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即兼收并蓄的特点。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有一个数量庞大而来源杂芜的神仙体系。而为了给这众多的神仙们找到安身立命的去处，道教理论家们特别为这些神仙们建构了一套神仙地理系统，并为之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洞天福地”。在道教中，号称有三山五岳，及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而这遍布神州的洞天福地，实际上是依托散处各地的山岳。与佛教和名山的关系一样，道教的加入，同样也丰富了这些山岳的文化内涵。
北武当山，位于山西省吕梁地区方山县境内，古称龙王山，又名真武山。这里既有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又是我国北方著名的道教圣地。
相传，净乐王太子玄元14岁时诚心修道，经过四十二年风风雨雨的磨炼，在湖北武当山修成正果，被封为北方正神，也就是道教尊奉的神——真武大帝。
被封为北方正神之后，真武大帝深感出巡不便，就决定在北方寻找一座山作为行宫，为了寻觅这座山，他先后99次游历北方。当他最后一次狩时，驾祥云来到吕梁地区的关帝山一带，发现有一座山峰雄踞于群山之间，顿时眼睛一亮，赞道：“好一座奇山秀峰。”但是，他又觉得主峰略低了一些，于是便用两手指捏住顶峰，微微向上一提，峰顶顿时就升高了99丈，高于四周群峰。真武这才高兴地说：“又一武当山兮！”据说，北武当山就是这样得名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
北武当山主峰四周几乎都是陡壁悬崖，只有一条人造“天梯”可攀。沿着石阶，奇松异石相映成趣。在真武行宫东侧有一座小山峰，峰顶有两块酷似龟、蛇的巨石，这就是“龟蛇斗智石”。“龟”约10余吨重，背南面北，伏卧峰顶，尤为奇特的是石龟底部的支撑点很小，只要认准方向轻轻一推，就会摇动不止，或遇大风一吹，也会摇动，因而又叫“风动石”。石龟对面3米之处，便是石蛇，南头北尾，横卧山顶。离远望去，好像要将石龟一口吞掉或逼下悬崖。
北武当山
这两块奇石的来历，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当年真武大帝修炼成神，定居于北武当山。消息传到一只千年神龟的耳中，它不安心修道，潜来此山想看个究竟。当它一眼看到真武大殿对面有一座秀丽的山峰时，心想：我如果能独占这个小小的山头，倒也不错。可偏巧这时背后又来了一条和它意图完全相同的青蛇。两者几乎同时爬上此峰，于是便在山顶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鏖战，神龟渐感力不能支，而青蛇又紧追不放，眼看神龟将被逼下悬崖。这时，恰逢真武大帝云游返回宫中，见此情状，轻轻用手指一点，龟蛇便都动弹不得。从此，就永远停留在这里了。凡来北武当山旅游的人们都对着它们啧啧称奇，这无疑正应了道教中“天之北方七星形似龟蛇，亦即玄武”的典故。
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45公里处。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是古代江、淮、河、济四渎之一的济水发源地。王屋山山名的由来，据说有二：一是认为山势重重叠叠，恰似王宫，故名王屋；另一是说山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洞中开敞宽阔如王者之宫，故名王屋山。但不管说者如何，总之王屋山山势雄浑，最高峰海拔1715.3米，屹立在河洛平原地区。在杜光庭的《洞天福地河渎名山记》和司马承贞的《天地宫府图·十大洞天》中，王屋山均列十大洞天之首，也称为小有清虚之天。
王屋山最早为人所知，是因为《列子》里那个著名的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后来又因为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的引用而家喻户晓。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就在王屋山，愚公所移之山是一条从王屋山主峰延伸下来的南北走向的大山梁，山梁西面就是愚公住的小村子，山梁的东面有条小有河。从愚公所在的村子到小有河去取水，正是隔着这条大山梁，所以愚公才决定带领他的子子孙孙挖掉它。
王屋山
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王屋山是以道教而闻名。千百年来，高耸的王屋山是名士高道首选的“洞天福地”。而在道教著作中，王屋山与道教关系十分悠久。王屋山山顶处现仍有一石坛，据说就是轩辕黄帝曾经祭天的地方。当时黄帝与蚩尤战而不胜，于是在此告天，感动了九天玄女，命西王母给黄帝授予《九鼎神丹策》、《阴符册》等符书，黄帝才因此而降伏蚩尤。正因为这个原因，王屋山也称为天坛山。魏华存的《清虚真人王君传》记载，称其师傅王褒得道成仙后，被封为太素清虚真人，统辖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而他的治所就在王屋山，这也是王屋山被称为小有清虚之天的来源。
道教何时传入王屋山，已难稽考。但在南北朝以前就有道人在此修身养性，传经布道，聚众炼丹。据《真浩》卷五中记载：东汉时期，毛伯道、刘道恭、谢稚坚、张兆期等人在王屋山中学道，前后四十余年，共合一副神丹。这副神丹毛伯道服后死了，接着刘道恭又服下，也死了。谢稚坚、张兆期看到这种情形不敢再服，觉得飞升成仙无望，就离开王屋山准备返乡。但在回家的路上却发现毛伯道、刘道恭仍在山上并没有死，而是服丹药后尸解成仙了。这才知道他们因为信心不足，放弃了丹药。二人十分悲伤后悔，只得请求毛、刘两位再教他们飞升成仙之道。毛、刘二位仙人给了他们茯苓方，谢、张两位服后，都活到了数百岁。这个故事当然是道教中的神话，但说明自东汉起，已有道人在王屋山中修行了。
唐代是王屋山道教的兴盛时期，高道云集，潜心修道，间或传出有人羽化升天的故事。这其中著名的道士先后有：司马承贞、李含光、玉真公主等人。
著名道士茅山派第四代宗师司马承贞是王屋山阳台宫的第一任主持。据《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碑碣》载，司马承贞在开元十五年奉诏入京，玄宗命他到王屋山自选形胜兴建道观居住。司马承贞因此在王屋山中兴建了阳台观。司马氏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仙去，享年八十九岁，钦封贞一先生，葬在了紫薇宫西北松台处。这里因此被称为“道士坟”。李含光，也是唐代著名的道士。他是开元十七年在王屋山师从司马承贞的。司马承贞去世后，李含光受玄宗之诏，成为了阳台宫的第二任主持。张探玄，字体微，人称贞玄先生。他在游历海岳之后，止于王屋山修真养性。天宝元年（742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睿宗之女玉真公主，也是玄宗的胞妹。天宝二载（743年），玉真公主奉旨随司马承贞学道。随后，玄宗专门将王屋山的宫观葺缮，为玉真公主修真所用，并亲自题写匾额“灵都观”。王屋山中著名的女冠不仅玉真一人，还有一位曾做过阳台观的主持，即柳默然。史载，柳默然一生斋戒精勤，操履谨严，使得阳台观在她主持下井然有序，直到她于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去世。其后，比较知名的主持即是刘道清。刘道清，号纯清子，幼年出家为道，后道业大成，任阳台宫主持多年，所传弟子无数。五代时，有著名的道士燕真人。当时人们已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号为燕萝子。燕氏本为王屋山人，就居住在阳台宫之侧。后晋天福年间（936—942）修得烟霞养道的诀窍，并食用了千年的灵异人参，因此拔宅升天。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另一个版本。
