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及其作品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结束后几个星期，瑞士出版了一篇作者不明的小论文《查拉图斯特拉归来》。在这篇论文里，作者笔锋犀利，不禁让人想起了尼采的预言，他倡导德国青年要认清过去错误的价值观，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真实的自己。这篇文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的鸟儿在歌唱和讲话，那你就追随着它，去深入每一种诱惑，哪怕是深入那遥远而阴冷的荒野，哪怕是面对最黑暗的命运啊！”如果读者深入阅读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概念和一些生动比喻与同一年出版的另一本优秀小说不谋而合。在《德密安》这本小说中，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爱弥尔·辛克莱，他将自身追求和寻找价值观的过程用同样的措辞描写出来。在文章中,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打破传统社会牢笼的小鸟。小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杂志和文学圈对于作者的身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几个月后，读者们都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两部作品都是赫尔曼·黑塞创作的。42岁的黑塞在公众眼中一直是老套的威尔汉大帝时代德国史编撰家形象，这次竟然给新生一代追求自由观和责任观注入了力量。他鼓励新一代的年轻人摆脱和抛弃过去的时光及行为规范，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早期的作品所表现的，并且激励年轻人担负起新的责任。但是，还不等公众找出他的真实身份，黑塞就早已消失在公众的面前。有人猜测他像是回到人烟稀少的查拉图斯特拉，在鲁加诺湖岸边找到山水围绕的瑞士蒙塔歌诺拉村，在那里居住直到1962年8月9日他去世为止。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挂出了“谢绝访客”的标志，为的是不让流俗的目标污染了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读者们都期待我们这位隐退的居士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是那种史诗般的鸿篇巨作写实吗？还是那种恰当布局的社会剧呢？当然，这些都不是读者们最期待的。对于读者们来说，黑塞最吸引他们的地方还是他写出的内省式故事，他的这类作品完全不理会当时社会的论点和政策，相反，阅读他的这类作品要有像蒙塔歌诺拉村离欧洲的大都会一样的超尘世的心思，远离20世纪社会的纷乱。我们要像查拉图斯特拉倾听心灵的呼声一般，倾听那为内心生命着迷的人安静内心独白。因为蒙塔歌诺拉的高岗让黑塞回顾起了《希哈达传》（1922年出版）的神秘印度经历，以及《水仙花和金嘴巴》（1930年）里的中古世纪。他用旁观者的超然精神，讽刺般瞥视《荒原狼》（1927年）中的20世纪觉醒的知识分子，并创作出永恒的《东方之旅》（1932年）。最后他以《玻璃珠游戏》（1943年）结束他的创作之旅，让我们仿佛身临蒙塔歌诺拉村，呼吸着未来世界的清新空气。然而，即使我们面对着各色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物，我们最终看到的却只是黑塞自己的形象，他用他无尽的想象明镜，不断地找寻新的倒影。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出生在黑森林卡尔夫城，他童年的大多数时光是在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度过。黑塞的父亲是一家虔诚教派的出版社的主事。黑塞的家里人都是传统的虔诚信徒，于是，家人们都希望他能继续走这条道路，一心为宗教服务。然而，依据黑塞父亲的描述，家人已经“紧张兮兮，软弱无力”，已经拿这个12岁少年没有办法了，因为黑塞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才能并且性格很倔强。但是，可喜的是，黑塞读书很努力，到1891年的时候，家人送他到州考，经过激烈残酷的考试，他成为少数考进墨尔布龙学校（亦即杜宾根学院）先修班的学生，那是很多人都想得到学位的地方！可是，好景不长，黑塞并没有在这之后乖乖读书，在这里，他的人生态度好像一下子发生了转变，甚至出现逃学现象。因为这样，他还曾被送到低能儿童收容所和驱邪师那里去，前后换了好几所学校。

