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获奖经过

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在当年颁发的，而是延期一年，与1926年的奖金一起颁发的。1926年的5项诺贝尔奖，最引人注目的是和平奖而不是文学奖。在停止颁发2年以后，挪威国会将1925年和19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连续颁发给了4位闻名世界的政治家：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和美国的道威斯，这位张伯伦和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内维尔·张伯伦是亲兄弟。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法国的白里安和德国的史特莱斯曼。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在颁奖史上的特殊地位最终还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当1926年11月11日，瑞典学院最终决定将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萧伯纳的时候，和以前一样，学院秘书立即向获奖人致电。消息传开没多久，路透社就发表了一则非常简短但是真实程度却有待考证的新闻稿。稿件里面引用了萧伯纳对记者说的一段话：“我着实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我只能认为我获奖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年半个字都没有写。”接着，连续好几天全球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各种谣言，比如说什么“萧伯纳拒受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拒绝诺贝尔奖一事令全球震惊”之类的。萧伯纳只能无奈地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在一个已经出名的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个金铃铛？”

萧伯纳，身为爱尔兰的幽默大师拒绝参加这样无聊的活动。人们都忍不住为他这样的反应喝彩。终其一生，他都不随便接受任何形式的荣誉。他认为这样的行为会对他的人格造成损害，不管给他颁发荣誉学问、爵位或其他什么荣誉头衔的是什么人。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颁发诺贝尔奖本身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让人窘迫的耻辱。

在角逐诺贝尔奖的战场上，萧伯纳是众多的老兵之一。有人不断地提出他的名字，而他的作品也不断地被提出、抛弃、再提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出生于1856年的他，确实有充裕的时间让他的作品在被瑞典学院以及诺贝尔委员会重视以前，就成为世界文坛一个重要的角色。

19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就有萧伯纳。而推荐他的人是瑞典皇家文艺协会学术委员会的一名会员，也就是牛津大学的莫伊累教授。那时候，撰写报告的负责人是伟大的田园诗人、卓越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卡尔菲特。卡尔菲特的报告对萧伯纳非常有帮助。不过，那个时候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是威尔森博士，他对瑞典学院有强烈的控制权。对他来说，作家萧伯纳是以“非常的善于诡辩、极其无情和十分不文雅”出名的。所以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梅特林克。

持久的战争岁月随之而来。在这段时间，萧伯纳作为一个主张对侵略行为退让的支持者，让他的名声一落千丈。《伤心之家》尽管已经出版，却没能演出。而《回到麦修撒拉身边》也被评论为一部没有意义的奇怪的剧作。但1924年，《圣女贞德》的上市，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让萧伯纳一下子名声大噪。《圣女贞德》极为卖座，在全球都捧红了不少星光熠熠的明星：伦敦的西贝尔、柏林的伊丽莎白、巴黎的路米拉等。现在，又出现了一位讲“世界语”的天才，全球都在聆听他的语言。而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传达到了斯德哥尔摩。

很多瑞典人在1921年提名萧伯纳，不过没能成功。当时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专家霍尔斯陶穆撰写的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在他的报告当中，排名第一的是H·G·威尔斯，然后是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1924，经由新入瑞典学院的新院士、国家剧院的住持者的推荐，萧伯纳再次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在第二年的研讨当中，深具影响力的厄普色拉大主教布洛姆转而成为萧伯纳的支持者。这位大主教充分发挥他传教士的辩论能力，号召人们重视《圣女贞德》在戏剧上的成功之处。这出曾经在斯德哥尔摩演出的戏剧，以其纯粹的戏剧造诣最终征服了霍尔斯陶穆，我们从他在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辞中就可见一斑。在颁奖辞中，他对萧伯纳的称呼非常恭敬，往常的保留态度都变成了毫不吝啬的溢美之词。（不过萧伯纳最终没参加颁奖典礼）。

