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及其作品

欧内斯特·海明威62岁时自杀离世，距今已经50多年了。当年，拜伦式的英雄主义正轰轰烈烈地流行着，而如今已经渐渐冷却，海明威的作品也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呈现给我们更加客观真实的形象。海明威的一生极为躁动不安，他从事过很多工作，扮演过多种角色：强硬的新闻记者、无所畏惧的猎人和渔人、冲动的人、拳击师、文学大师、狂妄自大的酒鬼、满是胸毛的男人。他的角色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当然是作家，文学作品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到了晚年，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他的创造力也逐渐消失，这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只有在自己作品中，他才能找到真实感和存在感，否则，空虚会随时充斥着他的脑海。他离世后，关于他的种种说法都烟消云散，只留下了最真实的他——一个敏感得近乎病态却又十分真诚的艺术家。

海明威一生作品甚少，他不像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那样，拥有着众多的资源。他每一次创作，都要不厌其烦地精心修改，以达到浑然天成、不留痕迹。例如他的《永别了，武器》中的某些片段，就曾改写20多次。可是，虽然他对所有作品都尽心尽力，但仍有一些作品在历史中渐渐蒙上了尘埃。不过，他也有一些流芳百世的作品，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以及最开始的两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影响着美国和欧洲的小说家们。在美国，他作品影响力的持久性无人能及。

只写自己知道的事，这是海明威的写作原则。因此，他的作品都来自亲身经历和感悟。这样，他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意味，因为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他提供了创作素材。他的生活和自己的作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他最成熟的作品里，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演变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大的那一整代人的经历，用自己的行为作新的道德法则。有时，他还能上升到一种普遍高度，代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也让他演变为对整个时代的影响，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在《老人与海》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这种态度。

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芝加哥郊区一个橡树园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排行老二，后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他的母亲一直辛苦地操持着这个家，他母亲是一个纪念碑似的、华格纳类型的人，喜欢唱歌和绘画，热爱一切“精美”的玩意儿。她很喜欢去妇女俱乐部参加公共事务，并且，决心把几个孩子都培养成“成功”人物，但是，只是她自己所谓的“成功”罢了。她送海明威去学大提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是他的父亲不赞同他母亲的想法，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送了海明威一杆来复枪，并带他到密歇根的森林中学习打猎。

海明威的父亲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他为人非常虚伪，在人前做出一幅非常尊敬自己太太的样子，并且在1928年，他用开枪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把这杆枪给了海明威。“这或许就是个预言或是兆头”，在给出版人的信中，海明威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显而易见，父亲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作品中，他经常提起父亲，特别是早期记叙童年故事的作品中尤为如此。在《父与子》中，他写道：“有人在一些方面，需要的就是比别人多，父亲非常神经质，而且像很多容易伤感的人那样，他非常容易陷入悲伤，而且，性格残酷，不可理喻。不过，在钓鱼和打猎上，我还是要感谢他，因为他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达到了他在其他事情上不能的境地。”

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借着主角罗伯特·乔丹对父亲的回忆，他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看法：“当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懦弱的人时，我感到非常恶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恶心的感觉。我想，假如他不懦弱，就不会甘心被母亲摆布，也不会任她欺负。想一下吧，如果当年父亲娶的是别人，我的母亲是另外一个女人，那我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无法想象。”

海明威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名叫《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本书是由巴黎的三山出版社寄到他家中的。家人收到书的那一刻，都骇然了。对于这种场面，他的一个妹妹在《海明威家》中这样写道：“父亲非常愤怒，自己的儿子居然把基督教的教规抛到九霄云外，在书中写这么粗俗的语言，讲述这么不堪的话题。盛怒之下，父亲把六本书全部退给了出版社，并立刻写信教训海明威说，作为绅士，只能在一个地方讨论性病——那就是医生的诊所。”海明威的家庭就是这样：信仰清教，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社会地位高贵体面，父亲拘谨、容易恼怒，母亲霸道。童年的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终生的，海明威也不例外。通过这些家庭环境因素，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对中产阶级所谓的体面生活进行抗争，对女性采取敌意态度，在性方面的幼稚，无法享受或描写“夫妻生活”。

