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楼长联中的典故

1　大观楼长联中的典故

汉习楼船

西汉建国之后，屡遭匈奴侵犯，边患愈演愈烈。汉武帝继位后，西汉的国力日渐强盛，武帝决心要解决边患问题，听说大月氏也饱受匈奴的蹂躏，便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张骞的西域之行饱受磨难，历时10余年，最终也没能与大月氏结成联盟。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时，看见市场上有蜀布和筇竹杖（川西产品），询问大夏国人，得知是大夏国商人与身毒国（今印度）做生意，贩运到大夏的。这说明身毒与蜀地之间有道路通行，且相隔并不远。张骞建议，如果现在去大夏，从北边走不仅有羌人出没，更有可能被匈奴所劫掠，路途艰险。但如果打通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的道路，则安全又易通行。并且大夏等国都是大国，有许多奇珍异宝，如果能使他们附属于汉朝，则“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汉武帝派始柏昌、王然于等使者前往西南地区寻找张骞所说的通道。当他们来到洱海地区时，被昆明族阻挡，因此这条通道未能探明。滇王与夜郎侯曾自负地说：“汉与我哪个大？”使者回去见了汉武帝，说滇地很大，可以争取内属。这个意见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为征服这一地区，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开凿昆明湖，建武战船，操练水军。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王朝向巴蜀地区发兵10万，先灭了劳浸、靡莫，再兵临滇国城下，终于使滇池地区的昆明族归顺，汉武帝在滇国旧地设叶榆等6个县。从此，云南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滇王常羌归附，西汉王朝册封其为“滇王”，并颁发“滇王印”，设益州郡。这枚金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出土，印章金质、蛇纽、印面篆书“滇王之印”。一条从四川成都出发，经昆明、楚雄、大理、保山通往缅甸、印度及中亚各国的蜀身毒古道顺利打通。

去过北京颐和园游玩的人们都知道，里面有个“昆明湖”，为什么这个湖叫“昆明湖”呢？难道是汉武帝所凿之湖？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渊源的。清朝，1747年，乾隆皇帝决心平靖西南地区大小金川的动荡时，屡屡受阻，久攻不下，乾隆想到了汉武帝“修昆明池”以开疆拓土、治理西南的功绩，于是在1750年把北京西湖更名为“昆明湖”以表纪念。

唐标铁柱

唐朝初年，高祖李渊曾在云南设置行政机构管理云南事务，直到七世纪初，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政权。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统一了西藏，并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向北进入新疆、甘肃，向东直逼成都，向南进入了洱海地区。洱海地区许多部落被迫臣属吐蕃。吐蕃的入侵引起唐王朝的极大震动，为恢复对滇西的控制，唐王朝与吐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已归附吐蕃的部分姚州部落与吐蕃军队一道进犯四川南部，唐王朝下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率兵讨伐吐蕃，唐九征在姚州（今姚安）大破吐蕃，并连战连捷，在洱海地区彻底击溃吐蕃军队。吐蕃军队溃败后向西退走，唐九征乘胜追击，沿西南丝绸之路一直打到永昌（今保山）一带。凯旋归来时，唐九征焚毁吐蕃建造的城垒，拆除漾濞江和顺濞江上的两座铁索桥，并以铁桥材料铸炼成了铁柱，立在当地以纪功，唐王朝在大理地区的势力得以恢复。

但这次战争的胜利并未彻底改变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朝时叛时附的局面。与吐蕃的长期战争使中原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唐王朝开始实施扶持云南地方势力抗衡吐蕃的“蛮夷相攻”的战略思想。这时，洱海周围是云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有诸多民族部落，历史记载六诏中以今天巍山为中心的蒙舍诏（南诏）势力最强大，它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王朝，在地理上又是离唐王朝的云南郡治比较近，易于指挥。唐高宗时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就派自己的儿子逻盛到朝廷做官，为巍州刺史。到皮逻阁时期，南诏国势力更加强大，其余五诏开始衰落。皮逻阁看准时机，贿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他向朝廷奏报，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唐王朝默许了他的要求，希望借南诏抗衡吐蕃在洱海周围的势力。公元737年，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共灭其他五诏，建立南诏国。公元738年，唐王朝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国兴起后并没有完全执行唐王朝的意愿，再加上唐王朝内部腐败，地方官员胡作非为，造成西南洱海地区民族关系恶化，甚至与唐朝决裂，铁柱在南诏阁罗凤时期被焚毁。

