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阿弗列德·诺贝尔在意大利与世长辞。1921年，恰逢这位慈善家逝世二十五周年，人们一如既往地利用“周年”来反思过往。也正因为此，1921年的颁奖盛典揭幕时，诺贝尔基金会的致辞中就有一种“回想过去”的味道。那时基金会的会长是厄普色拉大学的文学史泰斗修克教授。修教授为一代硕儒，他那段严谨的演讲词中满富宏伟的意象，丝毫不比《圣经·旧约》中的先知逊色。修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基金会在执行诺贝尔先生的遗志方面，执行的结果何如？
“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给出的回答必定会让人失望。诺贝尔先生愿望的实现如今看来要比之前所期待的更为渺茫。我们所拥有的力量过于微薄，根本不能为世界谋和平。我们现如今的惨烈遭遇，同历史上最黯淡的时候或可一比。但是，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文明是构建在一个火山口上的。这座火山虽然现在看起来还很平静，但是随时会喷发出滚烫的岩浆与火焰。现在的世界宛若垂死前的挣扎，抑或是遭受分娩前的万般痛苦——到底是哪种境遇，我们无从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唯独能够知晓的便是人性所发出的哀号！”
昔日的欧洲早已湮没，高高在上的德、奥、俄三大帝国接连从现在的政治版图上消失；被流放的王公贵族们激烈地探讨着列宁及苏维埃统治下的“难以看透的俄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了，巴尔干诸小国纷纷要求独立；德皇威廉二世虽然被迫逃亡到荷兰的多伦，但是其野心未死，仍然在虎视眈眈地窥伺着这个摇摇欲坠的新政权——威玛共和政府。德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紧紧地束缚着。日渐萧条的经济，犹如梦魇般笼罩着这个国家。在这片战后经济凋零、断壁残垣的国土上，一个关于“受难德国”的传说被快速散播着。新世纪承载了太多，远远超过了阿弗列德·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哲学所能想象到的。
1921年的诺贝尔颁奖盛典是诺贝尔颁奖史上尤为特殊而又令人无法忘怀的一次颁奖盛典。同以往一样，这年的文学奖依旧令人瞩目，这届的获奖者是一位真正的文坛大师，他拥有毋庸置疑的获奖资格。多年以来，这项大奖一直是某些地域性作家的囊中之物，那些获奖者皆是北欧及中立国家的作家，他们没有丝毫的国际声望。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得奖也引来了众多的异议。然而现在，文学奖最终被拥有伟大历史且高手云集的法国文坛所获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是，这位获奖者宣称自己将亲临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盛典。在这之前，从没有一个法国获奖者会前去瑞典参加颁奖盛典。普鲁东在获奖时已是耳顺之年，米斯特拉尔则是古稀之年，两人都因年事已高而婉拒了瑞典学院的盛邀。法朗士此时虽已年近耄耋，但他却不畏山高水远，前往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正是由于瑞典学院长期的“失误”造就了这场盛典获得空前绝后的成功。法朗士在很早之前就同一些作家一样向瑞典举荐候选者。他自己也曾数次被提名，但是瑞典学院对法朗士举荐其好友布兰德以及他人举荐法朗士的信函一直是不加理睬。法朗士在1904年第一次被伯希洛举荐。这是瑞典学院首次审理法朗士的竞选资格——他的审查报告是由一位拉丁语系的文学教授所提交的，这位教授以翻译但丁的作品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而闻名。
法朗士在1910年和1911年再次被赫尔甫推荐，但是反对的嘘声相当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无情的战火摧毁了“西尔维斯忒·波纳尔”的世界。西尔维斯忒·波纳尔是法朗士的作品《波纳尔的罪行》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奉行享乐主义的人。——可是在战火延绵之时，谁都没有闲暇和空间去筑造一个属于“享乐主义者的乐园”。
1921年，一共有18名竞选人参加竞选，这其中包括萧伯纳、韦尔斯、叶慈、柏格森和黛莱达。在这群星荟萃的竞选赛上，法朗士则显得没那末突出了。竞选者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瑞典的举荐，而这些瑞典的举荐者多半又是学院的院士。当然，法朗士也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获得了瑞典三位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联名举荐。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修克教授是他忠实的粉丝。修教授曾经多次支持过他参加角逐，虽然一直没有成功过。
