑一样，只是按自己的风格写。对于当时所谓的“文学”，他并不认同，因为他所期望的是：

我想探究一切，

我想了解一切事物的本质。

…………

…………

过去是什么？

它为何会发生？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来自哪里？

它的精髓呢？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作为一名诗人，你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到事物最核心的本质，由此分析事物的发展方向，看清迷雾中前面的道路，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既然选择了当一名作家和艺术家，就必须忍受社会与时代中的种种不合理。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虽然他曾写过下面这一段诗，但他仍有一个革命的梦想，就像1905—1917年，《崇高的疾病》里所描写的年轻的革命家普遍拥有的梦想。

纯粹是理念，才组成了我们的曲子，

但是不久，他回过神来了，

他所向往的其实是——无我的存在，

不是名，不是利。

——摘自《成名是丑陋的》

不管是画画还是写诗，只要你像《航线》中所写的那样，能称得上是艺术家，你就需要用“仅有的那条线”来展现你自己。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艺术家的这种本质，决定了他们是执着的，这条仅有的线，只会在他们的梦中出现，是完美的线条。这条线让日瓦戈想起了拉拉——他深爱的女子。在他看来，拉拉的举手投足都是那么的和谐、安静、有条不紊，处处充满美感。

但是，要说出拉拉具体美在哪儿，他却怎么都说不清楚。她的美就是因为她的完整和谐，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简单，却又流畅，这就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辉，她是造物主最完美的产物。他珍视着她，就像珍视着一名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

拉拉太完美了，就像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

而诗人又是怎样一种人呢？诗人是“最能体验美的人，能分辨一丝一毫细微的差别”，诗人也明白，即使“挣了钱也不代表到达了胜利的终点”“没到达胜利便无所谓解放”（摘自《故事》）。诗人梦想着“从无到有，走向新天地”，还梦想“未知的新生，完全摒弃过去，燃起生活全新希望的新生”（摘自《故事》）。在他看来，坚持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是最主要的，他无法想象会有一些事情“重新来临”，那会严重影响他自己平静自由的生活。

就这样，一天天地活下去吧，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虽然日日处于忧愁中，但这忧愁也总是饱含甜美。在诗歌《故事》里，帕斯捷尔纳克描写夏天最后难忘的日子：“不管什么时候，心里有爱，都比心里有恨更舒适、平静。”诗里讲的最后的夏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夏天，世界格局有了新变化，需要人们重新建设。所以，人们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爱。因为想拥有立刻改变世界的决心，你需要从痛苦中激发对世界的爱，因为“受了苦难，才能激发对所爱事物的渴望”，“在加利拉雅，本来仅是自己受到了不公，后来发现身边人皆如此，继而全世界人皆是，于是有了为世界而奋斗的决心”（摘自《故事》）。

在莫斯科度过的童年生活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直以为，是命运在左右着自己，实际上，是他自己一直在左右着命运。

1890年2月10日，鲍里斯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名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他父亲本打算当一名医生，后因种种原因放弃，成了一名画家。作为一位不知名的年轻画家，列昂尼德并没让家人过上富裕的日子，只够勉强维生。衡量之下，列昂尼德决定去莫斯科发展。鲍里斯的母亲名叫罗莎·考夫曼，本来是苏联名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爱徒，在奥德沙音乐学校任教，为了追随丈夫，她只得放弃一切，夫妻俩一齐来到莫斯科，未来的诗人就出生在父母迁居莫斯科后。为了列昂尼德的莫斯科之梦，罗莎放弃了她的音乐专长，列昂尼德也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个年代，是严令禁止犹太人在大城市居住的，列昂尼德只好改信别的宗教。不过，当时奥德沙是个例外，它是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被称为“黑海的拿波里”，是著名的国际性大港，犹太作家伊沙克·巴伯利称这一地区为“我们流亡地之星”。

在莫斯科时，鲍里斯一家居住在一条叫杜巴的小巷里，这条小巷到处都是简陋的破房子和杂乱的市场，污水横流。巷子里住的是高尔基书中描写的那种“赤贫”的人：租房客、小偷、穷人、残疾人、工人、乞丐。当年，小鲍里斯还不到三岁，经常和奶妈牵着手从这里经过，年幼的他惊恐地睁着眼睛，看着这些人。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随笔》中曾详细地描写了当年的生活环境。这个敏感、自尊心强的男孩，决定哪怕牺牲自己、献出自己，也要在天上找到自己的反抗命运的那颗星。

