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奥勃洛莫夫的中国视角

奥勃洛莫夫是俄罗斯19世纪经典作家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曾引起很多批评家的关注，其中著名的有杜勃罗留波夫、德鲁日宁和安年斯基。19世纪60年代，奥勃洛莫夫这个文学人物总是被与俄罗斯消极守旧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对于杜勃罗留波夫而言：“奥勃洛莫夫是被揭露殆尽的毕巧林、别里托夫和威信扫地的罗亭。”^[1]以至于到了19世纪90年代，依然有很多批评家站在杜勃罗留波夫一边。比如当时的批评家米·普洛托波波夫就直言不讳称奥勃洛莫夫为“丑陋的病态的个体现象”^[2]。直到德鲁日宁和安年斯基关于奥勃洛莫夫的批评问世后，评论界才开始为这个文学人物平反。此后，对奥勃洛莫夫的解读有越来越宽容的趋势。

4.1.1俄罗斯文学批评家视域中的奥勃洛莫夫形象

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气质》一文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分析了冈察洛夫的小说内容与历史发展中的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关联，从奥的生活状态联想到俄罗斯民族的发展现状及将来的命运。首先，他对奥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不能容忍整天什么事不做，只有一个枯燥躺姿的伊利亚。在杜式的文章里多次出现奥的外号，如“旱獭”“懒虫”等。他认为在奥勃洛莫夫这个人物身上“老爷做派”和“道德奴性”交织在一起，以此表达了他对作家所创造的这个文学人物的憎恶。因此该文章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批评”色彩。他认为，奥是“揭秘俄罗斯很多生活现象的钥匙”（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1859）。杜氏分析了该人物身体上的不动导致心智上的耽于幻想，并且分析了他的不动、不做事或者说无为形成的原因：首先，他不是天生懒于行动，他小时候也有过淘气的企图和好奇心，但都被父母和亲人的呵护溺爱扼杀在摇篮里了。他们想不到，他们常挂在嘴边的“扶住”“站住”“会摔倒的”“会碰伤的”“站住，站住”“别跑”“别开门”“会感冒的”这些词害了小伊利亚。他待在家里啥都不允许做，像备受呵护的温室的花，无法向外寻找力量，只能自闭式地生长。于是他只好在头脑中杜撰诸如非洲人涌入欧洲，发起一场战争，或组织一次十字军东征等伟大的壮举。另外，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他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他衣食无忧，身边象扎哈尔那样的仆人就有三百个，他自己从来没穿过袜子。他之所以不做事，是因为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做事的意义。杜氏分析了奥勃洛莫夫气质形成的社会家庭原因，但不是作为袒护奥勃洛莫夫的借口。

如果说杜勃罗留波夫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因素，那么德鲁日宁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奥勃洛莫夫的诗意天性上，开始竭力为奥勃洛莫夫这个人物辩护。那么批评家是如何接受这个人物的呢？

首先，德鲁日宁给予小说第九章《奥勃洛莫夫的梦》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帮助读者解读“奥勃洛莫夫”和“奥勃洛莫夫气质”的关键所在。传统的理解认为奥勃洛莫夫村是睡梦、停滞和守旧的王国。而德鲁日宁却把它理解为“诗意的栖居”，是形成奥勃洛莫夫纯洁品格的净土。在《奥勃洛莫夫的梦》中，作家为我们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充满好奇心的顽皮的儿童、少年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喝着“童话牛奶”长大的伊利亚·奥勃洛莫夫。在整个小说中奥勃洛莫夫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德鲁日宁推崇的正是奥勃洛莫夫身上的那种孩子般的真诚和纯洁。此外，德鲁日宁指出，奥尔嘉这个人物的设置对真正理解奥勃洛莫夫相当重要。批评家认为，小说女主人公奥尔嘉之所以喜欢上奥勃洛莫夫，不是她没有眼光，而是因为奥尔嘉是一个不为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动的女子，她在他身上发现了不同于庸俗社会的新鲜的东西，那就是天真、坦诚、不世俗、不霸道。就其天性和后天发展的素质而言，奥勃洛莫夫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孩童的纯洁和简单。在一个成人身上保留了那些令我们深思的珍贵的品质，这些品质有时候会将幼稚、耽于幻想的奥勃洛莫夫置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之上，置于他周围那些所谓的务实做事的人之上。批评家自己也承认，“奥勃洛莫夫气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为典型，在日常生活中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他是这样为其辩解的：“他不是一个无德的自私者，他不会做恶事，心灵纯洁，没有被俗世的诡辩教坏，尽管他一生无所事事，但却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3]批评家企图以自己的分析说服读者：奥勃洛莫夫不只是激怒了读者（这只是表面印象），而且获得了读者和他周遭人们的喜爱。德鲁日宁的分析令奥勃洛莫夫这个人物获得了多重内涵。

