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托皮丹及其作品

1857年的7月24日，一个伟大的生命诞生在了丹麦美丽的小城弗雷德利卡。这座美丽的小城居民和身为当地牧师的父亲都没有想过，彭托皮丹在日后会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名字。1863年，彭托皮丹随着父亲搬到了与弗雷德利卡临近的仁德斯镇，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童年记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一生中，他始终对带给他最初记忆的仁德斯镇怀有一种难以忘怀的爱，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座美丽的小镇，甚至当用言语提及时，字里行间都是难以掩饰的爱意。1864年，德国和奥地利占据了仁德斯镇，年幼的彭托皮丹尚未能理解国家之间的纷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他不理解父母的愁容与泪水，对他而言，满城出现的大兵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那时的他并不明白自己正在经历着丹麦这个童话般的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最为悲惨的一个时期。然而等到他成年之后，回忆起这段悲惨的时光，其感触与思考却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在仁德斯镇被侵略者疯狂掠夺的时候，欧洲的其他国家装聋作哑，别说是伸出援手了，它们反倒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彭托皮丹在自己的书中曾经记录了一个关于当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笑话：对于什列斯威格这种问题复杂的地区，这世上只有三个人能够清楚地了解，一个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可惜他已经去世了；一个是发了疯的德国教授，而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但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记忆了。彭托皮丹讽刺地在书中评论道：“年事已高而健忘的帕麦斯顿，被英国女王爱戴着的男人，被派遣到英国却不是官方人员的德国教授，这些人让英国和全世界承担了如此巨大的污名，还有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这一切却能够让俾斯麦可以为非作歹，毫无顾忌了。”

彭托皮丹的父亲是格兰地维的追随者。格兰地维是丹麦著名诗人和神学研究者，他内心笃信着包括丹麦文化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源头都在于极为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位牧师与跟自己一样追随着格兰地维的信徒展开讨论和交换意见，然而他也并非是失去自我判断地盲从，在他看来，永无止境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很大一部分针对丹麦过去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简而言之，他所不能认同的，就是出现在丹麦学校课本里的那些民间故事和诗歌。但是在格兰地维死去之后，彭托皮丹却依然在自己的演说中加入了对格兰地维滔滔不绝的赞美。他认同格兰地维对本地教会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同时也认同他高尚的品德和文学作品的优秀，但也并非只是赞美之词。在这份发表于当地市政厅的演讲中，彭托皮丹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格兰地维将基督教中的根本——谦虚与忏悔完全置之脑后。在往后的日子里，提及此事时，彭托皮丹认为这两者正是他父亲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是构成他父亲人格魅力的本源所在，然而淡泊人性的宗教礼仪却让他父亲这两种难得的品质被紧紧束缚而无人知晓。

彭托皮丹曾经回忆过一件对他而言几乎影响一生的小事情。那时他有一个熟识的工人朋友，然而这位朋友在工作时意外身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他的死亡造就了我对他一生的思念。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们家的仆人到他家里玩耍，我看到他的腿上坐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孩子，他们相互嬉闹着，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虽然他的房子很破旧，他的衣裳不完整，但是那样的笑容和生活是我永远难以体验的，我不禁十分羡慕，并为此铭记一生。”

然而彭托皮丹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似乎比父亲更加深远一些，尽管她是一个因多年的积劳成疾而体质衰弱的妇女，但埋藏在她内心那种常人难以撼动的坚强信念，却让她在十六个孩子面前，显示出了一个强大母亲的形象。她的爱温暖着家里的孩子，同时也让凄苦的生活充满善良的阳光。灾难并未击败她，反而让她满怀善心，并对学习知识充满向往。她读过不少的书籍，在许多社会问题上都能提出尖锐的质疑。

