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及其作品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已经成了历史上的人物，他渐渐融入了历史的长河中。他的作品光是签名已经不够，须得加上日期了。加缪，是一个活力十足的人，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虽然他不怎么爱笑），他是那么地热爱足球和舞蹈。现在，他已经长眠在鲁玛林的红土中，旁边是湛蓝的地中海，和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这是一个他一直喜爱的地方。他的生命只有不到半个世纪，像流星一样短暂。他一直不曾放弃这一时代的希望和梦想。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个“在不值得人留恋的历史中，用值得尊敬的方式努力使人获得尊严的一个时代”。

“人并不是完全有罪的，因为他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也不是完全清白，因为他继承了这个历史，并将其延续下去。”加缪终生都在苦苦思索这个矛盾。起初，他认为人是清白的，是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局外人，是他注定要死的世界的一个局外人，而死亡是非人道的、无法控制的。“在我们无法改变的命运面前，任何道德和努力都毫无效果。”加缪这种思想上的悲观，可能和他在故乡阿尔及利亚的生活有关。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名叫蒙多维的小村子，他的父亲是一位法国农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不满一岁时，他父亲就在马恩河战役中牺牲了。母亲投靠了他那严厉的外祖母，住在阿尔及尔的培尔克，大约是蒙玛特区或贝尔维尔区。在他的中学老师路易·日耳曼和哲学家吉恩·格雷尼尔的帮助下，加缪得以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终生都感谢自己的这两位恩师。进入阿尔及尔公立中学后，他得到了奖学金，才使他不至于中途辍学去做苦工。他攻读哲学学位时患了肺病，不过那时，他已经接受了现实：生活是贫困的、粗鄙的、无可逃避的。但是，他的故乡阿尔及利亚美丽的风光却始终是他生命中最鲜亮的色彩，那里有万里无云、碧蓝的天空，有曲折的海岸线，有挂着累累果实的果园，也有活力十足的年轻女孩，这一切都充满着生命的喜悦。虽然，他的生活经验让他根本不相信“天地之间，古往今来，所有东西都是美好的”。但是，地中海的阳光也告诉他“并非全都那么糟糕”。

阿尔贝·加缪和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明白生活中真正艰苦的是什么东西。20岁那年，他有一个做公务员的机会，可以使他摆脱生活的贫困，但是他拒绝了，“一眼望到头的公务员的日子，想想就害怕”。年纪轻轻，他已经渴望通过创造来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虽然那时他还没找到正确的途径。

加缪当时生活的阿尔及尔，无论是人的精神风貌上，还是生活方式以及发展方向上，都是欧洲式的。当时还没有爆炸式的大规模发展——战后的阿尔及尔像许多国际都市一样，盖满了摩天大楼和一座座高层公寓。那时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阿尔及尔只是一座大小适中的城市，有一些高层建筑，风景优美，人口密集，人们忙碌地生活着，处处透着北非的风情，夏日的炎热烘得人们昏昏欲睡。

像许多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样，每逢休息日他就奔向贝尔古区的阿尔斯那尔的海滩，泡在平滑如缎的海水里游泳，仰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树荫下，和伙伴们闲逛并乐此不疲。游泳和足球是他最热爱的运动。他对阿尔及尔大学充满好感，说它“在法兰西的景物衬托下，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它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阿尔及利亚本地不同，所以它给人感觉不像本地牢笼似的房屋，更像古代的斯托阿。当时运动是我们最大的兴趣爱好，以后也一直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我的道德教育就是从运动中学来的”。

有两个城市给他的影响特别大——虽然影响的角度各不相同，这就是蒂帕萨^[1]和俄兰。俄兰现在已经是个毫无特色的城市了，而当时，可以说是法属北非的马赛。在《鼠疫》中，加缪曾这样描写俄兰：

俄兰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便是它的平凡，它是法国在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较大的港口，是法兰西一个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这是个和美观不沾边的城市，它总是显出一幅“世界的变化与我无关”的样子，外观和世界上其他千篇一律的商业中心一模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美丽的植物。你听不到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也听不到风吹过树梢的低吟。

下面的描写可以非常贴切地用在俄兰身上：这个城市既散漫又任性。在它的商业区游逛，你会非常沮丧地以为自己到了马赛或杜鲁。但它是个活力十足的城市，这是加缪最爱的一点。阿尔及尔的人民不够安定，而俄兰的人民则变动性很强。这个城市像一个大熔炉，闹哄哄的，西班牙人、马耳他人和法兰西人奇妙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一代代混血下来，这里新生的一代体形高大、皮肤黝黑，年轻男女以健壮结实闻名。

1941年，加缪到了俄兰，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如今看起来，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他选择了这座人口稠密、单纯可爱、没心没肺的城市，作为一个鲜明的背景，将他的小说《鼠疫》的故事安插在了这里。现在，《鼠疫》在文坛中的地位已经可以和卡夫卡^[2]的《审判》相提并论，这是一部批判性的寓言作品。

而在蒂帕萨这个地方，加缪得到了完全不同于俄兰的生活体验。他从两千年的封尘中脱离出来，也将一直和他的名字相连。另外，加缪不光在《婚礼》（1938年）中对蒂帕萨做过精妙的描述，还在《夏天》（1954年）中用同样赞美的笔触描写过它，他赞美它的天空“就像眼睛一样闪着明亮的光，被海水一次次地冲洗着”，赞美它“闪烁跳跃的”的阳光，和“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神奇”，不只是它的大海才如此美妙，这里的一切树木和房屋都如此令人着迷，就像“刚被上帝之手创造出来一样纯净美好”。

