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获奖经过

1933年，蒲宁流亡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之后，其姓氏便改用了法式的拼法：蒲宁。蒲宁成功击败了30位候选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得奖经过同样历经坎坷。早在1923年他就首度被提名，其推荐者为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罗曼·罗兰。罗兰同时还推荐了另一位俄国作家高尔基。从1923年之后，这两位作家每年都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时候是两个人同时被提名，有时候是其中一个人。

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之后，高尔基顿时成了俄国文坛最炙手可热的作家。高尔基早在1918年就被瑞典文学院注意，那时候瑞典文学院委托了专家撰写一份关于高尔基的作品研究报告。那位负责研究高尔基作品的专家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写出来的报告在我们眼中不够客观，总之对高尔基相当不利。由于政治原因，“高尔基如果在10年或15年前获得提名的话，”那专家直言不讳地写道，“那他还有希望获得学院的重视，但现在晚了，一切都基本不可能了。”政治原因是主要的原因，还有两点顾虑让这位专家不敢推荐高尔基：一是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奇怪表现方式；二是他那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除这三点之外，那位专家更向瑞典学院指出：高尔基早已江郎才尽，他已经静不下心来写出更高水平的作品了。而事实上，瑞典学院也确实没有考虑让高尔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十年后，有关高尔基的研究报告依然在继续。1928年，当高尔基再次单独获得提名的时候，瑞典学院委托另一位专家撰写研究报告。这位新的专家推翻了前一位专家对高尔基的严肃批评。他是来自哥本哈根大学俄语文学系的教授卡尔格瑞。卡尔格瑞对高尔基的作品分析相当透彻，特别是一些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问世的自传性的大量作品。卡尔格瑞从那些作品中分析，高尔基的文学才华不但没有消泯，反而有了复苏的迹象。的确，高尔基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搅在一起。后来，当他移居卡利斯兰岛（位于意大利西南，拿坡里湾之中的一个小岛）上的时候，由于其优美的景色享誉世界，高尔基非常喜欢这个小岛，并把人生的1/4世纪都花在了该岛之上。时而回到故乡列宁格勒或莫斯科——他还很热心地帮助新生的红色政权推行一种新文化政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高尔基的印象是带着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家，贫苦出身的他极度关怀“无根农民的信仰”。他像一个“永远的流浪者”，从某个不毛之地出来，和大城市贫苦的民众一一握手。他的作品无论是从哲学上还是从感伤的角度，都是“从一个阴郁的背景中分崩离析出来的”。这背景是什么，不言而喻。高尔基的写作特点使他首度获得了全球性的声望。不过苏联官方直到1930年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才发去贺电，并且承认他是当今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天才。

高尔基晚年住进了国有宫殿，年年受到官方的表彰和嘉奖，几乎变成了苏联文坛教皇级别的人物，这让诺贝尔委员会望而却步。同时，高尔基在苏联政府里担任文化政策方面的最高顾问，这职位拥有不小的实权。诺贝尔基金会自创立以来一直竭力避免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东西，更不希望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项原则对高尔基顶着无数光环参加竞选显然相当不利。最终，他的名字被刷掉了，虽然卡尔格瑞的那份报告书极力推荐高尔基，尽管在1918年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首度提名他的时候，便有若干院士热烈附和，但终归无用。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在他生前几乎每年都被推荐，因为和他站在同一战线的同志们想要证明他是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大师之后“最有天分和最富创造力的继承人”。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非常想选出一位俄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来向伟大的俄国传统文学表示他们的敬意，但苏联的国内文学发展，他们并不熟悉，苏联体制内的作家也基本都脱离了他们眼中的“低级趣味”。因此，院士们决定把这项荣誉颁发给一位流亡作家。这么一来，他们有两种选择：第一，蒲宁，西方评论家眼中屠格涅夫的继任者；第二，和蒲宁一道被提名的小说家以及散文家梅里兹可夫斯基。这两位候选人中，以梅里兹可夫斯基较占优势。因为当时蒲宁还是一个无名的作家，除了一些斯拉夫文学专家之外没几个人能认识他的时候，梅里兹可夫斯基的作品就已经被翻译成了几国文字在各国传播了，当然也包括瑞典文。