童年时的海明威，每到夏天，都会到密歇根北部的乡间度假。他家在那里有一处住宅，那里非常美丽，有大片的田野，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片的森林，田野中住着为数不多的欧吉威印第安人。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中，他开心地打猎、钓鱼，和印第安的女孩们恋爱，自由自在的。在树林中，他有了最初的性经历，当时他正是一个发育期的男孩，这一切，对那个年龄段的他来说太美好了，简直是人间天堂。很久以后，他仍经常追忆这段日子，这期间的点点滴滴都是他最珍贵的回忆，他在作品《大双心河》中就曾提到过这些往事。但是时间一长，他发现一切并非表面上那么完美，大自然的田园风光非常美丽，但是，背后也掩藏着无数的恐怖和残酷。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很多短篇小说的主角都是一个敏感的男孩，讲述他初次见识这个社会的残酷时，心理上受到的冲击。大自然如此美丽，背后却有这么多残忍的痛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直以来，他都在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弄明白。

海明威进入橡树园高等学校就读，中途，他曾数次离家出走，幸运的是，他的成绩一直优异。在学校里，他热衷于向校刊投稿。毕业后，他没有直接升入大学，而是在堪萨斯城的《星报》担任见习记者。在任记者期间，他通过认真学习，掌握了一些写作技能，能够简明扼要地写出直接的、具体的报刊散文。他在堪萨斯城工作了近一年，这段工作经历和以后的新闻记者工作经验，都对他独特文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此后，他的作品一直保留着新闻记者的特征。

不久，美国也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自愿去服兵役。但因为视力原因，他没能加入陆军，而是被派往意大利，在战争一线的救护队任职。到了意大利不久，也就是1918年7月8日，他被弹片击中，受伤非常严重。这次意外不仅伤害了他的身体，更伤害了他的心灵，战争的残酷无情让他一直都无法释怀。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他塑造的角色，包括雅克·柏恩斯和坎特维尔上校在内，都是在身心上受到严重创伤的人。受伤后，他被送到米兰医院，经过长期疗养，他才恢复健康，并得到一枚野战勋章。康复后，他继续到意大利参军，但2个月后就被遣散了。1919年1月，海明威终于回到自己家中，他服役时间不长，大多时间在医院度过，但这段日子却让他终生难忘。战争的残暴和荒谬以及战争带来的不幸，使他能更深刻地认识人生，增加了他成为作家的可能，并决定了他成为何种类型的作家。

战争结束了，但他的日子却回不去了，经历了枪与火后，他变得不安和叛逆，他没有办法再回到橡树园去过那种狭隘的中产阶级生活。最终，他决定脱离父母的世界观，那种中产阶级清教徒式的生活已经不适合他。像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那样，在欧洲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于是，他离开橡树园，到了欧洲。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逊结婚，婚后，他得到一份报纸通讯员的工作，为加拿大一家报纸服务。他和妻子到了巴黎，在那里，美国殖民文学主义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他有几个文学上的朋友，他们是格特鲁德·斯坦、依兹拉·龙德和福特·马杜克斯·福特等人，在这些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决定专心写作。他在乡村圣母街的一间小公寓住了下来，生活拮据，一时还没有收入，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作品，甚至说，他的短篇小说根本算不上小说，只是短文而已。所以，他最初的创作之路无比艰辛，幸亏他咬牙坚持下来了。终于，有几部作品被出版社看中了，这是劳伯·马克艾蒙经营的一家比较前卫的出版社，他们出版了他的《三个故事与十首诗》，尽管印刷出来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在海明威看来，已经是莫大的鼓励。1924年，在一座昏暗的老房子的地下室中，《在我们的时代里》被旧式手控印刷机印刷出来了，这本书也只有32页，但却是他第一本大受读者欢迎的书。书里是他几篇简短的文章，主要讲述了他在抗战过程中和担任记者期间的经历，包括一些他看到和听到的暴力事件。从这几部短篇故事中，我们已经能隐约发现，海明威具备成为知名作家的潜质，他把他的“那个时代”的赤裸裸的、男性主义和反文学的特性显露无遗。菲利普·汤因比价道“在他创作的文体中，一切废话都被删除。”有了海明威认真负责的态度作标杆，以后的作家无法再废话连篇了。