1892年，他父亲被委以重任，和当时一些著名画家一起，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战争与和平》豪华版绘制插图，这些名画家包括了雷宾、奇福潜科、威雷西查金等苏联顶级画家。这次工作使他父亲有了较高知名度，1893年，列昂尼德受塞尔凯·亚历山德洛维奇公爵之托，在其监管之下的莫斯科美术学校当校长。一家人离开了那个可怕的小巷子，搬进了美术学校公馆。

在新居所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帝俄时代最后的盛典，比如，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的葬礼以及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结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一直是少年鲍里斯的偶像，他的作品陪伴着鲍里斯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他曾无数次幻想过，托尔斯泰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次，他父亲举办了一场家庭音乐会，托尔斯泰也来参加这位负责为他图书绘图的朋友的家庭音乐会。帕斯捷尔纳克曾在《自传随笔》中回忆当天见到托尔斯泰的情景，从这以后，他的幼年时代结束了。

1898年，托尔斯泰请列昂尼德绘制长篇小说《复活》的插图。列昂尼德一家人借此来到了托尔斯泰的住地——接近杜拉市的栅栏村。在那里，列昂尼德和托尔斯泰一起工作，两人就《复活》里面的场景互相探讨着，托尔斯泰不停地改他的稿子，列昂尼德就在他身后跟着，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修改草图。文豪写作累了的时候，有时便会去农场田园里转转，看农民种地。列昂尼德也借机观察实景，一手拿着炭棒，一手拿画板，飞速地把看到的东西勾勒下来——这些事物都是托尔斯泰写进书里的东西，这些素描有幸保存到现在。后来，托尔斯泰躺在阿斯塔波佛站长家的时候，列昂尼德把他临终的形象绘制成了草图。当时，鲍里斯和父亲一起与自己的偶像见了最后的一面。

结束了在栅栏村的时光，列昂尼德继续从事插图工作，还经常去托尔斯泰书中故事的原型地写生，甚至去监狱和法院，掌握作品中的人物。有时候，母亲还帮父亲物色一些模特儿，有时从街上领一个农村姑娘回家来，这种洋溢在家庭里的工作热忱，肯定也影响了鲍里斯。他们经常在厨房里，匆忙地将图画擦拭好，打上固色剂，烘干后装箱。对于少年鲍里斯来说，家里的厨房就是一个神奇的加工厂，好像整个俄罗斯都在为这个文豪和这个插画家服务。

直到 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托尔斯泰在鲍里斯的心目中才不是那个白须飘飘的巨人，而是一个普通的瘦小老头，就像他书中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头一样（摘自《自传随笔》）。

结识里尔克

在《日瓦戈医生》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因为他童年时代便与托尔斯泰结缘。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位诗人影响了鲍里斯，这位诗人是托尔斯泰的崇拜者，并经常去俄罗斯拜访托尔斯泰，他就是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笔记中《安全证书》的开头，就写了关于里尔克的回忆。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自己第一次见到里尔克，是在古尔斯基车站，据他回忆，当时一个穿着无袖黑外套的人走到他父亲这边，用自己听不惯的德语交谈着。少年鲍里斯听得懂德语，只是当时不知道那就是德语，他只知道这人真怪，他身边还跟着个女人，看年纪不知是他的姐姐还是妻子（实际上是尼采的未婚妻鲁·安得蕾亚斯·莎乐美）。他们一起来拜访托尔斯泰，而且在问火车会不会在科斯洛瓦车站停下，是不是有马车在那儿等着接他们去栅栏村。那是1900年，里尔克第一次来俄罗斯旅行。看到这位神秘的人物，少年鲍里斯感觉非常的奇妙，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安全证书》的第一节。他这样写道：

车站的铃响了，这个神秘的来客一转身便淹没在人群中；紧接着第二次铃响了，放眼望去，他早已无处可寻。他出现得这样突然，消失得又那么悄无声息，仿佛只是人群中谁的影子晃了一下，只是个幻觉吧，并没有谁出现过。