没办法，黑塞的父母只好承认这个事实，正规的教育方法对他们的孩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黑塞在一家机器铺当过学徒，在那个时候他就积攒了不少创作素材，大多是关于德国小城单纯的工人的。黑塞一直渴望独立，到了1890年，他更是离开家而搬到附近的杜宾根大学城，并在一家书店打了四年工，也就是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黑塞早期的作品几乎都是他渴望逃离黑暗现实的体现，描写“介于时空之间的创造期梦境”，是一些具有19世纪90年代那种拘泥的风雅特色的诗篇和难以明义的“诗与散文”。他放弃这种空幻浪漫作风，要等到1899年他离开这种大学旁的生活、迁居到巴瑟尔的时候，他开始努力“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和现实”。他客观评价、反省自己的文学放纵期，为此，他写下了《赫尔曼·劳斯契》（1901年）。虽然之前黑塞作品颇丰，但是直到1904年《彼德·卡曼辛（乡愁）》（1904年）问世，他才能真正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获得足以负担他自己花费的报酬。这部小说其实来自黑塞的梦想和经验，讲述了一位瑞士农家子写作成名，一度受大都会和文学沙龙的诱惑，但最后青年放弃了这种虚浮的自由，回到村子，继续谦虚地服务、尽责地生活。

黑塞过着充满艺术色彩的生活，刚开始，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心，认为自己可以跟卡曼辛媲美。1904年，黑塞娶妻并居住在德国康斯坦湖畔的一栋改良农舍中，在这八年里，他的忧郁写实的短篇小说和诗篇创作不断，写成《此生此世》（1907年出版）、《邻居》（1909年）和《路上》（1911年）等册子。在《车轮下》（1906年）中，他使用学童小说模式，描写他学生时代的不安，在小说《葛翠德》（1910年）和当时的许多作品中，他用一个跛足音乐家塑造出了一个身体的残障的形象，描写出追求艺术的艰巨性和难以得到幸福的痛苦，这也正表达了他自身心灵的不幸。

对于懂事后的卡曼辛跟母牛和农夫们生活在一起几年后心里产生的困惑，黑塞并没有深究。黑塞成名后，很多人都开始有求于他，找他当评论记者、编辑或文集编选家。为了满足公众的各种口味，黑塞帮最好的杂志写文章谈论当时的流行题目。然而，有得到就会有付出，迎合大众却让黑塞渐渐感到自己越来越市侩，为了逃避这些，他到意大利，到德国，到奥国，并走遍整个瑞士。因为黑塞一家都是虔诚的教派人士，他的父母和外公都当过传教士，受这种氛围的感染，黑塞心中十分向往印度，对他来说印度就如德国一般亲切。在1911年，他终于来到了东印度群岛。

东方世界在黑塞的脑海里构造的那个世界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生长的家庭很亲近印度，他的父母和外公都在那个世界当过传教士。在他的心灵深处，印度和他儿时生长的具有虔诚教派的德国一样亲切。

“我们怀着向往之心来到南方和东方，在一种阴沉而又有着感恩的家的情怀驱使下，我们在这儿寻找幸福的天堂。”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欧洲文化对他的浸染已经太深了，这一点跟他的东方乐园梦格格不入。“我们又感到不一样的自己了：我们身处异国他乡，还没有公民的权利。其实，我们早已没有了乐园，并且我们想重建的新的乐园不可能在赤道和东方的暖海边上，它其实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在那遥远的北国世界里。”

早在黑塞去东方游玩的时候他就清楚地明白：其实真正的自由是精神上的自由，而不只是肉体上的自由，躯体上的逃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是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个结论，去追寻真正的自由。结束东方之旅不久，他们全家又马不停蹄地迁到伯恩，他的这一举措也是想用肉体上的迁移来逃避精神上的冲突。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两部作品《露莎德》（1914年）和《奴尔普》（191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黑塞被自由的矛盾困在窘境里。前者所描述的是画家维拉固斯最终发现若要想一心一意专心于工作的话，是没办法同时拥有美满婚姻的，也就是说自由和责任二者是很难同时拥有的。而后者中描述出的主人公奴尔普，是一个极端的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他热衷于给那些被责任困住的凡人灌输一点“自由妄想症”。即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很自由，可是由于他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他的人生价值，他的自由乐趣也因此降低不少。