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他第一部较为成功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题材和《在我们的时代里》中的题材一样，风格也类似。小说背景放在1920年，描写了那个时期的波西米亚人，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都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小说讲述了他们怎样在“选民”或“圆顶”饮酒狂欢，怎样在圣路易进餐，在低俗的舞厅跳舞，这舞厅位于蒙丹·圣的日内维夫后面。还记叙了他们的恋爱——与布蕾特夫人这样的女人，这种女人丝毫不顾形象，跷着二郎腿在酒吧豪饮，旁若无人地去潘普洛纳观看斗牛，并在那儿像男人那样喝酒。

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和艺术水平互相促进，在他的写作技巧成熟后，他的生活经历丰富和充实了他的作品。《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1927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这两部作品让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愈发稳固，他的朋友——诗人阿契巴·马布雷希赞赏他“25岁出名，30岁成为大师”。20世纪20年代，他一直活跃在《左岸》，这也大大增强了他的影响力。人们都用倾慕的眼光看着他——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橡树园的青年英俊潇洒、身体强壮而富有才华。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一望无际的美好前程就摆在他的面前。

1928年，他携带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保琳·帕菲弗以及新创作的一部小说的前几章回到了美国。他的妻子是《时尚》杂志的作者。回到美国后，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凯·威斯特找到一栋房子住了下来。在这里，他一边远航钓鱼，一边继续完成他手头上的作品——《永别了，武器》。就在这一年夏天，他的父亲在家里开枪自杀了，去世前他父亲一直饱受着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折磨，经济上也一直很拮据。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之后，再次受到的沉重打击，父亲的自杀同样在他的心理留下了不小的阴影，他有一种预感：自己最终也会走上和父亲一样的不归路。

第二年秋天，《永别了，武器》出版了。小说一问世，就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好评，这是前九部作品所没有过的，并且，读者反映也非常热烈。那些对《太阳照常升起》“冷嘲热讽”并称之“不道德”的人，读过这部作品，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成了他的崇拜者。这部小说的背景在意大利战争前线，是一部关于爱与死的感人故事。和海明威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样，这部作品充满温柔的抒情色彩。但是，有的人物让人难以理解，如性无能的雅克·柏恩斯和性格硬朗的布蕾特夫人，相对而言，费雷德里克·亨利和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则更易让人接受。

《永别了，武器》让海明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创作出能超越它的作品。但是，他创作上的停滞其实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30年代，社会经济开始衰退，在意识文化上，社会意识、无产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广为盛行。而那个年代的作家往往充满艺术性，而鲜有社会责任感，所以，这种文化氛围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创作。海明威出身中产阶级，是一个坚定的完美主义者，他崇尚艺术，希望为艺术而艺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家风头正热，在他们看来，海明威所持有的是中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不利于社会进步。海明威悲哀地发现，自己的思想和整个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伊兹拉·庞德·斯坦和F·史考特·费兹杰拉德那样。

所以，海明威剩下两条路可走，并且都很艰难，一是调整自我，以适应和他原来思想完全不同的社会；一是接受他所不想要的成熟。为了找到出路，他开始不断努力，希望找到一条可以调和自己和社会之间冲突的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全身心投入到男性化的、残暴激烈的狩猎和斗牛上，并专注于撰写相关的作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家对这些作品非常不满，认为它们毫无“社会意识”，是资产阶级小资情调的产物。1932年，他的作品《午后之死》出版了，从20多岁起，他就开始着手准备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关于斗牛的小说，讲述了发生在斗牛场中戏剧般壮烈的死亡，通过这部小说，他表达了对自己非常喜爱的国家——西班牙的崇敬之情。对于这本书，海明威觉得，他把作家能够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了。此外，这本书还表达了作者对创作艺术的思考。海明威坚信这是一部对斗牛研究最为深入的作品，虽然书中有一些令人憎恶的矫情以及一些自我吹嘘的男权主义思想，但是人物个性色彩却非常鲜明。随着时间的积淀，他作品中“硬朗”的表象逐步蜕化成了一个有利的表层，把内在的敏感很好地掩盖过去了。至于他本人，其实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样的，外表强硬，内心脆弱。