直到后来的一天，少年鲍里斯帮母亲大扫除时，从父亲的书架上清理出两本小册子，是里尔克的诗集。这时他才意识到里尔克就是站台上的那个人，他异常兴奋。

里尔克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不如说是结识。两个诗人被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爱吸引住了，但是这种爱在鲍里斯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马雅可夫斯基^[2]和叶赛宁^[3]之间没发生什么作用。和里尔克一样，我们能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看到一种害羞的、孤独的与秘密倾诉的心灵，还有对大地以及人类创造的那些细微的东西表现出的一种深沉的慈悲之心。里尔克是位神秘主义者，而帕斯捷尔纳克则倾向于基督教。他们对战争和暴力一样心怀恐惧，最终，他们只能什么都不管，就像里尔克说的那样去选择容忍，去面对战争和暴力。他们的诗歌赞美人类和自然，以及人类和创造物之间的和谐，一旦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诗人和宇宙、诗人与死亡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和谐，连死亡本身都成了生命整体中的一种状态。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安全证书》，是献给里尔克的。可是，这位苏联诗人已经明确表示，他并不是为了纪念里尔克才创作这部作品，而是把这种回忆当成是里尔克送给自己的一种礼物。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自传随笔》是得到亲兄弟一样的人的灵魂启发，才创作给里尔克的，假如有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可理解，那他一定也无法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在《日瓦戈医生》的结束诗篇中，有一篇《婚礼》这样写道：

生命总是转瞬即逝，

我愿意化成点点晨露，

融进所有人温热的心里，

这是我奉献给他们的贺礼。

在帕斯捷尔纳克眼中，人类只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精神存在。婚礼上，新人们的结合意味着两股精神融合为一体了，这本质上是精神的婚礼。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里尔克是无可企及的神话，是一个象征，是他走向诗坛的桥梁。在他早期的诗歌里，他经常会借用里尔克的名义将最有意义的事物展示给我们。

和斯克里亚宾^[4]的结识

受里尔克的启发，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了《安全证书》。但是，在心灵探索的道路上，并非只有《杜英诺悲歌》的作者才是帕斯捷尔纳克——为没有罗盘的航海者引航的唯一星辰。帕斯捷尔纳克常常在自己熟悉的星辰中寻找出自己人生星辰的位置，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也是他人生路上的向导之一。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克里亚宾从小就认识。回忆起对斯克里亚宾的感情时，帕斯捷尔纳克说：“也许只有在孩子时候，我们才能尽可能用心地欣赏和崇拜一个人，且我们的爱与崇拜随着距离的远离而倍增。”

1903年夏，帕斯捷尔纳克全家搬到了马洛雅洛斯拉毕兹乡下，住在奥波连斯科埃村森林里的一幢别墅中，这幢别墅是他父亲租的。刚搬过去的那天，少年鲍里斯便留下忙于家务的母亲，独自跑到森林里去了。他好奇地东走西逛，走到离自己所住别墅不远的一所小房子前停下，钢琴声隐隐约约地从眼前的这座小房子中传来。鲍里斯在琴声的指引下，一直走到房子窗户边，在那里驻足聆听良久。回家后，他便央求父亲结识这位朋友。此后，父亲和这位邻居结成了朋友，这位邻居名叫斯克里亚宾，是位作曲家。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在森林里散步，父亲喜欢谈论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这位邻居深深地被他们的话题所吸引。

13岁的鲍里斯被斯克里亚宾的音乐才华所折服，根本没有发现，疯狂的前兆已经出现在前方——他今后的生活就像他的偶像尼采一样，终生都陷于疯狂的命运中。

少年时期的鲍里斯已经深深地迷上了这位作曲家。直到很多年后，在诗歌《一九〇五年》中，帕斯捷尔纳克仍称斯克里亚宾为“偶像”。

对于少年鲍里斯来说，1905年的夏天注定是难忘的。这一年，斯克里亚宾完成了新作《第三交响乐》。这首交响乐很容易让人想起“受到炮击、受毁严重的城市如何在战后迅速重生”。这年夏天过后，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学习音乐，他的母亲也支持儿子的选择，并夸赞他在音乐方面有天赋。他最先师从斯克里亚宾的朋友犹里·恩格利，后又师从作曲家莱因霍特·库留尔。他只要坐在钢琴旁就能弹奏即兴曲，但是他缺少绝对音感和读谱的能力。他为此感到非常悲伤，虽然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华格纳的音感也不完美，但是他喜爱音乐，想终生从事音乐，所以不能忽视这些缺点。为了做决定，他只能等着赴欧美旅行的老师回来。

