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贝尔奖候选名单几乎永远都是那些人。即使他们落选多次，但仍然争取到底。拿到奖金的只有贡献突出的几个，其余的一直在等待。因为战争原因，奖金一直被搁置了整整四年。战争结束后不久，那些保荐候选人的文艺及学术团体决定做出一些变动。1946年起，名单上有了新人，在新的候选人当中，出现了五位未来的得奖人——分别是来自法国的纪德和莫瑞亚珂、英国的艾略特和丘吉尔、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
令人意外的是，一位叫赫尔曼·黑塞的“老兵”把1946年的诺贝尔奖收入了囊中。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第一次进入名单到最终获奖，用了整整15年。1877年，赫尔曼·黑塞出生在德国。他比1929年的得奖人托马斯·曼小两岁，但是人们喜欢将他们作比较。一位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一位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坚决的斗士，都深受大家尊重。西方人文精神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受打击。两位作家对比，黑塞永远比托马斯·曼更受瞩目。但是，托马斯·曼是第一位推荐黑塞的人。在获奖之前，黑塞只是一名少有人认识的草根作家。1931年，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对黑塞以及他的作品做出了高度的肯定。他认为黑塞更像一个只关怀个人问题的抒情诗人，而非一般的小说家和哲学家。黑塞的真正原创力在于他切实地指出了大战爆发前夕腐蚀着西方世界的深切“良心危机”，这在他20世纪2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深有体现。
尽管霍氏在那份报告书中如此赞扬黑塞，可是，他不认为黑塞那些“令人不安的”小说能够代表诺贝尔先生所欲奖掖的文学与精神倾向——因为那些小说把人的灵魂描写成各种诱惑与毁灭性力量的猎物。“除非炸药的发明人意欲表扬这种盲目引爆人类思想之犯罪才能。”简言之，他不能昧着良心敦促瑞典文学院把奖金颁给这位由托马斯·曼所推荐的候选人。（托马斯·曼曾在《新苏黎世日报》上撰文祝贺黑塞六十诞辰。他在文中公开提请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的老友、流亡期间的伙伴，以及《荒原狼》一书的作者——他“不公正地遭受忽视”。）
后来，霍氏又写了好几份报告书，评析黑塞那些大部头的小说。结果，黑塞却是以他的抒情诗在瑞典那些“文学判官”的脑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奥斯特林认为，他晚期的诗作乃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唯一十全十美的东西”。学院中另几位德国文学专家也有同感。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十分希望奖掖“在逆境中蓬勃滋长的”纯诗。这篇观察入微的研究指出：欲达成此目标，最适当的做法便是把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黑塞。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黑塞的诗和小说做了一番详细的考察之后，终于决定将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由于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与深刻的洞鉴，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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