很久以前，他曾经长途跋涉到非洲去打猎。这段经历记录在《非洲的青山》（1935年）中。他原本打算创作一本“绝对客观真实的书——把田野风光和自己这一个月的行为，用记录的方式描写下来，这样诞生的作品，是不能达到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显然，他没能如愿。不过，如果只从作者个人自传的角度看待它，这部作品其实和《午后之死》一样有趣。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摒弃了早期恪守客观真实时的拘谨，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讨论自己的事情上，有时甚至有些啰唆。例如，在《美国文学简史》片段中，提及喜欢的美国作家，他说，主要有亨利·詹姆士、斯提潘·克兰以及马克·吐温。谈到马克·吐温时，他甚至宣称“美国的现代文学，是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孕育而生的”。

《非洲的青山》受读者欢迎度不如以前一些作品。在人们看来，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期，大街上到处都是失业者和饥荒者，而这是一本讲述打猎的书，显然，书的主题对当时美国社会现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对欧洲人来说，西班牙内战和纳粹分子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因此对这种题材也没兴趣。

这个时期的海明威其实明白，在某些地方，他已经出了问题。尽管他一心想去远方狩猎、去玩游戏、运动、参加宴会和“放荡不羁的”人一起远足，并且一直流连于咖啡厅等地方，希望能够找到玩伴，还假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不齿于与作家和批判家为伍。但这一切，都只是他假装仍旧潇洒的假象，在他的心里，已经在对自己做深刻的反省。他有两篇短篇小说以非洲为背景，分别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都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两部小说中，他毫无掩饰地揭露了自己的问题。《乞力马扎罗的雪》主角名叫哈利，是一位作家，他才华横溢，却一直虚度光阴，直到他因患了坏疸性的伤，即将死去，才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悔恨自己浪费了才华，这暗示了，当时作者正处于这种心境中。而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他又犹如一个外科医生一般，拿起手中冷冰冰的手术刀，无情地解剖着麦康伯太太，再次表明他歧视女性的立场。

1937年，《有的和没有的》出版了，当时评论界不怀好意，发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这让他感到非常迷惑。看起来，他原本是准备创作一本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说的那种小说。但是，谁都无法真正违背自己的内心，他并不真的喜欢这样的小说，当然也写不出这方面的好作品。《有的和没有的》的主角是一名男子，名叫弗罗里达·凯斯，主要以走私酒为生，曾几次出生入死。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阶层的认可。从结构布局上来说，作者是希望能够把三篇短篇小说汇成一部长篇作品；而从意识上来说，作者试图改变人们的看法，在他早期作品中，曾经有一些凶残的歹徒、粗鲁的拳击师或小青年的形象，而现在，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哈利·摩根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象。同时，他也想向人们宣告人类一体论和社会责任感等，但对于这些东西，他自己都不十分清楚。对此，一位批评家曾直言不讳道：“《有的和没有的》的社会意义并不理想，他对社会的判断和发现非常幼稚，又毫无根据和秩序，因此，这根本算不上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评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海明威的这种特点，他的贵族气息和艺术家特征与生俱来，所以，对于罗斯福的新政，他从来不抱希望，更不相信只要通过社会改革，个人就能够得到解放。

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出于个人主观原因，他要求自己也变得更加社会化，像那些有社会思想的朋友那样，拥护和支持共和国。他自己真的非常需要一种主义，让他信服，起码让他看起来不会如此无政治主义。他天生偏爱西班牙和它的人民，并希望西班牙不要总是处在分裂之中。所以，对于西班牙内战，由于他的无政治主义立场，所以他只能纯粹地从本国自由主义中的博爱的角度来看待。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十分混乱，没有立场，又非常片面，只是流于表面的感伤，这些，让共和派的人异常愤怒，却又拿他没办法。其实，在他未抵达西班牙前，他看问题更是单纯，他没有意识到这场内战的可怕，以为这只不过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战争。在战争中，好坏分明，好的就是光明的，坏的就是黑暗的。对此，德国小说家葛斯塔夫·黎格勒曾经发表评价道：“他天生就非常热爱吉卜林的森林。他根本就没有政治意识，所以没办法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因为在他眼里，一切非黑即白。如此泾渭分明，就无法全面客观地考虑问题。和他相比，我们国际战斗团中的成员就像斗牛士，随时准备赴死。也正因此，他站在我们中间，显得那么有生命的活力，那么热爱生活。” 黎格勒曾在国际战斗团中战斗过，所以，他传记中的这段话有一定说服力。