无独有偶。安年斯基力挺德鲁日宁的观点，为奥勃洛莫夫平反。他分析了作家冈察洛夫作为小说家的描写功力。他指出，不论是在景物、环境的描写上，还是奥勃洛莫夫这个人物形象本身的塑造上都充分展示了作家的绘画技能：具体顷刻的描写胜过了抽象时刻的描写，色彩描写胜过了声音描写；人物的面容、姿态等的典型性的描写胜过了语言的典型性，作家赋予了小说很强的画面感，在不动声色的静观的描写中刻画了一个淡定安详、静而处之、不惊不躁的无比可爱的奥勃洛莫夫形象。批评家指出，正是作家卓绝的写作技巧让他喜欢上了奥勃洛莫夫。“他越是深入到文本，越是能够理解奥勃洛莫夫对长衫和床榻的依恋。”^[4]在安年斯基眼里，奥勃洛莫夫几乎近于完美。他身上有世代形成的惰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是顽固的自尊占了上风，他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他不愿意工作，做事情，是因为他蔑视功名利禄和世俗的忙碌；他自私，那是因为他天真；他没有贵族老爷派头，他生活为人都很低调；他聪明不事故，他不会撒谎，不会耍滑；他喜欢享受安静的生活，所以才渴望固守田园，与世隔绝。

4.1.2“多余人”家族中认识“奥勃洛莫夫”

杜勃罗留波夫曾将奥勃洛莫夫与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罗亭等前辈的“多余人”形象一起进行了分析，并将其概括为“奥勃洛莫夫之家”。从对做事的态度、对幸福的理解和对女人的态度等方面剖析了“奥勃洛莫夫之家”的共性。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奥勃洛莫夫之家”。从对做事的态度来看，他们都“看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行动的原因，因而厌恶做事”（Добролюбов，1970）。首先跟踪一下他们的生活轨迹。与奥勃洛莫夫相比，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罗亭还是很“动”的。奥涅金的活动路线：彼得堡——乡下——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阿斯特拉罕——高加索——敖德萨——莫斯科。毕巧林的活动路线：高加索——海滨小城塔曼——五岳温泉疗养地——某要塞——格鲁吉亚——波斯。别里托夫的生活轨迹：相传大学毕业后在某部长处供职，后辞职，十年间从过医，画过画，游荡过欧洲，最后倦鸟归巢，回到俄罗斯，从自家的庄园来到NN城参加选举，偶然闯入另外一个家庭，酿成一个幸福家庭的不幸。罗亭在整个小说中也没停止折腾，先是出现在纳塔利亚家的乡村“大厦”，后因不能承担纳塔利亚的爱情而选择逃离；与人合作企图实行改良革新，遭失败，后又与人合作企图办公益事业，由于得不到合作者的信任，愤然离去；在中学里谋职，因与同事关系不和，被迫辞职；年轻时出过国，年老时死在巴黎的街垒保卫战中。从奥涅金到罗亭这几位“奥勃洛莫夫之家”成员就其活动的地理空间而言，从此处到彼处的移动构成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最后的结局不是以死亡为自己奔波的一生画上句话，就是继续无奈地漂泊。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做一件大事，但是他们的确为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而“运动”着。相比之下，奥勃洛莫夫的确大为逊色。奥这个人物在这个由四部分构成的小说里，也经历了三个地方的流动：奥勃洛莫夫村（童年生活的地方，也是留下他理想生活之梦的地方）——彼得堡（几乎不出门，哪里都不愿意去，更多时间是躺着）——维堡方向（结婚生子，很享受有贤惠的妻子烧饭缝补衣服的日子）。他的活动地点就是他的家，他的卧室，而且多半是躺在床上的，甚至任灰尘铺满居室。就连朋友们叫他去踏春，他都一一拒绝。通常人们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奥勃洛莫夫做事是为了更好地休息。因为小说中的他给读者的印象是躺着的时候居多，做事情相比之下就是生活的调剂。奥勃洛莫夫继承了“多余人”前辈的特征——不仅爱读书而且喜欢写作。“伊利亚得知有什么好作品，就有意去结识该作品，他会去找，去借，如果很快弄到，他立马就开始读。开始琢磨作品里讲的是什么，就差一步就掌握全书要意了，你看，他已经躺下，漠然地望着天花板，而没读完的书就放在身边……”^[5]他不仅写东西而且还翻译东西，甚至翻译过赛萨伊的作品。所有“多余人”都不喜欢工作，看不到工作的意义，除了奥涅金和毕巧林，其他“多余人”都有过谋职的经历，但是不是和上司吵架，就是找借口辞职。从对幸福的态度而言，幸福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安详，甜蜜的休憩”，奥涅金所渴望的“湖畔漫步，酣睡闲逛，林荫小路，潺潺流水，美人初吻，佳肴美酒，安静独处”也正是奥勃洛莫夫理想的生活模式。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他们表现得都有些卑鄙。他们只是“愿意同女人调情”，当认真的女人们要求他们做出抉择时，他们都退却了。奥涅金在塔奇亚娜大胆向他表露爱情时退缩了；别里托夫逃离了克鲁兹费尔斯卡娅；罗亭在认真的娜塔莉娅面前甚至惊慌失措了；奥勃洛莫夫也不例外，他也渴望立刻拥有女人，但是当奥尔嘉期待他做出果断的决定时，他也怯懦了，甚至害怕直视奥尔嘉。