英国非常热衷诺贝尔奖，这样的兴趣都是源自萧伯纳。从来没有一位作家热衷名利的程度可以和萧伯纳相比。他非常喜爱制造新闻。他热衷于让他的文字或者是照片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之上，当然，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想让人们熟知他观念的出发点。

萧伯纳最终还是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这让舆论对他这位“年老的叛徒”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冠冕，它还伴随着一大笔闪耀光彩的奖金。我们都知道，萧伯纳对金钱的态度十分的奇怪和害怕，这种怪病在他得到这笔奖金的时候马上就发作了。但他对金钱的这种讨厌和伏尔泰不一样，他讨厌的并不是金钱本身；恰恰相反，他将金钱看作是解决贫困的良药。在他看来，贫穷才是当代社会的顽症，是当今时代最大的原罪和恶的源头。

随着收入的日益增多，萧伯纳的经济也越来越宽裕了，不需要再去考虑一些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加诸他”的烦人事情。但是，他仍然认为对他的天分威胁最大的还是征税的问题。他的这种固执程度十分地夸张。他的女秘书布朗倩在回忆录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晚年的萧伯纳常常周期性地担心他的巨额财产。他坚持认为他的收入越多，就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而很快他的财产就会成为负数。假如他赚了100镑，那么他的税款就会达到147镑。她没办法用任何逻辑和统计数字扭转他的看法。“我认为是147镑，就是147镑，这是最好记的数字了。”

在接到瑞典学院的获奖电报的时候，他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想法如此固执，从中便可以得到解释了。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报纸上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那是因为没有记者可以找到他。从原则上来说，萧伯纳厌恶这种突如其来的荣誉，那张6 500英镑的巨额奖金对他来说是烫手的山芋。哪怕他在家里的地窖当中发现了一颗炸弹，也不会担心到了这样的程度。

瑞典驻伦敦的公使连续好多天都非常担心。他想尽办法来使自己免于成为丑闻的主角，但替他解围的还是罗夫人的智慧。罗夫人在结婚以前叫作艾巴·碧斯穆陶，是萧伯纳的好朋友，曾经将萧伯纳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字。她曾经告诉我她怎样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充分运用她的辩论技巧，努力地改变这位获奖人的看法，她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丢入波罗的海的一个小石头”、“亲爱的萧伯纳，你不能这么做，瑞典是要表扬你，而你却用耻辱在报答他们”。她的这些睿智的建议最终被萧伯纳采纳，令他改变了心意，来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包括奖金，他用这笔奖金成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所有的人都非常开心，他的这种安排好像让很多拥有不一样看法的人都得到了满足。

在瑞典学院看来，萧伯纳其实是领取了这笔奖金，毕竟他是要先领取了奖金，然后才能根据自己的心意来花这笔钱。1904年的米斯特拉尔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1910年的海泽和1915年的罗曼·罗兰也是如此。最终，这笔奖金成就了一个正式的机构，也就是英瑞文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设在英国伦敦，包括一个总部、一个法人组织和一个信托董事会。在战争以后，经济不停变换的大萧条当中，这个基金会一直屹立不倒，并且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让人们可以感受到创办人的博大胸怀的，深具效用的组织。得益于萧伯纳的这种努力，瑞典的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很多报纸开始对其进行正面报道。这个基金促使斯特林堡的许多著作被翻译到了英国。之后， 这个基金还被用于褒奖一些瑞典作家，为这些作家发表作品提供平台，让他们以此为起点，走向国际文坛。

作为一位一点儿也不后悔的文坛前辈，萧伯纳对这笔奖金发挥如此神奇的重要作用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最后的几年时光，当他住在爱又特·圣劳伦斯的乡村别墅的时候，拜访他的客人们可以发现他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用相框装裱着放在某个角落。上面写着：这位来自爱又特·圣劳伦斯的戏剧大师，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充满着人道精神；作品中的讽刺也带着激励的性质，而且饱含着深刻的诗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