1909年1月，斯克里亚宾终于回到了他已经离开5年之久的莫斯科。鲍里斯已经创作了很多曲子，他希望把曲子都弹给敬爱的老师听。本来他们已经非常熟稔，鲍里斯应该从容才是，但这次，就像他在《安全证书》里写的那样，“这件事将决定今后道路的方向”。在喝了杯从传统俄国水壶倒出的红茶之后，他端坐在钢琴边，调整好状态，连续弹奏了三支曲子。在第三支曲子结束的瞬间，他看了老师一眼，斯克里亚宾“浮现出笑容……聆听他的曲调变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鲍里斯还是一个孩子，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青年，站在斯克里亚宾的面前。斯克里亚宾感到很高兴，他将鲍里斯好好地夸赞了一番。尔后，斯克里亚宾坐到钢琴前，优雅地将那些片断反复地弹奏着，青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实，那就是他的偶像和自己一样也有明显的缺陷，而且证据就在眼前。于是他暗自打赌，并且赌的是自己的前程。换句话说，如果他把自己的缺点告诉老师，老师说:“鲍里斯啊，我也缺少音感呢！”那么他就继续在音乐之路上前行。但是，如果老师反而去谈论华格纳、柴可夫斯基或钢琴调音师的事，那他就决定……结果事情正像他担心的那样，斯克里亚宾劝慰起他来，说他可以考虑读文学院，最好别读法律什么的。但是他们彼此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鲍里斯希望明白真理。他开始困惑了：为什么人成年了，就不像少年时那么坦白呢？鲍里斯觉得自己的偶像不是因为自负才会这样的，他断定那是因为斯克里亚宾只是想隐藏而已。鲍里斯辞别了斯克里亚宾，在夜幕笼罩的房间里，他和老师握手挥别时，也是在默默向音乐告别。在他的心中“有种东西往上冲”，“一个劲地想追寻出口，想要自由”。

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首次政治纠纷

1905—1917年，俄国政局动荡不已，俄国文学正处在变革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目睹了这一切。

《日瓦戈医生》的第二章，一开始就写了旅顺失陷后，时局变得混乱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写道：“日俄战争还没结束，就被别的大事突然掩盖了。革命的浪潮席卷俄国，并且这些革命的浪潮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

1905年冬，鲍里斯还差一个月就满15岁了。诚如他在一首诗《幼年时代》里写的：

这些日子，如同日记，

胡乱地翻开，

处处可读。

这正是激情澎湃、容易被煽动的年纪。

在圣彼得堡，一边是，在卡彭主教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向冬宫涌去，半路上，哥萨克骑兵展开了残忍的屠杀。一边是，年轻的鲍里斯被关在一间小教室中，不得不埋头翻译着希腊文，忧郁症折磨着他。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军队的荣光与屈从》中年轻人维尼^[5]的忧郁。

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示威游行的队伍经过他的身边，大批的哥萨克骑兵在路上走过，到处鞭打群众，他也被打得趴在冰冷的雪地上。在这位狂热与冲动的少年心目中，当时彼得堡发生的骚乱和莫斯科的乱象是同一个性质的。他也被卷入“众人之中”，一起分担着勇气和痛苦。

…………

人们大声叫着

“卡彭！”

大厅里乱成一团，

闷热逼人。

外面，是大片大片的树林。

片片白雪钻过门缝，挤进客厅，

轻轻地洒满台阶。

这里就是产房，

透明的穹顶下，

一切世事都暴露了，

堆满了整个房间。

（摘自诗集《幼年时代》之《一九〇五年》）

帕斯捷尔纳克把这起事件同样写进了《日瓦戈医生》中。

哥萨克骑兵飞驰而来，仿佛从天而降，此时队伍后面的人还浑然不知。队伍的前方突然传来了逼近的马蹄声。队伍里的人慌忙地喊起“乌拉！”“救命呀！”“有人被打死啦！”等。多种混合的喊叫声连成一片，谁也听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喊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凶悍的马蹄声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狭小的过道，数不清的马脸、鬃毛和手持马刀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驰而过。

跑过去的半个排的哥萨克骑兵立即掉转马头，整顿好队形，再次从游行队伍的后面插进去，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

散文家帕斯捷尔纳克仍然保持着诗人的整合思维和犀利的眼光。描写骑兵抵达的这一段，简直像一幅印象派油画，散文中有诗一般的光辉和成就。而在他的诗作《一九〇五年》中，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简洁明了，保持着纯粹的写实风格。他晚年散文的特点，则是“像普希金那样条理分明”，“像托尔斯泰那样永远忠于事实”。（《日瓦戈医生》）

1906年，鲍里斯一家离开俄国，在柏林小住了几个月。他们在那儿遇到一批为躲避国内暴政的俄国知识分子，年少的他很快沉浸在这所城市的氛围中，学会了用柏林腔来讲德语，听瓦格纳的音乐。

象征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柏林之行后，鲍里斯随家人又返回到了莫斯科，开始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并逐渐成为莫斯科年轻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当时，写实主义已不再流行。到了1904年，随着契诃夫的去世，象征主义在俄国文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早从1890年开始，法国的象征主义便已经开始影响到了莫斯科的知识分子。