宋金时期，王屋山仍为北方重要的道教胜地，不断有高道涌现。宋代有贺兰栖真。贺兰栖真曾拜骊山白鹿观观主冯洞元为师。洞元去世后，贺兰遂往各个名山洞府访道修真，后定居在王屋山奉仙观，为奉仙观第一任主持。由于贺兰道行高远，宋真宗多次诏见，礼遇甚厚，赐号宗玄大师，并豁免了奉仙观的田赋租税。贺兰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去世。金时，王屋山则有王志佑、张志谨、孙志玄等著名的道士。王志佑的贡献主要是在主持阳台观事务期间，从金正大四年（1227年）开始，历时十二年对阳台宫进行了整体修缮，并在工程完成后将阳台观改名为阳台万寿宫。张志谨，号神宁子，泰和年间（1201—1208）泛海为商，后辞亲学道，拜长春真人丘处机为师。云游各地二十余年后，张志谨于大定四年到王屋山灵都观修真。此时，灵都观多年失修，殿堂损坏严重。张志谨于是率领众弟子进行修葺。可惜的是，工程未成张志谨身先卒，后追赠为广玄真人。这一工程由张志谨的弟子孙志玄完成，并接替张志谨掌管灵都观事务。显然，孙志玄是一位极其能干的主持，在他的主持下，灵都观发展道众达百人。因此，灵都观于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升为宫，号为灵都万寿宫。另外，还有一位莹然子，十六岁拜王重阳弟子刘处玄为师，于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主持天坛十方院。莹然子弟子众多，并且许多弟子都成为王屋山各个宫观的知宫、知观，颇有成就。
明清以降，王屋山虽不是前朝那样高道辈出，但也有陈性常、张太素、赵复阳、王常月等名道先后到此修炼。乾、嘉之后，王屋山道教逐渐式微，多处宫观庙宇废毁，大型法事活动日益稀少，除少数隐修道士外，只有民间的祈祷、斋醮活动仍然流行，但仍遗留下不少道观供人凭吊。
在王屋山道观修建的历史上，唐玄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由于玄宗皇帝的崇道，加之王屋山地近东都洛阳，因此，唐代是王屋山道观大规模修建的重要时期。开元十五年（727年），首先，唐玄宗诏司马承贞自选形胜创建宫观，司马承贞应诏在王屋山上修建了阳台观。从此阳台观成为王屋山上道观之首，阳台观的观主也多为各个时期有名的道士，如李含光、柳默然、刘道清等人。因为得到了国家的大批拨款，唐代王屋山上还兴建了灵都观、白云道观等道观。宋金元时期，在阳台观、灵都观、白云道观外，又新建了奉仙观、长春观、通仙观、虚皇观、上观、下观等，形成了“三里一观，五里一宫”，道观林立、香烟缭绕的繁盛景象。
因此，这一时期王屋山的道观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从天坛山的三清殿、玉皇殿、轩辕殿、王母洞到十方院、阳台宫、紫微宫、清虚宫、迎恩宫、三官殿、玄台殿等方圆数十里，组成了庞大的道教宫院，为三清、四御、三官、十方、雷祖、西王母等先天元神均建立了宫殿。而且其道观体系完整有序：有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三清殿；供奉紫微大帝的紫微宫；供奉天皇大帝的阳台宫；供奉清虚大帝的清虚宫；供奉天、地、水大帝的三官殿；供奉雷祖的玄台殿；还有供奉十方救苦天尊的十方院；供奉西天王母的王母洞；也有供奉人文始祖的轩辕皇帝殿。真可谓众神归位、各得其所。特别是西王母所在的王母洞高大宽敞，内中怪石嶙峋、周迥数里，形成了所谓的四十八街，街街贯通。由于这里曲径通幽、清虚洁净，所谓“天下第一洞天”的小有清虚之天即位于此处。著名的道教《三皇经》，也称《小有三皇经》就出于此洞。显然，王屋山的道观既各自独立，又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自上而下充分体现了道教三十六重天的学说。
在王屋山的道教历史上，众多道士克谨职守也成为王屋山道脉延续千年的重要因素。在主持斋醮事务的同时，也尽力维护这些宫观的完善。我们所熟知的古代后期著名道士，大多都与修缮道观联系在一起：如莹然子主持十方院期间，多次率徒修复道观；元初，宋德方及其弟子陈志忠，先后主持和修葺天坛三清殿、十方院、紫微宫、清虚宫等。
明清时期，也多次对王屋山道观进行了修葺，如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重修紫微宫。因此，虽然历经道教兴衰、战火纷繁，部分道观被毁，但王屋山的主要道观仍然留存至今。
王屋山不仅是道家人物修身、炼丹、成仙之所，还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至此寻幽探胜，陶冶情操。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韩愈先后来王屋山游历。他们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佳句。李白在《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中写到：“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王维在《送张道士归山》中说：“先生何处去，王屋访茅居，别妇留丹决，驱鸡入白云。”刘禹锡在《奉送家兄归隐王屋》中写道：“阳落天坛上，依稀似玉京。夜分先见日，月静远闻望。云路将鸡犬，丹台有姓名。古来成道者，兄弟亦同行。”
崂山，位于青岛市区东部黄海之滨，古代又称为牢山、鳌山、辅唐山等。这当然也反映出崂山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多样，并以其独特的山海奇观闻名于世。崂山背负平川，面临大海，主峰巨峰，也称崂顶，海拔1133米，是我国海岸线上最高的山峰。由于崂山巨石峭拔，群峰竞秀，在雄旷巍峨之中，尽显绮旎俊秀，因而自古就有“泰山虽云高，不及东海崂”之说。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用他“我昔东海上，劳山去紫霞”的诗句来赞美崂山的山光水色。因此，崂山也被道教纳入其仙山体系，位居第六十六洞天。