受杜氏总结的“多余人”共性的启发，我们发现，尽管奥勃洛莫夫从奥涅金等“多余人”那里继承了很多，但还是有不同于“同僚”的地方，不能简单地将其概括为“19世纪多余人画廊中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从奥涅金到罗亭，他们身上都有恶魔撒旦的影子，巧舌如簧，善于表演，精通“爱的艺术”^[6]，在女人面前过于自信，而奥不很擅言辞，更耽于思考和幻想。他不是思想的、言语的巨人，更不是行动的巨人。奥勃洛莫夫也幻想女人的温存，但并没有像毕巧林和罗亭那样被婚姻本身吓到，他生活的习惯更为保守古朴，因此他选择了与一个疼他的女人相守；“多余人”在生活中角色单一，在生活中是孤独的，而奥勃洛莫夫尽管拒绝了女强人的爱情，但他还算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因为他毕竟不只是在婚姻的围城之外徘徊，他有妻儿，因而获得了丈夫、父亲等身份和地位。普希金以奥涅金患上了“忧郁症”为借口来解释他的无所作为；莱蒙托夫的毕巧林以社会腐败作为自己看破红尘，无所事事的理由；罗亭在“多余人”中是最有行动的，但他认为自己追求无果是命里注定的。而奥勃洛莫夫从不为自己的无为找借口，他不想以夸夸其谈和涅瓦街上的散散步来遮掩自己的无为，坦然地选择卧床不动。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他们的气质类型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形成了各自的人格特征。

4.1.3奥勃洛莫夫形象的中国式解读

既然奥勃洛莫夫是个典型的“宅男”，如何理解他的躺姿对理解该人物至关重要。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冈察洛夫研究专家奥特拉京教授认为，“奥勃洛莫夫的无所事事，整天躺着的状态不仅是一种姿势，其实是代表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像作家写到的那样：‘他的躺姿不是因病不得已地躺着，不是因要睡觉必须要躺下，也不是累了偶尔想躺一下，更不是因为犯懒躺下享受一下。这些原因导致的躺姿都是身体的需要，而奥勃洛莫夫的躺姿是一种主观意识支配他这样做的，躺着是他恒常的生活状态’”^[7]。奥特拉京教授阐释奥勃洛莫夫的视角令我自然地想到中国老子的生存哲学。老子以哲学的方式探究了人的生存问题。提出“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万物的生存应当遵道依德，得其生命的自然。主张人生反本归根，明道同玄，重新找回自然、真实、纯朴的生命。认为自然存在的最佳方式就是“居柔守弱”，在处理人与外物，他人和自身的关系时，要秉持“不争”“不有”“谦下”“守雌”等德行。所谓的“真”，就是意指那种“见素抱朴”“复归于婴儿”^[8]的无为状态，也是老子的理想人生状态。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最终效法、学习、遵循的对象，便是自然。如果人们学会本着这个原则，就能在精神上找回自己，回到那个安适平和真实的自己，不会扭曲自己，而是活出自己。老子说过“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楼宇烈，6）。由此可见，“无为”，在老子的学说里，只是现象，它蕴含着深刻的处世哲学：自然无争，永处不败之地。

