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纳文特及其作品

1866年，西班牙处于斐迪南七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的统治之下，这一年，哈辛特·贝纳文特出生了。而彼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法国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直到1870年法国政治上一场不成熟的变动，才结束了法国人这种好日子。贝纳文特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的年代，在他长达近一个世纪——八十八岁的生命中，他目睹了政权的交替、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这一切，为他成为一名剧作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贝纳文特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1818年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木尔西省；母亲名叫菲南西亚，关于她的资料很少。贝纳文特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他的两个哥哥，二哥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是一名儿科大夫，大哥则是律师。

年幼时，哈辛特·贝纳文特在圣·舍白斯汀古教区接受洗礼，对于贝纳文特未来的职业而言，这里是个有意义的地方，因为这里安葬着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包括洛佩·德·维加——西班牙著名的古典剧作家。贝纳文特从小就聪明、善于思考，但他并不是个听话的学生，他不热衷宗教，甚至反叛宗教。他喜欢浪漫主义的小说远胜过那些父母师长眼中有价值的作品。他十岁时，读塞万提斯的作品仍会睡着。不过，即便如此，读圣约瑟学校时，贝纳文特仍是一名优秀生，在他看来，多亏他有一位性格好、非常有耐心的老师——卡洛斯·米古尔，他终生都对这位老师心怀感激。

1882年，贝纳文特通过了圣·艾斯多协会的考试，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专业是法律。在校期间，他始终无法调动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反倒开发了新的兴趣点——戏剧，对戏剧爱好的产生，主要因为他的父亲。贝纳文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霍西·埃切加赖的家庭医生，因为这个缘故，贝纳文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优秀剧作，而他在马德里读大学，这让他有机会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新剧的演出。圣兹·罗贝雷斯曾在自传中写道，贝纳文特很早就开始演戏给朋友看了，他用硬纸壳做舞台，操纵木偶演戏，而朋友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他这样做，正预示着以后要走剧作家的路子，生命早期就接触简单戏剧，很多剧作家就是这样的。贝纳文特的父亲不只给他机会接触戏剧，他自己对戏剧的爱好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子。他的父亲是突发缺血性心脏病去世的，去世时，手里还拿着一本《暴风雨》。

父亲去世后不久，贝纳文特也终止了大学生涯。他家境富裕，本可以过一个真正的富二代的好日子，像别的马德里同样家境的年轻人那样，逍遥自在。但贝纳文特没有，他开始努力工作，写起剧本来，一步步朝自己的两百部剧作迈进。

贝纳文特写作之前，总是先让自己置身于一种合适的情绪中，他才开始没日没夜的创作。有时候，他喜欢在晚上时去著名的戴尔杜里亚斯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就像圣哲曼和拉丁区对法国一样重要。他经常去哲若梅路的伊白瑞亚，在那儿各路人士云集，记者、诗人、政治家等，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聊天。贝纳文特衣着整洁时髦，举止大方，看起来很富有，再加上他年轻有为，行为洒脱，很受人欢迎，他和里面好多名人都有交情，比如：甘波莫尔、斐南得斯·布雷蒙、艾乌塞比欧·布拉斯古、努尼也斯·奥盖，及刘易斯·达波奥多。

贝纳文特主要把时间消磨在咖啡馆和图书馆里，在这两个地方，他是自由自在的。他还爱去上流社会的画廊转转，去外交人员的欢迎会上结识新人，去中产阶级聚集的地方溜达。他留着整齐的尖尖的小胡子，嘴里总是叼着支大大的哈贝那雪茄，带着这些标志他每天东游西逛，还有时间的话，他就去旅行，主要去法国和意大利。

1890年前后，贝纳文特迷上了一位美丽的英国女子，一位名叫歌丽汀的艺术家。这位女子红极一时，轰动了整个马德里，有钱人子弟都为她倾倒了，全涌向哥隆剧院捧她的场，其中贝纳文特是行动最积极、热情最高涨的一位，他当时陷入了情网，将大把的鲜花和情诗送给了歌丽汀，并追随着她演出的脚步，跑遍了整个西班牙。年轻人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这段感情就随风而散了。直到1928年歌丽汀去世，贝纳文特有35年没见过她，这位大剧作家的梦中情人，生活贫困,失意颓丧，在南美洲的一家医院，默默地去世了。