“唐标铁柱”是云南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从古至今，凡是路过漾濞的文人墨客都会留下对此事关注的诗篇。被史学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即起源于四川成都，通向缅甸、印度直至西亚、欧洲的一条古道，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就已经在亚洲大陆南端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古道中的大理至宝山段因过博南山又被称为博南道，穿越漾濞县境内70多公里，且从今天的漾濞县城经过。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印度、缅甸到大理再到中原朝拜进贡的使者、东西往来的商人、官吏、军人和文人墨客，以及被流放、发配到蛮荒边地的没落政客，都沿南方丝绸之路从漾濞经过。有记载的，有名的有唐代征伐洱海地区的剑南节度使高骈，明代因上书“大礼议疏”顶撞嘉靖皇帝而被流放保山的杨慎，明代征战陇川的邓子龙，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等。这些名人将士遗留下来的诗词中有多首都提到过“唐标铁柱”，其中有三首专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描述：

“杨门（杨升庵）六学士”之一的明代举人张含，经漾濞赴保山途中，写下三首著名的诗歌。其中一首《兰津渡》写道：“山形宛抱哀牢国，千崖万壑生松风。石路真从汉诸葛，铁柱或传唐鄂公。桥通赤霄俯碧马，江含紫烟浮白龙。鱼梁鹊架得未有，绝顶咫尺樊梧桐。”这是诗人到澜沧江岸古兰津渡（今澜沧江上霁虹桥附近）时想起了发生在这一段路上最为有名的两个历史事件时有感而发。诗中谈到，根据传说，这条古道是三国蜀汉诸葛亮开辟的，诸葛亮南征中，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上，三国以前这条道就已经开通了，诸葛亮是否到过大理及大理以西地方尚在争论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唐标铁柱”事件。当时还有人在传说唐九征在漾濞败吐蕃立铁柱纪功的故事。

清末民初云南著名诗人、书法家赵藩经过漾濞时，写下了《漾濞望点苍山渡潓江即景抒怀六首》，其中一首：“吐蕃饮马气无前，节度何曾扼剑川。跷绝铁桥标铁柱，唐臣功让九征先。”现存的大观楼长联就是赵藩的墨迹，他对“唐标铁柱”的遗址所在非常地清楚，到了漾濞“唐标铁柱”遗址附近更激发起万千感慨。

清代诗人韩锡章经过漾濞时也作了三首诗。其中《道经漾水求唐九征之铜柱处》：“丁酉之秋经漾水，木屐芒鞋蹈荒址。唐家御史略滇西，铜柱森森插天起；武侯南征铁柱标，伏波铜柱留交趾；六诏烽烟几劫火，御史芳踪知谁是？中溪求之不可得，我来一任山童指：湍溪之南绳桥侧，汉求蒟酱实缘此。古今胜迹烟芜中，凭吊空山偕鹿豕。苍茫独立地天宽，古木寒鸦啼不止。”这是诗人路过今漾濞县城时，感慨古道沧桑和漾濞历史的变迁，想起云南历史上的四根铁柱：汉代马援征交趾胜利后建的“伏波铁柱”（或马援铁柱）；诸葛亮南征中建的“武侯铁柱”（或孔明铁柱、诸葛铁柱）；唐九征败吐蕃纪功的“唐标铁柱”；南诏第十一代王世隆所建弥渡“南诏铁柱”。作者刚好走到“唐标铁柱”的遗址所在漾濞，便前往寻找。诗中所说，李元阳没有找到，而作者在当地山童的指引下找到了遗址。“湍溪”为今天的雪山河，“绳桥”据《徐霞客游记》记载，为今天河西镇下街村古吊桥，由此也可推断，铁柱遗址的位置在今天的漾濞县城附近，雪山河东南方向下街村北部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