阿尔及尔距离蒂帕萨三十五英里，对于加缪来说，这段路程处处充满了令人激动、难忘的回忆。“童年的嬉戏吵闹，少年时面对驶过的公共汽车的胡思乱想。阳光灿烂的早晨、青春活泼的少女、漫长的沙滩、少年结实的肌肉，当夜幕降临，十六岁的男孩陷入莫名的忧伤中，对生活的渴望，对成功的追求，年复一年，天空永远这样湛蓝，它永远能赐予你生的希望，它永远散发着光辉照耀着你。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喜欢中午平躺在海滩上的人渐渐长大了，不可避免地走向岁月的尽头。”公路从萨赫尔和“它青铜色的爬藤”往下延伸到大海边时，他有了这样的感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日子里，加缪经常回忆蒂帕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如何，它会给我信心。我一直认为，即使是蒂帕萨的废墟也比我们城市里的钢筋水泥混凝土充满活力。”

蒂帕萨位于阿尔及利亚海岸，还没有太多人工雕刻的痕迹，它有着辉煌的过去，现在它焕发出勃勃生机，它的废墟甚至比现在的别墅更有价值，因为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见证了人类文明轻易被摧毁的过程——大殿门口的那些野蛮民族，他们在文明渐趋衰亡之际入侵了进来。假如你刚好是春天来到蒂帕萨，你会无比清晰地想起《婚礼》开头的那些话：“蒂帕萨是诸神的住所，透过灿烂的阳光、芬芳的艾草，你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大海上跳跃着鱼鳞般的银辉，天空湛蓝，废墟上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一堆堆凌乱的石头上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到了一天的某个时候，村子的郊外会被夜幕吞没。极力睁大眼睛，想看清楚东西，却徒劳无功。”

蒂帕萨的土地见证了它的快乐和悲哀，这是一部悲喜交替的历史。这座城市曾经和依康尼阿与西泽利亚对峙，它的身上，留下了太多往日的痕迹：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火石工具，迦太基王国建造的高高的穹顶和房屋，罗马帝国时代的村庄，方形的大厅有着基督教和拜占庭风格。起初，蒂帕萨的教堂在整个非洲都是最大的（它巨大的、由前罗马式的支壁侧护着的半圆形后殿高临古老的教区），后来的教堂是拜占庭人新建造的，就没有那么大了。戏院也是由连接在一起的拱形走廊支撑起来的，并非一般情况下那样临着半山腰。“女神庙”中，潺潺流水从彩色大理石柱子和塑像之间飞溅下来，大门和中世纪的边门非常类似，是西泽利亚大门，巨大的大厅呈方形，前面是讲坛，上面有弧度优美的高大的穹顶。

那天，我们在蒂帕萨的一个朋友家，那是一个黄昏，彼时我们正在朋友家阳台上举杯小酌。朋友的房子很古老，宽敞明亮，充满了浓浓的书卷味，家里摆放着许多名贵家具和一摞摞的好书，甚至还有陶器和罗马式的雕像。就在这让人沉醉的时刻，忽然，山的那边传来一阵枪声，我们坐不住了，我们发现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享受生活——你随时可能被武器夺走生命。后来，一个下雨天，加缪又回到了蒂帕萨，看到那方形的小院已经被人用铁丝网圈了起来，古老的废墟旁边，穿制服的士兵正来回巡逻看守着。当时还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人们晚上出门，这样人们连夜晚外出乘凉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一切，更让加缪感觉形势危急、难以预料。

早在2000年以前，蒂帕萨这座城市就已经蕴含着无数哲学意味了，它告诉我们，人有如下权利：“毫无限度的爱”；“把苦味的艾草捏在指间，终日揉搓它，度过每一天，让自己和世界共甘苦”；“好好领悟来之不易的生活经验，因为它是最珍贵的，超过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智慧”。但是，它也揭示了人类永不可逆的结局——人类的结局带来异于他人的命运，把我们人类这本应美好的一种存在物，变成了“让人感到恐怖又污浊的事物”。既然人的这一生和它的美好最终都会消失，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呢？“这有什么用呢？唉，这让人不舒服的床、皇帝的躺椅，以及皇冠，都已经深深地淹没在水下了。”

加缪越来越领悟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的，既不是极端的幸福，也不是极端的苦难，而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插曲，有的让人伤感，有的让人发笑，这些是可以接受的，是值得珍惜的。当他提起阿尔及利亚和俄兰时，话语间总带着一点儿嘲讽，俄兰人建立起了属于他们的宫殿，这就是殖民大厦，他便专门去庆贺他们。这所殖民大厦集合了好多和殖民地政策有关的优点：“细细审视这幢建筑，我们可以分析出如下三种优点：极致的用心，崇尚暴力，掺杂了很多历史元素在里面。这座建筑形状像一个巨大的高脚杯，不过是倒过来的，既有埃及风格，又有拜占庭和慕尼黑风格……在这个建筑上，殖民者们领口打着蝴蝶结，头戴木质头盔，弯下了他们那尊贵的腰身，按受下面奴隶们向他们致敬，奴隶们身穿古代长袍，排成一列列整齐的队伍。”武器官旁边刻着些狮子，蹲着的，看起来颇有威严，加缪经常想象它们到了半夜就复活了，从座基上走下来，在黑暗的广场上无声无息地到处爬，“对着高大的落满灰尘的无花果树小便”。加缪对语言非常敏感，他非常了解阿尔及尔的方言“帕陶艾特”，还专门记录了一些有趣的句子，用在了《局外人》中。

但是，上天并没有让加缪一直留在阿尔及尔。起先，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家报社做记者，这份报叫《阿尔及尔共和报》。在此工作期间，他冒着冒犯一些人的风险，为那些没有了自己家园、被迫放弃长期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阿拉伯人打抱不平，他要求法国将殖民地和本土一视同仁，但是他这个要求提得太早了——直到20年后，法国才准备这样做，但已经太迟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没多长时间，利用当记者的优势，他就亲自到欧洲去冒险了。在那里，他也同时为《巴黎晚报》工作。

