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及其作品

蒲宁的文学道路一直以来并不顺利,虽然他现在在俄国文坛的地位无可替代,不容置疑，但直到他40岁时的著作《乡村》，才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兴趣。在1910年前后，评论家们的宠儿是高尔基和安德里耶夫，他们也比较推崇一些幻想主义成分颇重的不知名作家；蒲宁虽然也想在俄国文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不愿意屈居二线，但评论家对他早期的诗歌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的感觉令蒲宁倍感失落，成名之后的他提起这些事仍然愤愤不平，感觉难以理解。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创作才华和天赋才获得了俄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契诃夫的认可。

如果提到蒲宁早年的生活和早期的作品的话，必须要从大战之前的俄国文坛开始说起。19世纪末，那时候有一位公认的最有文化眼光和最具冲击力的作家米里耶可夫斯基代表了一部分求新求变的青年作家，以创新的写作风格震撼了整个俄国文坛。米里耶可夫斯基写了一本到现在还极负盛名的小册子，上面说明了俄国文学为什么日渐没落。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因为政治和社会压力太大，导致了心理上的失衡，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他同时引用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并且在小册子里引介了当时在俄国还鲜为人知的尼采、易卜生、魏尔仑、马拉美等名家的作品选集；当时这些名家在俄国还处于被新杂志嘲笑的地位。米里耶可夫斯基言论的重要性随着一份国内知名的评论刊物的出版而被更多人关注，这份评论刊物是由后来创立俄国芭蕾舞团的狄亚菲烈夫主编。他们的这种求新求变的运动能够成功，多多少少都要归功于象征主义的风行，象征主义几乎是俄国1914年之前诗人们必用的一种写作手法。

俄国文坛的守旧派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的，这些被文学青年们形容为“老弱不堪的灰胡子们”死守着固有的本位文化思想和文学的改善主义精神，毫不放松地对新锐们展开反击。在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位穷苦出身，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尼采，有着各种各样传奇经历的新锐作家出现了，他就是高尔基。高尔基一边肯定文学美感的重要性，一边接下灰胡子们快要熄灭的火把，很快就为了改善主义学派的大将。高尔基的名字含义为苦涩，实际念起来却很顺口；因为当时各派思想鱼龙混杂，政治气候也乌云密布，黯然无光，但对于高尔基来说却是有利于他思想的延伸。几年下来，在文坛上互相争斗的派别都受到了各路评论家的鼓舞，然而评论家还可以分成两个阵容，天天争论不止。

这些纠纷对于蒲宁来说简直像是两个世界的事，虽然他对政治足够敏感，也认为俄国的现状亟须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并不支持革命行动；在文学方面，他接受福楼拜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态度，很快成了他的信徒。另外，蒲宁还认为代表新生的象征主义思想华而不实、矫揉造作，不值得参与。

冷眼旁观俄国文坛的纷争，这对蒲宁初期写作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蒲宁竭力避免自己的作品出现堆砌辞藻、矫饰、夸张和充满幻想的文风，他主要模仿俄国少数风格朴实的作家，对日常生活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加以艺术加工，其文微言大义，并且从优美处落笔，以追求完美收场。经过不断的磨炼，他的文笔终于能让人读出托尔斯泰的写实韵味和精神。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是蒲宁在写作路上不断追寻和信奉的两个偶像。

评论家们的胃口是让人捉摸不定的，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推崇这一种风格的作品，在某一个时期又关注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在动荡的年代里，像蒲宁这种写实派作家写出的充满活力的作品，评论家们却一直不敢大方地赞颂，即使明知道他的作品质量超群，其短篇小说篇篇沉淀着深厚的功底。他笔下没有幻想的奇形怪状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源自生活，也没有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故弄玄虚的章节，有的只有平静自然的爱情、忧郁的心情和美丽的幻想。评论家们赞颂的却只是那些看起来很美但缺少活力、缺乏生活支撑的作品，真是没有办法。

“一战”发生的前几年，这位一直与当时俄国文坛格格不入的作家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清贫的生活才得到了一丝转机。不过，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却是他晚年的两部作品，那就是在1930年初次发行，到1939年修订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和《幽暗的乡间小径》。