在学院进行意见表决时，修克教授为了表示支持法朗士而站了出来，但是在表达中却没有用对词。他说，法朗士是一位“打破常规”的作家。修教授的话音未落，一位八十四岁高龄却仪表堂堂的主教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曾经在1900年被选为学院的老院士。他痛批修教授的观点：“打破常规”与理想主义的诺贝尔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修教授却淡定自如。他的一头白发，给人以宰相风度，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法朗士笔下的夸纳。他委婉地请求宗教界诸位“表示一些基督徒的爱心”。他恳求院士们以宗教的慈悲为怀，以宽容、隐忍与广阔的胸襟接纳这位“因为在匆忙的文学道路上而找不着方向的弟兄”。修教授的这番话语俨然奏效了，于是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法国人获得。
那一天终于来了。法朗士不顾医生的劝告，从法国出发。与他一起前行的有他的夫人、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和他的外孙。这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远行，全世界的媒体（当然，当时的媒体仅限于报纸）都在时刻注意着这行人的行踪。《插图杂志》还特地委派一名记者跟随着这次远行，为他们提供摄影。
这位德高望重的旅客，在旅途中并不是一直都拥有着好心情。他们准备经过柏林，从萨斯尼茨的港口搭船前往瑞典。当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达波罗的海而欣喜万分时，唯独这位大作家闷闷不乐。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曾经遇到过一条很奇怪的鱼，每当我去看望它时，它总说：‘噢！快看！陆地！是我最爱的陆地！’而你们现在就如同那条怪鱼一样疯狂！”
在他看到波罗的海的对面仍然是一片宽广无垠的冰封之地时，他的忧郁之情无以言表。“我到这个冰雪天地来干什么？这世上只有三个地方能够容我的身——法国、希腊和意大利！”在12月的一个黎明，法朗士及其同伴们到达斯德哥尔摩。这个怕冷的得奖者全身上下包裹着动物皮毛、绒毯、围脖，还有众多充当临时保暖物的毛织品。斯德哥尔摩的天气在他们到达的这天突然变得晴朗了，似乎和在码头上迎接他们的人们一样欢迎这行人的到来。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具有绅士风度的瑞典首相布兰廷。他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同时还是国际联盟里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也是在这一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布兰廷的亲自相迎，为法朗士带来无上的荣耀——但这仅仅是众多荣耀中的头阵罢了。居于荣耀之巅的莫过于颁奖盛典了。这一年的颁奖盛典在音乐学院的演奏大厅中举办。这期间出了一个小小的误会——有人指责法朗士在别人上台致辞的时候居然在台下睡着了。之后有人向他求证这件事，他回答道：“并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睡着——只是那时候边上的人正在谈论我，不过因为语言不通（法朗士听不懂瑞典语），为了表示尊敬，我只能低头垂听了。”
但是在念完致辞之后，他便将一直低下的头抬了起来。此时在颁奖台上与他一起并肩同坐的是来自柏林的能斯特[1]。瑞士学院是这样对此进行报道的：
“法朗士自国王手中接过奖杯。在回座之前，他走到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能斯特面前，俩人真挚地握了很久的手，这个举动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一位来自法国——‘凤毛麟角的文坛巨星’，一位来自德国——伟大的科学家，掌握了最客观的学识，这原本是两个长期交恶的国家，但他们的国民却因为一次握手而联系在了一起。这场握手之礼所象征的意义非同凡响。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体会到：这两个因为战争而交恶的国家在刚才已经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注释】
[1]能斯特（1864—1941年），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和化学史家，192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奖金是1921年发放的，所以和法朗士同时参加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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