虽然，崂山在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排名靠后，但实际上崂山与道教的关系却源远流长。作为黄老道发源地——齐地的一座重要山峰，崂山历来被誉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远在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三千赴瀛洲三岛，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传说徐福即从距此不远的“徐福岛”登船入海。其实，徐福的传说不过是崂山重要性的一个脚注罢了。西汉时期，黄老道盛行，崂山的地位自然不可小觑。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就曾亲自到崂山“祀神人于交门宫”，并期望在此遇上仙人，索取长生之药，最后当然以失望告终。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屡有道士真人隐居崂山修行。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张廉夫到崂山，修茅屋一所，供奉三官，次年再建庙宇，供奉三清，名曰太清宫。故张廉夫被认为是崂山道教开山之祖。
唐宋时期是崂山道教兴盛的时期。李唐王朝以尊道为其崇本的手段。因此，对崂山也尊崇有加。玄宗天宝四年（745年）敕许王昊到崂山炼长生之药，并改崂山为辅唐山。由此可见崂山的地位之隆崇。宋代继承了唐代崇道的政策，崂山的道教也因此而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许多道士栖止崂山，修真养性，如乐正子长、刘若拙、甄栖真等。同时，大批宫观兴建起来，其中，著名的有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等道观。
崂山
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北方兴起，并迅速传播开来，崂山因此成为全真道的一个重要据点。大批全真道道士在此修行，最著名的当属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邱处机。此时崂山又增建了迎真观、华楼宫等宫观，一时蔚为壮观。明清时期，崂山道教因有张三丰、徐复阳、李守真等著名的道士入山修行，故成为北方全真道的重镇。尤其是明代道士孙玄清在崂山创立法派金山派，并因其自幼在崂山出家，故金山派也称为崂山派。这一事件对崂山道教的影响最为深远。
由于崂山在中国道教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崂山宫观也十分壮观。据说在道教最盛时，崂山曾拥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不过由于天灾人祸，屡建屡毁，保存至今的只有太清宫、上清宫、太平宫、华楼宫、明霞洞等少数重要的宫观。
另外，人们提起崂山便会想到蒲松龄。这是因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两篇小说，就是以崂山道院为背景创作的。
据说当年蒲松龄月夜独坐亭中凝思，忽见对面墙上有人一闪而过，像是穿墙而去，原来却是送茶道士的影子。蒲松龄由此受到启发，写了《崂山道士》。这面墙也被称为“穿墙壁”，成为崂山的一个景点。另一个爱情故事《香玉》，写的则是白牡丹和红山茶变成美丽的女子，与一位书生相恋的故事。崂山原有一个关于白牡丹的传说，蒲松龄将此作了艺术加工，成为《香玉》中的原型。
云梦山，又名青岩山，位于河南省淇县境内，是太行山的余脉。淇县古称朝歌，是商朝末年的帝都，史书所记载的武王伐纣、以周代商就发生在这里。
云梦山因林木茂盛，谷深幽静，山峰云环雾绕，故取云仙梦境之意，称为“云梦山”。云梦山因距中原较近，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许多重要的人物与历史事件都与此有关。不过，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鬼谷子。
鬼谷子是战国时卫国人，名王禅，又名王诩，道号鬼谷，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他当时在云梦山聚徒讲学，并著有《鬼谷子》十三卷兵书传世。《史记》中有云：“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在《东周列国志》中也记载鬼谷子和墨子曾到云梦山采药。
云梦山
至于鬼谷子与云梦山的渊源，还与一个历史故事有关。
相传鬼谷子与孙武是至交，孙武用了多年心血，著成兵书十三篇，这就是著名的《孙子兵法》。孙武是齐国人，当然首选将此书献给齐王，用以富国强兵。但不料齐景公不学无术，孙武愤而离去。后他又把兵书献给吴王阖闾，自己仅存手稿。吴楚交战，吴王依据孙子兵法大败楚军。楚昭王得知阖闾有此宝书，便悬赏重金搜寻。吴王只得将孙子兵法藏于姑苏台中。不料，越兵破吴时，火焚姑苏城，兵书被毁。于是楚王要挟齐王交出著书人。孙武子深恐仅存手稿落入楚王之手，便拜托鬼谷子保管。鬼谷子不负重托，带着书稿到颍川阳城隐居。阳城临楚，鬼谷子深恐被昭王发现，又跋山涉水，隐于陕西扶风池阳。但这里毗邻犬戎，屡遭战乱，于是他再度迁徙，东渡黄河来到卫都朝歌的云梦山定居。并在云梦山聚徒讲学，并把孙子兵法发扬光大，培养了苏秦、张仪、毛遂、孙膑、庞涓等军事家和纵横家。至今云梦山还存有庞涓洞、毛遂洞、洗尘洞、孙庞下棋处等遗迹。
龙虎山原名云锦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境内，是我国典型的丹霞地貌。山上峰峦叠翠，树木葱茏，以二十四岩、九十九峰、一百零八景、二十多处神井丹池和流泉飞瀑著称于世。《水浒》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就以“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这样生动的文字描写了龙虎山的景色。
而龙虎山的名称来历，除了后面广为流传的与祖天师炼丹有关的传说外，据说还有另一出处，即“状若龙虎”，一山曲折盘旋如蟠龙，另一山背卧如伏虎，形成龙虎对峙、龙蟠虎踞的壮观景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龙虎山山势险峻，景色奇异。但事实上，龙虎山最吸引人的还是山中道观祠寺星罗棋布，据说山上原有十大道宫、八十一座道观、五十座道院、十个道庵，而著名的有上清宫、正一观、天师府等。但因屡遭兵火，大多数道观被毁，今仅存天师府一处。作为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修炼的祖坛，历代张天师们的居住之地，道教的第三十二福地，龙虎山因此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不过，关于龙虎山之名的来历，流行最广的是与天师张道陵相关的一段故事。
那是在政局动荡的东汉顺帝年间，祖天师张道陵行舟自鄱阳湖逆水而上，行至龙虎山时，便被龙虎山壮观的云锦石所吸引，便决定在此结庐而居，专心炼制“九天神丹”。奇妙的是，丹成而龙虎现，因此，云锦山改名为龙虎山。此说当然充满神话色彩，但张天师一脉自南北朝以后在龙虎山承袭数十代，历经一千余年，成为我国一姓嗣教最长的道派，素有“北孔（孔夫子）南张（张天师）”之称。而龙虎山也因天师道兴，在最昌盛的时期曾建有91座道宫，81座道观、50座道院、24殿、36院。