1937年2月，他抵达西班牙，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左右。那段时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处采访，撰写文章，还负责纪录片《西班牙的大地》的脚本。另外，他还完成了《第五纵队与49个故事》的创作，不过，这部作品写得不怎么样。此外，这一年经历的战火，还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为他最长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丧钟为谁而鸣》后来于1940年出版，彼时美国正受到欧洲纳粹分子的威胁，由于它生逢其时，所以被评为他创作的最为杰出的作品。后来，它还被拍成彩色电影《卡萨布兰卡》，演员亨弗莱·鲍嘉与英格丽·褒曼分饰演男女主角，他们精彩的演出更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

谁能想到，《丧钟为谁而鸣》居然和《在我们的时代里》是同一个作者，前者有很多精彩丰富的片段描述，而后者则短小精悍。说起来，对《午后之死》以后的作品，在简明扼要这一点上，他不再那么苛求了，《丧钟为谁而鸣》尤其如此。《丧钟为谁而鸣》中有非常多精彩详细的片段，比如写到碧拉和她的斗牛士吃喝享乐时，他就从一种煽情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描写，文字充满肉欲色彩，尽情地诱惑读者；又如描写玛利亚和来自美国的志愿兵——罗伯特·乔丹的爱情时，则缠绵悱恻，十分伤感。但是对他来说，最拿手的还是刻画细腻的感觉、死亡和暴力的场面，比如他描写的帕布罗杀人，他伙同朋友一起杀害了纳粹分子，那个场面就非常惊悚，他笔下的风格，有点像《永别了，武器》中卡伯瑞特撤退的场面，颇有司汤达的风范。

凭借《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捍卫了他在文坛中的地位。它也提示我们，海明威的艺术方向发生了变化。早期，他的作品一直强调简单精要和男权主义，现在，则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社会意识形态。早期作品中的那种讥讽和绝望不见了，反而变得积极向上，充满政治和社会的自由主义观，以及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细究，就能发现他的深层思想依旧比较消极。在该作品中，罗伯特·乔丹最终孤单一人在山坡上倒下了，他的死不是为了心中的主义，而是为了逃避，逃避自己爱着的人。我们也能看出，对于政治，海明威已经彻底死心了，在内心深处，他根本不信任意识形态。其实，这部小说仍沿用他一贯的主题：对胁迫下的美和失败中的胜利的赞赏。不过，较之以前，这篇小说的用语更为模糊不清，也更浪漫，规模更宏大，但是，这对增加作品的感人度，并没什么帮助。

这部作品中的爱情，其实来源于他自己的爱情经历。在西班牙停留的这一年，他爱上了一个金发碧眼女子——玛莎·盖尔霍恩，她是个通讯员，做事风风火火的。而当时海明威已经结婚，所以，他用尽一切办法离了婚，并在1940年和玛莎·盖尔霍恩结婚。婚后，玛莎·盖尔霍恩决定和海明威一起奔赴中国战场采访，同时兼作他们的蜜月之旅。可是，这次远行并不如她想象得那样美好。4年后，他们分手了。盖尔霍恩小姐是一个非常自强自立的女人，她把事业放在首位，不肯为家庭而妥协一丝一毫。相比之下，海明威笔下的女人，却都心甘情愿地在家相夫教子、传统温顺、有女人味。这真是讽刺，他自己娶的妻子，却都是非常独立自主的女人。

婚姻不算成功，事业上却一直忙忙碌碌颇为充实，他先是被派到西班牙做记者，后又奔赴中国采访。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开始时，他正居住在哈瓦那附近的庄园——芬卡·维吉亚。他第一时间采取行动，把自己的机动船借给了美国政府，用来进行海上侦查。1943年，他又辗转到欧洲，担任《矿工报》的通讯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混在军队中，像他一贯做的那样，故作声势，留着一把大胡子，喜欢热闹，自诩为“爸爸”。在第一野战军进入巴黎，向艾登尼斯进军的时候，他乘机把自己弄成一幅与众不同的样子，以博得人们的关注，他左边屁股口袋里装上一罐杜松子酒，右边装一罐苦艾酒，不时混合着喝上一杯，加之他身材高大魁梧，所以部队成员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尽管他不过是跟着部队东晃晃西晃晃，谁都不清楚他的来历，但他这身行头把大家给镇住了。他也因此而洋洋得意，非常满意。