现今，在弥渡县城西北的青龙山前有一座铁柱庙，庙里竖立着一根铁柱，它立在殿中的石龛上。铁柱为圆柱体，高3.3米，周长1.05米，重约2069公斤，柱顶已残缺，呈“丫”字形。原来是有一个伞形复锅，锅顶还有一只金翅鸟，复锅周外垂伏6条金色卧龙。因这一铁柱所在的地点和唐九征当时立柱的地点相近，所以当人们看到这个铁柱的时候，常常认为它就是长联所说的“唐标铁柱”的那个铁柱。后经学者考证，这个铁柱并不是“唐标铁柱”，而是“南诏铁柱”，又叫“天尊柱”。它们俩从时间、地点和性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

从时间上看，据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濞水为界，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命书记闾丘均勒石剑川，建铁柱于滇池以纪功焉。”“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事。”由此可得出，“唐标铁柱”是在公元707年所建。而“南诏铁柱”在其柱身上有阳文楷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十三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由此可看出，“南诏铁柱”比“唐标铁柱”立柱的时间整整晚了165年。

从地点上看，《嘉靖大理府志·古迹》中载：“唐御史唐九征遵洱河西，见吐蕃以铁纟恒跨漾、濞二水，已越点苍。征毁纟恒夷城，立铜（铁）柱而去。柱今失其处矣。”当时吐蕃为打通与西洱河部落的联系，在“漾水”、“濞水”，也就是今天的漾濞江、顺濞河上修建铁索桥，建筑城堡派重兵镇守。唐九征打败吐蕃后，拆毁城堡，斩断两条江上的铁索桥，用铁索材料铸炼成铁柱纪功。根据记述，铁柱是建在“毁纟恒夷城”的地方，也就是漾濞境内两座桥附近。《光绪永昌府志·杂记志·古迹》中载：“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六月，吐蕃与姚州蛮寇边，姚巂道讨击使唐九征败之，于漾濞立铜（铁）柱之纪功。”这里关于“唐标铁柱”事件的记载，除了与《大唐新语》、《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一致外，还记载了最重要的一点：唐九征在漾濞立铁柱纪功。这是“唐标铁柱”建在漾濞的最明确的记载。明代云南名人李元阳在《游石门记》中写道：“唐九征立铁柱地，今失其处。”“湍溪”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名志》和《漾濞县志》中都有记载，地点是在点苍山西侧的漾濞彝族自治县境内，也就是漾濞江及黑惠江一带。至于“今失其处”，那是由于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一度归附吐蕃，752年，吐蕃赞普派使者在邓川正式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又封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为“大瑟瑟告身知兵马大将”，南诏正式投靠吐蕃，与唐朝为敌。吐蕃为了“雪耻”，所以把“唐标铁柱”摧毁了。由此也可证明，“唐标铁柱”是遭毁了，没有现存。“南诏铁柱”在元人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和郭松年的《大理行纪》中都记载在白崖（今弥渡）。

从建柱者来看，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已经很明确“唐标铁柱”是由唐九征所铸。“南诏铁柱”在《大理行纪》中记载为“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景庄王就是世隆的谥号，柱身上所刻的“建极”也是世隆称帝时的年号。所以“唐标铁柱”和“南诏铁柱”是由不同建造者所造。

从性质上看，“唐标铁柱”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是唐九征大败吐蕃后，为了纪功而建。除纪功外，“唐标铁柱”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界碑的作用。唐代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中有明确记录。《敕书》之一中说：“近得来书，又论蛮中地界……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敕书》之二中说：“彼州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这两道《敕书》是唐德宗写给吐蕃赞普的。从中我们可知唐九征击败吐蕃后建造铁柱，刻上姚州图及地界记，即所谓“铁柱书”。“唐标铁柱”事件发生很多年后，吐蕃与唐朝争议“蛮中”即洱海地区的权属问题。唐德宗反复以“唐标铁柱”上州图、地记为依据，来证明洱海地区的归属。而“南诏铁柱”，在元人郭松年的《大理行纪》中记载：“白崖甸（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西南有大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日蒙氏第十一主景庄所造，题曰：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子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土人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祭，有祷必应。或以为武侯（诸葛亮）所立，非是也。”“天尊”是佛家语言，意思是至高无上，“四时享祭，有祷必应”说明了“南诏铁柱”的性质是“祭柱”，祭祀用的。“祭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就有“杀人祭铜柱虎耳细腰贮贝器”和“杀人祭铜柱贮贝器”。此外，在《南诏图传》中也有“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尽求邀请“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西洱河左将军”张矣牟栋、“巍峰刺史”逻盛、大部落主段宇栋、赵览宇、施栋望、李史顶、王青细莫和细奴逻等9位首领祭铁柱的场面。民国时所修的《弥渡县志》记载的比较详细：“每于春间，俱停止农作，一般女流穿红着绿，与众男子头顶毡窝，各担柴炭，购置糖酒，选村中宽敞隙地，立一秋千架，对立一杆，上悬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沓，聚众打歌。正月十四日早，至铁柱庙领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纸，次日复来打歌，是晚回村下秋千标杆，虔送出村，以求一年清吉，六畜兴旺。”由此可见，现存弥渡的“南诏铁柱”确实是宗教纪念柱。

