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莱达及其作品

“她有一副典型的传统利比亚种族女人的长相，个子很小，但头却不小，手脚都长得非常纤美，看起来很灵巧的样子。如果我们从侧面看她的脸，会发现她的鼻子像那种狮子鼻。她的牙齿长得不整齐，同时上唇又过于朝前翘，不过，她别的优点掩饰了这轻微的缺陷：她的皮肤又白又光洁，浓密亮泽的黑发微微打着卷儿，眼睛圆圆的，大大的，眼珠儿是带有金色的那种黑色，有时却会发出奇异的绿光，瞳孔特别大——她们哈姆族的女人都有这种大瞳孔。有位拉丁诗人说，这是因为她们有‘双瞳’，因为瞳孔大，所以看起人来显得非常的专注，充满火热的真情。”关于她自己的长相，黛莱达曾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柯西玛》中这样描写。柯西玛是她的另一个教名，这部小说是1937年出版的，那时，她刚去世一年。

有人曾质疑黛莱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她作品中那种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和价值观。从黛莱达还不会说话时起，她就在听、在学习周围人的举动，这将作为她生活中最初的印记，深深地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她的小说是从她心中流淌出来的，无可避免地带着她生活地方的特色。在她的书里，撒丁岛人粗鲁、暴躁，这个民族的男人既顽强又阴沉，女人则非常顺从，一味地任劳任怨，相信自己的命由天定。但是，黛莱达的作品并不只是地方民情资料，以供未来参考，它们的文学价值超越了地方色彩。弗朗西斯科·佛罗亚就曾说：“不要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她作品的地方性上，她能够把记忆的闸门打开，为的是借这些记忆来描写人性——全人类共有的东西，并且，她的作品独特的写作手法，是她自己的优势，和撒丁岛无关。”

这些诗歌的来源地都是一个——意大利的撒丁岛，它们的作者并未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培训，却写出了这么多动人的作品。黛莱达没有见识过除了撒丁岛以外的文化，她只是在自己看书时，忽然意识到她的故乡也有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她可以把它们写下来。于是她这么做了。这些作品都是充满地方特色的。她在撒丁岛度过了青少年时代，而当时那里缺少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是偏安一隅的。

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中部一个名叫努奥罗的小镇，这是一个被山麓围绕的镇子，奥索班尼山几乎覆盖了整个小镇。在这里要说明一个事实，黛莱达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是1871年9月27日，但是我们从很多参考书上都看到，她生于1875年，这其实是黛莱达作为女人的一点虚荣心，就像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尤利亚罗·马可利斯说的：“从这里我们就看出，黛莱达是一个真实的人，虽然她的作品是如此的粗犷率真，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所以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四岁，真让人觉得好笑又可爱啊。”

她的父亲在努奥罗镇上也算个人物，不光因为曾出任镇长，还因为他的品质和才华。他是个宽容的人，却不会毫无原则和底线。他还喜爱写诗，兴之所至，经常在人群中就用当地土语作诗。而她母亲是那种温顺又害羞的女人，没有什么特点，更看不出有什么内涵，作为女儿，黛莱达在《柯西玛》中这样写她：“永远都那么安静，实在猜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黛莱达的家庭是很富有的，所以有机会交往到各个阶层的人，地主、普通农户、神父、佃农，都有往来。

再偏远的地方，只要是有人生活着，就肯定有它独特的文化，努奥罗镇也是如此。黛莱达生长在这里，努奥罗镇的精神已经浸润到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她从小就听父亲朗诵诗歌，听她母亲和乡邻在她耳边唱传统的歌谣和古老的叙事诗。她的一位伯父曾任神父，遗留了很多书给她，她从里面受益匪浅。镇子周围绵延不断的山峰、树林、一草一木，偶尔路过镇子的神秘的过客，都会让她展开想象的翅膀。《柯西玛》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观察、好奇、想象力丰富的女孩形象。她在很早就能体会周围事物的细微意义，而她身边的人物，早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引起了她无穷的好奇心。这种丰富的想象和好奇心刺激着她，她终于忍不住将这一切付之笔墨。于是，一些小品和短篇诞生了。它们既写实又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它们背后的作者，只是个梳着辫子的乡镇少女，几乎足不出户，顶多去乡间走走，所以，它们免不了仍有一点天真。她十三岁时（她自己信里这么说的）在《撒丁岛之星》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其中一篇过于写实了，让当事人都能看出是写的自己，她甚至惹恼了一个驼背的杂货店老板。当然，这些或许只是传言，不过，1888—1889年之间，仍是年轻少女的她确实有作品在一本名叫《顶级时尚》的时尚杂志发表。这段时间她还写了些别的作品，特维西尼将其结集成一本叫《蓝》的小册子，由米兰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她少年时期便读过很多书，那个时期她初出茅庐的作品显然受了这些书的影响。她读了很多风格怪异、非常有特色的小说，主要有亚米契斯、大仲马、庞松·德莱尔、海涅与布尔歇的作品。尔后，在《撒丁岛的精华》（1892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又迷上了拜伦、苏、雨果、乔治·桑、甚至加瓦洛提。后来，她的阅读面变得更广，泛读或深读过许多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巴尔扎克、哥里尼、曼松尼、斯高特、丹农西奥、卡斯坦索、卡门·席尔瓦、果戈里、托尔斯泰，及韦尔加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是她阅读的对象。

