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4月24日,卡尔·施皮特勒出生在瑞士一个名叫里斯塔尔的小镇。里斯塔尔是个有名的人文主义中心,它的名字和伊拉斯莫斯、霍迈、布克哈特和包克林等显赫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
施皮特勒写过一本名叫《我的早年经历》(1914年)的自传作品,这部作品给我们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惊人天赋,他能够清楚地记得自己两岁时的事,并能把这些经历事无巨细地描绘出来,写得既准确又生动,这真让人叹为观止。施皮特勒那敏感的心,让我们联想到一种叫七弦琴的乐器,它非常灵敏,这件乐器被细腻的艺术家运用,更是发挥了它独特的妙处。在艺术家手里,它可以弹奏出青春期迷茫的少年真切的心声,也可以弹奏出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另外,他在绘画方面也颇具天赋,非常着迷于自然界的光影色彩,早年他还认真考虑过做一名画家。
在他15~17岁这几年,曾两次专门去苏黎世郡拜访自己的姨妈尤金尼娅,这位姨妈对施皮特勒今后的生活有重要影响。姨妈当时还很年轻,住在温特修尔小镇,施皮特勒第一次去那里时,姨妈给他弹了一首巴哈的曲子,他看着姨妈那纤巧的双手飞快地翻飞,美妙的乐曲从这双手底下缓缓流出,不禁赞叹音乐的神奇。并且,姨妈把一本博希德史勒本的书拿给他看,这本小册子包含了形而上学的知识,它为施皮特勒打开了思考的大门,他说:“去年我还在地上玩泥巴,而今年我已经像个思想家一样思索世界了。”第二次去姨妈家时,他又领略到贝多芬作品的动人之处,姨妈给他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他有机会逐渐全面发展起来。
少年时期,施皮特勒梦想着能成为画家、哲学家、作曲家,但他略微担心自己在美术和音乐方面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17岁才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可不算早。
虽然心有遗憾,但他仍打心里敬爱艺术和艺术家。经过一番思索,他选择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他看来,只有在写诗时,才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诗才能体现他各方面的智慧。
至于施皮特勒的社会生活则很平凡,可能他早已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个很适应社会的人,所以,他并不爱显摆自己,吸引别人注意力。他18岁那年,第一次读到了意大利诗人阿利渥斯妥的诗,这部作品让他对史诗有了强烈的兴趣,并决定以其为写作目标。
1863年,他进入苏黎世大学,主修法律。1865—1867年,他又对神学感兴趣,曾在苏黎世、海德堡和巴塞尔等地研究。后来他拿到了学位,1871年,他正式成为一名牧师,但很快又放弃了这份职业。1871年8月,他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做了一名讲师,这份职业持续了8年。这8年时间里,他经常反省自身,丰富自己,这期间,《普罗米修斯》已经酝酿成熟。
离开圣彼得堡,施皮特勒回到了瑞士,很快,他自费出版的《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便上市了。但是,这部作品不符合当时读者的喜好,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也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就当时文坛风气来说,这种作品不被看好是肯定的。当时施皮特勒已经35岁了,花了13年的心血写就的一本书,却受到这种打击,他受的伤不言而喻。
刚回到瑞士时,他在伯尔尼的一家女子学校教书。1881年,他和自己的学生结婚了,妻子是荷兰人,婚后他们住在紧靠着拜尔湖的经孚威尔。后来,他又到普罗金纳希姆,教授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一星期要工作30个小时。1885年,巴塞尔成了他的临时居所,在那里他给葛伦兹报写稿,第二年又搬到了苏黎世,1890—1892年,他给新日契报供稿。他给这两家报纸写的主要是现代文学评论,1898年出版的《有趣的真理》将这些文学评论都收入其中。早在1892年,施皮特勒便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到了鲁森,一直到1924年他离开人世,都过着这种默默无闻但又逍遥自在的日子,
施皮特勒的作品算不上通俗,很多人理解不了,不过,对于能理解他作品的人来说,他的作品却是佳作。一开始,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诸如尼采、哥特弗雷·凯乐和雅爷·布克哈特等更是对他赞赏有加。191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说明了他作品的过人之处。施皮特勒的作品中,像《成熟》(1908年),主要是分析和确认自己诗歌的文学价值。但说实话,相对于他的小说,他的诗歌却算不上难懂。1889年的诗集《彩蝶翩翩》写了一位诗人的故事,他把自己身边的普通故事都神话化了。故事中,彩蝶翩翩化身为林中妖精,或化身为神仙或仙女。多数诗歌写的都是万物创造的神话传说,他本身在诗歌上的才华,通过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出来,行文流畅,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笔,都能巧妙地和主题契合。
施皮特勒一直不确定,民谣算不算得上抒情诗或是史诗,他自己的民谣都有明显的史诗倾向。