这样一来，他既能挣着两份薪水，又能借此好好体验欧洲，通过在欧洲的生活，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美的向往。在充满巴洛克风情的布拉格，在最早发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年轻的加缪终于真正体验到了欧洲实体的文化，正是这些，使他最优秀的作品带有独特的味道。在《婚礼》中，加缪写了布拉格那富丽堂皇的屋顶、塞维尔散发着迷人香气的丁香花、波丽的花园以及圣弗朗西斯科的小型寺院。继巴雷和纪德之后，再没有人像加缪一样，写出如此特别的作品了。他从艺术的角度，发现了生活中的美，这是一种忠于自由的态度，这样一来，作品的作者就是站在上帝的视角了，艺术家是记录世界上美好事物的人，“现在”意味着有无数浩繁的艺术素材需要加工，而艺术家正是加工者。

他最后旅行的地方是巴黎和法兰西，他到达这两个城市时，它们正沉浸在最黑暗的历史中，战火连天。加缪36岁时，在职业上“犯了错误”，他竟然写在蒂提奥佐看到“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们和狗一同在垃圾堆中抢食吃”。这是一个新闻记者不应该犯的错，尤其在阿尔及利亚，当时它正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于是，他被迫离开了阿尔及尔。签署停战和约时，他正在《巴黎太阳报》做助理编辑。在里昂他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是，他也深刻体会到了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城市中的痛苦，这个城市可以吞噬一切，包括阳光。回到巴黎后，在马洛的介绍下，他在加利玛出版社谋到一个职位。他后来的名作《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都于1942年在加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很快，他开始加入并肩抵抗纳粹德国的队列中（雷内·黎诺也同时加入，1944年夏天被处决）。巴黎被解放的那一年，他正和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编辑《战斗》，这些朋友中包括帕斯卡尔·皮亚、亚尔伯·奥利维、罗契·葛林涅和贾奎斯·勒马香，这个时候，加缪开始在文坛显山露水。到了1944年秋，他的作品《卡里古拉》上演，由吉拉德·菲立出演。1947年，《鼠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又过了1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30岁而立之年，就像萨特说的那样，加缪已经成为他同时代的佼佼者——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都是。在作家这个职业上，他远远地走在别人前面，他现在的位置就是30年前自己所标记的位置——做一个有良心的批判者。一开始，他不自觉地模仿萨特，当时他追随萨特，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追随一艘客轮一样。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模仿，他们在真理的追求上是背道而驰的。穆梭和马修之间的矛盾，李尔和布朗奈之间有争执（穆梭和李尔都是加缪作品中的主角，马修和布朗奈是萨特笔下的主角），最后这些争论都以互相诋毁对方告终。加缪认为，人生是荒谬的，人追求尽可能长的寿命，但终究难免一死，所以，这种热切的追求是徒劳而令人心痛的。加缪这种关于“荒谬”的说法，和萨特的思想完全不同。萨特的思想以“行动”为主旨，他完全从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萨特把自己经历了人生后再用写作表达生活的方式称作“把已经体验过的人生吐出来”，他还就此写了一些充满诗意的章节。萨特这种想法和加缪是完全不一样的，加缪是如此的亲近自然，在他心中，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德吉米拉的风和地中海温暖的海水都是他终生难忘的。

“我们思考的时候可以借助实体事物，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名哲学家，首先你要是一名作家。”在《笔记》中，加缪这样说。他在学校攻读哲学，写了有关柏拉提奴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在他眼中，那些真正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儿、康德、斯宾诺莎等，并不是创立体系的人，用齐克果的话来说，只是“见证真理的人”。所以，他崇拜帕斯卡尔，对尼采颇为欣赏。对于尼采的一些主要思想，他都加以深入研究，这一点从《有意识的死》就已经开始了。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他就从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来分析了。

所以，加缪的思想都来自他本身的生活体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出版了《反面与正面》（1937年）和《婚礼》，这两部作品都散发着浓浓的诗意，流露出帕斯卡尔和尼采的气息，就像纪德的作品《地粮》一样，洋溢着青春的喜悦：“我想大声向世界宣告——我爱生命！我自豪，我是一个人。但是，却经常有人无所谓地说，这有什么可骄傲的。不，我不这么认为，我的生命中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大海，有我那颗跃动的年轻的心，还有我汗水散发的咸味，有黄土地，上方覆盖着蔚蓝的天空。就是那个地方，让人生出无限柔情和无穷的智慧。我必须拿出我一生的力量，留住这些。”

就这样，他事业上的旭日大放光彩，此时正值黎明，就像他作品的中心，有《不能征服的太阳》。当然，此处的太阳也是有黑暗面的：“阳光下的真理，即我死亡的真理。”这个世界如此迷人，但人的力量却十分微弱，捉摸不透它，无法主宰它。“就因为世界是无可捉摸和永远陌生的，所以人类是荒谬的，”他在作品中这样说，但他并未因其荒谬而放弃它，而是怀着更真挚的热情去体会它。但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是暴力的历史，充满血腥和死亡，加缪一直在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人自身的想法和经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他总是试图克服这一点。这种矛盾到了艺术层面，就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加缪一直在寻找办法化解它，希望“重新调整事物不合理的状态，使人的意识更符合事实的存在”。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奖，这个奖项不仅给了他无上的荣耀，更使他从经济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他搬到了普罗旺斯——这个距阿尔及利亚千里之遥的城市，而那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正陷入战争中，这反倒成了《鼠疫》描写中的牺牲品。普罗旺斯是个优美的小城，加缪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鲁柏龙的绵绵山脉让人心旷神怡，那些在太阳下裸露的石头诉说着久远的历史，城里的城堡和教堂都是罗马风格的，坟地修在半山腰。附近一共有二十多个村庄，每个都是明媚迷人的，他住进了鲁玛林。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城堡已经演变成麦迪切别墅，画家和作家们尤其钟爱它，它的风格更适合来自地中海边的人们。它的花园狭长，典型的法式风格，加缪经常在这里散步，身边经常有艾曼纽尔·洛布雷、杰恩·安洛榭、贾布瑞尔·奥狄希欧、亨利·波布科等朋友。他写作时，就去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那所房子里没什么家具，加缪在这里可以避开世间的纷扰，独享一份清静。他写作时总是站着，就伏在一张栗木做的桌子上。附近的山上人迹罕至，尤其是到了夏天，随时可能会蹿出蛇和蝎子等毒物来。因为人少，所以长长的藤蔓都爬到了石板径上，使人的脚下都带着植物的清香。到了晚上，他时常会去劳林——维柏特那藏书达40000册的城堡图书馆，有时他会带本书回去。他在鲁玛林享受了一段逍遥自在的日子，但是，在普罗旺斯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的出版商米歇尔·贾利玛来拜访他，离开时，准备开车捎带他回巴黎。加缪原本准备坐火车去，但他还是接受了米歇尔的好意，那是1960年1月4日，下午1点55分，那马力十足、低底盘的费瑟尔·维伽汽车开到了维尔布勒——那里离桑斯不远——忽然，汽车向车道一侧滑去，撞到了一棵树上。加缪当场死亡。