黛莱达的文学之路不是单一化的，她多方面融合学习，加上自身的天赋和生活背景，才到了现在的程度，很难分辨出到底哪部分占了主导。但是，现在看来，首先是她拥有超人的想象力，才能将生活中原本存在的事物为己所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这一点，最早体现在《埃里亚斯·波尔托卢》中，后来，又体现在她别的以撒丁岛为题材的写实作品中。由于加入了她的想象力，所以这些作品不只是文献记载。在她1903—1920年的作品中，到底受了写实主义多大的影响，实在难以言表。这段时间她的代表作品是1903年的《埃里亚斯·波尔托卢》和1920年的《母亲》。我们从很多那个时代大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写实之风是非常盛行的。马提尔达·塞罗、韦尔加以及一部分佛加萨洛和丹农西奥早期的作品，都大量使用了这种手法。黛莱达也追随了这股风潮，在初学创作时，她不自觉地就选择了记忆中的事物作为素材。但是，只有《柯西玛》中，选取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这一点特别明显，别的作品这一点都很模糊，她已经将经历和作品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

黛莱达是一个内向、安静、喜欢思考的人。她最成功的作品是《埃里亚斯·波尔托卢》《母亲》《灰烬》和《鸽子与老鹰》（1912年）。她坦言，在写这些作品时，她达到了自己心理和梦想之间的均衡，她运用了媒介和文学感应才做到。她是个拘束、谨慎的人，有时让人觉得过了头，许多和她熟识的人都曾提及过这一点。而她自己也会在信中评析自己和她的作品。我偶尔会收到她的信，那些信都是如此的轻淡细腻，却看得人心里满满当当。她的最后一封信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好像我昨天才刚收到似的。寄信时她在罗马，信的开头，她说：“没必要再谈我自己了吧。说这些东西呢，似乎也没甚用处。我们先放下手头的书，看看我头上的白发吧，它意味着，人生这本书就快要翻到最后一页了，从它那里，我们可以算算这辈子挣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如果我们真的……”

她不是个爱描写、爱夸张的女人，在这方面上，她甚至都不像一个搞文学的人。她写信和她题词一样，如此的镇定和理性，遵循事实的真相。她写信也和她的人生一样，直白简洁，不过多地抒发痛苦或喜悦的感情。她本人就是个直率、不矫揉造作、不夸张激烈的人。然而，她同样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爱憎分明，对于一些让人痛心的事物，她也会涌起强烈的情感，但是，她不会轻易表达。写作时，她会压下心头的感情，尽量用平静客观的文字来记录。

“这两间房子非常普通，但是住起来却很舒适。室内面积很大，但是木质顶棚有些低，因为房子是分上下两层的，楼上楼下各有一间。地板也是木质的，墙壁上刷着石灰粉。房子的入口处有些复杂，左侧是几级向下的台阶，通往地下室，右侧是向上的楼梯，第一个台阶是花岗岩刻成的，再往上是石板做的瓦片。从房子的外面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厚实笨重的屋门，有沉重的铁质门闩，可以牢牢把门闩住。门上有门环，像把锤子一样粗陋，门环上挂着同样粗陋沉重的锁链和大门的锁，钥匙大得难以置信，就像是锁住一座古堡的钥匙一样大。”在《柯西玛》的第一章，第一段她就这样写。她描写的是自己那位于小镇子上的家，那个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现在，那里是格拉齐娅·黛莱达路二十八号。