1916年和1917年的心理分析经验终于让黑塞不得不承认，其实自由应该是在内心追求的，而不是义无反顾地跑遍欧洲和亚洲。他对自己进行了心理分析，因为他发现自己有点神经衰弱症，作为和平论狂热支持者的黑塞在得知战争爆发后非常丧气。他写了一些文章，结果导致和很多老朋友及读者产生了隔阂。加上没有效忠心，他被大众所批评，并曾一度意志消沉。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他去为瑞士的很多救难局无条件地做战时工作，但作用效果也不明显。

1916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一个重病多年，太太又患了精神病，囚居在疯人院。祸不单行，在黑塞的文学生涯出现严重危机的同时，婚姻和家庭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随之崩溃。他甚至都不能用写作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并拒绝了别人让他挑选作品出书的建议，很消沉地说：“没什么可出版的。” 在印度之旅粉碎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让他不得不接受不能靠远行寻求真正的自由之后，他决定从内心寻找他想要的答案。

他曾经在很多不同的作品中提到，他接触过很多著名作家关于心理分析的作品，所以他对于心理分析的很多内容都非常熟悉。在他的作品《德密安》中的皮斯多瑞斯是按照荣格的门徒约瑟夫B·郎格塑造的形象，他在1916年和1917年多次与之见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接受自己一直以来逃避的意识，让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门别类整理好，让他意识到他的不安责任并不在于外在环境，而是他内心的不安所驱使的。譬如说，战争不仅使战场狼烟四起，也让整个时代的人心里泛起涟漪。《德密安》是他在1917年灵思涌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的作品。他的主题内容和托马斯·曼的《魔山》（1924年）及赫尔曼·布罗克的《梦游人》（1931—1932年）相似，都着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的心境。

这部作品的风格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赫尔曼·黑塞想要得到最真实的反馈信息，于是他采用了他书中主人公爱弥尔·辛克莱的名字作为笔名在两年后发表了《德密安》。这本书真实地折射出当时整个时代的精神，受到了德国年轻人的欢迎。托马斯·曼为《德密安》的美国版本写序言的时候，更是说它堪比1774年出版的歌德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对那一代人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如果单凭其所描述的客观环境来判定作品的年代的话，就好像是在另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面掺和了一点现在的元素。可是，黑塞注重小说的心灵化，里面的情节模式不仅适用于半个世纪前的年代，同样适用于今天。并且，在1970年，这部作品得到了新一代美国青年的追捧。

而且，《德密安》这一作品同样也带有黑塞自身曾经生活的背景，他通过里面的一个角色——辛克莱介绍自己童年时尊重宗教信仰和渴望自由的迷惘经历。辛克莱在年幼时便知道代表爱、秩序和责任的“光明”世界与代表性、暴力和无限自由的“黑暗世界”，即使父母努力教导并传递“光明”世界的重要，可辛克莱还是被“黑暗”世界所深深吸引。随着他不断地成长，他认识到被父母抛弃的“黑暗”世界及他们所设计的“光明”世界，二者都是人生的自然组成部分。后来，辛克莱秉持顺其自然、面对现实的心态做人，谨遵德密安的指点，最后一套永恒价值观的新源泉在他内心渐渐显现。

这部作品对宗教的比较极尽能事，带有极浓的宗教色彩，作品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的风尚——基督教经历了起伏之后渐与世界其他宗教处于同一水平。皮斯多瑞斯对辛克莱说：“每一种宗教都美不可言。不管你是基督教神父还是去麦加朝圣，宗教即灵魂。”辛克莱的成长历程就如一则精巧的寓言，他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堕落为一个罪人，再上升为一名拥有超越传统基督教善恶观的信徒。1932年，黑塞在《稍许神学》中以散文的形式通过描写表现出辛克莱这种由天真到绝望最后走向觉醒的三部曲式历程，这后来更成为黑塞一切小说主角的发展模式。