加缪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了《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这两部作品既有年轻人感情的抒发，又有成熟人士生活经验的总结，并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加缪从“仅有的真正严肃的哲学话题”即自杀这个字眼开始，面对随时而来的死亡的威胁，对我们之前接受的观点提出怀疑，重新审视它们。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矛盾，那就是：人希望永远存在，但人的生命却是转瞬即逝的。加缪觉得，我们作为人，就应该好好体验世界的荒谬所在：“刚一体会到荒谬的存在，荒谬就变成了我们迸发出的对生命的热情，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情感。”只要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必然不甘心，尔后不停地追问为什么，直到生命的终结。西西弗斯最后发出了胜利的呐喊，加缪在这呐喊声中证明西西弗斯没有将来了，“永远”这把一直套在他颈上的锁链解除，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那一瞬间，冲破一切，把自己的所有都放在生命的最高音符上。

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斯的遭遇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事，在他眼里，已经没有惩罚存在，西西弗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加缪已经不对来世抱有幻想，他对世界有了重新认识，认为“这个世间的面孔、姿态和每一出悲喜剧，是历经沧桑后的智慧凝结，是奋不顾身的热情组成的”，这是因为“心已经被那种渴望迈向最高峰的冲动所填满”。但是在加缪看来，人生仍然有不足之处：假如他不进行写作了，那他的生活里还有什么？加缪经常想起那些看似荒谬的英雄，比如说失去了爱情的唐璜，因为在唐璜看来“满足了爱情的需求，别的都好说”。还有失去了赖以支撑信念的正在行动的人，以及不再对生活充满了野心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知道了“行动对其本身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在加缪的书中，这样的主角随处可见，从《局外人》的牺牲者，到荒谬的超人原型卡里古拉，再到《鼠疫》中的人类自身。

针对创作本身而言，我们无法说它是否应该存在，但是它却能给人提供帮助，让人可以通过创作来表达我们对现实的感情，抒发对美好的向往。所以，面对变幻无常甚至无情的人生，艺术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反抗，因为“所有正直高尚的艺术，都是和这个混乱的世界根本对立的”。马洛说的“重生和变形之间永不停息的对话”，在加缪看来，其实是指艺术家本身，在明知肯定会死亡的情况下，从不可抵抗的命运中提取重生和变形的行为，艺术家的这种做法，是“人为了捍卫自己生的尊严，对命运所做的最为顽强的抗争”，尤其针对进步者来说，更是一种“道德戒律”。就像普鲁斯特将自己投入到已经流逝的时间中，结果又重新获得了这些时间一样，加缪投入到了艺术写作中，从“20世纪以来少见的荒谬感”起步——这是他世界观的根本——就这样一步步地，他带领我们迈向心灵解放的道路。我们抛弃了罪恶，变成了英雄，我们不再孤单，和周围人交融在一起。

通过《西西弗斯神话》，加缪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荒谬的英雄画像：“他对诸神不屑，他厌倦痛恨死亡，他对人生满怀真情，结果却是有罪的，受到的惩罚就是，他那充实鲜活的生命最后是一场虚无。这就是我们对今世充满热情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主角是清醒的……西西弗斯，诸神之间的普罗，没有权力，却充满叛逆之心，他所遭受的一切，他心里清清楚楚。”

不过，在加缪的短篇小说《局外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荒谬的英雄”形象。在萨特看来《局外人》不是小说，而是更接近于批判性、道德性的寓言类作品，很像伏尔泰笔下的那些故事。萨特还解释道：“真正优秀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人们的脑中就和自然生活融为一体，像真正存在过的事，我们会忘记它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用这些话来形容《局外人》再合适不过了，每次读它，感觉就像第一次读它一样深刻，它给人一种压迫感，它的愁苦会影响到读它的人——紧紧贴住他，它的气息让人无处可逃。

《局外人》的高明之处就是它的不张扬，它的结构非常合理，让你感觉不到一点儿异样，它不只是在讲故事，而是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一样自然，就像我们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语句简短，不带个人感情，不带长篇说教，情节简单明了。正因如此，我们反倒更无法适应。作品没有显示出作者的喜恶，而读者却看得眼中饱含泪水。

“今天母亲离世，抑或是昨天，我确定不了。从养老院那里传过来的电报上称：‘令堂过世……’”这就是主人翁穆梭的生活，他只能活在眼下，而且是他无法操纵的眼下。书里的这些话是如此的简洁、单调，却利索有劲，充满让人心酸的幽默感，带着嘲讽。是谁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人和我们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看起来却这样陌生，而我们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人，这个是精神上的普罗。很明显，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都是不可控的，他能做的只有被动地接受，或者说忍耐。他让我们感觉到了痛苦，他到底是谁？

《局外人》中，加缪回答了我们：穆梭可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是“人”这种动物。他是个“荒谬的人”，生活在权力被少数人掌控的年代，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不到希望，得不到爱，没有上帝可信仰。很可能，他是唐璜，是个背叛者，是个英雄，或者，他只是个时代的牺牲品。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因为他就是代表人类的一个符号罢了。通过这个阿尔及利亚的小职员的身份，加缪展现了人类的苦难：他得到了那份微薄的爱，即便这仅有的一点儿爱，仍是我们中最不幸的人所苦苦渴求的。于是，他变得快乐了，虽然是仅有的一点儿快乐。但是，就连这微薄的快乐，也被拿走了，因为生活是荒谬的。

