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时我写了第一本书。这是我的暑假日记，我和父母、姐姐和狗一起在法国乌尔加特的诺曼底海滨胜地度过了这个暑假。“昨天没有事情发生。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整天游泳。我们午饭吃了色拉。我们晚饭吃了鲑鱼。晚饭后我们看了电影，讲一个人在秘鲁发现了金子，”这是很典型的一篇，标着1978年8月23日，星其三（其中的用词错误并非语言障碍，而是拼写水平还不行）。如果这本书难以卒读，那是因为它尽管初衷良好、书写整齐，但作者似乎并不能传达真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提供了一系列事实，诸如鲑鱼和天气报道，但真正的生活却似乎没有显现出来。就如同观看家庭录像，却只能看到脚或云彩，你会困惑不解，很想知道在人们的脸部正在发生什么。
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即使拼写水平提高了，也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组织语言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表达目的。典型的情况是，文字描述仅仅在事物的表面滑过，我们看到一次日落，然后在写日记时搜肠刮肚，将其称为“漂亮”，我们深知还有很多东西尚未表达，却无法将其用语言呈现，然后很快被抛之脑后。我们为了描述今天发生的一切，列下一个清单，记录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但离开纸页的时候，心里明白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没有呈现出来，而我们怀疑，或许正是这些事物才是解开今天真实情况的钥匙。
呈现真实的生活，难于对感官体验的忠实记录。将看到的事物进行记录，并不足以成为艺术：只有经过筛检、选择和思考的过程，笔下的事物才有可能显得真实。以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下的1915年2月15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今天下午伦纳德[丈夫]和我都去了伦敦；伦去了图书馆，我则漫步伦敦西区，顺便购买一些衣服。我的确衣衫褴褛。随着年龄的增长，让我不再惧怕装饰华丽的商店。我逛遍了德本汉姆百货公司和马歇尔斯百货公司。然后喝了一杯茶，一路走到公园里的查令十字街，心里构思着词语和事件，以便写作。或许，就是一个人死亡的方式。我买了一件10英镑11便士的蓝色裙子，就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的这件。
很难具体说清楚为什么这样写就可以，为什么在这样的描述中生活没有被剥离。好像伍尔夫只是选择了合适的细节，她知道应该看什么；或许是关于装饰华丽的商店的坦白中包含有什么，或许是她有能力意识到查令十字街上的自己行为的怪异，或许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传达出了一种亲密。
他人之书的悖论在于，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独自的理解。他人书本上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如何。比如说，是歌德的年轻人维特[1]让我明白年轻和单相思意味着什么，是福楼拜的药剂师赫麦[2]让我从政治家或广告商身上看到博学的愚蠢，是普鲁斯特的一些痛苦的文字让我理解了我妒火中烧时的面目。
但伟大书籍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描述与我们生活中相似的感情和人物；它的价值还在于能够以比我们更加完美的方式描述这些感情和人物，它能够提供一些感受，我们虽然能明确认识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知，但却无法自己将其表达出来。
比如，我们或许已经认识某人，酷似普鲁斯特笔下的虚构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3]。我们或许已经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些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地方，却并不清楚到底在哪里，直到普鲁斯特仔细地在括弧里描绘了公爵夫人对他人的反应，公爵夫人又叫奥利安·德·劳美，在一个时髦的宴会上，德·加拉尔东夫人喊了公爵夫人的名字，因显得与公爵夫人过于熟悉而犯了错误。
“奥利安”（立刻，劳美夫人又好笑又惊讶地转过头，面向一个隐形的第三者，她似乎要让其证明，她从来没有赋予加拉尔东夫人喊自己名字的权利）……
如果一本书关注这种细微、关键、令人震颤的时刻，一旦我们放下书本，继续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事情，将恰好是那些作者在相同情况下面临的事情。我们的思维就像最新调试的雷达一样，能够找到浮现在意识表面的特定事物，这种效果就如同把收音机拿进房间，我们本以为房间里安静无声，却发现安静仅仅存在于特定的频率，事实上，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有来自乌克兰广播电台或小型出租车公司夜间呼叫的声音电波。我们的视线会被引向天空多彩的颜色、人脸多变的表情、虚伪多变的朋友，或某种隐藏的关于某种情形的悲伤情绪，我们此前根本不知道我们居然会为此而伤心。
[1] 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2]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
[3] 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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