龙虎山
事实上，张道陵在西入巴蜀后才创立了天师道。他在蜀地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救灾，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并创建了天师道最初的组织管理体制。其子张衡、衡子张鲁则继承发展了他的事业。张鲁降曹后，其子弟便从史籍中消失，从此寂默无闻。而龙虎山张天师的传承我们还是从中晚唐时才逐渐构造成形的道书中得知。这些道书关于天师后人有两种说法：一说称张鲁之后的第四代天师张盛没有跟随张鲁北上许昌，而是携祖传印剑，自汉中径直来到了龙虎山，在山间建立了一座“传坛”，也就是今天太上清宫的位置。此后，每年道教的三元日，也就是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和下元十一月十五日这三日，张盛都登坛宣讲道教教义，并以龙虎山为根据地传播天师道。从此以后，天师的子孙们世居龙虎山，龙虎山也因此发展成为道教，具体来讲是正一道的据点；另一说认为，天师张道陵的第十二代孙张道裕，在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时才来到龙虎山隐居修真。但开始并没有在这里建立道观。直到十多年后某一夜，张道裕忽然梦见圣祖张道陵对他说：“你所居住的山峰下，形势颇佳，可以在此建立道馆”。此后，张道裕始在龙虎山上修建道观，才真正在龙虎山建立起天师道的基地。
而我们有史可考的龙虎山较早的道教庙宇，就是唐会昌年间（841—846）所建的真仙观。不过，唐代时对居住此地的张天师大多赐有封号，只是头衔并不统一，诸如法师、国师、先生、真君、大真人、大夫不一而足。甚至有不少天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南唐时，在龙虎山新建了张天师庙，南唐朝廷对张天师大加褒扬，社会影响从此形成。入宋以后，统治者仍然对龙虎山的天师道青睐有加，宋真宗就曾召见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并赐封为“真静先生”、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吏部尚书王钦若趁此机会，为龙虎山奏请设立“授箓院”。这还不算，宋真宗索性赐钱在龙虎山扩建上清观，不仅豁免上清观的田租，而且特准天师采取世袭制。从此，嗣任的天师们都袭封“先生”称号。不要小视这一称号，这可是当时道士中最高的阶位。由于张道陵的后嗣受到了朝廷的重视，龙虎山道教当然也就随之而兴旺发达，大批的道教宫观正是在此时修建起来，如著名的上清宫、正一观等。
至元代，龙虎山的天师道所获殊荣更非前代可比。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还在其制文中大方地称宗演为“嗣汉三十六代天师”。要知道，在此之前张陵后人虽自命天师，民间也如此称呼，但从未受到官方认可，宋代皇帝也仅仅赐以“先生”名号。只有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接见张宗演时，才是官方正式承认了“天师”这一头衔。这一头衔一直沿用了整整一个蒙元王朝，反而是到了汉族皇帝的明太祖即位后，天师头衔被取消。不仅头衔如此，从职责上看也有相似的历程：南宋末年张可大受命提举三山符箓，当时可谓权限大矣，但比起后来蒙元皇帝任命其子张宗演主领的江南道教事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在蒙元皇帝正式承认张氏“天师”头衔的同时，天师府于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从最早的上清镇关门口迁建到了上清镇长庆里，并改称为“嗣汉天师府”，不久再迁到现在的地址。
明代中前期，正一道受到明朝各位皇帝的恩宠与重视，龙虎山道教也因此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天师，是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他除了熟谙家传符箓教法外，还精通内丹术，并对儒家的经籍也十分在行，成为当时名扬远近的高道，对龙虎山道教的发展颇有贡献。但明中叶以后一直清代，全真道兴起，天师道受到朝廷贬抑，龙虎山道教也因此趋向衰落。
龙虎山地区在天师道最盛时期，曾先后建有十大道宫，八十一座道观，五十座道院，十个道庵。然而桑海靡常，多数宫观早已废圮，保存至今者只剩有上清宫的部分建筑与天师府。其中，历代天师祀奉太上老君和朝会之所的上清宫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老道宫之一。
道教洞天福地中名列第七洞天的罗浮山，在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是东岳泰山的佐命，只是这位南国佳丽相距其所佐理的泰山十分遥远。
罗浮山
罗浮山位于广东省博罗县西北的东江之滨，纵横广袤250公里。据《罗浮山志》记载，罗浮山是罗山和浮山两座山脉的合称。民间传说浮山本是蓬莱仙岛的一个别岛，随风浪从东海一直飘浮到南海，最终附于罗山之侧，因此名为浮山，与罗山合称为罗浮山。事实是大约在中生代时，这一带地壳发生断裂，巨大的花岗岩岩体受到挤压而突起，再经过万千年的风吹雨淋，形成了如此奇峰兀立、怪石嶙峋的景色。
罗浮山在道教中列为第七洞天——朱明耀真洞天以及第三十四福地——泉源福地。罗浮山在道教中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由于传说中与蓬莱仙岛有关，所以罗浮山也被称为“南海蓬莱”，成为两广地区最为重要的道教重镇。
在罗浮山修行过的高道中，以晋代葛洪最为著名，据《晋书·葛洪传》称，在晋成帝咸和（326—334）初年，任咨议参军的葛洪听说交州（今越南北部）境内出产丹砂，就以年事渐高，想炼丹药以求长生为由，求改任为交州新昌郡句漏县县令。得到批准后，葛洪带领子侄一同前往交州赴任。途经广州时，为当时的广州刺史邓岳苦苦挽留。葛洪无法前去赴任，只得留下，居住在广州附近的罗浮山炼丹。史称，葛洪“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由此看来，葛洪在罗浮山不仅修行多年，而且他的许多著作也是在罗浮山完成的。据说《灵宝经》就是葛洪于晋建元二年（344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交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人的。因此，葛洪在这里留有众多遗物遗迹也是当然的了。不过，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遗履轩”，相传是葛洪与师傅鲍靓常常彻夜谈经的地方。关于此轩还有一个神话色彩十足的故事：那天，鲍靓与葛洪师徒二人谈经谈得兴浓，一直到拂晓时分还无睡意。忽然，只见有一对玄燕向他们飞来。可是，当他们将这双燕子网下之后，却发现这那里是燕子？分明是一双靴子！当然这也不是普通人的靴子，所以，便留下了神仙遗履于此地的传说。在这个遗履轩之上，还有一块青石板，长约五尺，阔半尺，高一尺，背倚巨石，恰如卧榻。然而这样窄的卧榻，也只有仙人可以享用。所以也就留下了另一个传说，说得正是古代曾有一位仙人在此静卧，故青石板又名“仙人卧榻”。