加缪用出色的艺术笔触，给我们描绘了穆梭生活的一点一滴，以及他是怎样被慢慢带到死神跟前的。加缪总是警示我们穆梭的生活将会改变，每次警示完，都会留下思考的余地，所以，这使得穆梭误以为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像卡夫卡在《审判》中写的那样：“我关上窗户，又走回来，无意中，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桌子的边角，那上边有盏酒精灯，灯旁边是一些面包屑。一个念头划过了我的脑海：一个星期日又过去了，母亲已经安葬好，明天依旧得去工作。说实话，我的生活一切照旧。”

而实际上，生活确实回到它正常的轨道上去了。穆梭的老板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去巴黎工作，他的情妇希望变成他妻子。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同？在巴黎还是阿尔及尔，是只拥有情妇还是有个妻子，这些都不会造成他生活上根本的不同。但是，随后的一个星期日，发生了一件导致他生活改变的事。当时，他和朋友正在阿尔及尔安静的郊外散步，后来，就像电影中刻意演的那样，两个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阿拉伯人惹恼了他们，他朋友和这两人撕打起来。然后，代表着理智的耀眼的阳光让他的思维停滞了，穆梭不知何时发现自己手中多了一把左轮手枪，不过他只是拿着它。当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准备把这事抛在脑后去午休时，他看见其中一个阿拉伯人躺在烈日下，为了赶紧躲开阳光，他往前快走了两步，而在这时，他看见阿拉伯人拿出一把刀子，不大，却闪着刺眼的光芒，霎时穆梭感到一阵头晕：“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眼前旋转了起来……我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每根神经都像钢丝弹簧一样蓄势待发。我紧紧地将左轮手枪握在手里……之后伴随着清脆的声音。事情便发生了……我明知道社会的平衡被我破坏了，这片宽阔的海滨上让人愉悦的平静也被我打破了。但是我居然又朝那个已经不动了的身体连开了四枪……每一声都敲响了毁灭我人生的钟声，这是命中注定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穆梭的罪名是毋庸置疑的：他把那人杀了，没有任何原因，是完全没有动机的杀人。他回过神来时，已经身在牢狱。他过去生活的一点一滴都开始被拿来分析，一些无谓的小事也可以当作指控他的证据。要从普通人看问题的角度来说，穆梭没有罪；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他连开好几枪，这只有“本性邪恶”的人才做得出。卡夫卡的书里没有法官和检察官，只是在晚上举行了一场荒谬的审判。而在《局外人》中，关于这个罪行的一切都按规定程序进行，但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对比，穆梭实际的人生体验跟法律看待他的角度相比，却让人感觉荒谬。虽然穆梭一直接受着审判，但是他从未把自己当作应该受审的一员，因为关于他的指控，都让他觉得是那么的可笑，和他毫无关系。他们觉得他从没爱过自己的母亲，因为门房强调：说我不去看母亲的尸体，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抽烟，还能睡得着觉，喝得下牛奶咖啡。听到这些，我头上涌起一阵愤怒的浪潮，平生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罪恶多端。

讲到这里，文章开始讲述关于荒谬的核心故事：许多微不足道的事情，赋予穆梭未曾料到也未曾想过的个性。法院的听众和陪审团听说，穆梭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他就到电影院看费南德的电影去了，众人都觉得他太过分。从那时起，所有证词都难以改变他在别人眼中的印象了，他对母亲去世的态度已经能证明“他从根上就是一个坏种”。以后的过程就朝着理所应当的方向顺利发展。有一次，他听到城市里熟悉的喧闹声：“暮色四起，报童叫卖的呐喊响着生活的回音，公园传来他能听到的鸟儿最后的鸣叫……电车转弯时急速的刹车声……”这些声音在以前他是很喜欢听到的，但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之前，这夏天的傍晚太普通了，让人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现在竟然有了特殊的意义，紧跟着它的，既可以是舒适的安眠，也可以是深陷囹圄的深渊。”

临刑前，牧师照旧来监狱看望死刑犯，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宣布死刑时，穆梭没有当场抗议，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一种叫失望的东西在吞噬他的自信心。“看起来他非常自信，未受宣判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自信心却赶不上女人的一撮头发那么多。……别人的死，母亲对我的爱，或者说上帝，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人的命运不只一定会去‘做选择’，我自己也一定会去选择身边的所有人，……上天注定每个人早晚都要死的：他，和别人一样，也会被迫走向这条路。一个人只是因为被指控杀了人，而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就成了他杀人的最充足的证据，因此被处死，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看到这里，我们忽然明白了，这才是这本书艺术上唯一的不足，也是唯一让我们觉得，它是以生活为原型提出了一个论点——这本书的主题呈金字塔形展开，在塔顶，那名“局外人”否定了自己，这时的作品到了它意识形态的高潮。

以后的故事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他的心重新平静下来，安眠在黄土中，他又可以倾听乡下的声音，呼吸着夜晚的空气，感受泥土的芬芳，品尝空气中特有的咸味，炎热的夏天总是让人昏昏欲睡。很明显，他的愤怒终于全力释放出来了，他重新接受了世界那“貌似宽厚实则冷漠的一面”。此刻，他多么希望在他上刑场之前，围观的人们能大骂他。他不在乎什么来自人们的友谊了，不再展望死亡的彼岸。“牺牲”这一词用在他身上已经不合适，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当他不开心时，也使我们的心情受到牵连，这种看似聪明的开心过后，我们的心却依旧冷漠。表面上我们爱这个人，实则爱的却是一种哲学。

加缪接下来的一部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人生之不幸，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肯定，呼吁一个和人相匹配的世界。一面是逃脱不了的死亡的牢笼，另一面是人类不可侵犯的尊严，这是一种固执的行为，固执地赞颂“活着”。

