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经过

1958年瑞典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瑞典学院的这项决定，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风波。这位伟大的苏联诗人兼小说家，初闻获奖时决定领奖。但随即因苏联当局在政治上施加压力，迫使他宣布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本来是文学界的事，最后却变成了一桩政治丑闻。在瑞典学院及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内，相关的文件、信函、报道的剪辑仍塞满了好几柜子。

几位批评家提到，这件事和1936年诺贝尔奖的情况类似，也在全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一位在纳粹监狱内奄奄一息的德国记者奥西埃茨基，之后，纳粹的独裁者希特勒禁止任何一位德国人从诺贝尔基金会那里领任何一项奖。诺贝尔基金会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听从希特勒的命令。所以，在3年之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卡洛林医药学院毫不犹豫地将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另一位德国籍获得者——杜马克。但是，杜氏也是一直等到若干年后纳粹政权灭亡，才领到这笔奖金。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很多人都觉得，他之所以能获奖，虽然不全是，但主要还是凭借那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曾多方奔走，想在苏联境内出版这部小说，却一直没有如愿。由于这部小说深刻地批评了几十年前夺权的苏联政府，苏联本国的书商没有谁敢碰它，所以他只好将书稿托付给一位朋友，也就是他的国外经纪人——意大利出版商费崔内利。费崔内利是大家眼中的共产党拥护者，他成功地把书稿带出了苏联。在离开之前，帕斯捷尔纳克秘密告诉费崔内利，书一旦出版，他日后很可能会被迫向费崔内利公开抗议。但费崔内利可以不用理会这些，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1957年11月，最早的《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本上市了，随后，一系列其他文字的翻译版本也相继问世：英文、法文、德文，当然少不了瑞典文译本——因为在很久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就被很多人看成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另外，它的俄文版本虽然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但是也有一些俄文版流窜到了苏联国内。到了1958年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的时候，苏联馆的工作人员几乎明目张胆地看起了这本书。

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已经知道了而故意采取一种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苏联的报纸都谨慎地保持着缄默，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像一枚炸弹突然爆发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还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就在几个星期前，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小屋内，他还和那位将自己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译者愉快地交流。他随心所欲地谈着自己的作品，还提到一些和苏维埃“教条”没有冲突的句子。

苏联的这种“假反应”真的让人难以理解。那年，莫斯科文艺界已经盛传着一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谣言，说当年会有一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大家都将目光投到肖洛霍夫的身上，因为肖洛霍夫是当时苏联声望最高的作家。他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这本书是一部公认的佳作，已经被翻译成了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并且，肖洛霍夫在诺贝尔角逐场上的资格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老。他的获选资格在国外受支持的程度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分上下——因为他比帕斯捷尔纳克还要著名。我们还记得一件事：1933年，苏联就吃了一次哑巴亏。那年，是苏联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没有颁发给当时最著名而且还健在的苏联作家高尔基，而是颁发给了苏联的一位流亡作家蒲宁。现在，25年之后，瑞典学院又一次将奖项颁发给了帕斯捷尔纳克，而不是颁发给克里姆林宫的“非正式桂冠诗人”肖洛霍夫。这次，莫斯科文学圈子的失望程度可想而知了。

苏联的文化部长米海洛夫突然被捕入狱，因为他不仅不了解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时的特殊处境，甚至还对瑞典学院的行为大加赞赏，感谢他们把奖颁给了“苏联人自己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可是，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帕斯捷尔纳克抨击得最为激烈的言论都来自苏联职业作家协会，领头的是很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苏尔科夫，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文学刊物。待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老同行进行了一番口诛笔伐后，赫鲁晓夫公开发表讲话，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严厉的谴责。同时，还有一些人威胁他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接受了诺奖，他们会对他采取其他的报复行为，他们骂帕斯捷尔纳克是“人民的公敌”，是“一头弄脏了自己地盘的猪”，是“一个为了30块银元而出卖祖国的犹大”，说他可以滚出国去，静静地在国外待着，他可以靠他的著作收益过着好日子。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和打击！终于，他给瑞典学院发了一封拒绝领奖的电报，对瑞典学院表达了自己真诚的谢意。随后，他又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写信给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他能“开恩”，允许他不要离开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他要死在这里。他相信，自己一直在努力希望为国尽忠效力，并且他一直都会如此，他写道：“如果真把我驱逐出境，那就等于把我活埋了。”