尽管家庭状况并不富裕，彭托皮丹的父母依然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了满足彭托皮丹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心愿，他们将彭托皮丹送入了哥本哈根的应用科学学院。彭托皮丹在那时候便笃信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丹麦将迎接一次全新的蜕变，而那时，科学将会成为这场盛宴的推动器。在这个时刻来临时，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时代合格的一员。求学的生活并不轻松，贫困家庭出身的彭托皮丹只能一次次地从一个宿舍搬到另外一个宿舍，生活就像是在流浪一般。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有一对老夫妇最终决定收留这个可怜的孩子，并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照顾他。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色彩，他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洋溢着这种兴奋之情。在后来的小说《幸运的彼尔》中，他写出了对这对老夫妇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

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免费开放的日子里，他拜访了这些地方。他身临现场观看了马天圣主教在皇家教堂的大弥撒。彭托皮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道：去参观马天圣，颇有种去动物园看动物的感觉。他也曾经对真正的宗教学者——因瑞教区的弗瑞蒙牧师进行过详细的描写。因好奇心作祟，彭托皮丹也曾经去听过他对于地狱场景的描绘，尽管连讲师自己都认为自己所说的言过其实，但依然有虔诚的信徒沉浸在这样的语言之中。而这个诞生在新世界的最好解释也会时不时地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比如他常会在自己的信徒里面挑出一个人，接着说：“就是你！你这个罪人！你这个犯人！没错，说的就是你，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你！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你将会受到严肃的惩罚，你做好准备面对主了吗？”

在读书期间，彭托皮丹还听了另外一位演说家的演讲——来自哥本哈根的乔·布朗德，除了演说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史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他对彭托皮丹的影响是深远而重要的。同时，让彭托皮丹格外注意的是政治上的争斗而非文学上的成就。不管是国会里的斗争，还是身为反对党领袖人物博格的演讲会，他都密切地关注着，并不断在这之中有新的发现。比如，他发现每当反对党提出说要解散议会的时候，与博格敌对的人都是显得格外地慌张。除此之外，他还发现，尽管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作为执政党的伊斯楚依旧能够在非常时期统治整个国家。彭托皮丹在书中说道：“就如今的国家形势，应该在英姿飒爽的国王雕像旁边建造一座象征着耻辱的雕像，来记录独裁复辟的耻辱经历。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他却永远不会明白，那些肆意妄为的行为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彭托皮丹对于工程师的梦想逐渐淡薄。学校的生活让他逐渐感到厌倦，他开始向往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去了瑞士。他曾经在茵特雷肯旁边驻足，在山水之间自由徜徉。通过阅读他在书中对瑞士美丽风景的描绘，我们不难感受到他那种对于自然极为细致的观察能力。回归丹麦之后，他却得不到一份教师的工作，这让他倍感郁闷。最后他经过多番周折，才在兄弟的帮助下，在一所公立高中找到一份工作。在这里，他所任教的正是他所学的专业——科学。然而在工作之余，他注意到了当地农户的生活。在高中教学的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尝试着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交流，并将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穷苦人民的生活境遇是我最关心的主题，”他在书中写道，“最能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当今世界上物资分配不均的问题。”在那个地方，生活着的都是些没有产业、没有田地的农民，在好奇心与纯粹的关爱之心的推动下，他与这些人越走越近，并急切地想要加入进去。这种心情促使了他的第一次婚姻。1881年，他迎娶了一位农家姑娘，她的美丽和气质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1881年开始，各类期刊上开始刊登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格外受到编辑们的重视。也正是源于此，他得以认识了当时在出版界十分有名的吉尔但达出版公司的老总黑格尔。由于这位贵人的提携，彭托皮丹开始出现在一些奢华的晚宴上，并结识了许多当时负有盛名的作家。但彭托皮丹对于这种上流社会的奢侈之风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越是趾高气扬地炫耀越让人觉得是滑稽愚蠢的小丑。与此同时，他也迎来了人生中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介绍他工作的兄弟因为政治原因被抓进了监狱，他所任教的学校也就不再得到政府的拨款支持，被夺取了收入来源的彭托皮丹只好另谋出路。在中学执教的这段时间，他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生活，这段时间的阅读对他的影响是明显的，甚至对他在哲学的理解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除了霍夫定的作品，他还通读了许多生涩难懂的书籍，尤其是欧洲文学中那艰涩难懂、令人晕眩的内容让他爱不释手。而在阅读俄国文学家的书籍时，那种简明扼要、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让他感到十分敬佩，这也逐渐影响到他本人写作的风格。简洁干净，精准无误，充分表达作者的观点，这是他认为散文所必须具有的特点。