不管怎样，贝纳文特一直钟情于剧院。在他创作的早期，有十个剧本都交给了《喜剧戏院》的导演艾米力·马瑞欧，这位导演同时也是一位名演员，不过这些剧本没有一个被采纳。直到1894年，贝纳文特当年创作的一部《借巢而居》终于被马瑞欧看上，马瑞欧觉得这部作品“勉强还可以”。《借巢而居》是一部三幕剧喜剧，故事轻松有趣。在这部剧里，贝纳文特展现出了他颇具深度的讽刺功力，他那一贯的机敏也在剧里表现出来。不过，这部剧没有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欣赏，只有出版剧评的约瑟·马丁·路易斯—— 一位年轻的作家，热烈地表达了赞美，他说：“剧里机智的人物对白太让我折服了，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当我欣赏完这部剧时，我感叹道，这真是位优秀的作家啊，只有这样有修养、从容淡定地面对世间事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书中的男人机智，女人则充满魅力。那些女人让我欣赏，那些男人则让我敬佩。平日里生活中的人粗俗无比，我受够了，是他给了我新鲜的感受，让我眼前一亮。”

四年后，西班牙发生了一些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的海外殖民地菲律宾和古巴都失去了。新的社会格局造就了新的文化，一批以乌纳穆诺、巴罗哈、巴列·英格兰、马耶祖、马努耳·贝拿和身兼诗人剧作家的新思想鼓吹者安东尼奥·马卡多等人为主的“九八一代”出现了。他们对现代西班牙文学的发展意义非凡。虽然贝纳文特也加入其中，但他和别的“九八一代”有所不同，他只是不喜欢传统本身而已，并非不喜欢过去的理想。这时，对于贝纳文特来说，他也是逐渐向英国和法国靠近。

同时期，贝纳文特已经写出了足够多的成功作品。除了三幕喜剧《借巢而居》（1894）外，诗集《女人的信》（1892　—　1893），作品选编《奇妙的剧院》（1892）也反响颇佳。1896年，他还改编了莫里哀的作品《喜剧演员们》，改名《上流社会》，同年上演了这部剧。贝纳文特出名了，他那清瘦的脸庞和长长的山羊胡子，已经深深地印在马德里人的脑海里。

贝纳文特能这么快获得成功，他天赋异禀固然是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赶上了好时机。当时西班牙的剧院上演的多是埃切加赖或其模仿者的作品，观众已经厌倦，急需一些新的口味，所以就推动了西班牙剧院的改革发展。恰逢此时，贝纳文特出现了，他的作品是如此轻松自由，如此与众不同，他满足了观众的要求。同时，他也带给西班牙一种新的诠释戏剧的方法，他用一种尖锐机智的语言来讽刺现实，却又不会让人对现实觉得伤感。他不受约束，挥洒自如，他对人物的心理、感情都把握得非常准，表述直接大胆，作品思想深刻、发人深思。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是嘲讽中产阶级和贵族。19世纪，贝纳文特的创作生涯才刚刚开始。

贝纳文特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每天凌晨三点后他才上床睡觉。可以说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床，除了外出的活动，只要在家，他的各种活动都在床上进行，他在床上用餐，在床上看书看报了解世态，当然，他也在床上写作——他还真找不到更好的时间。在床上以外的时间，他就溜达到有名的女演员的化妆间，和她们插科打诨，或者去找男演员，和他们下下棋。有时候，他会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闲逛，有时在街边小贩那里买点糖果或零食，边吃边走，直到走进一间著名的马德里咖啡馆，像所有持重的马德里人那样，去会会朋友。这些朋友里面，巴列·英格兰算是最爱说话、性子最急的，而贝纳文特则往往只是倾听，面带微笑。朋友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有时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出现一些锦言妙语，有时争辩得太激烈了，甚至要大打出手，当然不会真的打起来，因为他们的话题转变是如此之快，没多久就又把打架的事抛在脑后了。巴列·英格兰会去胡契塔里亚·卡德拉斯那里买蜜糖，贝纳文特就到住在圣哲瑞美路的布拉赛瑞耶·盎格拉塞那去。这个时候，他继克莱林之后成为《文学生活》的主编，《文学生活》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文学杂志。

随后的六年里，贝纳文特的剧作生涯又一次攀上了一个高峰。他的作品能在马德里的所有戏院上演。包括《爱的苦恼》（1899）、《秋天的玫瑰》（1905）系列二十部喜剧、一部欢快的歌舞剧、四部悲剧、一部关于剧院的小说，改编自《马农·拉斯阔特》。还有许多独幕剧和短剧，接连不断的成功，使贝纳文特不到四十岁，作品已经超过了四十部。

1905年，西班牙剧院设立了贝纳文特节日，朗读了著名作家格尔德斯所写关于他的研究。贝纳文特也即兴发表了几行诗，对此表示感谢。这是贝纳文特受到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他生命的分水岭。

