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随着《死魂灵》的问世，批评界围绕着这部史诗性作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大批评阵营。一派是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批评阵营，另一派是以舍维廖夫和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批评阵营。两派之间的最根本争执体现在艺术是应该肯定“卑鄙龌龊的现实”，还是否定它。
别林斯基认为：“《死魂灵》是一部从俄罗斯生活秘密深处挖掘出来的纯粹的、俄罗斯的、民族的作品，既真实，又充满爱国主义，无情地揭露了现实中的陋习，同时又充满了对俄罗斯生活激情四射、血肉相连的爱。这部著作从思想体系和完成的力度，从人物性格和俄罗斯生活细节而言都是一部宏大的艺术作品，同时，又是一部思想深刻，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作品。”[2]别林斯基首先理解这部史诗性作品根本的意义在于与艺术意义不可分割的社会历史意义，他第一个评价了小说中与爱国主义不可分割的具有揭露性质的内容。赫尔岑表达了与别林斯基相近的观点。他在1842年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部出色的书，是对现代俄罗斯的痛苦而无望的指责。”[3]后来根据此观点，他回应了曾经就《死魂灵》展开的论战：“作品里既流露出妥协和好，也预见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必胜的未来，但是这都不影响将现在反映在令人反感的现实中。”[4]他在自己的《论俄罗斯革命思想发展》的小册子里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正是由于果戈理，他们看清了所谓的俄罗斯贵族不带面具的真正嘴脸，看到了那些永远醉醺醺、吃不饱的农奴，那些恬不知耻地榨取人民血汗，甚至正在吃奶的孩子的专制老爷。赫尔岑认为：“《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当代的俄罗斯必需类似的揭露。这是出自大师手笔的一部病史。”[5]
以舍维廖夫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死魂灵》与俄罗斯的现实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果戈理是在诋毁俄罗斯，他在画一幅丑化俄罗斯的漫画。”[6]但是舍维廖夫和阿克萨科夫还是从诗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他们故意忽略了小说的思想性，在对小说某些方面做出可信的观察后，他们不仅是寻找他们所需要的，而且企图填补和修正果戈理。舍维廖夫指出了作家笔下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和生活化的真实性，以及作家在小说中的审美作用，指责果戈理，“他的讽刺幽默有时妨碍了作家更全面更有深度地包罗生活”[7]。在阿克萨科夫的诠释中，《死魂灵》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揭露性质。他甚至将《死魂灵》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被别林斯基视为荒唐之举。他对《死魂灵》的评价视角颠覆了社会评价的传统视角，成为影响纳博科夫和梁赞诺夫新视角的一个重要支脉。
纳博科夫说，当读《死魂灵》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俄罗斯地主中是否有那样的骗子、行贿者或傻瓜。因为果戈理创造的是果戈理式的生活。纳博科夫对哪些人物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不感兴趣，而是被作家那全新的写作手法震撼和吸引住了。
首先，细节描写是果戈理的创作特色之一。比如将人物细节化。包括主要人物和边缘人物。这些细节几乎成了识别作家作品的标签。
几乎对每一位地主都有细节化的描写。比如在介绍马尼洛夫时，“他的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书签总夹在第十四页上，就这一页书他经常读，却两年也没读完。”（19）
“他们在客厅门口已经站了很长时间，彼此谦让，请对方先走一步。
‘请您赏光先走一步，用不着客气，我在后面走。’乞乞科夫说。
‘不成，帕韦尔·伊凡诺维奇，不成，您是宾客。’马尼洛夫说，用手指着门。
‘不必客气，请吧，不必客气，请您先走，’乞乞科夫说。
‘不成，对不起，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令人愉快的学识渊博的客人走在后面。’
‘学识渊博不敢当，……请您先走。’
‘还是请您先走一步。’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马尼洛夫满脸笑容地说。
最后两个朋友只好都侧着身子，肚子挨着肚子，一起走进门。”（21）
比如，在第五章写索巴克维奇招待乞乞科夫时的吃相：“他把半个羊排倒进自己的盘子里，不一会儿就把肉吃光了，把骨头也啃了，又挨个吮了一遍。”（95）
《死魂灵》中除了乞乞科夫和五个地主这些主要人物外，还有作家偶然提到的人物，但是却费了不少的笔墨，使读者误以为这个人物一定是该作品中的主角，一定会在后面出场的，事实上，这个人物的确只是昙花一现，没再出现过。纳博科夫多次指出作家这种欺骗读者的写法，如他多次提及该作品中的