1884年，彭托皮丹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奥斯比定居。他在家中开了一间书房用于阅读和写作，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才开始产生一丝的恐惧之感，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将要在写作这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路上奋斗一生。晚年的彭托皮丹在书中写道：“人要知道如何去冒险，或许冒险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和难以平静的人生，但是也只有冒险，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惊喜，让我们在晚年时感叹，不枉此生。”

最开始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展示了他在描写上的非凡才能，但他同样在思考着背景更加庞大、目标更上一层的好作品。1883年时，他给黑格尔写过信，信中提到他想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格兰地维的信徒与米生的徒弟之间的争斗展开。这篇小说就是许多年后出现在市面上的《天国》。

1887年，彭托皮丹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哥本哈根，这个时候他开始为《政治家》提供作品，同时他与妻子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他的妻子最终因忍受不了贫瘠的生活，与他离婚并回到了老家。直到1892年与柯芙成婚，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孤身一人。他总是回忆第一任妻子的美好和温柔，对她怀有深深的思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渴望融入农民，融入斯图斯人民之中的愿望完全破裂了。

1880年，尽管生活并不如意，麻烦接踵而至，但彭托皮丹迎来了写作生涯上的第一次成功。但是他从1881年才开始真正地写作。当时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送到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批评家波奇耐的家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波奇耐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并帮助他将其中一篇刊登在了当时一本销量极高的杂志上面。也正是这篇小说引起了哥本哈根一位出版界人物的注意，他提出意见，要将这整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当年，这本叫作《剪掉的翅膀》的小说集就出版了。这个书名大致表达出了彭托皮丹对于“存在”的想法。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充满了野心，但同时都缺乏完成梦想的力量与勇气。这种思想在他的小说中时常流露出来，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常能发现以“无能的梦想家”为主题的文章。当然他并不是只会写这一种类型的文章，如果读者感到他的作品是换汤不换药，永远拘泥在同一种类型中，那作品的多样性必然消失殆尽，作品的生命力也必然会减弱许多。

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乡村无疑是他笔下的主要角色。他将所有的笔触都放在描绘那些贫困艰难的农民身上，同时也写了他们短浅的见识，自私的性格，只管自己富裕、不见他人痛苦的典型小农思想。

1890年，彭托皮丹将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经历转移到了政治上面。在这一年中，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云》的小说集，这本书围绕着丹麦的政治矛盾展开，在书中他强烈地批判了基于政治上的非法行为，他将自己的态度表现在人物的行动当中。尽管他并不认为进步就是一件好事，但书中凡涉及政府的，必然会是污秽不堪、腐败无能。

在政治的风波中游荡了一周之后，彭托皮丹终于开始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文学上面。经过八年的细心策划和写作，他终于完成了一本描写丹麦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他在向黑格尔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将农村里最富有特色与魅力的东西全部融入了进去，不管是宗教仪式，还是盛大的聚会，都在我的书中栩栩如生地活着，我将它们悉数描写出来，用真实详细的手法将它们丰富多彩的一面记录下来，这是我的骄傲。”完成这部作品耗费了彭托皮丹大量的心血，光是整理出思路就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这些心血最终汇成了三部曲，成为流传于人世的经典著作。1895年，这本书终于全部出版，也就是著名的《天国》。这部长篇小说展示了彭托皮丹在文学方面的非凡才华。在书中，他首先对丹麦的田园景象进行了色彩艳丽的描写，再通过农户们对于假日节庆的活动，展示了他们在宗教方面的斗争与矛盾，以及在政治上面的行为。彭托皮丹将农户们的心理状态书写下来，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都精准地写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整本小说宛如散沙一般。彭托皮丹将对道德人性的探讨集中在了书中几个灵魂人物的身上，通过这种手法将整本小说统一起来，并赋予它他震撼人心的力量。