宋挥玉斧

唐末，南诏屡屡进犯西川，唐王朝沿大渡河对南诏设防，依河为界，阻击南诏攻掠各地。因此，大渡河成为唐朝和南诏之间事实上的边界。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年之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王朝派遣王全斌进入四川，后蜀孟昶降宋，今四川、重庆一带统一于宋朝，宋地与大理国辖境直接相连。大理国立即派建昌城的守将到成都祝贺，主动表达了与宋王朝通好的愿望。此时，宋将王全斌也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地图，力主乘势进兵，攻取云南。但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唐朝的灭亡是由于南诏的原因，因而不想再与大理国发生关系，便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说：“此外非吾所有也。”与大理国划江而治。

公元982年，宋太宗令黎州（今四川汉源）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利大理国使者入贡。此后，大理国曾多次派遣使者入贡宋朝。但是，大理国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向宋朝入贡和边境贸易，而是希望与宋朝建立藩属关系，所以多次向宋朝要求对其进行加封。然而，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又鉴于南诏反唐的教训，对大理国心存戒备，因此对大理国的请求一直没有满足。直到公元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宋朝终于同意了大理国的请求，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这一年，金国兴起东北，不断南下侵略骚扰宋朝，宋朝面临威胁，政和七年（1117年），有人要求在大渡河以外的地区设置城池，以便更好地开展互市，购买大理马用于北方的抗金之战。当朝廷向黎州刺史宇文常了解情况时，宇文常说：“后蜀灭亡时，太祖皇帝（赵匡胤）曾手挥玉斧沿着地图指向大渡河说，宋与大理国以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所有也’，即河那边宋王朝不再要了，所以西南边藩150年来没有战乱。现在如果要在大渡河外建立城池，非中国之福也。”这就是大观楼长联里“宋挥玉斧”典故的出处。

实际上，“宋挥玉斧”这一事件并未在北宋人的记载中考证过。直到南宋时方有以大渡河为界之说，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戒上策。”后来的《滇载记》及《南诏野史》、《僰古通纪》等书则清晰明确地描述了玉斧划界的事由，《僰古通纪浅述校注》：“时宋以大理内附，或请于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诏问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观地图，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患。今于河外置城邑，边衅开，非中国之福。’乃止治黎州。”《滇载记》：“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段氏得以睨临僰爨，以长世焉。”《南诏野史》：“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曰：‘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据南诏相安无事。”

“宋挥玉斧”这一典故能够流传如此久远，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宋朝军队平蜀后没有继续南下大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吸取了唐朝与南诏相争导致国力衰竭而亡国的历史教训；二是鉴于当时刚刚建国，国力还比较弱小的客观环境，宋军不敢只身冒险，避免四面树敌。赵匡胤虽然建立了宋朝，但国家并未统一，北面有强敌契丹，南面有南汉、南唐、吴越等政权虎视眈眈，这样的环境不容许它把有限的兵力和财力用于降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也就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所以，平蜀以后乃至整个两宋时期都没有对大理国采取军事行动。“宋挥玉斧”的典故是黎州地方长官宇文常为反对有人建议在大渡河南修建城邑与少数民族做生意，而编造出来的谎言。40年后，新任黎州地方长官唐秬在上任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见，这是被宋朝地方官员一再用作托词，借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不作为，借以达到因循苟安、割地自守的目的。这一典故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元跨革囊