贝纳文特的作品数量极多，里面不乏上乘之作，三幕剧《野兽的进餐》（1913）就是一部佳作。这部作品当时还引起过有意思的争论呢。该戏首演时，一位不了解情况的巴黎记者古梅斯·卡雷里奥口出狂言，说《野兽的进餐》其实是贝纳文特抄袭来的，原本是法兰科斯·古瑞尔的《狮子的进餐》。贝纳文特立即予以反击。不久，卡雷里奥就承认了自己的谬误，随后贝纳文特发表了关于两部作品的不同点的演讲，事实终于得到了澄清。

在《践踏道德》一作中，贝纳文特依旧用他那支善于讽刺的笔，把上流社会的虚伪自私、腐化堕落的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贝纳文特写道：“我们的社会本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并且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要摆脱已经习惯了的庸俗的陋习却深为不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力量、权力、才能、美丽和金钱。人们一直在努力逃脱这些诱惑，一直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们需要那些辅助的力量，假若暂时借助到了一些力量，看起来我们像是摆脱了，但其实不然，有一天，那些力量、权力、金钱都消失了，人们便彻底地陷入了庸俗中去。”

贝纳文特有他自己特别的信仰，但是，他并非真正的道德家，他讨伐社会的目的只是他的戏剧创作，在他看来，社会的矛盾正是戏剧可表达的地方。

在贝纳文特的其他作品中，体现出许多更加富含感情的表达手法，它们的表达方式各种各样，这些手法多用在中产阶级的喜剧中。剧中人在内心良知的驱使下，不停地跟社会专制统治做斗争，努力开创新着的社会理念。贝纳文特在讽刺喜剧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他意识到在这方面无法再有大的突破时，便开始把创作重点转向了悲剧和诗歌。这段时间他的作品主要有三幕剧《火龙》（1912）和《周末之夜》（1913），以及通过五节故事讲述剧院的小说《公主贝贝》（1915），对于《公主贝贝》，作者把它看作“五段现代生活的真实再现”。这些作品都表明了如下思想：意志战胜命运，以表明正义和复仇的真正意义所在。一直以来，人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甚至不惜生命代价，来追求真理，为了自己的野心、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它的内涵是如此的丰富。在我们追求的过程中，笑是一直陪伴我们的，有时是真诚的笑，有时是讽刺的笑，即便有时生活的忧伤让我们笑不出来，但笑仍是贝纳文特表达作品主题最常用的手段，他写道：“我们哭的时候，说明我们仍没有从事情上解脱，我们笑了，说明我们看透了、明白了，我们可以说，困扰我们的事情，它终于死了。笑，是一名伟大的掘墓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小丑是最让人悲伤的：在边唱歌边大笑的掘墓人面前，哈姆雷特消失了。掘墓人用铲子从坟墓里挖出了约里克的头颅，它上下腭紧咬着，因为用力而扭曲，它仍在笑着。所有的东西都死了，笑，却依然活着。”

1906年，贝纳文特和马那布剧团及著名演员费南多·戴阿斯·美杜沙到拉丁美洲演出，获得了成功。但第二年《利害关系》的诞生，把贝纳文特推向了更大的成功。《利害关系》是一部两幕喜剧，它虽然只是一部木偶剧，却深刻地表达了人性。从形式上看，它就像传统中那种巡回表演的闹剧，但它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及从中所得的教训，从这一点看，却又和莫里哀的剧作类似。

在不少人眼中，《利害关系》已经是贝纳文特的巅峰之作。《利害关系》的戏剧形式来自莎士比亚，莎翁的《仲夏夜之梦》和《如愿以偿》运用的都是这种形式。贝纳文特的剧作里，一个个人物形象都是唯利是图的，但最后留下的只是血的教训。不过，这部剧作并不会让人觉得痛苦，因为贝纳文特不喜欢说教，也不赞同消极的人生观，所以这部剧作通篇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息，人物对白非常直截了当，充满了智慧。不过，这部作品却是从讽刺哲学的角度来写的，无论剧中的何种行为，都是不纯粹的、充满了目的行为。

《利害关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对它高涨的热情保持了好几年。贝纳文特所获版税也颇为丰厚，他拿出一部分版税建立了基金，用来提高西班牙演员的表演水平，又在首都五十里开外一个叫多雷多的地方买了罗萨里欧别墅，他在那里住的时间不短，得以比较深入地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就此引起了他新的创作激情，写下了《女主人》这部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1908年，《女主人》在公主剧院上演，并大获好评。