但是，名气并不能助长选票的数量，反而会令院士们更加谨慎。话又说回来，蒲宁当时不仅被世界各国的斯拉夫文学专家推崇，同时还获得了诺贝尔先生的侄儿伊曼纽尔·诺贝尔的强烈支持。伊曼纽尔负责经营他叔叔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俄国的一家油田，直到沙皇被推翻，巴库的油田依然属于诺贝尔家族。更重要的是，他更忠于叔叔的那份遗嘱，虽然诺贝尔家族其他几个继承人早就对那份遗嘱不满了。伊曼纽尔这位热心诺贝尔奖颁奖事务的金融巨头住在伦敦，和那里俄国的流亡团体交往密切。他每年都是斯德哥尔摩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列席的贵宾，而蒲宁正是他所钟爱的作家之一。当然，他无权干涉颁奖事宜，所以，他只能借助一些俄国和法国文艺界的朋友，给蒲宁助势。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还有著名作家梵乐希先生，但蒲宁最强劲的对手却是希腊的“新荷马”帕拉马斯。帕拉马斯由于推荐人并不出名，且他的影响力局限在体育界，所以，相对来说梵乐希的推荐阵容要豪华得多——18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以及大约同样多的文学教授们，异口同声地推荐梵乐希，这阵容比起五年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普遍认为，梵乐希凭着这掷地有声的推荐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事实却让人们大跌眼镜。仅靠推荐也是行不通的。瑞典文学院委托了好几位专家去评析他的那些文笔飞扬、内容却相当晦涩的诗作。专家客观的评审出来后，果不其然，结论都是消极的。

在当年的候选人里面，还有另外两名法国作家。一位是年逾古稀的老贺思尼，他的推荐人分量也很足，是法国总统勒布伦和19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第二位是第一次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大学学者贝迪叶。贝迪叶曾经将一部晦涩难懂的中古传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浪漫》译成了法文，相当传神，足可见他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诗人。贝迪叶的推荐人为修克教授，修克教授毕生都在研究中古文学，而且最大的成就是为后进的学者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在那一年，许多后来的知名学者和作家都参与了角逐。一位希伯来诗人，比雅利克首度获得了提名；同时捷克科幻作家恰培克也获得了提名参加角逐。北欧的候选人则包括了挪威的奥拉夫·H.豪格、芬兰的西兰帕，以及丹麦作家延森。后面那两位在后来也都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蒲宁在当时虽已年迈，但仍然选择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这种行为使当地民众对他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在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当地的俄罗斯同胞们用俄国农村最传统的礼节欢迎他，如用银盘子盛上面包和盐来款待他的到来，这一点让蒲宁深受感动。他下榻的地点为当地著名的大酒店。当这位流亡作家凭栏远眺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景象竟然恍若隔世，浓浓的乡愁刹那间涌上心头。瑞典冰封的河堤、堤畔古老的皇宫，都令他想起祖国的圣彼得堡。历历如画般的昨日美好景象，令他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在后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大方地承认他对祖国现在的掌权者有着很深的恐惧感。同时他毫不隐瞒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并不认可苏联的所谓“现代文学”。但他鄙视的理由并非在于苏联作家的文字功底，终究还是因为政治，苏联驻瑞典大使馆的公使马上严重抗议蒲宁的这些公开演讲，并宣布不参加这年的诺贝尔颁奖活动，尽管这次有位她的同胞获得了这一史上分量最重的大奖！当时的苏联公使叫柯隆泰，是一位高尚儒雅的老太太。

而为了要向得奖者表达组委会的敬意，颁奖会场按照规定必须悬挂所有得奖国家的国旗。这可难坏了主办方，蒲宁的国籍要用什么旗子来代表呢？沙皇的三色旗显然不适合在这种场合悬挂，“镰刀与铁锤”的红旗更是不行。不过，这个棘手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1933年正好是奖项设立人诺贝尔先生的百岁冥诞。主办方马上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瑞典国旗挂在了音乐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