其实，故事里的鲍靓也非寻常之辈。《晋书·鲍靓传》称他是“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鲍靓曾学道于嵩山，师从仙人阴长生，后受《三皇文》，也是西晋有名的高道。鲍靓曾为南海太守，推测与葛洪论道应该是他在南海太守任上的故事，《云笈七签》卷六中记载了鲍靓将《三皇文》传授给了葛洪，因此他们之间有一层师徒关系。
当年葛洪栖止罗浮山时，这里修建有四座道观，后来再经过扩建，成为了罗浮山上著名的四大宫观：南庵都虚观（后改名冲虚观），西庵黄龙观，东庵九天观和北庵酥醪观。隋唐时期，罗浮山已成为南方重要的道教名山。这里不仅高道云集，比如当时负有盛名的苏元朗、轩辕集等曾先后隐居在罗浮山修行。尤其是号称罗浮先生的轩辕集，据称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更为奇特的是，他居暗室中，但可目及数丈之远。因此，他也被人们神化，据说他每次去深山峻谷中采药，毒蛇猛兽不仅不会伤害他，反而来往护卫。更为传奇的是千里之外有病的人，只要轩辕集用布巾一挥，病患立时应手而愈。《东观奏记》中有一则故事印证了人们的传说：唐宣宗末年酷好仙道，广州监军使吴德励在离开京师赴任时，脚已得病三年了，行走时蹒跚不便。可是三年后，他从广州返回京城时，脚病却完全好了。宣宗十分奇怪，问吴德励原因。吴德励说是罗浮山人轩辕集治愈的。宣宗一听，迅速派人召见轩辕集赴京师面见宣宗。这个故事在《旧唐书·宣宗本纪》中有详细的记载：大中十二年（858年）春正月罗浮山人轩辕集抵达京师，宣宗召入禁中，向轩辕集询问了修身养性之道。轩辕集在长安留居了一个月，就坚决要求离开京城返回罗浮山，甚至宣宗许愿若他留居一年，就为他在罗浮山修建一个道馆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
在唐代的许多政治事件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罗浮山道士的影子。比如在著名的“会昌灭佛”中扮演主角的唐武宗，继位后十分宠信道士赵归真，对赵归真的话是言听计从。赵归真利用武宗对他的宠信，举荐了号称有长年之术的罗浮山道士邓元起。邓元起被迎入禁中后，与衡山道士刘玄靖一起和赵归真结成帮派，共同诋毁佛教，攻击释氏，这才最终导致了会昌灭佛事件的爆发。
宋元时期，罗浮山的道观因有陈楠、白玉蟾、邹葆光等著名道士隐居修道而不断扩大。这种兴盛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龙门派一个支系南传到罗浮山的酥醪观，更是使罗浮山的道教如虎添翼、兴旺发达。为此，清末光绪年间，作为龙门派重镇所在的酥醪观，观主陈教友著有《长春道教源流》一书。此书也是研究道教龙门派传承历史的重要著作。
罗浮山道观众多，旧有九观十八寺二十二庵之说，不过，明清之后这些寺观大多废圮，现仅存五观五寺。其中的五观，即是冲虚观、酥醪观、九天观、白鹤观、黄龙观。冲虚观坐落在罗浮山东麓，依陡壁而立，颇为壮观。观前有一会仙桥，经此桥穿过古木森森的园林，才可到冲虚观。山门前有一副石刻楹联，上书“妙景空不空四百峰峦朝紫府，尊躬上之上五千道德启玄门”。大门上也刻有一副对联，为“典午三清苑，朱明七洞天”，点明了罗浮山的特点。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西部，属六盘山支脉，山势雄伟险峻，秀丽奇巧。主峰马鬃山，海拔2025米，在道教中有“十二仙山之一”之称。崆峒山下有弹筝峡径河萦回，后峡胭脂河湍流激荡，两河交汇环抱于望驾山脚下，形成了崆峒山虎踞龙蟠之势。崆峒山以其峰林耸峙，危崖突兀，沟壑纵横，涵洞遍布，怪石嶙峋，山岭葱郁，集雄浑、苍劲、清幽于一体，故在当地有“崆峒山色天下秀”之说。
崆峒山以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问道于广成子而闻名于世，也当然成为道教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仙人容成公、赤松子隐居于此。西周时，又有长桑子之徒韦震在此修炼。因此，当后来秦汉时期黄老道盛行时，秦皇、汉武因仰慕黄帝飞升成仙，也多次西临崆峒。由于崆峒山地近关中，后世虽无著名道人隐居修真，但其道脉却也是千年未绝，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道教胜地。
相传秦汉时期，就有道人在崆峒山上筑馆修炼。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崆峒山已十分兴盛。唐宋至元代，山上庙观都有增修和扩建，其间曾因兵燹和灾害，不断地毁记。到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崆峒山道观大多都已倾圮，故万历皇帝下令按武当山规制在山上修筑道宫以复旧观。自此，崆峒山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道教丛林。当时全山有八台九宫十二院等庙观四十余座。所谓的八台即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天台、灵龟台、八仙台；九宫是紫霄宫、飞升宫、五龙宫、遇真宫、老营宫、太和宫、王母宫、静庆宫、询道宫。在峭壁间和峰巅上，耸立着一排排精致奇巧的宫观建筑，上接云天，下临深谷，红楼碧瓦，犹如天宫。可惜的是自清代以来，崆峒山道观年久失修，现仅存道教宫观十五处，其中只有三处住有道士。
崆峒山
崆峒山最大的道观为太和宫，当地称之为隍城。主要殿堂有真武殿、玉皇殿、老君殿、三官殿、太白殿、祖师殿、药王殿等7座。真武殿也被称作无量祖师殿，是为隍城的主殿，最初修建于北宋太祖时期的乾德年间（963—967）。但在元代时，曾被改作佛寺，名为崇佛阁。明嘉靖年间韩王夫人郭氏捐资，将大殿扩建为五楹，并在殿顶覆盖铁瓦，远远望去熠熠生辉。真武殿前的斜坡青石道上有明代镌刻的蟠龙，形象十分生动。真武殿内的神龛上，供奉着真武大帝的鎏金铜像，龛台正中设置了一个铜铸的玄武，左右各有一个彩塑周公桃花站像。龛台左右侧下方分别塑有龟蛇化身站像一尊。殿内左右有彩塑四大灵官站殿神。另外，韩王夫人捐资铸造的铜鼎置放在真武神像前，而襄陵王朱洸奉献的一个直径一米多的铜背光镜则镶于真武像后。
崆峒山上有两处专门供奉道祖老子的老君殿。其中之一位于隍城西南角，毗邻药王殿。这是一座明代的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殿，背西面东，有木制楼梯可供攀登。殿内供奉着太上老君的坐像，左右两侧分别是迎喜、白骨的化身神像。这里最为珍奇的是，两侧的殿壁上有六十平方米的彩绘“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这是一组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的连环画卷。整组壁画制作精美，色彩艳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生动再现了老子的不同化身，是国内罕见的明代壁画。这些宫殿大多是明代的建筑。