只有通过这种宗教架构，我们才能知道原来辛克莱初期堕落和最后超升的媒介是德密安。对于这本书，有个地方让人很不解，照副标题来说，实际上是《爱弥尔·辛克莱少年时代的故事》，那最后为什么还要改为《德密安》呢？从外在的情节，我们很难看出其中的端倪，然而，当我们仔细考虑了德密安的形象之后，就会发现一组特性构成了惊人却不可能弄错的模式。他的那一股明光照亮了前额，这便成为他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自制力和操纵别人心理的技巧过于常人，也因此能完成其他男孩子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可以在那几场争执里读到，德密安那特别的问答，连老师们也为他的语言感到惊奇。他跟辛克莱说话的时候是用圣经的寓言来表达的。对他来说，新的心灵国度一定会来临，并且对这个信仰身体力行。最后，小说里写到德密安的崇拜者成群，他们都是德密安信仰的忠实追随者。

从这部书的写作特点看来，其实我们面对的是耶稣的一个变貌而已，并且是带有反讽性的变貌。

当大家知道黑塞就是《德密安》的作者的时候，他早已告别家人，隐退到蒙塔歌诺拉村。1919年，就在这个地方，黑塞完成了《克莱恩与华格纳》和《克林梭的最后夏日》两部小说，以及两篇谈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重要论文（T·S·艾略特曾在《荒原狼》的批注中引用），完整地向公众讲述了《德密安》中深部的概念：在这本书中，作者书写了怀有古希腊罗马价值观的基督教徒被把人生诸相看成同样正当的“俄国心灵”所冲击……并且没落的历程。与此同时，黑塞为了说明《德密安》一书中摆脱过去的个人如何能跟自己和解，着手写作新书《希哈达传》。

希哈达一出生就是一个婆罗门阶级的子弟，自小就老老实实地追随父亲的信仰。然而到了18岁那年，他发现传统的印度教不足以解答自己内心的疑问，于是毅然决然动身去寻找更加严肃的教规。终于，他找到了沙马纳教派，他想在这个教派中寻找答案，然而苦修三年之后却让他自己彻悟自己修习的教派与他追求的和谐越来越远，他终于体会到自己极端忠于灵魂，脱离自然世界的心灵。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到达感官国度，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并与名妓卡玛拉步入爱河。

但是，在40岁的时候他发现，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上的富足更能引领他迈向宁静。于是，他离开了卡玛拉，放弃了俗世的财产。在精神国度和自然国度之间的界河生活的20年里，他都陪在一位智慧老人身边，终于悟出了向“万有”妥协来获取绝对和谐的方法。“从那时开始，希哈达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他在欲望中得到解放，与自然万物混成一体，成为万物统一的一部分，变得越发从容自得。”从语言结构的角度看，《希哈达传》属于上乘之作，应该是黑塞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可是，它描述的内容跟《德密安》一样乏味，讲的是一个被社会价值观所困扰的宗教信徒最后从自身内在追求平静的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黑塞慢慢地明白了单凭静思他是不能生存的，他需要适应周边的环境，也需要有经济和医疗上的支持，于是，他重新接触世俗，也因此走回了之前的老路。黑塞坦诚“我没有分享过当代的任何一个思想”，不过现在他的表现成熟多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抨击社会，而是利用幽默感来调侃现实。在《德密安》这本书里面我们找不到对社会的蔑视，找不到希哈达逃离现实陷入沉思的疯狂，换成了托马斯·曼和安德烈·纪德强大的耐性和暗讽，并且可以看到对人类基本尊严的尊重。而这些改变在《荒原狼》（1927年）中更是明显地表露出来。

