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谢雷坐在走廊尽头的沙发上，什么事也不做。我们想做很多事，但是得把托里克叫上。托里克又要打针了。没有托里克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我们什么也没做。
走廊的另一头，许多小孩子在玩轮椅比赛。不过他们不把轮椅开到我们这儿。参加比赛的人手都很短，这样有利于均衡地转动轮子。刚一散开——轮椅立马就撞到墙上去了。这些轮椅——可别小看它！非常巨大。而那些小一点的轮椅早就被妈妈们拿进病房里给自己的孩子用了。这些大轮椅都没人要，除了比赛选手之外。
砰！瞧，两辆轮椅的轮子卡在了一起，撞了墙。还好他们没有朝我们的沙发这儿开过来。不然我们就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大吼大叫的小孩，走开！我们正忙着呢！”但是我们没什么可忙的。为什么偏偏现在给托里克打针呢？
“这就是医院最糟糕的一点，”我对谢雷说，“这儿没有私人生活。”
“嗯。”谢雷说。
“早上七点——啪！——开灯了，”我接着说，“而你这会儿也许还在睡觉呢！但是别人照样把温度计塞给你。”
“嗯。”谢雷说。
“妈妈们都不在病房里待着该有多好，”我说，“或者哪怕她们能够奇迹般地平和一点。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温度计暂时放一边，再多睡一会儿。然后再对值班护士说，体温是37.8℃。护士们觉得，我们是不可能凭空想出这么复杂的数字来的，所以是真的乖乖量了体温。”
“嗯。”谢雷点了点头。
“然后还要吃药。吃完药后才刚洗漱完毕——早餐就推过来了。”我继续说道，“又是什么事都做不了。因为你得好好听着，纳斯嘉奶奶的手推车在别的病房里轰隆作响，得想想如何才能说服她把粥换成黄油面包。难道这会儿还能画个画或做些其他什么事吗？”
“嗯。”谢雷郁闷地点了点头。
“吃完早餐后——最糟糕的事来了，”我愁闷地说，“乖乖坐在病房里，等着自己的医生过来。有时，过来的甚至是安德烈·尤里伊奇，或者是实习的大学生。你还记得大学生们过来的那周吗？”
“嗯。”谢雷皱着眉说。
我关于谢雷出院的预言没有成真。那时他已经准备出院了，但那该死的牙齿又疼了起来。所以现在谢雷口中含着一大团棉花坐在这儿，嘴里只能发出各种短促的声音。真倒霉！
“然后到午餐前都没什么，”我加快了语速，以便转移谢雷对出院这件事的注意力，“但就是不能走出病房，因为到时候会马上找你打针，照X光，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有时候就连晚上都会叫你去打针，随时随地。所以只要在病房里待着，午餐前的三小时里还是可以过私人生活的。”
“嗯。”谢雷随声附和。
“可是吃完午餐后，”我又变得愁闷起来，“如果是莉娜·彼得罗芙娜或者奥莉嘉·谢尔盖耶芙娜值班，那就完蛋了。你得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个小时，而且还不准乱动。这是赤裸裸的压迫啊！”
“嗯。”谢雷说。
“下午五点钟，牛奶和饼干就被推进来了。”我几乎绝望地说道，“然后老师过来，问你作业写得怎么样了，之后又是吃药，总之到晚上睡觉之前根本没有私人生活。”
“欸！”谢雷跳了起来，挥着手。
哦！托里克终于解放了。太好了，现在我们……
“喀什金！”卡佳·瓦西里耶夫娜在我们病房门口喊道，“你在这儿乱逛什么？你忘了你要吃抗生素药片吗？”
啊！我叹着气，拖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地走回病房。是的，抗生素药片。根本没有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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