现在，黛莱达的这所旧居里，仍住着她家的老管家伊利亚·山纳。他打开老旧的木门，接待着来此参观的访客，他很自豪地以主人一样的身份，向访客介绍关于黛莱达故居的一切。伊利亚·山纳个子很小，但宽阔的身板让他看起来非常结实，他眼睛乌黑，经常显出慌里慌张的样子，厚厚的嘴唇表明他是个诚恳的人。他非常为黛莱达感到骄傲，还保留着对黛莱达的很多记忆。老管家的卧室里摆着所有黛莱达的作品，被精心地装订着，我们可以看出书的主人经常翻阅它们。有的书里还有黛莱达的亲笔题词，这些更是老管家的珍宝。每逢有人来，他都颤巍巍地翻给来访者看。对于黛莱达，他似乎无所不知，总爱找机会讲述她的事情。讲的时候，他还会一一比照着书中的事物，向别人指示故居中相对应的事物，无论是人，还是地点，甚至哪片风景哪座山峰，他都能在实地找出来。他嘴里经常提及的也是那个词“撒丁岛”。说到黛莱达小时候，他说，那次，小女孩曾经在奥索班尼山顶消夏，她住的地方是座女修道院，住在院里简陋的房舍中。奥索班尼山上的丛林浓密又茂盛，人迹罕至，那所修道院背后，有一座建成已久的圣母的雕像。奥索班尼山坡绿草如茵，在这绿色中点缀着一点白，那是荒野中的一所教堂，寂静地就这么坐落在那里，再往后就是山上的悬崖峭壁。这座教堂像一个无声的守卫者，守护着山下努奥罗镇里散落着的一所所小房子。几乎每天，小黛莱达都爬到教堂那里玩。

她把很多自己生活环境中的事物，都写进了自己书中。在《柯西玛》、《风的故乡》（1931年）和《直到极限》中，她都写到了她父亲的那所房子。《灰烬》中她写到了那台橄榄榨油机，《邪恶之路》（1896年）中写到了家乡的葡萄园。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的事物出现，类似的树林和田野，类似的路、村庄、山脉，甚至类似的人和类似的长相。她一直在使用这些素材，我们应该能明白，她只不过是将故乡的事物稍微修改了一下，然后以故乡为题材创作出小说。黛莱达非常善于运用她的想象力，她不会漫无边际，她会结合事实，合理地表现她故乡的风俗民情。通过写撒丁岛的故事，她创造了自己作品特有的风格。如果你想弄明白她在叙事作品方面到底有什么特点，你只须记住一句就是了：她借助非凡的想象力，以撒丁岛文化为基础，创造出了许多浪漫主义文学的佳作。

对黛莱达的这种评价也许有些啰唆，但我们想真正地了解黛莱达作为一名女作家的本质特点，我们必须这样做。下面我们就谈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是总是被国际上那些评论家所误读的一点。就是人们在对待她作品的地域性的态度上，往往有失偏颇。诚然，人们赞赏她高明的叙事技巧，但是，因为黛莱达写了太多撒丁岛文化的东西，并且都写得是那么的细致生动，她作品中的人物，在读者看来，也都不例外地带着地方色彩，他们在黛莱达固定的地域文化内生活着，所以人们就以为，她的作品只是撒丁岛叙事文学而已。这样一来，她作品最主要的优点，往往就被人们忽视了。

评论家们对黛莱达持有赞赏的态度，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她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文学成就，主要靠的还是撒丁岛那独特的文化，却未曾过多关注她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最后，她的作品归类为地方文学作品，而她本人的文艺创造力并不是很高。但是，她大量运用撒丁岛文化来表现人物，她写的那种粗野的乡村人物形象，都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体现她的内涵的工具，她的目的是讲述人生。她生为女性，感受力和洞察力都很强。通过描写地方文化，她来透彻地探讨人生。她书里写的人生，不只是“亚种文化”的人生，它厚重、含蓄，甚至像圣经里的描述，旧约不就是这样吗，读起来古老而庄重。

她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些像来自圣经的简洁深奥的话，在《正直的灵魂》（1895年）中，她说：“人们做了错事的同时，也受到了惩罚。”而在《埃利亚斯·波尔托卢》中，她又借马提努伯父的口这样说：“我们必须自己心理上想透了，放下了，才能停止邪恶念头的滋生。”“埃利亚斯·波尔托卢，你要分清楚，梦想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你想去当神父，我可以不阻止你，但你首先得知道，做神父也不一定能在心理上拯救你自己。因为即使当了神父，你也并不真的是上帝，你也只是一个人，而人不是万能的，是脆弱的，有时，我们真的战胜不了天意。但是，不管怎么说，埃利亚斯·波尔托卢，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吧。”而在《生者的上帝》（1922年）中，圣马克说：“他不是逝者的上帝，他是生者的上帝。”黛莱达在作品中表明自己的观点，说，人想拯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犯下的错弥补了，如果弥补不了，你就受该受的罚，否则你来世还会因此生的恶行受苦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上帝都在看着。”她写道，“上帝主要是考验活着的人的，以你活着时候做的善或恶，来决定你死后受的惩罚。”