在海明威服役受伤后，时隔30年，海明威又在另一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相似的人物，他是一个美军上校，已经年逾50，浑身伤疤、身体孱弱。他在特里斯特盟军服兵役时，倾心于威尼斯的一个年仅19岁的伯爵——兰娜塔，兰娜塔也疯狂地爱上了他。可以说它是另一部《永别了，武器》，是一部非常公开明确、大胆的带有个人自传意味的作品。海明威从来不避讳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在这部作品中，这个上校就代表他自己，上校和费雷德里克·亨利一样，与海明威经历相同，都在1918年间是一名青年军官，都在意大利的战争一线受伤。在一些细节上，海明威与这个上校也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都在弗萨塔丧失了膝盖，都患有高血压，说话的方式一致。而且他们偏执的观点也惊人的一致，比如对巴顿将军和辛克莱·刘易士没有好感等，甚至他们的爱好也一样——热爱威尼斯，狩猎鸭子，喜欢好的瓦波采拉，乐于十六对一的“干”酒，对漂亮的少女无抵抗力等。

虽然《渡河入林》这部作品并不出色，但是，它却是海明威敞开心扉的自白。随着年纪渐长，他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有了变化。在他笔下，威尼斯是如此金碧辉煌，但是在那里，他的故事却和死亡相关。他通过在环礁湖里打猎鸭子的场景，一一叙述19岁的他在这里看到的关于死亡的种种。他热爱威尼斯，一直怀念着它，但是他塑造的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人物，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作品中的坎特维尔上校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形象，这种讽刺有时让人非常不舒服。卡洛斯·贝克让我们知道，那美艳无比、温柔顺从的兰娜塔伯爵，其实是我们逝去的青春的象征。她就像一个画里的人物，从未走出来过，对于海明威这种年岁已长的绅士们来说，她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神。

海明威经常表示，自己毫不在意评论家们的观点，但当《渡河入林》出版后，指责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依然让他担心不已。对此，他故作强硬，用拳击师之间流行的行话宣扬道：“老冠军”只有在下一次比赛中一拳击倒对方，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名头。

蛰伏了两年后，他携着自己的新作《老人与海》胜利回归。这部作品发表在《生活》杂志上，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的读者一直对海明威怀有敌意，非常挑剔，现在，他们缄默不语了。在《老人与海》中，桑蒂亚哥——来自古巴的老渔夫，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辛努力仍一无所获，后来，他钓到了一条最大的鱼。为了捕获到这条大鱼，他不吃不喝，经过三天三夜的近乎史诗般的斗智斗勇，直到他已经濒临累死的边缘时，才把这条大鱼给抓到。但是，在他把这条大鱼拖到陆地的过程中，海里的鲨鱼开始抢食这条鱼，最终把鱼肉都吃完了。当时他已经极度疲惫，无暇顾及。最后，他只好拖着副一干二净的鱼骨架回来。即便如此，他仍然坚信，他胜利了。

这就是《老人与海》的全部故事，很简短，但内容却非常丰富。这部作品是他创作的精髓所在，既融合了他早期作品中的特性，采用了简明扼要的文体，又加入了新的东西，使得它有了圣经般的光芒。他通过讲述这个故事，再次重申即使物质失败，也掩盖不住精神的胜利。海明威非常熟悉故事中的那片海，但他却未对外物做过多描述，故事的情节只剩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类坚定的决心。在人物设置上，书中没有一个多余人物，只有老渔夫、一个小男孩和大鱼，这是个沉重的、原始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女人”的社会，只有在这个环境里，他才感到舒适自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海明威的创作力也在衰退，这一点儿他自己也越来越明显地能感觉到，并且，年纪大了，他变得更怕孤独——尽管年轻时，他经常宣扬孤独感对艺术家的重要性。他需要时刻有人陪伴，提醒自己仍然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冠军；他不断地酗酒，才能让自己暂时逃离现实；他也需要四处旅行，目的也是为了逃避现实。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自从1953年那次在非洲打猎坠机后，他就再也没有真正健康过。他曾对自己强壮的体魄十分满意，就像他满意自己的写作技巧一样，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二者都不断遭到浪费和滥用。他步履蹒跚、满脸白花花的大胡子，让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苍老许多。由于个性原因，他无法面对现实，无法接受万物终将走向死亡的宿命。