十三世纪初，北方蒙古王朝逐渐强大起来，对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不断发动战争，但连连受挫。为了取得入主中原的胜利，元军作出了“斡腹之举”的战略决策，即从西南迂回包抄南宋的大战略。

1244年，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命征蜀蒙古军抽调精兵，攻取大理。据说当时调集的军队达20万人。大军由川西过大渡河，穿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将军高禾率部迎击，在今丽江九禾一带，与蒙古军展开激战。这场战争的战况虽无资料记载，但有两件事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激烈和重要：一是战役结束后，大理国派专使赴南宋通报战况，南宋朝廷派使团专程来大理，到九禾吊唁阵亡将士；二是大理国在九禾建佛塔，为战死沙场的将士超度。九禾塔现已被毁，仅有当年建塔用的砖还有保留，砖上模印有“追为高踰城和及殉国……”等文字，说明此塔是专门为“九禾之战”的阵亡将士修筑的“超生塔”。

九禾战役中大理国与蒙古军都损失惨重，又因窝阔台汗突然逝世，蒙古大军只好撤回。而大理国方面，高禾是当时大理国相国高祥的弟弟，与其一同战死的高氏家族成员众多，对大理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段氏意识到，要抗击蒙古军队，必须与南宋联合起来，便派遣使者到四川，想与南宋共同商议御敌的策略，不想却遭到了拒绝。这样便使得大理国在大渡河一带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御区，只好把防线收缩到金沙江一带。

宋淳祐七年（1247年），蒙古军队再次南下，目的在于偷袭大理国，但受到四川宋军的阻击，未能到达大理国境。由此可看出，如果南宋能够联合大理国，那么蒙古军队要灭大理攻南宋，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长江天堑的险阻，忽必烈只能望而却步，与大臣们冥思苦想到达大理的办法。大将兀良合台说：“射箭走直路，可是弓和弦必须拉大弯……”话还未说完，忽必烈马上就明白了，说：“弯越大，箭越远，对了！迂回包抄，不走直路攻南宋，绕了大弯子去！”

但是，能避开长江天堑，弯子只有从西部绕去。大将们说：“西部都是高山大川，难走啊，草原来的兵马受得了吗？”忽必烈说：“就是要去找难走的高山大川，让南宋政权意料不到。”大将们又说：“从西部走，必须渡过金沙江，那里的大理国政权可是一个难啃的铁馒头，当年唐朝大军两次进攻南诏，都在西洱河吃了败仗呀！”忽必烈说：“大理难攻也得想办法攻，要来个出其不意，放心吧，我自有良策！”

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九月，忽必烈率军10万南下，由蒙古高原起程远征大理国。当年十二月，大军趁冬季封冻的机会，越过黄河，进入河湟之地。第二年春天，大军经过盐夏，四月出箫关，六月进驻六盘山，八月抵达甘肃南部的临洮。大军到达临洮后，忽必烈做了两件事，一是派遣使者赴凉州（今甘肃威武）召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军过藏区作准备；二是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人先行，召谕大理。前者应召而至，后者却因道路阻塞，无功而返。这说明蒙古军用兵，还是以谋略为上。在八思巴的协助下，蒙古大军顺利进入川西地区，九月，抵达忒剌（今四川西部松潘一带）。

大理国在金沙江以北设有建昌、会川二府，这里是南诏时期东蛮所居之地，这里的部族，虽然在这二府的管理之下，但同时却常常依附于宋王朝的黎州，就像南诏时期的东蛮，既归附南诏，又倾向唐王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蒙古军队进至大渡河边后，忽必烈将兀良合台、抄合也只叫来，吩咐道：“兀良合台，你率西路军去，从吐蕃所属的草原地带进军，去阿坝、炉霍、理塘、中甸，从金沙江上游渡江到巨津（今巨甸），转到苍山背后的漾濞去。抄合也只，你率东路军去，随后来，从川西滇北古道进军，去泸定，过大渡河，从西昌、盐源到永宁金沙江边渡江到保山，转从丽江、剑川到大理，明白吗？”兀良合台、抄合也只都说：“明白了！”忽必烈又说：“我自率中路军先行，到金沙江边后，渡江到石鼓。三路大军互相照应，在丽江会合后，再订攻大理的计划。”