不光诗人如此，批评家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苏奈德·温格洛瓦关于安利·德、雷尼耶^[6]、梅特林克、威尔哈伦^[7]等人的论文，便是例证。另外，1896年，俄国的培尔乔夫也发表了一番关于象征主义的著名演讲，布留索夫翻译了波特莱尔与威尔哈伦的作品，巴里蒙特翻译了爱伦坡的作品，惠特曼翻译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令俄国作家作品中难以超脱的田园风格受到了很大冲击。

但是，象征主义在俄国只是获得了初步发展，而一些俄国作家却急于宣布自己的独特。布洛克认为法国式的逻辑太过轻浮，推崇德国哲学精神。1917年，俄国革命结束后，布洛克完成了《斯基泰人》。不过，诗人在作品中颂扬俄罗斯保存的和反西欧的东西。安德雷·培路易也一心准备创造出斯拉夫人的象征主义。

独立团体“塞尔达尔达”

1907年前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不支持任何一种运动，但是他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这些运动中。当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诗作，但他并没有觉得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天赋。相反，他却以作曲家和钢琴即兴演奏家的身份参加了“塞尔达尔达”团体，这个团体当时的负责人是安德雷·培路易。

“塞尔达尔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不太清楚。据说，这个名字只是偶然从伏尔加河的一位船夫口中所得。因为这个字颇具有暗示性，且具有东方韵味，故而得到颓废派艺术家们的认可。

亚历山大·布洛克被这个团体的成员们深深崇拜着。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布洛克是“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人”。早在那个时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意识到“语言远不只是弄出声音来这么简单，所以讨论元音、辅音的意义不大，语言的核心功能在于词语的运用及重音和节奏的相对关系中”（摘自《自传随笔》）。所以他看布洛克的时候，就能看出布洛克是一个“能从生活的琐碎小事中看出大道理并加以承认的艺术家”。特别是布洛克文体“直接了断的强烈性”，让年轻的诗人深深佩服。那是一种善于暗喻的文体，是一种“天才的速记法”，观察非常敏捷，常常使用“不带名词的形容词，没有主语的动词”，布洛克可以避免虚伪的文字和夸张的雄辩，不需要文学套路。诗人自己已经成了城市的一个部分，但是却想让城市借自己的口说话。

帕斯捷尔纳克在《施密特中尉》（1927年）、《一九〇五年》和《主题和变调》等诗歌中，多处运用了布洛克的写作手法，并且受布洛克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从布洛克那里学会了让城市成为作品主角出场的手法。

文学派系间的角逐

象征主义在俄国立足之后，它的反对势力就出现了。被称为俄罗斯高蹈派的阿克梅主义者，在古米廖夫的领导下，开始指责培路易和他的追随者们所表现的模糊恋情或虚伪神秘主义、女性的温柔、斯韦登伯格^[8]式的礼赞天神与恶魔主义、新德意志派的形而上学癖好等。阿克梅主义者又称实感主义者（他们借用原罪以前的人名，自称亚当主义者），他们讲究秩序和用词的准确稳当、语汇的正确，属于古典主义者。

同时，在克雷普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领导下，一种足以和阿克梅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抗衡的新势力出现了。这就是未来派，他们是文学上的虚无主义者，为了表示崇尚现代主义的立场，他们特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统统从船头推入海底。他们梦想诗歌应该拥有非凡的魔力，具有超精神的能力。并且，他们将语言从内容中解放出来，创办了一些对虚无意象进行推崇的杂志：《破碎的月亮》《驴之尾》《豚》……他们赞美轰隆作响的机器、大片的厂房、高耸入云的大楼等。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有意见不同之处，但帕斯捷尔纳克并不否定他。在《安全证书》里，他曾回忆自己在“几个派别争相出头时”，遇到了这位写《穿裤子的云》《脊椎骨的长笛》的诗人。在他看来，马雅可夫斯基“从来就不愿意扮演每个角色，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演出人生全剧”。

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相识于1905年，彼时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从马尔堡大学回国。马雅可夫斯基多少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但他离未来主义还远得很。马雅可夫斯基投身共产主义，出现在群众面前，然后扮演像小丑一样的角色——这个时候，他们的距离更是千里之遥了。

《安全证书》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最后一节充满了悲哀惆怅的情绪，描写了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获得消息的人无不为他痛心叹息。本书将邂逅里尔克和看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遗体作为开头和结尾，在这开头和结尾之间，描写了帕斯捷尔纳克如何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诗人。