小说中的主人公哈里·哈勒尔是一个已经48岁的自负的知识分子，他瞧不起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觉得这个时代配不上他的存在，所以他发誓要在50岁的时候自杀。他总觉得他比身边所有人都优秀，经常小题大做，还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所谓的‘文化’‘精神’‘灵魂’，所谓美的神圣的东西是否早就灭绝了，只有我这种傻瓜才相信它们还存在？”在众人狂欢的日子里，爵士乐、妓女、同性恋者、医药文化等哈勒尔一直以来都避而不见的现实通通出现在面前，不过哈勒尔从中学会了取笑现实、自娱自乐，并从中找出生活的意义，得以继续在世间生存。20世纪20年代的很多读者都以为这本书是赞扬爵士乐、性放纵和药物放纵的，所以都不喜欢《荒原狼》。1930年，黑塞发表了一本名为《水仙花与金嘴巴》的作品，该作品描述的背景是在15世纪的欧洲。水仙花是一位名为纳西瑟斯，拥有与世隔绝般的纯洁心灵的僧侣，他是责任的化身。而金嘴巴是一位名为克里索斯托莫斯，拥有无拘无束般的自由灵魂的僧侣，他是自由的化身。一个安心生活在围墙内的修道院，一个则力求逃到围墙外的花花世界去寻找人生的快乐，该书所刻画的自由与责任的冲突改变了读者对黑塞的印象。

故事发生在玛丽亚布龙修道院，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黑塞笔下的两位主人公也不例外。“水仙花”帮 “金嘴巴”认识到自己其实不适合独自生活。“水仙花”纳西瑟斯沉醉于在玛利亚布隆修道院的生活；而“金嘴巴”克里索斯托莫斯喜欢外面世界中多姿多彩的生活。他逃出修道院向外面的世界寻求生活中不一样的生活乐趣，宛如一个背包客，洒脱地走遍世界各个角落，见尽人世间的各种美好与黑暗。艺术源于生活，他的经历将他造成一位出色的木刻专家，可惜到故事的最后，由于某些原因他被“水仙花”纳西瑟斯从牢狱中救回修道院。但是重重围墙阻隔了他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一只原本就向往自由的小鸟被困于笼中，各种无奈抑郁不得志使得这位有才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生涯的半路上便结束了他的艺术创作，社会也少了一位出色的艺术家。

1932年出版的《东方之旅》以《水仙花和金嘴巴》为创作素材，还涵盖黑塞个人参加东印度群岛之旅，以及当时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东方神秘主义文化背景。故事主人公HH参加东方徒步旅行联盟，但旅程开始不久便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团员相继失踪或离去。十年后主人公想把这件事写成一本书，或许是时间过去太久了，主人公将所有重要的细节都忘记了，虚有其表的故事如何能吸引读者？为此，主人公想找回当时失踪的团员还原事件，历经艰辛后，HH找到了最先失踪的佣人里奥,HH从里奥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并找回了联盟的精神——为人无私服务。

黑塞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爱好音乐与绘画，曾为现代神话绘制插图稿；他是一位漂泊、孤独、隐逸的诗人，出生在德国，1919年迁居瑞士，1923年他46岁入瑞士籍。1924年，他第二次结婚，但是为期很短。1924年之后，他会去发表一些临时性的演说，会定期去接受矿泉疗法，他那外表宁静的生活状态遮蔽了他创作生命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他不仅仅擅长写长篇小说，还写下了最好的诗篇、散文和短篇小说。黑塞的作品源于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他生活以及他生活的时代的写照，他所创作的作品风格分三个时期：早期浪漫主义诗歌及一系列田园诗风格的抒情小说和流浪汉小说，中期充满了心灵分裂的苦恼和迷茫、彷徨的气息，晚期著作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而他写作的巅峰则是在1931年与第三任妻子妮侬·奥斯兰德结婚后。