跟彭托皮丹许多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埃曼纽尔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他的自卑与懦弱让他无法完成那些远大的志向。埃曼纽尔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助理牧师，随着故事的进展，他在一个孤独偏僻的地方成为一个正式的牧师。在这块荒凉之地，他满怀热情，充满激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缓和农户与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矛盾。在这个时代中，农户们总是辛辛苦苦地劳作，用自己的汗水换取继续生活的筹码，而富人们只需在自己的豪宅之中饮茶作乐，便会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农村朴实勤勉的风俗，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难得的财富。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工作与理想落到实处，他甚至娶了一个农户的女儿。这种思想与行为方式，简直就像是彭托皮丹自己。

但彭托皮丹不像埃曼纽尔一样被工作的热情冲昏了头脑。除了美丽的田园风光，彭托皮丹也看到了农村那些粗鄙的劣性。他在书中处处写满了讽刺的文字，对那些唯利是图与粗俗不堪都加以毫不掩饰的批判。这是他明智的地方，尽管对农村充满了热爱，彭托皮丹依然能够看到事物的两面性。而埃曼纽尔不一样，他极端而混沌，尽管热情似火、充满活力，却为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付出了不少代价。

本书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部故事后的七年，在这七年中，埃曼纽尔亲自下地工作，想尝试着实现质朴平凡的理想生活。从这本书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他正试图努力成为一个庄稼人，他的头发凌乱不堪，上身穿着粗布衣裳，脚下是一双长筒皮靴。尽管他的确正拿着器具在田里卖力地干活，但从他的外观看，除了他自己，谁都能看出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天分。他的手过于细弱，完全比不上庄稼人从小就锻炼出来的结实肌肉；苍白的脸上也没有庄稼人应该有的黝黑皮肤。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读书人，而非一个整日在田地中劳作的汉子。埃曼纽尔在田地中锻炼的努力基本是白费了，他只能得到妻子与老人的同情。而他介入农户们政治生活的那一部分，看上去更像是个笑话。

在这一部分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埃曼纽尔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孩子持续好几年生病，尽管妻子一再哀求他带孩子去看医生，他却一直固执地拒绝，他虔诚地希望上帝能够怜悯孩子，拯救孩子，直到孩子最后不治而亡。当孩子终于死去时，他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沉痛中，加上妻子的责怪与怨恨，他对自己的信仰开始动摇了。在一次葬礼上，一位纺织工人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要求他立刻下台，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妻子也因忍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痛苦，要求他回到哥本哈根，让他与自己同阶级的人在一起。这本小说的第二部分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第三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转移到了一所高中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在这一部分中，彭托皮丹想要阐释的主题从文化的矛盾转移到了丹麦教会里各色思想的揭露，而埃曼纽尔本人生活的故事也宣告结束了。彭托皮丹通过一些牧师的口，用他们的演说和争论来展示他们的性格，这些牧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不知所云，爱说错话。他们相聚一堂，严肃地讨论着丹麦教会的分裂问题，他们厌恶故步自封，便按照《圣经》的原文一字一句地解读着，试图寻找到自己的理解方式。

但实际情况上，发表演讲，让别人听自己的话，才是最让他们兴奋和期待的。彭托皮丹认为此时的丹麦教会早就已经失去了它精神上面的力量，唯有向着世俗前进，才有挽回败势的可能性。

埃曼纽尔的人生与这些争论息息相关。他来到这些聚集地，想要发表自己的想法，但是每当回忆即将开始时，他就突然感到害怕，对世界充满了厌恶感。他的行动开始变得像是他想象中的上帝的作为，当年他还可在那些无法无天的群众面前镇定自若，淡然地演说，但现在的他一看到那些教授与牧师，心中的胆怯便迅速地出现，一言未说便已倒地不起。这时他意识到，他所信奉的上帝已经全然抛弃了他。这让他震惊与恐慌，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在小说最后的部分，埃曼纽尔神奇地变成了一个耶稣式的人物，这让他的死充满了神秘与神圣的感觉。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的办法，这些从小说开始就提及的问题到这里便不再讨论了。纵观整本小说，描写了19世纪丹麦最后二十几年的风土人情。它告诉我们，丹麦的教会是如何在矛盾与痛楚之间寻求出路，那些政治上的斗争非但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反而带来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天国》与彭托皮丹第二部小说《幸运的彼尔》之间，他还写过一篇比较短的作品《守夜》。这部小说于1894年正式出版，讲述的依然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斗争。故事的发生地在罗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可能跟他本人在1892年曾在这里居住过一些时日有关。这篇小说虽然很短，但是内容丰富多彩。彭托皮丹在这些主题方面的思考明显更进一步，他对丹麦的政治和社会的实况进行了真实的描绘，让人们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