加缪的故事都是一个套路，所以里面的角色放在哪一部书中都一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对世界不设防的人毫无防备地被一种巨大的无可抗拒的力量给击倒。像《误会》中说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民“离开故乡，希望到国外挣大钱”。25五年后，他确实发财了，挈妇将雏，荣归故里。但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馆，为了给她们惊喜，他故意没提自己的名字，化名住下了，还忍不住把大把的钱拿给她们看。而他的亲人并没认出他来，只认出了他身上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于是那天夜里，他被谋杀了，他的亲人用锤子要了他的命，他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里。

《误会》的情节体现在加缪的作品中，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意料之外的门，它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有时是无法修复的。1944年，《误会》以舞台剧的形式上演，加缪把它的黑暗之处最大化，最终使它失去了真实感，仿佛只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人性不再存在，角色只是抽象的意识体。这部剧彻底地失败了，它体现出来的是加缪早期的思想。那时的加缪感到一切都如此荒谬，生活充满了背叛，永远看不到希望，活着没有奔头，“我们从这里出发，这里是暗无边际的地下，没法让人称其为家；而就在那，我们成了那些盲目的动物的饲料，那些盲目的动物就是我们体内盲目的冲动和渴望，不停地翻涌着，不停地吞噬着我们的灵魂。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对海和爱的渴望到底来自哪里？毫无根据。现在，答案已经在你丈夫脑中了，那就是，我们最终都是以尸骨的形式堆成一堆……你要明白下面这点，你的悲哀是渺小的，人遭遇的那些不平才是巨大的……请让你的上帝将你化为石头吧。那才是……仅有的真正的幸福”。

《误会》和《卡里古拉》的区别在于，荒诞和怪诞的表面、“黑色”和彩色的外表。《卡里古拉》的主角是一个荒谬的人，独自生活，为自己拥有无限的自由而感到陶醉。历史上的尼罗就是这样的，但是，加缪写了卡里古拉，那位疯狂的皇帝，曾经让人把他的马选为他的执政官。

这部戏中，加缪并未过多考虑历史的真伪（历史上卡里古拉之所以是个疯子，很可能和他得过脑膜炎有关），他的目的是通过卡里古拉这个角色，来展示一个要求自由到极端荒谬的形象：“我们生活的世界，事物如此安排，我不能接受。这就是为何我说要月亮、要快乐、要长生不老这些在别人听来都是疯话的原因，地球上没有那些东西。”

卡里古拉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让人无法接受却最简单的事实”：人会死去，并且人们不快乐。他就想把这个真理教给自己的同胞，希望同胞们会怀着一颗平静的心接受到来的死亡。虽然，接受这个真理的人会感到绝望，但起码他自知了。在他看来，人们肯定会特别感激他告诉了他们这么一个事实，但实际上，他惹了众怒，人们都抗议他；在他的身上，时刻都有“同样的未来与过去的重担”；他的牺牲者们将他自身的孤独感给荼毒了。在他看来，他是用暴力的手段，将他们那本已没意义的安全去除掉了，本应是在为他们服务，他心中只需要他们给他一点爱。而到最后，整个国家被杀得到处都是尸体时，他才明白“杀戮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没有一个清白者的世界里”，他甚至无法找到一名审判者来审判这里所犯的罪行。而用逻辑的推论来犯罪则是行不通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卡里古拉》宣告着加缪结束了一个写作阶段。之前，他在死亡和折磨中找不到想要的东西，现在，他转而寻向“神圣化”。

《鼠疫》获得的成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仅仅六个月的时间，它在文坛上引起的轰动就可以和马洛的《人间的条件》相比，后者可是经过15年才达到的这个水平。读过这本书的人，无不认为它是对我们这个世界最全面深刻的诠释，这已经成了共识。

《鼠疫》是一部让人紧张的小说，不过，它的处理也有某些不恰当之处。毕竟，它是一篇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驾驭起来比较困难，而《局外人》这类小说篇幅短小，情节单一，容易掌握。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加缪不算是那种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在天赋上面有所欠缺。他的书表达人类自然情况的手法和别人不同，寒冷、饥饿、贫困、感情、生老病死等事物，他没有用具体的情节来展现，用的是抽象的手法。有人认为他是存在主义者，但其实他的本质主义程度比巴尔扎克还明显。唯心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与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论是截然相反的。《鼠疫》中的那些角色，是他一贯常用的类型：潘尼洛神父是个真正的信仰耶稣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专门防守一种荒谬的信仰的，这种信仰却又从未显出它的真面目。对于法官和行政官员，他的写作方式也是一样。

我们还意识到一点，就是加缪要将自己的思想用事实自然地表达出来，他就必须借助一个平台来展示，他手下的角色只是一个个的符号。人们自然的社会生活让他描写起来是困难的，他要的只是抽象的概念。《局外人》中的穆梭，他真正的罪行在于他的非人性，《鼠疫》也蕴含同样的思想。不过，写《鼠疫》时，加缪是颇花费了一番心血收集材料的。他书里说：“在雅典的停尸房里，尸体的臭味洒满天际，连鸟兽都绝迹了；在中国的城市中，成堆的默默地忍受着即将降临的死亡的痛苦，连苍蝇都不愿光顾他们；在马赛，罪犯们把已经腐烂的尸体埋在坑中……”通过他的描写，我们看不到他书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表情、长什么样（其中对一个法官描写得较生动，有嘲讽意味），但是都被死亡之咒击中，这死亡之咒无声无息，无法抵抗，却又荒谬不堪。因为选材的局限性，在加缪的笔下，这些人的生活艺术性更强，更有象征意义。写实主义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意象表达。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凭自己的想象丰富它的内容，可以在窗口挂上一条床单，可以随意坐上别人的电车，可以在墙上贴上各色标语。小说的背景并不清楚，但是，作品的主线起码是有的，并且是一条时刻让人心颤抖的线。