要说《东方之旅》所折射出的是那几年风平浪静的日子，那么，1943出版的《玻璃珠游戏》则反映了黑塞对20世纪初期所发生的阴郁事件的态度。在1931年年初，他刚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都是歌颂心灵美学国度的，而到后来出版的时候却已经变成了反对绝对自由、支持责任约束的作品。

这个故事交代的时间是400年后的未来社会，主要围绕着一个由政府资助来研究“卡斯达林”世界文化的机构来展开。那里有一个叫“玻璃珠游戏”的文学组织，文学氛围非常浓郁，并没有受到物质因素的干扰，是由一群学生和学者成立起来研究不同文学元素的神秘组合。里面的主人公约瑟夫·克涅奇跟早年黑塞执笔的风格不一样，他小时候凭借艺术天赋被挖掘才能，在组织里也是稳步上升，才四十几岁就当上了学区的职员主管“游戏教师”，并且把组织所提倡的思想跟自己的思想同步。由此看来，他的生活少有波折，几乎一帆风顺。

但是，在克涅奇八年的“游戏教师”生涯里，他亲眼目睹好友音乐家提固拉瑞斯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误导，以致对自己的智力和狭隘的专长崇拜太深，而无益于团体工作。并且“卡斯达林文化和心智王国”开始与教会和国家划清界限，独立成一个自足的个体，不愿意接受宗教精神的教导也不乐意为社会服务。由此一来，克涅奇发现，他一直所推崇的组织里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最后，克涅奇发现组织固步自封，不愿意与时俱进，于是他向“教育部”反映了这些问题。“我们很感谢你对历史政治的构想和远见，可是我们不敢苟同你的大胆推测，我们不认为我们所沉淀出来的卡斯达林理想可以塑造历史或者影响世界的政治。”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对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机构提出评判。

约瑟夫·克涅奇一反早期黑塞书中主角的激进手段，没有用那种激进的方法重组这些机构，他采取一个稳妥平和的执行方案，坚信组织最后都会认同他所提出的方案。他舍弃堂皇的姿态，辞去了他的职位，离开了卡斯达林，去给一位同学的儿子做导师，可是没想到这一切都把他引上了死亡之路。他为了取得学生对他的信任，接受了学生提出的挑战，在黎明的时候跳进了冰冷的湖水里，结果被淹死了。按照黑塞的解释是说，“他不愿意让他的学生失望”。

这些想法得益于黑塞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纠纷时的教训。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塞无惧威胁坚持和平观点相比，现在的他更加大无畏赤裸裸地与纳粹思想作斗争。虽然他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不仅得了坐骨神经痛，眼睛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了，使他不可以参与一线的救援活动，但是他依然竭尽所能为反抗纳粹的救援活动出一份力。他在蒙塔歌诺拉村为几十个难民提供了吃住，也帮助过一些人逃离希特勒的魔掌，离开德国。

《玻璃珠游戏》是黑塞最后的惊世之作。在此后的15年间，他仍坚持写作，包括诗歌、散文、自传式感想、给朋友的转帖，还有几百封给读者们的回信。所以，这几年里除了诺贝尔奖之外他还得到过很多其他奖项。这一切都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期，黑塞所倡导的和平论、人道主义和人类观点很受世人追捧，因为正值需要重建价值观的时候，而且他在文学上对传统的传承让世人更好、更方便地了解到战时的文化史迹。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趋势潮流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某些因素几近相同，所以那个年代的美国年轻人非常热捧《希哈达传》时期的逃避主义者黑塞，还有《德密安》时期的革命者黑塞，而并非《玻璃珠游戏》的黑塞。他们是抛弃了传统的犹太基督思想，在明显的宗教冲动引导下投奔向其他异国的，大概以东方的崇拜形式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思想让他们跟固守传统、善恶分明的上一辈人明显区别开来，他们超越善恶，想“做自己的事”，同时也乐意别人跟着效仿，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善恶的伦理境地。这样的价值观念让他们与固守20世纪50年代那种善恶分明、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父母那一代人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