1898年，彭托皮丹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彼尔》进入了创作阶段，一直写到1904年才全部完成。但是这本小说并不是全部写完之后才发表的，而是分成八部分进行出版的。1905年彭托皮丹修订这本书，将它变作了三部，从这以后，这本书就以三部的形式发行。彭托皮丹本人曾经说过，希望这本书最后修订完成的版本是世人批判研究的蓝本。

这本书的翻译并不容易。在丹麦的原文当中，书名是有两层意思的“幸运”和“幸福”。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主人公备受上天眷顾，所得到的是“幸运”，那么在后来的部分中，主人公所要追求的就是“幸福”。这是一种真正源于内心的快乐，生活虽平静却不平淡。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彼尔的年少时光是在教区中度过的，成年之后他来到哥本哈根的大学读工程学。年少轻狂的他心中有一个巨大的梦想，他想要用日德兰半岛的河流来做运输业，逐渐造就一个能与汉堡分庭抗礼的自由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人，不久就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财政家的女婿。但也正是这个时候，在他前途光明，一切都顺风顺水之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对这个圈子彻底厌恶与憎恨的事情。最终他选择了离开这个城市，来到日德兰半岛，重新娶了一位妻子，以一名修路工人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下半辈子。

彭托皮丹的第三部小说是《死人的王国》，在这本书中，作者借用一位富有激情、思想先进的政治家想要唤起“沉睡中的人民”而不断地做出努力。书中描绘了作者眼中的国家现实情况，甚至大胆地猜想了未来。这部小说的设计十分精巧，其中很多的角色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扑朔迷离的情节，复杂多样的故事，像是画卷一般展现在读者眼前。这些情节涵盖了竞选时的尔虞我诈和国会中的丑事怪谈，整本书弥漫着一种悲痛绝望的感觉，越是向着高潮靠近，这种浓郁的绝望感就越深重。这也使得整本书有种一气呵成的顺畅感。

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彭托皮丹已经病入膏肓，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命数已尽。“我并非是一个作家，我只是一个忠诚的士兵。”他说道。而《死人的王国》也恰恰反映出了其对于丹麦政治现状的焦虑与忧心。

《男人的天堂》是彭托皮丹的最后一本小说。在这本书中，其所关注的主题又回到了最初上。尼尔思·索尔森是一名新闻记者，他被卷入了一场十分严峻的政治斗争当中，而他的妻子阿丝达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因为丈夫的虐待，加上朋友、邻居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她最终失去了理性，并坚定地认为自己遭到了丈夫的抛弃，最后在绝望中自杀。

这本小说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并不是其中的尔虞我诈，也不是主人公的暴力倾向。毒辣可怕的阴谋将主人公从丹麦《自由》报纸的编辑位置上赶了下来——这故事看起来比《死人的王国》要简单许多，但是这是作者借着小说对丹麦腐朽堕落、无耻至极的报业发动的一次振聋发聩的控诉。虽然这本小说的主旨与《死人的王国》有些许重叠，但差异之处也是极为明显的：《男人的天堂》的重点在于批判整个国家，彭托皮丹将他的悲观主义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他最后的这两篇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在失败、没落、绝望中结束生命而结尾的。

彭托皮丹用自己的一生进行文学创作，又在生命终结之前对自己最后的短篇小说集进行了修订。这一套短篇小说集出版于1930年，之后他将自己早年创作的小说也进行了修订。1932年他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并于1933年到1943年分为五本出版。1943年，他过世于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