蒲宁1870年10月23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省份的都会波罗纳捷市；四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原因他们置产到乡村沃罗涅什镇去生活。据蒲宁回忆录中的描写，沃罗涅什镇“冬天是冰天雪地、满目苍茫，夏天则花草芳菲、绿水淙淙；田野中，尽是不可预知的神秘、无边无际的天籁。”

在波罗纳捷市，蒲宁的家庭是沙皇时期典型的乡绅阶层，祖上曾经显赫，可惜蒲宁并没有赶上那个岁月。父亲是个及时行乐的人，并没有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反而沉湎于赌博和酗酒，最后把家产全部败光，并差一点儿让全家人陷入绝境。蒲宁的聪明乖巧和忠厚老实颇得父亲的欢心，也相应能给父亲一点儿信心。而母亲是蒲宁最牵挂的人，她坚强的意志和虔诚的信仰都深深地影响着蒲宁的行为，母亲时常舍己助人，并严于律己，这些美德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所以日后每每提到母亲，他总是称颂并怀念不已。

因为家中实在贫困，蒲宁念了几年小学就辍学了，没完成的课程交由大哥代授。在这个金钱的社会里，蒲宁无法享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很快他就步入了社会，彻底告别了学校。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原本打算写诗试一试笔，再投给一家在当时名气不大的书评杂志《祖国》；一晃三个月过去，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基本上是没有指望了。可就在绝望的时候，这家刊物竟然以显著的版面登出了他的《乡村乞丐》和《难忘的晨光》；父亲看见之后高兴得欢呼不已，母亲则平静地鼓励着孩子：“儿子本来就是有天赋的嘛！”当年16岁的少年蒲宁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暗暗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扬名天下。

他同时也写小说向《祖国》和别的小刊物投稿。后来，他在一篇自述性的文章中说：“很少有人的文学起步阶段能像我这么艰难困苦。”然后，由于他天才的文学造诣，使他被鄂瑞尔报社慧眼相中，当上了该报社的助理编辑。两年后蒲宁前往莫斯科旅行，顺便参观了当时最有威望的俄国思想杂志社总社；该社的秘书斜着眼看了看这位手上夹着稿件的乡下青年，一点儿也没给他面子：“像阁下所带来的这种类型的诗稿，我们积存的数量怕是十年都登不完。”蒲宁当时就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这次打击带来的羞辱，我们可想而知。

从莫斯科垂头丧气地回来，他反而对和他同性质的文学青年和作家的前途关心起来，他马上着手编写一本青年作家诗集来宣传新的思想概念；但这本诗集出版后反响平平，只得到两篇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一篇表示不屑一顾，另一篇由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名家执笔，字里行间却全是冷嘲热讽，使这些青年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动力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

只有蒲宁并不泄气，他怀着对托尔斯泰文学和道德的崇敬之情，毅然去信要求见面。那一段时间，托翁的《克罗采奏鸣曲》风靡整个文坛。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蒲宁在信中竟然说自己完全看不懂《克罗采奏鸣曲》在说些什么，也无法从书中那可怕的教训里获得哪怕一丁点儿的启示。我们不清楚托尔斯泰当时有没有回信，但可以确定的是蒲宁去信后三年内没有获得任何消息。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两人才见了面。十三年后，蒲宁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在见面之前，蒲宁激动得手都不知道放哪里好，心跳得简直就要蹦出来，可见面后，他马上就冷却了。其实，托尔斯泰的性情原来和蒲宁是大相径庭的。

在与托尔斯泰通信的同时，蒲宁也和契诃夫保持着通信联络，他们于1895年第一次见面，马上相见恨晚，成为莫逆之交。蒲宁先前曾经去信要求契诃夫指点一下随信的一部短篇小说，契诃夫谦虚地回答自己的品位、能力不足，但一定专心捧读。蒲宁晚年的时候参透了契诃夫的意思，深深地责怪自己年少轻狂，觉着自己写这封信简直是多此一举。这些事，都是蒲宁的妻子在他去世后透露的。

蒲宁执着的信念让自己的运气也逐渐好转了。一些评论家偶尔也会正视他的小说，并称赞他几句，有一位前辈诗人则在众多的当代青年作家中特别推举他；但他的意思其实就像当年法国斗志昂扬、死不妥协的象征主义派泰斗李斯特对巴拿斯派名家普鲁东的怜惜一样：“没错，他是一个好诗人，但他不是我们的好伙伴。”