《鼠疫》可谓是一部寓言，用来警示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出版后，这种说法也得到读者的一致认同。在书里，有德国占领法国的事实，有骇人听闻的集中营，甚至有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人道，国家机器借用自己强大的统治工具，来强行统治人民，而统治者又不对人民负责任。这样看来，《鼠疫》之所以用匿名是有它合理的原因的，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就是我们，并且和我们的命运一样，他们也终将走向死亡。

这本书从医生李尔的角度，用日记的形式来讲述这件事。它的写作手法也像医生的工作笔记，干巴巴的不带一点水分，却十分紧凑，像记事本一样把事件的内容记录下来。除非在作者感觉必须抗议的时候，才显出情绪波动。和《局外人》一样，书的开始也是给人罗列了警示标识：李尔的妻子得了肺病离开这个城市，有人发现了死老鼠，还有人得了热病，原因却不明。我们觉得到了可以喘口气的时候，误以为灾难结束，面对一星期只能杀死一千五百人的鼠疫，我们甚至开始退让。

但是，城市是固执的，鼠疫没有让它发生任何改变，风头一过，人们又重新开始正常生活，该享受的人依然享受，这种荒谬持续着。市民中有一些明白人，他们知道鼠疫是怎么回事，知道它是要人命的，所以人们必须保持警醒抵抗它。牺牲者中有一个人是李尔的朋友，名叫塔霍，他对自己的朋友说：

“我得了鼠疫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时我还没来这里，更没有在这里碰到它……只是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它，或者觉得它没什么。但是，我肯定要把它赶跑。某些人看起来并不会因此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听起来，他们的想法又让人有所触动……

“无论如何，理论不是我的注意点。我想弄明白的是……那肮脏的过程……每个黑夜，戴着铁镣的人都在忍受着来自灵魂的折磨，他们将被残忍地杀害……被迫赴死……我对自己说，我决不会接受任何维护这种杀戮的言辞。是的，现在我还不能看得更明白，我现在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从这次鼠疫灾难中我们没有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此，只有你和我并肩战斗，才让我们能获取新的东西。我心里很确定……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像瘟疫一般可怕的东西……传播灾难的细菌天生就存在……所谓的好人，就是非常注意自己，不会主动去传染别人的人，他们的疏忽也一定很少……当我毅然决然地对杀戮说‘不’的时候，那就注定了，我成了被永远流放的人。就让他人来‘创造历史’吧……我们生存的家园里，有瘟疫，有牺牲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远离瘟疫。”

塔霍这段漫长的独白，最终以此做总结：“通过实际情况，我认为除了瘟疫和牺牲者之外，还应该有医务人员这个群体。实际上，医务人员不多，因为这个职业太辛苦了。所以，每次苦难发生时，我都会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群体中，这样可以尽可能缩减我们受到的损失和伤害。”

塔霍死之前几天，又和李尔一起散步，这时他又做了更深刻的表白。“我说，”——他忽然来了一句——“我其实一直在想，如何可以变成圣人。”李尔大惊失色，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上帝啊！”塔霍说：“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有个重要问题——不通过上帝，人到底能不能变成圣人？其实，这是今天我脑中唯一需要解决的事。”

确实如此，如何摆脱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荒谬性？只有一个办法——成为圣人。第一个明白这个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柏纳诺斯也明白了，他笔下的教士们奋力抵抗着世界上那些邪恶的行为，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而被困在集中营中的俘虏们，面对那穿黑色制服的人们制造的可怕的地狱，表现出让人感动的团结，这让我们看到，即使没有在前线杀敌破虏，顽强地坚守也是一种可敬的行为。在这场战争中，站在最前面的是共产主义者和基督徒，他们一直奋力抗争着，在人类受到极端屈辱时，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高贵。

可是，在《鼠疫》这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给予自己所塑造的角色以肯定，看不到什么能证明塔霍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死的那一刻，谁能肯定他没有饱含绝望？虽然他想成为圣人，但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我们知道，他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选择像卡里古拉那样加在他大臣身上的那种折磨，因为，在加缪的眼中，这些东西没有本质的区别。世界如此荒谬，怎么可能有圣人存在？即使需要圣人存在，也只能自己拿出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反之就不能证明圣人的存在。

在完全不提基督的神圣性的情况下，圣人也只能表示人有完美的可能性；它甚至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它谈不上是哪个人的专有权利，甚至它自身的存在也没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服务于人类全体时，它才有自己的地位。

就是说，之前曾假设，有一种和人性密切相关的“本质”存在，“圣人”一词包含了人的全部意义，同时显示出人的普遍性。纯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只是他“自身行动”体现出来的事物，此外什么都没有，至于“变成圣人”更无任何意义。人成为英雄是可能的，但成为圣人，就需要他全盘接受自己的命运——只要世界能被拯救，就对自己的死不发一言。甘地就可谓是这种圣人，对于他而言，非暴力是他采用的手段，他的目的很大，大到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甘地认为，非暴力对他自己而言不过是个荒谬的姿态，不过是漫无目的的道德规律，那还有什么意义？

1948年10月27日，《围城》以舞台剧的形式演出，这可谓是一篇运用戏剧对偶的方式写就的文章，很明显影射的是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德国侵占法国之事，这部剧刻意强调了加缪心目中的弱点。而1949年12月15日上演的《正义》则不同，《围城》惯用抒情式独白，《正义》则向我们展示观念的交换。我们要提到的角色是斯蒂潘·菲德罗夫和雅尼克·凯利耶夫，他们都是19世纪俄罗斯的激进分子。斯蒂潘的主张是“革命就是爆炸和血腥”，而从法律意义来讲，革命则意味着犯罪。狱中生活让他意识到，想要推翻暴政，一定要制定好纪律。假设组织上让他去杀死一个儿童——他会马上执行。“在他心目中占据第一位的不是生命，是正义，正义凌驾于生命之上。”