马尔堡之旅

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特风格，是因为他几乎不参与这样那样的文学活动。他因为追求真诚的心意而选择放弃了音乐。同样，后来在马尔堡时他放弃哲学的原因亦是如此。

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俄国去了德国，在新康德主义的旧据点马尔堡住了半年多。据诗人自己的说法，是命运让他进行了这次旅行。

那天，帕斯捷尔纳克正和朋友在一家经常去的茶店，一个非常崇拜马尔堡学派赫曼·科恩教授的同学萨马林也进来了。他向他讲起了马尔堡，且非常陶醉地谈论着这个城市和这所大学，帕斯捷尔纳克听到后感到很惊讶。当时是二月，刚巧两个月后，鲍里斯的母亲对他说，经过她的省吃俭用，她终于存下了大约200卢布，如果他想出国旅行的话，可以给他作旅费。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立刻准备去参加马尔堡暑假讲习班的课程。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想到意大利转转。

鲍里斯爱上了马尔堡这所城市。具有鲜明中世纪风格的景物第一次呈现在他的眼前，那儿有让人想起骑士的旅馆、刻在石头上的装饰，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堡，歌德式风格的又高又陡的小径、巷子和屋顶交错出各种造型。

这所古老的城市是那么的安静，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这所城市里大学的学术研究却是生机勃勃，走在时代最前端。马尔堡学派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打算以解剖观点来探究历史上人物的真相。在这个学派看来，历史是代代相传的，是长久积累下来的活生生的现象。就算放弃研究哲学很久了，他仍旧常常回忆马尔堡学派的学说及黑格尔的重估方式。《日瓦戈医生》里尼古拉舅舅的那一席精妙的论断，其实就是该学派赫曼·科恩教授的见解。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放弃哲学呢？通过他新的命运安排，我们能看到真相。

在鲍里斯小时候的所有朋友中，有一对姐妹在盛夏的时候到了马尔堡。在打算去柏林的路上，她们知道了好朋友鲍里斯也在马尔堡，于是就决定在马尔堡停留几天。就在两姐妹要离开马尔堡时，青年鲍里斯发现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这两姐妹中的姐姐。这段疯狂的恋情，帕斯捷尔纳克曾用优雅的笔调写在了《安全证书》中。

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就要启程离开，他按捺不住了，飞快地朝姐俩住的旅店跑去。惊慌失措的姐姐被鲍里斯压到墙上，向她求婚。结果鲍里斯被拒绝了。但是，他已经离不开她了，忽然发疯一样地跳上开动的火车。很显然这姐妹俩非常想摆脱这个举止怪异的人，借钱给他买了回程的车票，并向他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告别的意思，从而摆脱这个黏人的朋友。

鲍里斯回到马尔堡后，房东把两封信送到他手中。一封来自他在法兰克福的表妹，信中表妹建议他去法兰克福居住；另一封信来自赫曼·科恩教授，邀请他过几天到他家里共进晚餐。要和表妹共度一日，他就得放弃和教授共进晚餐的机会。他开始收拾东西，房间内的书一本本地被他放入包中，这些本来是要写论文用的，这下用不到了。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样做等于放弃了哲学。这是诗人意志的体现，恋爱、失恋、剧烈的痛苦，为他打开了创作之门，他开始把全部精力都投到文学创作中去。

帕斯捷尔纳克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他只是一名诗人

这个故事非常戏剧化地展示了青年鲍里斯人生和生活的一个剧变。但是，这和事实未必一样，因为在去德国之前，他已经对诗歌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

1910年，鲍里斯以作曲家身份加入“塞尔达尔达”团体的时候，他就曾发表自己关于象征主义的看法，《自传随笔》中收录了其主要内容，流传至今。这个立志写诗的年轻人当时对于文学已经慢慢地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看法，而且在他以后的日子里还会继续发展。

在《安全证书》中，他这样写道：

艺术是一项具体的活动，是现实的；也像事实，是象征的。而“现实的”是说艺术本身并没有发明暗喻，只是自然中的一个记号，以便忠实地重现那些事实。

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几乎可以和波特莱尔、普鲁斯特、威廉·巴特勒·叶慈、里尔克相媲美。而且受到了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本身也是莎士比亚作品最忠实的翻译者。就算是大诗人也不能避免，帕斯捷尔纳克知道，对自己心目中的象征之林，他必须好好保护，承认这些象征的存在，赋予其名称，随后在今后的作品中加以运用、进行改造，这是人类的职责。于是，他的作品写的都是生活，让作品中的人物与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以及将来必然会出现的人交往。