回到奥勃洛莫夫这个形象本身，冈察洛夫的这一伟大创造，不论从其“宁静的面容”“柔弱的身体”“宽松的穿着”“温和的举止”乃至其“经典的躺姿”和“蔑视忙碌做事”其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人世间所谓的入世有为的蔑视，是对老子“无为”主张最好的诠释。令奥勃洛莫夫挥之不去的梦乡——奥勃洛莫夫村的生活就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种完全融入自然的与世无争，其乐融融的状态。他在城里生活时，脑海里会幻化出这样的图景：“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坐在凉台上，在茶桌后面，头上是遮阳的绿荫棚，手里拿着长烟袋，懒洋洋地吸着烟，若有所思地欣赏着浓枝密叶后面展现出来的美景，享受着它的阴凉和静谧。远方是一片成熟的庄稼地，太阳正朝熟悉的桦树林后面落下去，染红了平静如镜的池水，田野里蒸发着水汽，天气变凉了，天色变暗了，农民们成群地回家了。 闲着无事的家奴在大门口坐着，可以听见他们快乐的说话声，还有人弹三角琴，姑娘们在玩捉人游戏。奥勃洛莫夫周围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嬉戏，他们爬到他的膝头上，挂在他的脖子上，而在茶饮后面则坐着……统治周围这一切的女皇，他崇拜的对象……一个女人！他的妻子！……”（409-410）这就是奥勃洛莫夫理想的田园生活。他以古老的奥勃洛莫夫村的理想生活来审判时下的生活，他认为幸福就在于足不出户，静观周围的一切。这与他的朋友施托尔茨刚好相反。奥躺在家里，不去散步，不去聚会，而他的朋友施托尔茨不停地出差，不仅在俄罗斯境内各大城市跑来跑去，而且还到欧洲各国转来转去。奥认为施托尔茨是有悖生活本然状态的。对于奥来说，生活就该是自然、和谐的样子。人就该顺其自然，不破坏生活的自然状态。而施托尔茨认为生活的实质在于运动和发展。他承认人类的进步，承认人类为了追求进步而付出的努力。他是个实际的、现实的人，他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在性格和个人追求上与奥截然相反。且情感吝啬的施托尔茨尽管有些“怒其不争”，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奥勃洛莫夫具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拒绝遵循普遍公认的价值体系。看来，施托尔茨已经站在老子的高度来评价他的老朋友了。

的确，奥勃洛莫夫的生活方式与公认的社会价值是相悖的。因此他不能理解施托尔茨和奥尔嘉的奔波忙碌，他看不到他们所从事事业的伟大，而且认为他们活着便把自己埋葬了，不值得以那种有为的方式获得爱和幸福。德鲁日宁和安年斯基在一个乍看起来很无趣、无为、无志的奥勃洛莫夫身上挖掘出了他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在与朋友的聊天中，他很低调，很清醒地认识自己，不拔高自己；他认为参与某种活动即等于把自己分解成碎片。他衡量施托尔茨等人的行动是否有意义的标尺是：他们的活动能否解决生活问题。因此不论是功名利禄，还是上流社会的享乐都不能将其从隐居的生活中吸引出来。其实在德鲁日宁和安年斯基对奥的评价中已经蕴含了老子的无为哲学的胚胎。令读者感觉有些夸张的奥勃洛莫夫形象，奥勃洛莫夫气质恰恰是体现了道家的主张：旨在否定和消解异化，以求得人性的复归，复归婴儿，复归于朴，不为社会的权威、传统、流行的价值观所迷惑，所局限，而是超脱而行，道法自然，守定一种轻柔、弱势、低调，看似浑浑噩噩的姿态和心态，实则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家都在积极入世地做事情，只有他甘于无为。不愠不怒，泰然处之。正应了老子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楼宇烈，46）。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说奥勃洛莫夫是“最差劲的最没落的‘多余人’形象”是不公平的，相反，奥勃洛莫夫活得最自然，最有境界。刘清平认为，老子“试图在文明人的‘有为’历史阶段上，坚执原始人的‘无为’存在状态”，实际上“直接洞穿了人的根本存在的深度层面：一方面，‘为’构成了‘人’的自己如此的现实本性；另一方面，‘为’又会导致‘人’走向‘伪’的异化结局。结果，倘若不能‘为’，人就不是‘人’；倘若有了‘为’，人又变成‘伪’”^[9]。奥勃洛莫夫的形象是对老子“无为”哲学悖论的最好注解了。

有趣的是，老子的无为哲学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纯粹体现老子哲学的文学人物，而作家冈察洛夫以奥勃洛莫夫这个具体的形象恰恰诠释了老子的无为哲学。奥勃洛莫夫的生活方式是对都市生活的反拨，对乡村生活的渴望，对“诗意的栖居”的向往。将奥勃洛莫夫这个人物放置在现代的语境中来看，从某种意义而言，他是一种象征，是对老子的无为主张的拟人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