他的短诗在韵律上都显得浑然天成,似乎他天生就有这种良好的把握能力。早先时,《普罗米修斯》是用圣经似的长篇韵文写就,并非用的普通诗体。我们可以看到《奥林匹斯的春天》(1900—1906年)出版之前,施皮特勒一直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虽然第一次出书时,施皮特勒已经35岁,但他觉得自己仍是个学生,他一直用各种文体、各种写作方法训练自己的写作技巧。我们读《时钟之歌》(1906年)时,能感受到和音与交响曲交融时千万条琴弦同时发声的冲击力。而《叙述曲》(1896年)则是叙事诗的实验。施皮特勒作为诗人,永远是那么的从容不迫,就像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一样,始终埋头苦干,专心于自己在人间的任务,永远那么坚毅,不会急躁。虽然,在很早施皮特勒的目标就明确了,而且,他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也具备,但一直到50岁之前,他都没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的长处还在于写神话类史诗,而别的类型的诗作则只是消遣练手的。
通过《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这首诗,施皮特勒和尼采的交往开始了。其实两人很早就有交集。早先施皮特勒在巴塞尔大学读书时,尼采就在这所大学做教授,两人各自孤独,却彼此不识。后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他们开始交往,这时尼采很欣赏施皮特勒,一直努力为他的一本美学论文寻求出版,彼时,尼采自己的作品都未被出版社接受呢。后来,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上市了(彼时这位天才的自大狂已经接近疯狂了),据说他只送了两本给朋友,其中一本就送给了施皮特勒。
施皮特勒的诗和古代普罗米修斯的关系不是非常密切,只不过用了神话人物的名字和精髓。在施皮特勒的诗中,普罗米修斯依旧是那个敢于反抗天神、为了给人类谋幸福不惜接受上天惩罚的英雄,故事内涵和神话原本差不多,但是,它更深刻和生动,这一点证明了作者的写作才能,作品外面的构架都是作者重新创立的,小插曲也意味无穷。在这部诗中,读者看不到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特征,比如盗火、在高加索受惩罚和秃鹰等。
到了其创作的成熟期,施皮特勒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杰作,这些杰作普遍以神话为基础,《奥林匹斯的春天》使他在国际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这部作品中出现的神祇都是古代神话中的角色,但他们却都和神话中的神迥然不同。施皮特勒并未想完全遵从古代神话的原意创造这些神祇,他只是觉得,这些神祇的名字既高贵又威严,让读者一听就容易对诗感兴趣,继而能更深入地思考诗的内涵。我们可以说,这些神祇只是诗人用来替自己说话的。
施皮特勒的神祇是属于瑞士的,就像佛兰德画家笔下的圣母只属于佛兰德人;同理,他的奥林匹斯山也位于他的祖国,从各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确认它是侏罗山和阿尔卑斯山的混合体。改变了的传说使普罗米修斯不那么高高在上,变得更平易近人。从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他一直使用的那无穷无尽的、严肃的、滔滔不绝的写诗方式是六步抑扬格,这个他在《叙事曲》中已经试着用过。六步抑扬格的音韵符合一定规则,轻快又整洁,能抒发出激烈的感情。在施皮特勒看来,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史诗表达方式。写作之前,他肯定也对用法国亚历山大体写成的拉辛悲剧了然于胸,深信六步抑扬格比它更有力度,虽然,法国亚历山大体也是以十二音节为基础,重音的韵律是和六步抑扬格一样,落在单音节上。
1924年,施皮特勒出版了《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这时他已经步入晚年,就像他说的,这不只是《普罗米修斯》的更深的诠释和扩展,更是它必不可少的补充说明。这种情况和《浮士德》第二部相对于第一部是一样的。
《受难的普罗米修斯》所讲述的主题与前部一模一样,但写作方式不同。首先,章节段落的长度不同;其次,文体差异明显。第二部不是运用诗意浓浓的韵文,而是以六步抑扬格为基础,韵脚工整,就像《奥林匹斯的春天》一样,但是语调空灵,音韵铿锵有力。
《受难的普罗米修斯》着实是一部完美之作,遗憾的是,书出版两星期后,作者便溘然长逝。这同样像歌德和《浮士德续篇》的情况,歌德也在书出版不久就去世了。
施皮特勒的创作风格类似雨果、华格纳等象征主义作家,他的神话和史诗充满活力,并且在文坛上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他作品中的技巧不但表明了现代思想,更将永远在文坛上闪光。
施皮特勒不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不沉溺于使用华丽的辞藻,把罪恶用阿波罗那种唯美方式来解决,他不认为会解决好。和他笔下的英雄们一样,他也是个耿直刚烈的人,这种性格不止一次驱使他面对真理充满勇气,“即使前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阻拦着我,我依旧一往无前”的道德让人敬佩。他的人是这样,他的文也如此,他的书法、字体都是一样,一位著名的笔迹专家曾专门鉴定过他的笔迹,说他是“古瑞士一块敲不碎的花岗岩”。他就是这样,无论前面有再大的挑战,他都毫不畏惧,甚至精神更振奋,他一生都不会想到逃避这个字眼。
施皮特勒的原则性非常强,是个充满血性和正义感的人。1914年,瑞士国内的一些德国人,对瑞士产生了误解,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做出声辩,大力支持祖国,他的这些行为得罪了德国的那些野心家,他们有机会就骚扰、为难他。在他支持祖国的声辩词中,他义正词严地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少年时代就受着一些高度的原则的熏陶,这些原则就是民主、共和、自由和宽容。现在时代进步了,难道瑞士就摒弃这些原则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看法,这些原则是欧洲的一切。但令人悲哀的是,在今天看来,这一切竟像是多余的。但是,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能靠什么支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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