就因为撒丁岛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圣经的教义，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她为何会选择撒丁岛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地。她对人生充满了怀疑，但在一些大的方向上却又听天由命，而撒丁岛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她选择了撒丁岛。现在我们也能看到，那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故事也支持了她的这一观点。现在她公认的最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埃里亚斯·波尔托卢》、《鸽子与老鹰》和《风中之藤》。在这些代表作里，写起撒丁岛的文化和人物，她都收放自如，这必然是因为二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类似的。而之后的作品，不管是《孤独人的秘密》（1921年）还是《安娜琳娜·毕尔西尼》（1927年），她作品的地方色彩都有所减淡。但是这时，她已经形成了自己意识深处的道德体系，所以即使不借助作品的环境，她也能表明自己的观点。

黛莱达的作品，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没有为了吸引读者而使用夸张的写作方式，也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表达方法，似乎意大利和欧洲文坛的变化和她无关。她本人就是一个真实的人，朴实的人，甚至不像我们工业时代的人，像从几百年前走来的。但是，她也不需要那些刻意的写作技巧，因为她本身的才能，已经足以写出佳作。她的作品大胆创新，能够唤醒人心底沉睡的力量。在《邪恶之路》（1896年）、《我们的主人》（1910年）、《沙漠》（1911年）这些作品中，她那种惊人的能力简直喷薄而发，但是她尽量让它们平稳、流畅地抒发出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对事情直接的讲述更打动人心。有人觉得（我不这样认为）文学的修辞手段，可以使事物显得更自然。但是，我觉得，她不需要修辞，她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已经能让读者体会到那种震撼和魔力。她的散文都写得既优美又含义深刻，经常让人有种错觉：她不是在搞文学创作，她只是借写作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表达出来罢了。她的这些感悟，恰恰反映了世间的许多真相。

这样一来，分析和研究她作品中的地方背景，就变得相对容易些。而我们也能明白，格拉齐娅·黛莱达笔下的撒丁岛，只是她想象中的撒丁岛，而这并不是完全虚构的。从这个方向去探讨并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她作品中民俗的背景，是十分有帮助的。

她很年轻时，就已经能写出高质量的地方主义作品，比如《深山中老人》（1900年）。当她的写作手段真正成熟时，这种题材的作品，她已经出现了重复、灵感枯竭的迹象。但是，毕竟对一个题材研究了很多年，她已经把这个题材延伸了，其意义已经不只是撒丁岛的文化。所以，她在这个高度上无人能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写别的题材的作品，她也表现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才能。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她抓住一个题材写了那么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她热爱这个题材，而是源于她的一个目的——她想通过这个题材，来讲述人生，她借用这个地方的人，把人生的哲理一点点表达出来——这是放在哪里都通用的哲理。

不过，我不能因此判定，黛莱达后期的小说比前期的优秀。但是，我们确实看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她在文学上的日益成熟，后期，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更为成熟，个性更丰满，更真实。而她也越来越少依赖对地方和景物的描写。她作品的艺术空间更开阔，更有价值。这些艺术上的价值要比那些地方性的描写高得多。这是来自人生的艺术，人生的阅历和体验提高了它的价值。

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格拉齐娅·黛莱达所有作品中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最伟大的作品、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她早期写的。写实主义是她早期的特点，这一点，不仅在描写人物和环境上是一种重要的笔法，更重要的是，写实主义赋予人和事一种宗教和宿命的意味，就像圣经里的描述一样。无论是她的小说，还是短篇，都遵循着一定的戒律，似乎一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让一切都按一定的规律进行。我们不得不从整体上来审视黛莱达的价值观，黛莱达的作品，就像是在记述上帝的意志，在这些作品里，你犯了错肯定会吃下相应的苦果，无论你是多么的不情愿，万物是守恒的，能量是守恒的，只有补偿曾经的错误，上帝才会放过你。