西路军经川西藏区进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一带，在巨甸渡过金沙江。到了今丽江石鼓一带，西路军被“空和寨”所阻。空和寨是大理国在金沙江边设置的军事要隘，沿江依山而筑，牢不可破，兀良合台亲自率军出战，经过七天激战，终于攻破寨门。

东路军沿川西平原南下，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辖地，过金沙江，进逼姚州，姚州（今姚安）是由四川进入云南的传统通道之一。东路军进入大理国建昌、会川二府后，遭遇顽强抵抗，后来虽兵临姚州城下，亦不能攻克城池，只好停下等待忽必烈中路大军的支援。

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先到达满陀城（今四川泸定），由于行军不便，蒙古军丢下粮草辎重，轻装渡过大渡河，在高山峡谷无人区之中，急行军两千余里，到达金沙江畔。据考证，忽必烈中路军的行军路线，是沿大渡河河谷南下，到达今丽江宁蒗县永宁镇金沙江北侧。么些族（纳西族）首领和字出降，为蒙古军引路。

蒙古军队来自大漠，不习水性，但在出师之前，他们对大理国的山川地势有详细的了解，知道这里有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为渡河做好了准备。来到金沙江边，面对汹涌的江水，蒙古军士不用船只，使用北方人渡河惯用的“革囊”渡过了金沙江天险。“革”者，皮也，“革囊”，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过河，都是乘革囊而过。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制作的方法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然后只要将头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扎紧，就天衣无缝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借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漂浮过河。大致说来，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

上世纪初叶约瑟夫·洛克拍摄的“革囊渡江”

渡过金沙江之后，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由永宁南行，从今天的宁蒗县境内直驱丽江，到达大匮（今丽江大巨），进而攻击三赕（今丽江），么些族首领麦良已在石鼓迎候了。蒙古军由三赕至谋统（今鹤庆），高氏出降，邻近的善巨（今永胜）高氏也投降了蒙古军队。至此，忽必烈所率的中路军沿途招降纳叛，把大渡河以南直到云南西北部的大理国辖地，都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大理国西北的军事防御体系，大渡河、金沙江两道天险，以及无数的“蛮夷”部族所形成的缓冲区域，霎时间被“天兵”所破。段氏、高氏万万没有想到，蒙古军有如天降，一下子就出现在苍山洱海之间。

紧接着，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首先攻下邓川。这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也抵达龙首关外，两路大军合兵一处，趁势攻破龙首关，大理国“首邑之地”的北大门洞开。蒙古大军占领大嫠后，沿苍山山麓小道，很快直抵羊苴咩城下。

经南诏大理国近500年修建的羊苴咩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从战略上说，蒙古军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攻占此城。回想唐朝天宝年间，唐军就曾攻至城下，最后却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所以，蒙古军虽有兵临城下之优势，但忽必烈并不急于攻城，他认为如果能兵不血刃，订立城下之盟，那才是上善之策。于是忽必烈再次派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位特使入城，招谕大理国段氏出降。但大理国段氏、高氏君臣却颇为自信，他们杀了蒙古使臣，丝毫不理会忽必烈的招降。国王段兴智、相国高泰祥引兵出战，与蒙古军大战于羊苴咩城下。

面对坚固的城池和高昂的士气，蒙古军一时攻城难克，忽必烈决定再遣使臣招谕大理国君臣，劝其出降。“三返弗听”，大理国断然拒绝投降。于是忽必烈命令蒙古勇士组成一支特别队伍，绕道苍山西坡，由西向东翻越苍山。这支登山部队，十之八九死在苍山之上，但最终完成使命，存活下来的军士，在苍山上组成一支奇兵，军旗招展，鼓号齐鸣，由山顶直冲而下。大理国王段兴智只顾对付中路军，想不到一眨眼间，苍山上战鼓骤响，火光冲天，只见遍山的羊群在角上挂着灯笼，照引着元军骑兵，冲下山来。段兴智大吃一惊，他绝没有想到作为安全屏障的苍山竟然会成为元军的突破口，等他急急调兵遣将想对付苍山骑兵时，已经来不及了，勇猛的骑兵早已冲进城里了。段兴智知道情势不妙，趁乱逃出都城，连夜逃往善阐（今昆明）。此后，蒙古军队趁胜追至姚州，与在那里久战不胜的东路军会合，攻克姚州城，俘获大理国相国高泰祥。再后蒙古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进军滇中，围攻善阐，攻城虽费时日，终究攻破城垣。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出奔至昆泽（今阳宗海）被擒，后降蒙古，被封为世袭大理总管，段氏大理国至此灭亡，中国实现了新的统一。