于是，他用行走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希望能把一切烦恼抛诸脑后。他去了欧洲和美洲，先到古巴，再到科蒂纳·丹波佐，又从巴黎辗转到爱达荷，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1958—1959年，他主要逗留在西班牙，为《生活》杂志撰写一篇以斗牛为主题的文章。第二年9月份，这篇文章以《危险的夏日》为题发表了，共分为三部分。文章的一些片段，还会让人与《午后之死》联系起来。不过，它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纸文章，算不上什么杰作，何况文中还有大量的忸怩和吹嘘。

从西班牙回国后，他身心俱惫，心理状态非常不稳定，经常在酒后大发雷霆，有时还陷入不能自已的沮丧中。随之，他的体重也迅速下降，只剩下一副虚弱的大骨架。不仅如此，他的精力也大不如前，和人说话都非常困难，语言也变得贫乏。在他离世的前一年，为了治疗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日趋严重的情绪低落，他经常光顾明尼苏达州的麦由医院，除了常规的治疗外，他还要接受痛苦的电休克疗法。住院一段时间后，1961年6月，他终于出院了，不过出院时，他仍没有完全康复，瘦得只剩下155磅，他的一个朋友来接他，把他和他的夫人送回爱达荷州的避暑小屋。在出院的第一个周日，他一大清早就起来了，看了一眼还在睡梦中的妻子，便独自一人下了楼，取出父亲自杀时用的那杆来复枪，在厨房中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某方面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福克纳还晚，这让人很意外。因为海明威是第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名的美国小说家，并且受到欧洲读者的热烈欢迎。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就已经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并在这些国家畅销。而直到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福克纳的作品才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这明确表明，海明威的作品比福克纳的更受欢迎，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并且，海明威的题材多和时事有关，他的作品比福克纳的作品选材更广泛。不过，从文学角度来说，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一直被认为属于创造力强的文学家，而海明威与斯坦贝克则以记者身份出名。

194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选手的作家竞争力都不强，人数也只有三十多个。这次被提名的作家中，有的作家在这之后也相继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来自冰岛的拉克司内斯、来自西班牙的希梅内斯以及法国的加缪。此外，还有一名作家——埃斯皮纳，他曾经被提名，但最终没有获奖，这次在192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纳文特的推荐下，又再次参与角逐。

从1947年开始，海明威几乎每年都被推荐为候选人。第一次时，受瑞典学院的委托，学院的老院士——霍尔斯陶穆先生审查他的作品，并被要求提交审查报告。霍尔斯陶穆先生年轻时，曾在美国待过几年，但对于海明威的作品他并不太了解。所以，当年他提交的审查报告力度也不够。他在报告中写道：“海明威可谓‘迷惘的一代’中最杰出的典型，那一代人出生时，政治理想主义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正在美国盛行，他们在这些观点的怂恿下，自愿投身战场，并在后来，用作品表露自身觉醒的心路历程和‘丧国’的感慨。”

不过，霍尔斯陶穆先生又补充道：“海明威的特征远非这些，他是个豪放的运动健儿，感性触觉非常敏锐，而且极为清新自然。所以，假大空的政治理想和忧郁的思想是他无法忍受的，他有更广阔的天地，世界才是他的舞台。年轻时，他喜欢冒险，贪婪地享受生命的一切。他认为，”海明威的作品有壮烈的写实风格，文体简约，字里行间充满了昂扬的生命力，从这方面看，他就可以傲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为许多青年作家学习的榜样。海明威笔下刻画的射杀大型猎物、斗牛和军旅生活的场景，让霍尔斯陶穆先生非常赞赏和推崇，他尤其欣赏与战争有关的严肃问题。

《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取材于海明威自身的军旅生涯，对于这两部小说，霍尔斯陶穆先生非常认可，他认为只有这两部作品是和人类密切相关，而且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虽然他对这两部作品评价不错，但对于海明威的创作能力，他却觉得尚有欠缺。他认为海明威还不足以跻身于一流作家之列。当时在他看来，海明威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严重缺乏诗意，它们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使得文字中没有一点点想象力，而想象力正是诗意的源泉。