而与之相对的是，雅尼克则追求人性的解放。作为一名诗人，他爱“美和幸福”，只有为了“能让世界更趋向公平正义的人”，他才甘心为之犯罪。所以，他看见有孩子坐在大公的车里，就不忍心投炸弹了。结局是，就像雅尼克起初和他战友约好的那样，在彼此都好时，他死了，就像一个“正义的人”那样死的。

到了最后，加缪走向了实践的道德的定义，想为人类服务，用来代替基督教关于拯救的思想：“人的拯救，这个想法对于我来说，范围实在太宽。我真正关心的是他是否健康。”那种叛逆的道德（由疯狂的卡里古拉将其推到顶峰）消失了，一种建立在人的友爱上面的道德产生了，虽然二者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都是悲观的。因为死亡主宰着世界，我们不相信上帝，而且，我们用尽全力和死亡对抗；不去指望无声的苍天，这样上帝心里也不那么内疚。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注定是“被流放的人”，自己注定不被允许，而只能由别人去“创造历史”。在《叛逆者》中，他就悄无声息地转变了，转而为人作证。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愧对历史，而且在道德上限制了反叛。这样，他就不受左派知识分子的赏识了，那些人在《现代》杂志上大肆攻击他的观点，他被迫孤立。但是，他在批评评论时也未示弱：“这个世界上，他们选择了纯粹的历史。”对于欧洲革命，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分析，然后说：“反叛和革命最终都没有好结局，不是被警察逮捕就是被迫变得疯狂。”

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野心过度膨胀，他们想把绝对真理吸纳到历史之中，把宗教纳入到政治里面。而在《叛教者》中我们看到，作者的想法与众不同，很明显，他要远离“到了顶端的思想”以及来自地中海边上人民无尽的智慧。在加缪心目中，革命必须以下面的原则为前提：绝不许不尊重人，不尊重人的尊严，不尊重人的人格。他在作品中，对这个原则是这样表述的：“与其杀了我们，让我们死，把我们当成毫无尊严的东西，不如我们活着，让别人也活着，让我们做有尊严的人。”这本书的结论是积极的，而以前，加缪对革命神圣化这件事一直大加批判，现在，起码从书中他展现了一种谦逊，而这是值得称赞的。在与恶做斗争的过程中，加缪不相信那些极权主义对善的复杂定义。

无论是三卷本的《时事论集》及《夏日》中收录的作品，还是《放逐和王国》和他未完成就离世的稿子《笔记》，我们都能看到，在基本观点上，加缪没有任何变化。“我们生活中不是永远只有战斗和恨。我们不可能到死都不放下手中的武器。历史当然存在，但还有一点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那就是单纯的快乐以及美。”加缪用希腊人的例子来诠释现代世界，说他们“无论从神的角度，还是从理性的角度，都不会用绝对的目光看待事物”，他们“各处都考虑到，拿光明来冲淡黑暗。这一对比，我们身处的欧洲，未免看问题太绝对了，心态过于极端了”。

不是因为他写《局外人》时的痛苦和不平有所减少，而是因为加缪笔下的主人翁把这痛苦缩减了。这些主角在完成自己主宰一切的使命后，在改正那些存在的问题后，选择了减少痛苦：“无论哪种行为，如果比这更加野心勃勃，最后肯定会被证明它的矛盾。‘绝对’一词，不是通过历史就能达到的，也不是通过历史就可以产生的。政治和宗教不同，假设政治就是宗教的话，也不过是宗教的法庭罢了。”接着，加缪选用雷内·夏尔的话：“要么一心求得从历史上获得更多，要么一心责备历史对我无动于衷，这其实就像弓箭的两极一样。”

加缪的名声如日中天，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在他作品中一直执着的矛盾尚未分析清楚之前，他却突然地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他的什么作品会让人永远难以忘记？是他的戏剧吗？因为他戏剧里的剧情经常以哲学对白的形式表现，并且他本身的志愿就是想为舞台工作。或者是他的小说？那都是选自真实事件，然后赋予其象征意义，加大其深度。《局外人》描述了被德国占领时，整个国家的氛围。《鼠疫》则以1940年他意识到的一种情况为基础，把它神话化，力求更深刻地表现它。这种情况就是，在每个社会的内部，都有属于自己地狱般的存在，瘟疫可以摧毁一座幸福的城市。《堕落》和前两部的表达力度不一样，但是，它赤裸裸地揭露出现代人的弊病。他的短篇小说集《放逐和王国》里，虽然有两三篇作品很不错，但总体来看不尽如人意。在他的作品中，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岸是他经常描写的景物。他的散文写得非常之妙，无论是《西西弗斯神话》还是《夏天》，由于其精彩的描写，有些段落会经常被选入教材。关于加缪的作品，我们了解这些就足够了，虽然他还有别的作品，但不具代表性。阿尔贝·加缪用他的心承载了我们的历史以及时代的痛苦和希望，并将这些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支持着他，让他坚信能够写作是一种“荣誉”。在我们当代作家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已经不多。

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的误解，许多人一直以为加缪是存在主义者，即使不是公开的革命分子，也算得上是一个革新人物。但是，就他的文体和思想来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有古典主义倾向。有一次我问他，谁是影响他最大的作家，他说了好几个人，有马洛和《地粮》的作者纪德，有蒙瑟兰和巴雷。他会受多人的影响，这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甚至包括维格尼、渥维纳格，以及写《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尔。加缪是一个道德家，他和蒙田、圣艾夫蒙、科奈尔、帕斯卡尔是一类人。在他生活的年代，祖国被德国占领、欧洲的集中营、原子弹的威胁以及一些以强势逼人的国家，这些都是他灵感的来源，都成了他写作的主题。但是，这些和他作品的风格无关，也没有造成他最基础的思想：恐惧死亡，这种恐惧深藏在世界中心，就像蛀虫藏在果实的正中，“像他那样痴迷于阳光的人”在面对着不确定的命运时，发出“自然而然的恐惧”。

【注释】

[1]蒂帕萨：位于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卜利达省，西北距阿尔及尔约70千米，是阿尔及利亚著名的旅游胜地。

[2]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审判》《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