除了太和宫外，道观还有子孙宫、三教洞和药王洞。子孙宫内供奉着碧霞元君、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奶母娘娘等道教女神。三教洞不仅建筑颇为独特，是当地常见的窑洞式建筑，而且洞内所供奉的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和孔夫子，也是分属儒、佛、道三个不同的宗教，看来各种宗教杂糅，不分彼此，正是中国人宗教观的典型表现。药王洞是祭祀药王孙思邈的。相传孙思邈曾游历崆峒山，在此留下不少遗迹。现在的药王洞是一座两层建筑，其中的下层供奉着药王孙思邈。
山洞遍布是崆峒山道观建筑的一大特色。除了上述的三教洞外，还有富于传奇色彩的玄鹤洞。玄鹤洞位于东台的绝壁之上，相传洞里曾有一只玄鹤，本是广成子座前的仙童，因触犯清规，广成子一怒之下，将其变为玄鹤，打入石洞。因此传说，在东台上还特别建造了一个招鹤堂，堂前还撰有对联一副：“白云依稀归去，玄鹤想象飞来。”
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终南山，又名太一山。在史籍中也称为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终南山本是秦岭山脉中部的一段，西起陕西武功，东至蓝田，千峰叠翠，景色幽美，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之誉。主峰太白山，位于今陕西周至县境内，海拔3661米，为秦岭最高峰。
终南山被视为道教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天水人尹喜，字公度，少好坟索，善天文秘纬。在周康王时为大夫，官至东宫宾友，常在终南山中结草为楼，每日登草楼观星望气。一日忽见紫气东来，吉星西行，他便知必有圣人要经函谷关西去。于是求为函谷关令。尹喜预先斋戒，使人扫道焚香以候真人。果然不久，只见一位老者身披五彩云衣，骑青牛而至，原来是老子西游入秦。尹喜连忙把老子请到楼观，执弟子礼，说：“先生将隐矣，一定要为弟子留下一部著作。”听到这样的话，老子当然知道尹喜也非常人。于是应其所求，在楼南的高岗上为尹喜传授了《道德经》五千言，然后飘然而逝。传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又传说，关尹后来随老子游，西去流沙，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归宿。在《庄子·天下》中就将老子与关尹相提并论，称之为“古之博大真人”。而在道藏中，关尹后来得道成仙，号文始先生，证位为无上真人，玉清上相，为天府四相之一。元顺帝至元三年（1332年）还加封为文始尹真人，无上太初博文文始真君，地位崇高。
秦汉时期楼观主要是祭祀老子，建有老子祠。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道教十分兴盛，名道云集楼观，增修殿宇，创立新说，开创了楼观道派，对后世的道教影响极为深远。如在北朝时声名远扬的道士王嘉就曾隐居于终南山内。王嘉为陇西安阳人，号称不食五谷，清虚服气，还能预知吉凶，并有隐形之术。他是在石季龙之末来到长安，潜隐于终南山中。在山内，他结庵庐而居。当时的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凡是询问当世事的，大多能随问而对。比如苻坚在淝水之战之前曾派遣使向王嘉询问祸福。王嘉先是答复说：“金刚火强”，然后骑上使者的马，端正衣冠，先是缓慢地向东行数百步，继而再纵马急驰而回，一边策马一边退下衣服、摘掉帽子、脱去鞋子。下马后盘踞在床上一言不发。其实，意为苻坚大败而还。但使者将王嘉的表演告诉苻坚时，苻坚并没有悟出其意，反而再派人去问：“国运如何？”王嘉答以“未央”。苻坚误以为没事，非常高兴。第二年，苻坚大败于寿春，前秦遂亡。这才知道王嘉所说是“殃”在未年，而以秦居西为金，晋都南为火，故所指实为“火能炼金”。而王嘉的表演也实为淝水之战中前秦军队的实况。
终南山
正是在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道教在北方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以终南山为活动中心的楼观道，继北魏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北周时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实际上，楼观道后来历隋至唐，一直都是北方道教各派中最大的派别，而其得名则是由于终南山内盩厔县楼观台为它的活动中心。
楼观道最鼎盛时期是在周隋之际及唐初。此时，有许多道士慕名入终南山学道修真。如道士王延于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入道，师从陈宝炽于楼观台。后来北周武帝下诏废佛时，特建立通道观，命王延在观内校雠三洞经图八十余卷。后王延又作《三洞珠囊》七卷，存于通道观内。而与王延差不多同时，孙思邈也因王室多故，在北周宣帝时（579年）隐于太白山。孙思邈一生中著述颇丰：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另外，还有《摄养枕中方》《太清丹经要诀》、《神仙修养法》、《黄帝神灶经》、《烧炼秘诀》、《龙虎论》、《医家要妙》、《千金养生论》一卷、《养性杂录》一卷、《枕中记》一卷，《气诀》一卷等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大部分已亡佚，留下的则成为我国中医药学的宝藏。
唐代以关中为都，而唐室又以老子为圣祖，极力尊崇道教。当然也就在相传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经》的终南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圣宫。而在唐代各帝中，又以玄宗李隆基最为崇道，《旧唐书·礼仪志》中说他是：“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玄宗还在兴庆宫内的大同殿内专门设立太上老君的画像，每中夜夙兴，焚香礼拜。至于天下的名山，也常常令道士、中官一起醮祭。这些都还不算，玄宗为了表明他是真正尊崇道教的，亲自导演了一出玄元皇帝降临的活剧。
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四月的一天，玄宗对宰相牛仙客、李林甫等人说：“自从我登基以来，这三十年中每日早起，向太上老君的画像礼拜，目的是为百姓祈福。大概在十日前，我礼拜完毕，这时天色未明，我端坐在画像前闭目静思，似乎睡着了。忽然，只见老君就站立在我面前说：‘我是你的远祖，现在有我一个大约三尺多的塑像藏在京城西南一百余里的地方。现在的人都不知这个塑像的年代了，但你只要派人寻找，我自然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你能够享国祚万代，算来我也该与你在兴庆宫内相见了。’”