蒙古军队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损失也是空前的：当年出师奔袭大理国的10万铁骑，仅存2万，损失了五分之四。至今，云南许多地方都还保留有为数众多的“鞑子坟”，据说就是当年蒙古阵亡将士的墓冢。

元朝灭大理国后，“斡腹之举”的战略意图实现，对南宋形成了夹击之势。公元1258年，当蒙古军三路进攻南宋时，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爨白军”，随蒙古军征战至鄂口（今汉口）。后来，爨白军中的大部分军士，落籍于湖南西部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现今这些地方白族的先祖。

忽必烈远征大理国，在云南还留下了许多传说。丽江古乐中的“白沙细乐”就是其一。面对蒙古大军压境，丽江一带纳西酋长麦良（阿宗阿良）审时度势，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当机立断到渡口迎接忽必烈大军。在此过程中，麦良与忽必烈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相传，忽必烈离开丽江南征大理时，以一个宫廷乐队作为“别时谢礼”，赠送给了麦良，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纳西古乐组成部分“白沙细乐”，因此又被译为“别时谢礼”。纳西族著名民间歌手和锡典（“白沙细乐”传人）曾撰文说，他13岁时跟伯父学习演奏“别时谢礼”时，老人对他讲，元世祖忽必烈征大理时“革囊渡江”到丽江，离别时，忽必烈将随军宫廷乐工的一半赠送给了麦良作为谢礼，“白沙细乐”第一乐章名“一封书”，即是表达离别谢意的乐曲。清乾隆八年（1743年）撰修的《丽江府志略》中的“风俗卷”中写道：“夷人各种，皆有歌曲、跳跃、歌舞、乐工，称‘细乐’，筝、笛、琵琶诸器与汉制同，其调亦有叨叨令、一封书、寄生草等名，相传为元人遗音。”音乐史家何昌林教授则认为：“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丽江白沙宫将‘细乐’（后称‘白沙细乐’）的乐器与乐师赠给土司阿宗阿良一事虽出于民间传说，正史并未记载，但丽江今存南宋末年所制的火不思（色古笃）3架及流传着一种特殊乐器毛笔形‘细管’（波波），却证明这种传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除了丽江外，云南别的地方没有火不思这种乐器。”由此分析，“白沙细乐”很有可能是一种融合了蒙古音乐和纳西音乐的乐种。

除此之外，丽江的一些地名相传也与蒙古语有关。比如今丽江古城的密士巷，在纳西语中称为“阿溢灿”。相传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军过丽江时，曾有军队驻扎此地，纳西语称蒙古军队为“阿溢”，“灿”意为“村子”，“阿溢灿”即意为蒙古军队住过的村子。在古城大石桥的东北面，原来有一个小草坪，纳西语称其为“阿溢闹歹”，意为蒙古人练兵的地方。“闹”是形容蒙古军人操练时那种舞刀弄棒、喊杀连天的样子，“歹”指场地。

在奉科纳西人中，有相当多的人都姓“树”。关于奉科乡、宝山乡的“树”姓纳西人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树”姓与纳西族过去的树、尤、梅、伙4个古氏族有关。在民间还有一种传说：树家先祖是蒙古将军，曾奉命去打四川，不幸战败，全军覆没，这位将军和一些部下侥幸脱身，流落在奉科生存。后来他投奔了与忽必烈相熟、本地最大的纳西酋长木氏土司，木土司指定他要有个姓，而姓中必须含有一个“木”字。这个蒙古将军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后绝望地靠在一棵树上，无意中摸到树，一下子有了灵感，就以“树”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