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如果说在《带阁楼的小房子》里契诃夫要表达的是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对精神自由的渴望的话，那么在《我的一生》（Моя жизнЬ， 18 9 6 ）中则表达了相反的观点。

尽管这个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城里人的故事”，其实也是关于城里人的父与子的故事。身为名门后代的密沙尔已经过了25岁，换过9种工作，“从过军，进过药房，去过电报局，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容我尝试的工作了”（8，180）。这使作为建筑师的父亲十分伤心。在小说一开始就亮明了父子的分歧所在：

“‘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父亲问，‘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早有固定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至今没家没业，一个穷叫花子，还得靠老子来养活你。’

‘请您听我说，’我固执地说，因为我认为这种谈话没有一点裨益，‘您的所谓“社会地位”是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能靠体力劳动赚钱谋生。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就应当例外。’

‘你一讲到靠体力劳动谋生，我听起来总感到荒唐而下贱，’父亲愤怒地回答，‘你要记住，你这个蠢材，你这个没脑筋的傻瓜，难道你不知道除了粗笨的体力劳动外还有圣灵和圣火，使你比驴子和爬虫高出一筹吗？使你更接近神灵吗？几千年来人类优秀的子孙都争得了这种圣火。你的曾祖父波罗兹涅夫将军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你的祖父是诗人、演说家、贵族里的领袖；你的伯父是位教员，最后讲到我——你的父亲，也不弱，总算是建筑师啊！，莫非波罗兹涅夫家族历代传下来的那种圣火就叫你给扑灭？’

‘说句公道话，’我说，‘千百万人不都是干着体力劳动吗？’

‘让他们干去！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他们又干不了别的呀。体力劳动是任谁都能做的。就连最愚蠢的蠢货和犯人也都能干。那种劳动是给奴隶和野人去干的，况且，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那种圣火。 ’”（8，180-181）

如果说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父与子争论的是“是建设还是破坏”“是遵从准则还是蔑视准则”“需要传统还是抛弃传统”这些高大上的问题的话，那么在《我的一生》中父与子争论的问题则是非常现实的、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父与子在就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父亲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愚蠢的，没出息的，是弱者，面对换了9次工作的儿子很失望，痛斥甚至痛打了他，认为儿子目前的抄写员工作也算是脑力劳动，不允许他放弃这个工作。

“我”（密沙尔）与父亲对脑力劳动的理解不同，我认为在政府机关的工作纯粹是机械的，这样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还要差。那种劳动是“人们过着懒散生活的借口”（8，183）。父亲是城里唯一的建筑师，他记忆中，“过去十五或二十年来，城里从来没有建造过一所像样的房子”（8，185）。他鄙视父亲“毫无匠心的杰作”（8，185）。而城里人却习惯了父亲的一成不变的建筑设计模式。

尤其不能让父亲容忍的是，那些小市民和农民都受了教育，出人头地了，可是他的儿子，堂堂正正的波罗兹涅夫，出身高贵，却自甘堕落。主人公想过大众的生活，不顾父亲的恼怒和反对，去做了油漆工。在父亲眼里他就是个“混账东西”，不可救药。妹妹很同情父亲，也为哥哥放弃工作而难过，并多次恳求他“改邪归正”。老奶妈也是看到他就唉声叹气。不仅父亲、妹妹和奶妈不能理解主人公的这种选择，周围的人也对他议论纷纷。

“每当我收工回到家里，就见那些坐在小卖店的门口的小职员、小店主及其子女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讥讽和挖苦我”（8，208）。

“就连不久前还是普通老百姓，自己也靠卖苦力赚钱糊口的人对我比别人更不友好”（8，208）。甚至有人往他身上泼水。这就是密沙尔企图与之为伍的大众。

就连主人公的熟人、朋友看到他，也感到很尴尬，把他视为怪人和傻子。

父亲的职业模式也带进了“我”妹妹的生活里。妹妹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向她灌输生活的意义和责任，不允许妹妹与其他男人挽臂而行，除了他自己外。父亲认为，早晚有一天，会有人因为敬仰他而跑上门来向妹妹求婚。“妹妹崇拜父亲，怕父亲，敬仰他那非凡的智慧”（8，186）。妹妹受父亲的影响，也很节俭，因此家里的伙食很差。妹妹每次出门父亲都要严格规定回来的时间，后来接触了哥哥的医生朋友布拉戈沃后，哥哥觉得她变了，“我觉得有一个微妙的崭新的世界在她面前展开了——那是她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世界，可是她却热切地追求着这一切”（8，215）。她好像突然觉悟了似的，跟奶妈说：“莫非我虚度了青春年华？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都耗费在记账、倒茶、算钱和招待客人上了，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些更高尚的事！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了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真可怕！真可怕！”（8，227）妹妹开始读书，告别她的管家角色，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精神生活的追求上。妹妹的性格中带着父亲教育带来的后遗症，她胆怯，不够自信。她爱上医生布拉戈沃，非常崇拜他，这既是她心智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告别她过去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

在“我”被从铁路上赶走的前两天，父亲来看“我”，实则是来找妹妹。“我”又被父亲痛骂了一通，不仅因为“我”不可救药，顽固不化，而且还因为妹妹对他越来越不敬了。父亲气得已经不打算认“我”这个儿子。密沙尔在父亲眼里就是个“混账东西”“蠢材”“傻瓜”“流氓”和“叫花子”，这些骂起儿子来酣畅淋漓的词语，还有他的耳光和随手操起打人的工具“雨伞”也没有动摇儿子另找工作，决不做抄写员的想法。