放弃哲学后，帕斯捷尔纳克带着一种挑战自己的心态开始向诗坛进军。当然，一如他有杰出的音乐天分一样，他同样拥有出类拔萃的知性、善于沉思的头脑。这些本会令他接近哲学，但他最适合当的还是一名诗人。

他是一名真正的诗人。虽然他想成为散文家，但还是成了一位诗人。那些了解他、欣赏他的人能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个鲜活生动、真实的稀有人物。他非常肯定生活中的每一刹那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但你不可能停下来，他能做的，是不停地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让自己去思索。帕斯捷尔纳克无法静止不动，正如《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他相信“人活着为了总结表现自己此生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就必须生为浮士德”。所以人要常常转生。艺术家一定是创造者，是亡者中的生者（其实，“日瓦戈”在斯拉夫语中就是生者的意思），更是在超越真正精神变化之处，面对人生、创造、自然与他人，以确认其深邃喜悦的见证者。

他的诗是冥思的产物

所谓诗，可以说是对一切存在物的一种积极的冥思，是死亡的诠释。和里尔克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也认为生和死是同在的，而且它们二者都有内在的一个统合，故而能实现和谐地相互转变，既对立又统一，使双方妥协。他跟里尔克一样，认为现实生活的每件事物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的相互联系。诗人和幻想家都不会忽视这一点，他们静静地听，常常成为那些目不能见的存在物的证人和向导。

帕斯捷尔纳克是位了不起的诗人，所以不能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诗人。和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也意识不到自己那复杂纷纭的天赋。每一次他被迫改变自己的道路方向，每一次全新的局面就会出现在面前。帕斯捷尔纳克尽可能利用未来主义和其他的一些主义，即使他已经超越了这些思想。但是，如果要彻底斩断和这些现代主义的关系，那他必须否定掉《日瓦戈医生》之前的全部作品，他这样做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他放弃音乐、放弃哲学的情况。

他的诗是真理的镜子

他一生中孜孜不倦探求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真理。在这种追求下，他创作了《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年）、《主题和变调》（1923年）、《一九〇五年》（1927年）、《施密特中尉（1927年）等其他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最美、最纯粹的应该就是《鲁薇斯的童年》，于1922年出版，当时一点儿都没被人重视。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们说，创作《日瓦戈医生》的时候，他特意创造了一种“低调而不炫技的文体，好让读者和听众在无意识中和故事情节融为一体。”一直以来，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和日瓦戈一样，他一生里都在孜孜以求地创作“毫不让人注意的文体”。

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诗并不是知性而危险的游戏，但是很多的诗人却利用这种游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凌驾于人类之上，考验自己的灵魂，成为可怕的人。实际上，写作就像呼吸、吃饭、睡觉一样。小动物常常会在奔跑、跳跃或者是休憩的时候被猎人逮住，而帕斯捷尔纳克就用小动物那样的情韵来创作。在所有的诗人中，那些最具知性而富有哲学味道的人，同样也是最具本能的人，因为他好像注定要像人们追求喜悦那样，而且知道他的作品要像泉涌那样喷泻而出。

日瓦戈的意义

要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美学思想，可以从他对《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在尤利亚丁公共图书馆阅读图书的几个场面中，得到一些线索。

拉拉是那么的完美，美得让人无可挑剔！她读书，并没有觉得这是高级的人类活动，反而觉得那是最简单的事，甚至是动物都能这样做的事。这和她去井中提水，或者削土豆皮一样。

拉拉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和谐，就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和谐，她才懂得即使在灾难面前，也能保持心灵的平静。也正因为如此，拉拉才和诗人在一起，对他而言，拉拉就是诗，因为她是“为看清大地的美，为一切事物赐名”而存在的。

拉拉以一种注入生命力的蓬勃的隐喻出现在日瓦戈面前。诗人日瓦戈很想洞悉拉拉的这一秘密，借助他对拉拉的爱，日瓦戈才能弄明白深邃的意义，获得有关这“爱一个人就是受罪”的本质认识。尽管日瓦戈对妻儿爱得非常深，但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对这个女人的爱。这个女人也一直没有否定她对那名无党派革命家、正遭受着政府当局迫害的丈夫的义务。因为这种孽爱，日瓦戈不得不对基督诞生有了深刻的认识。正因为“神与生命、神与个人、神与女人”之间存在一种优雅的平等，才会让“许多控制”失去效力，因为她必须背负罪和严重的缺点。不过，正因如此，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拉拉才成为日瓦戈所倾心的唯一人物。“我不喜欢永远是对的人、不做错事的人和从不摔跤的人。”日瓦戈对她说。日瓦戈如同基督一样，在怀着敌意的群众、至少是冷漠无情的环境中死去；日瓦戈那宽厚的心破裂了；日瓦戈没有倒在历史中，而是倒在路上。但是，自己钟情的女子能扶着自己的灵柩站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定是含笑而去的。