到了1953年，霍尔斯陶穆先生提交了海明威作品的第二份审查报告。在这次报告中，霍尔斯陶穆先生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原因是海明威近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他赞赏道：“这是一部异常简短有力的作品。在文中，扣人心弦的情节在天空和大海这个辽阔的舞台上徐徐展开，这个广阔的舞台被作者刻画得非常细腻，营造出一种美感，令人难以抗拒。”话虽如此，在这份热情的审查报告和第二年提交的补充报告中，霍尔斯陶穆先生对海明威获奖的态度仍稍有所保留。

瑞典学院的最终决定经常和审查专家的意见相差甚远，这次就是这样。1954年10月28日，瑞典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海明威，并指明是“由于他叙事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显露无遗——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的巨大影响。”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这部《老人与海》特别看重，其中，多少也有敬重霍尔斯陶穆先生的意味，这位老院士当时已经年近90，而且在他的审查报告中，他特别称赞这部作品为“绝笔之作”。

海明威生性喜欢云游四方，所以，当瑞典学院决定把奖颁给他时，却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只好发出两份电报，一份发到古巴，另一份则发到巴黎——海明威的经纪人那里。实际上，瑞典学院这样做是正确的，当时海明威确实住在古巴，他在古巴一直住到离世前。电报发来时，他正在自己的别墅里养伤。1954年初，他曾在乌干达接连两次碰上意外坠机事件，伤到了他的双手和腿，内伤尤其严重。尽管他的手和脚已经基本康复，但是内伤依旧时刻折磨着他。幸而他一向身强体壮，尽管伤势严重，很快，他就恢复了，基本上可以行动自如了。不过，医生仍然叮嘱他必须坚持疗养，而他对斯德哥尔摩之旅期待已久，但是最终不得不放弃。在古巴，他和瑞典驻哈瓦那的一位领事成了朋友。这位年轻领事名叫欧瑞尔，欧瑞尔的妻子是瑞典学院院士西沃兹的女儿。欧瑞尔对海明威十分钦佩，并对其大加赞赏，这自然令大作家非常开心。有一次，欧瑞尔还准备了一次野宴，意欲邀请海明威夫妇以及海明威的医生，并打算用餐完毕后，乘轮船到哥胜堡游玩，临行前，热带风暴却不期而至，他们被迫放弃了这次远行。

海明威获奖后，《世界电讯报》立刻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他表示祝贺，文章发表在头版，并以《海明威老人在大海里捕获到了最高贵的鱼》为标题（与最高贵的和诺贝尔在拼法和读音上都非常相似），海明威是美国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他的生平故事。当时，人们一提到海明威，总会亲切地叫他“老海明威”，尽管他那个时候才50岁出头。纽约电台的一名播音员还曾经透露，瑞典学院把诺贝尔奖颁给他，其实为时过早，但学院的理由是因为担心他随时会意外去世，比如溺水或坠机等事件，这种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一些评论家们也说，海明威的一生非常的坎坷，且不说近期经历了两次意外坠机事件，他还参与了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无论哪一次都是奔赴一线，历经生死；相对来说，福克纳则安稳得多，他一直住在自己南方的农场里，平静地生活着。《纽约时报》的一位文学评论家甚至高兴地说：“毋庸置疑，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它的最佳人选。”这位评论家名叫普雷斯克特，可以说，他道出了所有北美人的心声。

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此也非常满意。巴黎的几个记者曾轻松调侃道：“如果这位正直的老渔人出现在瑞典学院的话，那该是怎样一幅有趣的场景啊。”斯德哥尔摩一家报纸甚至公开说道：“要是海明威参加了颁奖典礼，他就会参加后面举办的一系列酒会，依他的个性，不喝个尽兴是不罢休的，喝多了，他肯定会把那些严肃的院士们拉过来，一起热闹热闹！”但是对于海明威获奖，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瑞典学院这样做并不明智，在语言风格上，海明威和福克纳完全不一样，但在写作流派上，他们是属于同一流派。把奖颁给福克纳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又把这一奖项颁给海明威，那这岂不是重复地肯定同一学派？瑞典学院未免慷慨得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