玄宗李隆基在声称梦见“玄元皇帝”后，随即差遣内使与道门威仪肖元裕到城西南方向寻访无着。过了几日，忽然在楼观附近的山谷间有紫云出现，于是人们在紫云出现的地方挖掘，果然得到一尊老君玉像，高三尺余。玄宗不仅将此像置于内殿供养，还令所司描写真容，分送全国各个道观供奉，然后大赦天下。又于楼观立《大唐圣祖玄元皇帝灵应碑》以记其事。玄宗之所以把这件事搞得这么轰轰烈烈，是与确立李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其君权神授有关。但在这次活动中，楼观道士李玄
、颜无待、傅承说等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高祖李渊起兵时的岐晖到高宗李治时的尹文操，再到玄宗李隆基时的楼观观主李玄，楼观道一直都在为李唐王朝的统治积极地寻找神学根据。和茅山宗师相似，楼观道士也十分善于窥测政治风向的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的用心良苦，当然不仅能获得北周、杨隋统治者的支持，也得到了李唐统治者的优渥待遇。楼观道本来就有崇尚老子的传统，尤其是力主老子化胡说，故入唐以来许多有关老君的神话传说大都和这个道派有关，而这又正好与李唐王朝的“尊祖”、“崇本”一拍即合，互相利用。这也正是唐代楼观道的一个鲜明特点。
唐代统治者与楼观道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时道士李淳风就制造了太上老君降于终南山，并预言“唐公（当时李渊封为唐国公）当受天命”的神话。而楼观道士岐晖直接赞助了李渊起义。这些作为使得道教，尤其是楼观道得到了李唐统治者的特别尊宠。入唐以后，楼观道士继续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不断制造老子降临的神话，强调太上老君、李唐王朝与楼观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歧晖之后的著名楼观道士尹文操，颇得高宗李治的赏识。他制造出所谓老子骑白马现于楼观的神话，并编撰《玄元皇帝圣纪》等书，为李唐王朝皇权神授提供神学证明。果然“高宗大悦，终日观省，不离于玉案”。而尹文操也获得了尊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的高位。
正因为楼观道凭借临近帝都，以及与李唐王朝建立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唐代盛极一时。同时，也为终南山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如睿宗时（710—712），被召至都城长安的司马承贞不愿留居京城，亟欲返回天台山。与他熟识的卢藏用此时位居尚书右丞，因其早年曾隐居于终南山，故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贞说：“那里有很多景色颇佳的地方，你何必一定要回到天台山去呢？”承贞不屑地回答道：“依我看来，那里是什么修真之地，分明是取得仕宦的捷径！”此话一出，卢藏用面有惭色，不再作声。后来人们便用“终南捷径”来指称追求官位名利的便捷门径。
客观地说，楼观道除了善于窥测政治风向，为自己发展寻求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外，在教义上融汇当时道教各派之长，也是这一时期楼观道兴盛的重要原因：从南北朝末起直到隋唐，楼观道一直不断从茅山宗那里吸取营养。如北周武帝年（560—578），茅山道士焦旷入居华山，楼观道士王延闻讯后前往求教，焦旷将三洞秘诀真经悉数传授给王延，使王延成为当时少有的集南北道教精华于一身的道士，也为他给周武帝在通道观内校雠三洞经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此以后，楼观道士继承了兼及南北道教所长的传统。入唐后，楼观道再受到重玄派思潮的影响。因此，广集诸家之长，融汇南北经法的做派，正体现了隋唐时期楼观道的特色。
唐末五代时兴盛的钟吕金丹派各位高道，如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等，均曾隐居于终南山，修炼道行，使终南山道教兴盛不替。宋初，终南山道士再次导演了一出降神活剧，为宋太宗继承王位提供了神圣的依据。
宋初，终南山周至县民张守真声称：一天有位神仙降于他家，此神自我介绍说，他是天上尊贵的神，名为黑杀将军，是玉皇大帝之辅佐。此后，张守真只要斋戒祈请，神就会降临到他的屋内。每次神仙降临时，只有张守真能听懂他的话。后来，张守真就去拜古楼观道士梁筌为师，并度为道士。显然，后来张守真名声远播，因此当宋太祖赵匡胤身体感到不适时，派使者驰驿召张守真到京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壬子，太祖命内侍王继恩在建隆观设黄箓醮，并让张守真请神。张守真果然不负所望，神如期而至，预言道：“天上的宫阙已建成，太祖要到天上去了，而晋王有仁义之心，可为皇帝。”说罢便升天而去，从此不再应请而降。宋太祖闻说其言，当夜即召见了当时为晋王的弟弟赵光义，屏去左右侍从，将身后事托付给赵光义。据说，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人能听到，只是从窗户的烛影中，看到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一会儿离开坐席，好像是要避让什么的样子。但这时只见太祖以斧戳地，大声对赵光义说：“请你好自为之。”第二天，太祖去世，太宗继位，成为赵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
以后的故事是太宗继位众多版本中的一个。另外，杨亿在《谈苑》中还有一个版本是宋太祖听说了张守真所言的晋王赵光义可为后继者，认为是妖妄、胡说八道，准备诛杀张守真，但还没来得及他就去世了。至于真相如何，我们不难想见：张守真的降神神话，不过是宋初宫廷政变的一个幌子而已。
不过，正是因为张守真与那位黑杀将军在太宗继位的关键时刻功绩卓著，故太宗继位后知恩图报，在即位的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377年）五月，也就是距离即位不过七个月的时间，就下诏，令修建凤翔府终南山的北帝宫。同时，还派遣了内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督建。而此宫正是张守真修筑用以祭祀黑杀将军的地方。三年后也就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帝宫建成。据记载，北帝宫内有通明殿，玉皇、三十二天帝、大游小游、五福四太一、紫微帝君、二十八宿、七元殿，黑杀殿，灵官、童子、六丁神、岁星、辰星、天蓬、九曜、东斗、三官、玄武、十二夺、西斗、天曹殿，南斗阁，灵官堂，龙堂。并题额为“上清太平宫”，这也是黑杀将军曾预言过的。不仅如此，北帝宫内还专门设常参官一人主持宫中事务，实际上就是监宫。特选道士进行焚香静修，并派百余名军士把守。北帝宫在太宗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道观，每年的上、中、下三元、黑杀将军的生日、皇帝的千秋日等众大的节日，太宗都要派遣中使官到这里建醮祈祷。而在祀神的那天，太宗在京城开封向西遥拜。甚至如果发生水旱灾害，或者是国家大事，也常常到这里来致祭祈祷。