死中之生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综合性的佳作。就个人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受欢迎的人。但日瓦戈是英雄，同时也是反面英雄，他有时会软弱消极，头脑聪明却受情绪化的苦恼干扰。不过，他生命力旺盛，积极参与到生活和历史中来。从美学的观点来看，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完全掌握了不虚矫但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文体，没有“遮盖江郎才尽的夸张性”。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书后附录的诗歌，是他毕生所写的诗里面最美的。这些诗拓宽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因为这些诗，我们可以目睹艺术从平凡的生活中转变的过程。从宇宙的普遍性法则中来说，日瓦戈属于那种“活在亡者之中的生者”，他明白，“人是为活着而生，而不是为准备活着而生”，也知道“人生”是一件最重要的礼物。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所谓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歪曲了作者的思想，《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出版后，为诗人带来令人无法承受的指责。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这些指责。

1958年10月，在苏联作协举行的干部大会上，与会干部声明，帕斯捷尔纳克是靠着背叛苏维埃国民，才换回了诺贝尔奖奖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苏维埃文化界长老”——大卫·沙雷夫斯基在《真理报》上批评《日瓦戈医生》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太直接单纯，没有什么价值”，后来又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是“长在苏维埃草坪上的杂草”。10月30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塞米查斯路易在该团成立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公开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本性连猪都不如，因为“猪都不会把自己吃饭、睡觉的地方弄脏”。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觉得自己批判了革命。在这种暴风雨般的指责中，他保持着冷静。直到1958年10月底，当他得知国家真的准备把他驱逐出境时，他才坐不住了。这时，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说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苏联是他的故乡和心灵的依靠，强迫他离开“国境”，和“宣布他死刑”没什么区别。

在和苏联剧作家列昂尼德·安得雷耶夫的孙女奥利嘉·安得雷耶维娜·卡尔莉交谈时，帕斯捷尔纳克说：

“我已经厌倦了始终忠于一种观点的想法。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慢慢改变着，所以，每隔10年，我们就要彻底改变一下观点。”

《日瓦戈医生》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大致是从1889年到1929年，叙述主人公忍耐着经历大混乱时代带来的各种变化的故事。和作者一样，日瓦戈很多次都改变观点，但这反而更衬托出他的真实性，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生的意义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整个人生，以及依靠创作《日瓦戈医生》发出的最后光芒的创作活动，全都奉献给了探求有所内涵的深邃意义。日瓦戈的主人公和作者一样同为诗人，他知道，自己这个人只是某种东西的一个支点或借口而已，而这种东西在比自己更高的地方控制着自己。“语言是美和意义的世界和容器”，它利用诗人来叙说自己。诗人就成了“泛世界思维与诗情”的工具，但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被人生选中，成为述说它神秘的成员之一。在《鲁薇斯的童年》里，帕斯捷尔纳克说：“人们都太爱自己的工作，所以和希望自己成功与不朽的人交流。”因为他继承了诗人最高贵的谦恭角色，帕斯捷尔纳克才能登上崇高艺术家的宝座，他的声音才能成为代表世界的良心而发出的声音。

【注释】

[1]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7年），德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杜伊诺悲歌》、长篇小说《马尔特手记》等。

[2]马雅可夫斯基（1894—1930年），俄国著名诗人，主要著作有《列宁》《一亿五千万》《开会迷》等。

[3]叶赛宁（1895—1925年），俄国著名抒情诗人，代表作有诗集《苏维埃俄罗斯》《莫斯科酒馆之音》等。

[4]斯克里亚宾（1872—1915年），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5]维尼（1797—1863年），法国诗人，小说家。少年时迫切想当一名军人，后因种种原因开始从事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代表作有《军队的荣光与屈从》等。

[6]雷尼耶（1864—1936年），法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第一诗集》《水城》等。

[7]威尔哈伦（1855—1916年），比利时诗人和剧作家，擅长法文写作。代表作有诗集《黄昏》《瓦解》《黑色火炬》等。

[8]斯韦登伯格（1688—1772年），瑞典哲学家，代表作《天国和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