虽然，单纯从文学价值而言，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斯捷尔纳克，是非常完美的。但还是有人怀疑瑞典学院的决定是否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好像那些院士们早就知道这项反苏联的“示威活动”会对帕斯捷尔纳克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依旧这样做一样。这种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但不能说完全正确。有一点是肯定的：瑞典学院既然做出了决定，它就会全力以赴地向世人澄清此事。它在做决定时没有掺杂任何见不得人的政治动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让瑞典学院青睐的并不仅仅是《日瓦戈医生》。早在1946年，英国人便向诺奖委员会提名，推荐帕斯捷尔纳克为候选人。1947年，第一份研究他作品的报告书被递交到诺奖委员会手中，从那时起，帕斯捷尔纳克就成为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实力派人选。那篇研究报告是一份考据真实、内容鲜活的文件，出自一位著名的斯拉夫文学专家——卡尔格润之手。他首先指出：帕斯捷尔纳克，是第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苏联作家。在独具慧眼的西方文学评论家的眼中，他是一位重要的苏联作家。他还补充道：在当代苏联作家中，他可能是最被孤立的一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很难被一般读者所接受的作家。尤其他的诗，更显出他在国内的孤立地位。卡尔格润的那篇报告，重点评论了他的诗。而卡尔格润对他小说的评价也相当高，他强调道，帕斯捷尔纳克那种捕获人心最隐秘动机的非凡能力，让他看上去非常像一些西方的“创新者”。特别是普鲁斯特那份报告总结部分断言：在所有的苏联作家中，他是最没有苏联气质，且最“西方化”的一位了——他很早就因为这种独特性而被官方监察机构痛骂，他们说，他的书“令人不悦”地缺乏吸引一般读者的性质。

在《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帕斯捷尔纳克的所有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的政治见解。没有任何征兆显示他会写出这样一本全景式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描绘的“写实画”。当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时，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竟然兴奋得把它和《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全书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却没有任何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痕迹。”在1958年元月，他又写道：“凭借它丰富的引经据典、浓厚的苏联地方特色，以及率真的心理，这部作品验证了一个事实：在苏联文学界中，文学的创造力还没有消亡。我真的难以相信，苏联当局竟然会禁止这样一部佳作在它的创作地出版。”

虽然《日瓦戈医生》是这位得奖者最优秀的作品，但是瑞典学院的颁奖声明中，并未提到它。这和以前很不一样，因为按照惯例，获奖人的代表作都会被提到。而且，当时学院颁奖的那句赞词的行文语句把握得也非常慎重。当时表明瑞典学院颁奖动机的颁奖辞全文是这样的：“瑞典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无论是在现代抒情诗还是在苏联传统叙事文学上，他都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就。”这段话就写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正式年鉴上。但在后面还附上了一段不带任何评论的话：“众所周知，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表示他拒绝领取这个奖项。”

瑞典学院派往莫斯科的代表不知道获奖者的住址，所以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颁奖的情况当面告知得奖人。但是日后，面对那种激烈的政治波浪，这位年轻的全权代表庆幸没有当面告知获奖人——这是个明智的举动。不过，自从苏联政府开始把这件事情当作政治事件进行干预之后，瑞典政府也就非常留意它的进展。后来，有一项对帕斯捷尔纳克有利的外交行动出现了：印度总理兼印度文艺学院院长尼赫鲁，指示印度驻莫斯科大使和赫鲁晓夫交涉，希望苏联当局停止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当时印度驻莫斯科的大使孟农和苏联外交部助理秘书进行了会晤，苏联外交部助理秘书感到很难堪，最后狡辩道：其实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人士借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奖一事攻击苏联，对这种情况，苏联肯定会找机会对外国报纸进行回击的。不过，那位苏联官员的确承认苏联本国的报纸在谈论帕斯捷尔纳克时，用词过于粗俗和夸张了。

巴黎的一家大型报纸把这件事称为“文化界的布达佩斯”。毋庸置疑，这个事件在外国引起了大范围的公愤，确实让苏联当局的行动有所收敛，甚至就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虽然这些来自其他国家文艺团体的压力和舆论没能使帕斯捷尔纳克获得完全的自由，但至少还是帮他保住了性命。这是靠妥协和放弃诺贝尔文学奖才换来的有限的自由。在给瑞典学院的那封简短法文电报里，帕斯捷尔纳克说：“由于这个奖对我所处的社会造成的影响，因此我必须自愿放弃这份我领之有愧的奖项。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而产生任何不愉快。”

奥斯特林以瑞典学院的名义，简短而又真诚地回复了这封让人感慨万千的简短电文，表达了他的遗憾、友谊以及关怀。这笔奖金，按现有的规章制度被存入诺贝尔基金当中。另外，虽然帕斯捷尔纳克“自愿”拒绝领奖，但在诺奖基金会的记录中，他的名字还是记录在册。

12月10日，颁奖典礼如期举行。奥斯特林仅仅宣布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姓名及获奖缘由，随后又补充道：虽然这位作家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荣誉，但这个奖仍是有效的，无法将奖金交到他的手中，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奥斯特林宣布完之后，整个大厅静默无语，直到结束。在市政厅的宴会上，没有人再提及此事。苏联大使也出席了——他前来赴宴并不是为了庆祝他的“老大”拔掉了这位伟大的“碍眼的作家”，而是为了祝贺同年获得物理学奖的三位苏联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