这样看来，黛莱达所有的作品，包括那些只是描写撒丁岛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小说，阐述的都是宇宙间的一个总的规律，这个规律像某个高高在上的人的神秘的意志，可以解释成圣马克召唤我们的“上帝审视的是活着的人，以你活着时的行为，来判定你死后应受的惩罚”。这样看来，我们人世间，对于犯了错的人，处理未免过于简单、甚至过于宽容了，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的一举一动都是考察的对象，你不会逃脱一次应有的惩罚。格拉齐娅·黛莱达对人世间事物和人们内心深处的分析，在我看来，都是足够深刻而正确的。从她第一次开始写小说，她就开始这种探讨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她一直未曾间断，并且不断补充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她否定了环境和外在对事物的决定性，就是那种她的作品全靠其地方色彩才得以出众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仅仅靠她的那些描写，就能体会到她小说中震撼心灵的悲壮了，其实不是，这种震撼来自作者内在的灵感和创造力。

说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作品的确是分两个阶段的，尤其在风格和价值上。她早期的作品中，出场人物繁多，情节奇诡、跳跃性强，做不到收放自如，有时会写些可有可无的角色，目的只是为了衬托主题。没过多久，这种情况就有所收敛，叙事和人物更加集中，笔墨放在要突出的重要人物身上。她的小说中，总是有为了说明某一点而做出的各个标记，但是，她早期的作品中，这类标记未免太多了，让人都感觉不到标记的意义了，只单纯地对比、暗示，刻意烘托。但后期，这种标记就做得少而精了，知道重点在哪。也许，那个时候，她脑中写作的来源和灵感出发点，已经不是撒丁岛了。

我们现在看看她小说的描写吧，以《安娜琳娜·毕尔西尼》为例子，这部小说的背景地不是撒丁岛，而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叫波村的小村庄，黛莱达对波村人物的描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她其实对意大利北部的农村并不十分熟悉，但仍能用平静的语调，精准地描绘出当地的风物。这是她对冬天将要过去的自然的描写：“地上显示出第一小片树木的投影，很淡薄，微微地颤动着。泥土仍是那么的厚重，没有植物生发，只有黑泥。天空终于挣脱了灰暗的束缚，一天天过去，一点点地晴朗起来。”而下面对人物的描写像照片一样栩栩如生：“当她说话时，她洁白的牙齿闪出亮泽的光，这光带着一种淡青色，就像她眼白发出的光。不过，她不常开口，总是低垂着双眼。”还有她对狄奥尼西亚逝世前的描写：“这个病重的人已经奄奄一息，陷入混沌状态，但此刻忽然又恢复了意识，就像沉到底的人又浮到水面。他吃力地睁开了那已经发绿的、仿佛有千斤重的眼皮，露出了无神的眼珠，没有生机，就像只是两只水晶球安在眼中，眼珠中映出旁边灯火的光芒，忽然，仿佛承受不了眼皮的重量，又闭上了。在彼得洛看来，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见到自己，彼得洛僵硬地躺在了后面的椅子上，像瘫痪了一般，椅子背上还搭着老人的衣服。”她对波村乡间的景致描写更是动人：“忽然间，一阵冷风拂过了那片玉米地，地里未收割的玉米秆和叶子纷纷随风跳动着，就像一群小狐狸在互相追逐玩闹一般。灌溉的小渠中有浅浅的水，水上浮着层绿苔，时不时地随着风微微发颤。一只青蛙跳到水里了，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就像一只睁得大大的黑眼睛，反射着天空湛蓝的光。草地散发出浓浓的青草香味，苜蓿的味道更浓，整个空气似乎都浸润在绿晕中。”

从列举的这些选段中，我们足以看出格拉齐娅·黛莱达的艺术水平了。在她的小说中，她的目的，是体现自己的艺术内涵，而非表现撒丁岛的地方风物。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她，也是因为她的这种艺术内涵，而非她作品中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所以，诺贝尔奖是公正的。她的文学水平使她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完全可与韦尔加、罗伯图或阿尔瓦洛等大师相媲美，这是一种比地域性更为广阔、普遍性更强的优点。当然，我们知道，许多人爱读她的作品，主要是里面与众不同的撒丁岛的地方特征，但是，如果你觉得格拉齐娅·黛莱达的文学能力是靠描写这些体现出来的，那就太偏颇了，事实上，是她个人那种没有地域界限的、独特的诗一般的想象力，运用在作品中，才体现出了她作品极高的文学价值。她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的这一优点，并且让自己的作品，承载了这一优点，让它作为她留给世人的遗产，永远地保存在世界的文学宝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