后来“我”同玛莎结了婚，一同到乡下生活。玛莎把她所有的农业书籍带到乡下，企图在那里实现她的梦想，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的生活，在城里她感到苦闷压抑，以为会在乡下找到属于她的世界。结果，通过与农民的接触，她越来越反感他们，“心头充满怨恨”，而妻子一旦谈到农民的酗酒和欺骗时就特别气愤，称他们为“一群野人，一帮畜生”。“而我却跟农民们处熟了。越来越跟他们亲近了。他们大多数人是神经质的，火爆脾气的，是受尽侮辱的。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扑灭，他们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认识模糊，对灰色的世界、灰色的日子和黑色的面包等看法都一模一样。这些人也有心眼，然而跟鸟那样单纯只会把头藏到树后面，他们从来不会算计别人。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出一桶伏特加，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卢布足可以买四桶伏特加。他们确实肮脏、酗酒、愚昧、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来说，农民生活里贯穿着一条坚固而健康的主线。不管农民扶犁走路的样子笨拙得活像一头野猪，也不管农民怎样酗酒，喝得醉倒，可是只要你走近去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一种难得的、宝贵的东西，比方说玛莎和医生恰恰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深信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也都只在于真理，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8，257）密沙尔还认为，玛莎“只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8，257）。作家借密沙尔和玛莎表达了对农民比较客观的看法，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冲突。密沙尔是一个出身很好的城里人，但是他对农民却有着如此的宽容。玛莎却难以容忍农民的愚昧和粗鲁，感到乡下生活令她窒息，最后为了告别这种生活只得与丈夫分道扬镳。密沙尔也随之离开了乡下，但是依然在做他的油漆匠。在小说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密沙尔回家看望父亲，父亲依然在生他的气，因为他认为，儿子不仅自己执迷不悟，而且还将妹妹引入歧途，他们这是自食其果。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这次见面并不是来替自己和妹妹忏悔求宽恕的，他的世界观依然是与父亲格格不入的。他蔑视父亲看似体面的生活，他认为父亲的生活乏味庸俗，他们生活的城市毫无生气，“是一座毫无益处的废城”（8，284）。 “我爱您，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么大的隔阂，我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过，所以我来了。我依然是爱您的，不过，妹妹已经同您彻底决裂了。她不会原谅您的，而且今后她永远也不会乞求您的宽恕的。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恨”（8，283）。

小说开始于父子关于职业的争论，一直到小说结束，父子的冲突依然存在。密沙尔直到最后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觉得那些体面的活法都是很虚伪的，没有给周围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和影响，包括他的父亲。他否定父辈虚伪无聊的生活，认为城里人精神空虚，比那些酗酒的农民并不高明多少。密沙尔认为，他的选择影响了周围的市民。“我所经历的一切不会白白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容忍精神感动了市民们的心”（8，285）。他得到了市民们的理解和尊重，成了一个优秀的包工头。所以他得出结论：“我深信一切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走的每一小步都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有意义。”（8，285）。密沙尔在与父辈陈腐观念的抗争中坚守着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做人原则。他对追求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但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活法。

主人公违背了自己贵族家族的传统，竟然做起了油漆工，内心肯定要经历一番内心斗争的，正如他的医生朋友所言，“像您这样如此坚决而果断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是需要在精神上经历过一段复杂过程的；要想继续坚持这种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坚持自己高尚的信仰，您必须日复一日地绞尽脑汁，费尽心血”（8，212）。但是作家省略了人物可能经历的这个心理过程，将其置于叙事之外，在全知全能的作者那里，通常所有的叙述都为解释主人公，为他的行为和命运服务，因此凡是进入文本世界的都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则在文本外，而对于契诃夫而言，潜藏在文本之下的通过读者接受还原的信息则更重要。密沙尔不满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不满那种自私的对任何人没有影响的活法，但没有像巴扎罗夫那样否定一切。小说中父与子分别代表两代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他们谁都不肯妥协，尽管父亲粗暴地对待儿子，但儿子依然爱自己的父亲。在该小说中父亲的形象是有象征意义的。

《我的一生》不仅是渴望走出生活的旧套子的一代年轻人生活的缩影，更是芸芸众生生活的折射。读者透过主人公一双眼看到了众生百态。因此小说的信息容量远远超过了小说篇幅本身。小说中每个人物都代表一种生存。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那个献身科学的医生，聪明有才华，有思想有见解，但是不能保护他的妻子，眼看着妻子一天天病危走近死亡，他去大城市献身自己伟大的事业，却抛下无父无母的孩子；斯捷潘，一个村里的哥萨克，非常痛恨农民的愚昧和肮脏，称他们为“野兽”“骗子”，认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就跟住在地狱一样。在谈到自己的婚姻时，他说：“我需要一个能跟我谈得来的姑娘，而不是光傻笑，应该懂得事理，善解人意。缺少这种畅快的对话，在一块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8，256）包工头列基卡经常念叨他的世俗哲学：“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而虚伪吃灵魂。”（8，206）密沙尔爱玛莎，但也尊重玛莎的选择，这个性格活泼，天资聪颖的女人早晚要去追求属于她的幸福和自由。虽爱情不在，但生活依旧。

执着的生存中暴露出人性中的弱点。密沙尔想过平民的生活，而那些刚刚告别苦力生活的人却最歧视他。

小说中涌动着与托尔斯泰的观点进行争辩的暗流。玛莎远走国外寻求自由，玛莎对音乐的看法以及她对农民的看法，是与托翁的贤妻理想、对音乐的接受和平民化的主张孑然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