一个细节：乞乞科夫在交易后返回Н城后，又回到那个宾馆，他和车夫侍从们都躺下睡了，“不一会儿一切都归于沉寂，整个旅馆进入酣睡中。只有一个窗口仍然亮着灯光，这便是从梁赞来的中尉住的房间。看来他特别喜欢皮靴，因为他已经定做四双，现在正试第五双，试个没完。他有好几次已经走到床前想脱下靴子睡觉，但是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这皮靴做得就是好，他又抬起一条腿仔细观看做工精妙的靴后跟，看了许久。”[8]小说中关于那个瞬间出现的形象，就像所有随便遇到的穿戴时髦的人一样，没什么特别，但是果戈理通过这样一个没有睡意的人和他那双神奇的靴子将熟睡中的宾馆描写得是何等深刻！纳博科夫说，他每次读到这里都感到脊背有凉风吹过。他强调说，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以前从未有过的崭新的写作手法，当然后来在印象派作家那里已经出现了，不过纳博科夫觉得后来的写法都显得很机械，只有果戈理的原创性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惊喜。
其次，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是果戈理写作的一大特色。在人物肖像描写上作家把这种手法使用得淋漓尽致。如为了揭示马尼洛夫甜腻腻的温婉的性格，作家多次使用了别具一格的比喻。“地主马尼洛夫还颇不算老，两眼像糖一样甜蜜，一笑就眯缝起来。”（18）马尼洛夫“脸上的表情不仅变得甜蜜，甚至有些肉麻，就像上流社会精明的医生为了讨好患者便在药水里拼命加糖”（23）
在描写索巴克维奇和他妻子的脸时，作家也选用了很有意思的喻体。“他发现有个窗口同时露出两张脸：一张又细又长，好像黄瓜，是女人脸，戴着发帽；另一张是男人脸，又圆又宽，好像摩尔达维亚出产的南瓜”（89）。这种在人物肖像描写中，将蔬菜作为喻体的写法很有趣，因而产生了幽默滑稽的效果。
在写地主索巴克维奇粗犷的外表时，作家使用了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写：“大自然在塑造人的面孔时，对许多人并没有功夫精雕细刻，根本不用锉和凿子之类的小工具，只是挥起斧子就砍：一斧子就砍出鼻子，再一斧子就砍出嘴唇，然后用大钻石眼睛，连刮也不刮一下就让人出生，说一声‘活！’，人就活了。”（90）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
作家在描写科罗博奇卡家迎接乞乞科夫的狗的叫声时，不厌其烦，由狗吠声联想到音乐会。“这时那几条狗各显其能，拼命吠叫：有一条扬起头，拖长声嘶叫，叫得特别卖劲，仿佛为此会得到什么优厚的报酬；另一条叫得像教堂里的诵经人一样急促；还有一条小狗把童声夹在它们中间，也叫个不停，像驿站的铃声一样响亮；最后还有一条老狗，狗性特别顽强，用低沉洪亮的叫声压过一切。它那沙哑的叫声很像男低音，当音乐会达到高潮，男高音都踮起脚尖拼命往高里拔、其他队员也都扬起头跟着提高音调的时候，只有男低音一个人把胡子拉碴的下巴缩到领带里，身子往下一蹲，几乎坐到地上，发出他的吼声，震得玻璃哗啦响，光从这群狗的合唱就可以断定，这个村子不小……” （38），这段一气呵成非常过瘾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原来狗叫声竟有如此的音乐节奏！还有关于女地主家挂钟要打点前的声音的比喻也是惊世骇俗：“这种咝咝声就像整个屋子都装满了蛇，然而乞乞科夫往上一瞅便定下心来，因为他明白这是挂钟要打点。一阵咝咝声响过之后，又响起一片咝咝声，然后它才鼓足劲打了两下，好像用棒子打在破瓦罐上似的。”（39）读完这段文字，不能不对果戈理画家般的洞察力和音乐家般的辨音力而赞不绝口。这些比喻的细节甚至令人感到那就是一些灵感支配下的谎言，那就是一个天才的语言游戏。作家通过这些比喻手法使自己的语言达到了罕见的表现力，使作品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和可视效果。
再次是语言的色彩。作家小说中的语言具有绘画般的色彩感。如在第五章描写乞乞科夫拜访诺兹德廖夫的村庄时，写道：“他一看，觉得村庄挺大，左右各有一片树林，像翅膀向两边伸开：一边是白桦林，颜色浅些，一边是松林，颜色发深。正中间是一座带阁楼的木房，红屋顶，深灰或者说暗灰色的墙，样子很像军屯或德国移民住的房子。”（89）如在第六章作家竟然用他那支神笔把一个荒废的花园写得风景如画：“园中树木任意生长，树冠彼此相连，好像一朵朵绿云或不规则的教堂圆顶，……有一株白桦，树冠不知是被风刮断还是遭到雷击被截断了，粗大无比的主干从这一片绿丛中挺拔而出，好像一根规整的大理石圆柱，闪闪发光，立在半空，……在洁白的树干衬托下显得发黑，好像戴着一顶帽子或落上一只大黑鸟。……还有漆树的一根嫩枝也从一旁伸出巴掌似的绿叶，其中有一片叶子不知怎么竟然有阳光钻到后面，把它照得火红透明，在浓荫中放出异彩。……”（110）
果戈理是极其善于使用夸张手法的。从一连串的夸张表达中生长出琐碎的日常生活，由于夸张的类型不同，这日常生活或令人感到可怕，或令人感到充满诗意。
如在描写泼留希金时，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泼留希金吝啬得过了头：“干草和粮食都堆烂了，麦垛和草垛都变成了粪堆，上面甚至可以种菜。地窖里的面粉变成了石头，要吃得用刀砍，储存的呢料、麻布和家织布连碰都不能碰，一碰就变成灰了。” （115）还有所有仆人进主人的房间都共穿一双靴子，泼留希金招待女儿和外孙那些细节都是极具荒诞夸张效果的。
在小说的最后，作家对奔驰的三套马车的夸张描写则充满了诗意。“只要一欠身，一扬鞭，再一唱歌——马儿就像旋风似的奔跑起来，车轮的辐条形成了一个圆饼，跑得底下的大路颤抖起来，路旁的行人吓得停下脚步，发出惊呼——只见马车风驰电掣，疾飞而去！……立刻跑得老远，尘土飞扬，它似乎要穿透空气。”（240）
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的作品同一切伟大的作品一样都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思想现象。这也正是果戈理的作品作为经典依然值得细细品味咀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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