蒲宁和著名小说家们来往都特别密切，尤其经常出入契诃夫家，而契诃夫也像平辈一样待他，不拘小节。一位名作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像蒲宁那样和契诃夫无拘无束地开玩笑。”我们都知道契诃夫不善交际，但他在给太太的信中却有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见到蒲宁，并与他谈话聊天。”

1898年，蒲宁与一位美丽的希腊女郎结婚。然而，闪电式的结婚并不代表着幸福，他们开始了不停的争吵，随即便分手了。这次婚姻的打击让蒲宁重新审视自己对于婚姻的态度。后来，蒲宁和维拉·莫洛姆采芙小姐结婚，他们一直为爱厮守终生。

蒲宁在婚后写了一部诗集《落叶》，是与俄国新派诗人联合以《天蝎星座》系列作品的名义出版的。这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连最有名、最优秀的书评都对《落叶》称赞不已。

《落叶》的成功让蒲宁于1901年获得了俄国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从而住进了莫斯科，他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作家。在莫斯科他如鱼得水，不遗余力地结交着知识界和文坛的精英名流，其中高尔基、安德里耶夫、库普林、雷哈曼尼诺夫和查里亚宾都是蒲宁的座上宾。然而，他毕竟缺乏成为一流作家的条件，凭此也无法挤上巅峰地位。但在初住莫斯科的那几年，他还是名利双收、志得意满的，即使高学位的人在那时也不见得能像他那样获得那么多尊敬。但蒲宁并不满足于现状。

1910年，读惯了蒲宁诗歌和短篇小说的读者们突然被他一部长得令人心烦的中篇小说《乡村》震撼，这成了他文学道路上又一个转折点。评论家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借题发挥起来，众说纷纭。他们发现的并不是里面的艺术成就，而是蒲宁对农民特殊的描绘。自从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问世以来，就有不少作家描写贫苦和卑微的农民，但主要是歌颂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知足常乐的一面；而《乡村》恰恰相反，把农民描绘成了粗暴、野蛮、自私、庸俗、贪婪而且嫉妒心超强的群体，这使得文学界一片哗然。蒲宁的本意并非要加强读者的阶级仇恨，但大家并不认为蒲宁的态度不偏不倚。不管对《乡村》的评价好与坏，可以确定的是蒲宁的名气越来越大，借此成为了一流作家。

继《乡村》之后，蒲宁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其后的短篇小说可谓篇篇精彩，评论家们瞪大了眼睛，一点儿也不敢大意，一篇也不敢错过，恨不得字字句句都记在脑海中。蒲宁受到托尔斯泰《伊凡·伊列区之死》的启发，在1928年写的《来自旧金山的绅士》一书中，他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再次震撼了文坛。这本书通过描写一位不知名的美国大亨，借助环游世界把几周来轻易捞到的大把钞票怎么样花掉的故事，痛批了资本主义所谓文明世界中鲜为人知的丑陋一面。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终于爆发了，蒲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更对沙皇退位后执政党宣传的“平等博爱”的新社会持抵制态度。当革命一爆发，他便带着太太跑到了反革命势力集结的南方去，他们在敖德萨逗留了一段时间，写下了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也成了后来《不幸的日子》的原始资料，《不幸的日子》一书充满他悲愤、灰心的心声。红军挥师过来之际，他们立即逃到君士坦丁堡，再逃到索菲亚，但他们随身携带的细软在索菲亚被歹徒全部抢光。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旅居巴黎的俄国朋友给他汇了一笔旅费和一份法国护照，并在贝尔格勒市等他。拿到护照后他就随夫人前往了巴黎的葛雷赛，和别人一起过上了流亡的生活，一直到1953年去世也没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蒲宁的写作风格是多变的，内容丰盈，形式却统一而完整，因为他一直围绕着大家从出生以来一直困扰的问题来铺垫：“我是什么人？我从什么地方来，来干什么？”当然，还有死亡和爱情两大令人头痛的问题也在蒲宁的作品中时常被提及。他的作品宗教意识不强烈，但常常发出浮生若梦似的感叹，他说：“该消失的终归会消失，一切回到从前，剩下的只有绝望和死亡。”这种消极的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蒲宁年轻时代亲眼目睹的社会乱象。