1912年，贝纳文特被西班牙语言学院授予皮格奖（Piguer Prize）。

1913年，《谬爱》上演，贝纳文特再次迈向了一个新的成功的台阶。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面对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世界，贝纳文特深感痛心，这在他的作品里也表现出来。1916年，他创作的《快乐的小镇》问世，观众的反响不一。很明显作品改编自西班牙后来的首相安东尼奥·马渥拉的事迹。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一部政治剧，对这样一部剧，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却有被侵犯的感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贝纳文特开始和西班牙剧院的里卡多·加尔波一起管理剧院，并且资助了剧院。1919年，贝纳文特演出了改编剧目《无耻的人们》，这部剧改编自伟大的剧作家卡尔多斯平生最后一本小说，演出相当成功，演出完没几天，卡尔多斯就去世了。

1922年，贝纳文特失去了他的母亲，之前他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在他看来，母亲的爱是生命中最伟大的爱。为了尽快从丧母的痛苦中走出来，他以剧团艺术指导之名，跟着阿根廷著名女演员的剧团前往南美进行巡回演出，这次巡演让他有机会向许多南美的国家介绍他的戏剧。他还到当地的戏院和大学演讲，讲解他的创作手法。因为这次旅游式的巡演，让他没能第一时间就接到那个消息——他被授予当年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很久以后才得到这个通知。

随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23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西班牙协会专门办了一场欢迎会欢迎他，同年，他被授予纽约市的荣誉市民。1924年，在西班牙所有官员、外交人员及普里奥·里贝拉将军的见证下，阿方索八世亲自授予贝纳文特“马德里的爱子”的称号，并亲手将大十字章送给他。过了几天，《一生》的演员们也都为他祝贺。1923年秋，方达耳巴戏院开始上演他的《怀疑美德》。贝纳文特开始启程，前往埃及、中东，他也笔耕不辍，完成了若干部剧本。

贝纳文特的生命中，除了创作上取得了大量的成功，也遇到了很多让他焦虑棘手的事，有的还在一定时期对他的声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访问中东期间忽然接到通知，他的财产被马德里当局扣押了，因为自1921年起，他就和加尔波一起经营西班牙剧院，但是有不少欠款，马德里当局表明，只有当他还清这些欠款才会归还他的财产。回国后，贝纳文特把这些欠款还清了，但已经对当局有了很不好的印象，出于这种反感，他把勋章和大十字章归还给了市长，不过后来又拿回去了。而1931年前，西班牙剧院开始禁演他的剧本，同时政府也禁止艾斯克拉瓦戏院上演他1928年的作品《天堂和祭坛》，理由是剧中有反政府的革命暗示。

政府的行为没有改变观众对贝纳文特的喜爱之情。一位英国著名评论家在《观察者》中说：“贝纳文特是整个欧洲最完美的剧作家，有的作家更具同情心，如普里迪里奥；有的作家的作品更有争议性，如萧伯纳，但是从整体上看，仍是贝纳文特的成就最高。”

但对贝纳文特来说，麻烦接踵而至。1931年，他第一次受到共和党的攻击，于是他在马德里《ABC》杂志上发表文章来抗议，再次申明他对西班牙统一的信心，并且表明自己不会支持国内的政治派系。

对于贝纳文特来说，一旦卷入政治，往往没有一个好的结果。1935年，马拉加剧院授予他荣誉，他致谢时，却对共和党的理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没多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彼时他正在巴塞罗那，正准备去外地度假，却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原因被当场逮捕。而且他被押往巴拉西亚拘禁，直到战争结束。1936年9月，贝纳文特的一段话被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编辑所引用，话的内容有倾向共和党人的意思，随即，这份报纸被大量翻印，马德里的国外报纸也纷纷发表批判。而贝纳文特在别的场合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这样一来，他在佛朗哥将军获得胜利的那天晚上，就被委任“中央剧院评议会”附属“剧院委员会”会长的事，就不难理解其原因了。

这样的波澜起伏，贝纳文特一生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看起来他像善于抓住机会，但是他又太随性。贝纳文特之所以经常改变方向，也许只是因为短时间的热情，尤其当改变的方向利于他的创作时，他当时的热情确实是真挚的，但是却不能长久。

罗布斯对贝纳文特有以下评价：“贝纳文特戏剧作品中最宝贵的特质，是它的讽刺手法、正确的道德导向、鲜明的心理描写、能看透世事的机智和高超的悬疑气氛。他语言优雅利落，又不着痕迹，技巧运用得当，如同诗歌一般，高贵、动人而丰富多彩。”

1954年7月14日，贝纳文特在马德里的家中逝世，时年八十八岁。他虽然去世了，但他创造的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将永远为人们铭记，因为他的创作太真实，那些形象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生活的成员。贝纳文特妙笔生花，用诗般的语言将那些人物写得栩栩如生。鲁本·达里欧曾说：“欣赏贝纳文特的戏剧，你将感到诗意的真善美，即使你走在危险重重的路上，仍有一只手会带你走过危险，感受那诗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