蒲宁写实的手法之高超，能使读者误以为书中那种沧桑感，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般。蒲宁并不满意简单的、表面的道德探索，而是把矛头直指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寻找答案，每个人都在现实与幻想中摇摆不定，所以他也从不信任自己，不会擅做主张。但当你读到蒲宁所描写的故事时，你长期的基本信仰就会动摇，继而彷徨。你能说蒲宁的思想暧昧吗？你绝对闻不到那陈腐的味道。

蒲宁虽然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很深，但他却很少在作品中提及。不过，在他流亡生涯中最好的短篇作品《无尽的春天》（又译《完了》）却为这个时期留下了黯然的记录。在故事中，我们慢慢走进一座古老的城堡，看到一栋荒废的房子和腐坏的家具，茫然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看不到美？为什么这些东西能代替美？”作者用内涵的手法去写这个故事远比正面批判更加有力；人们都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美学的探讨，但我认为这是蒲宁对动荡社会的一种不安和谴责。实际上，传统文化的美只要有少数高雅的有心人好好栽培并保存，就不会让蒲宁写出如此伤感的文字来纪念。他常常引用歌德的一句格言“邪恶永远比混乱要好”来表现自己的心情是多么的惆怅。

蒲宁流亡海外所创作的《米佳的爱情》于1924年出版，这是一部蒲宁最为看好的小说，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流传至今。作品中那人与大自然交融的场景，让人看起来至情至深，甚至没有一部小说对这种场景的描述能够超越它，在故事中一个自杀前的穷孩子绝望地在雨中徘徊，光这些就足以令人感同身受了。

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更是花费了蒲宁好几年的心血，直到1930年才脱稿。这本书属于长篇自传体小说，刻意地描绘俄国“一战”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蒲宁用了最抒情的笔调、大量的篇幅描写革命前的俄国，描写自己童年、初恋的美好时光以及自己对文学的向往和努力，其意义不言而喻。在书中，他越是努力制造生活中的喜剧元素，就越让人感觉到作者的不幸。其实从写作之初，蒲宁逐渐衰老的意识和对父母以及大自然的恩情无力报答的感受，使他在那个流亡的时代成了一位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关于《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所包含的意义，很难从蒲宁的写作风格上去分析。首先，它是一本好书，值得读者再三品味。走马观花式的读者，只适合去读一些消遣用的低俗小说。这本书又长又大的篇幅并非是难以分析它的主要原因，而是整个章节的安排穿插不露痕迹地以并发式的情况出现，严肃又不悬宕；而对于小说的可读性蒲宁并不敢过于忽略，他并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严肃小说，曾直言其幼稚。他喜欢轻松地把情节引到读者面前，使读者能预测故事的发展和出现某种结局的必然性。因此，常常有人希望他把自传续写完，但他表示并无此打算，问其原因，也不了了之。

蒲宁最后的短篇合集《幽暗的乡间小径》也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作品。这本书单纯地描写爱情，表现出的是纯粹肉体散发出来的魅力。我们都知道在此之前他总是在写他后来认为是次要的关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问题的文章。不过，《幽暗的乡间小径》并未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因为俄国文学向来对感情方面的文章有着清教徒式的禁条；就像当年托尔斯泰大胆、前卫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丑闻。很多读者读完这部合集之后感叹，向来善于处理严肃题材的蒲宁怎么忽然就能写出这么放荡的东西。但蒲宁对这种评论显得十分恼怒：“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人活在世上不就是想知道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吗？这种难以理解的问题，探讨得越深，越能深入人类生命的本源，而大家却硬说我放荡，我对此表示不理解。”攻击他的人认为这话根本是在狡辩，而他们不知道按照西方开放的思想来衡量，这些“放荡”的东西在一般的女校都是照读不误的。严格来讲，这些短篇都是经典，是字字珠玑的艺术品，价值连城。这些作品永远带着哀伤的调子，因为死神的阴影总是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也许，我们会看到蒲宁对自己的评估获得大家首肯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