真宗即位之初，继承了太宗尊礼隐士的遗范，屡召终南山隐士种放。种放是一位亦道亦儒的隐士。他因母亲好道并修辟谷术，故终身不娶，与母亲同隐于终南山豹林谷的东明峰。在那里母子二人结草为庐，终日望云危坐，十分悠优。种放往还于华、嵩二山之间，与当时著名道士陈抟交往。因此，在京洛之间颇有声名。真宗对种放宠任有加，多次召见。种放颇繁往来于终南、京师开封之间。而真宗无论是封泰山、还是祠汾阴，都带着种放从行。因此，宋人王辟之说：“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
金元时期，终南山更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全真道创始人王喆，王重阳修道于终南山附近之刘蒋村、南时村，终南山又成为全真道的发祥地。因此，当蒙元时期邱处机大兴全真道后，便开始了全力开拓终南山宫观的工程，使终南山道教再一次走向鼎盛，终南山相继兴建起了以重阳万寿宫为中心的大批宫观，如重阳成道宫、遇仙观、通仙万寿宫、栖云观、集仙观、太一观、玉华观、白鹿观等，终南山一时成为北方道教重镇。
明代正一道兴，全真道衰，因此终南山道教的兴盛也被中止。清代，虽然全真道甚为得势，但终南山僻处西北，经济衰落，故除说经台外，其他宫观大多因年久失修而废圮，只存有楼观台供人凭吊。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也称玄岳，位于今湖北西北部丹江口市境内。武当山西接秦岭山脉，南临大神农架，绵亘八百余里，山势雄伟峭拔、层峦叠嶂，号称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犹如金铸玉琢的宝柱雄峙苍穹，屹立于群峰之巅。周围环绕的群山，从四面八方向主峰倾斜，形成一幅“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天然奇观，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南岩
在道教典籍中，武当山是上古玄武，也就是真武修仙得道飞升之地，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世人敬奉这位“玄天真武上帝”的地方。据说武当山的得名就是由“非真武不足以当之”而来。在道教神仙体系中，玄帝的职责是镇守北方，住在天乙真庆宫，赐号玉虚师相。不过除了本职外，这位玄天上帝还兼领九天采访使。由此可知，人们完全是按照俗世的模式来构建的，天上的世界。对于这位镇守北方的玄帝，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尊宠有加，封赠也并不吝啬：明成祖因有玄武相助而成就大事，故给予了最高的赐封“北极镇天真武元天上帝”；而清朝更是大方，在明代赐封的基础之上又加封了许多称号：“北极镇天真武祖师、万法教主、元天元圣仁威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等等。
正因为此，武当山的地位在道教徒们心中的地位是可以想见的，并成为那些希冀得道成仙的道士们修行的颇为不错的选择。据道书记载，在武当山修行的高道，晋代时有谢允、尹轨，南朝有刘虬，唐代有姚简，五代宋初有颇为传奇的道士陈抟，明代有张三丰。在葛洪《神仙传》卷九《尹轨传》中称尹轨即是在武当山中得道飞升的。而陈抟则在武当山九室岩隐居、辟谷炼气二十余年，也留有不少遗迹。因此，武当山修建道观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只是有史可证的是从唐代开始：唐贞观年间（627—649）遇大旱，太宗李世民遣均州吏姚简到武当山祈雨灵验，后在灵应峰敕建五龙祠。除五龙祠外，当时武当山上还有太乙观、延昌观等宫观，同样是规模宏阔。宋元两代是北方真武信仰兴盛的时代，两朝的皇室都笃信真武神，而一直以真武信仰为主的武当山道教自然获得了宠信，武当山真武神被奉为“社稷家神”，一时间大为兴盛。蒙元时期武当山道观号称为九宫八观，拥有良田数百顷，养众万余人。
元朝末年，武当山上的建筑大部分毁于兵火。据说明代初年，著名道士张三丰隐居于武当山，其时的武当山上宫观十分简陋。据说，张三丰曾预言：“此山异日必大兴。”果然，不久，北方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很快夺得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成了后来历史上颇有些建树的明成祖。即位后，朱棣声称当年他在“靖难”之役中一直受到真武神的鼎力相助。这当然是天大的鬼话了，目的不过是为了表明他的所谓“靖难”不是非法，而是天降大任于斯，继承皇位乃为天意而已。但武当山却因此而大大地发达了起来：明成祖遣隆平侯张信等率二十多万军夫工匠，用了十二年的功夫，在武当山上建成了净乐宫、迎恩宫、玉虚宫、紫霄宫、南岩宫、玉龙宫、遇真宫、太和宫、复真观、元和观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此外，还修建了三十九座桥、十二座亭子以及从山麓到金顶的70余公里的登山神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当时修建武当山宫观是完全按照“真武修仙”的道教故事，采用的是皇家建筑法式，对整座山的宫观进行统一设计布局。因此，各个宫观的规模大小，间距疏密都恰到好处。这些宫观因山就势，错落有致，前呼后应，巧妙布置：或耸立于高山险峰之巅，或镶嵌于悬崖绝壁之内，或隐藏于深山丛林之中，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达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其被后人誉为“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显然并不为过。当时的武当山不仅拥有全国最宏伟的宫观建筑，而且还供养了全国最庞大的道教教团组织，山中各宫观中道士少的有300—400人，多的则达500—600人，规模空前宏大。由于武当山成为了明朝皇帝直接控制的真武道场，也就获得了“皇室家庙”的称呼，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山”。目前现存的主要建筑，如金殿、紫霄宫、遇真宫、复真宫、玉虚宫等三十六处宫观大多都是明代所建。除古建筑群外，历代统治者及四方信士，特别在明朝鼎盛时期，曾制造数以万计的金、银、铜、铁、锡、玉、珠、石、泥、丝、木等质地的神像法器安放在武当山，使得武当山各宫观陈设富丽堂皇，有“黄金白玉世界”之誉。
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兵火燹毁，武当山的道观建筑大多被毁，但保留下来的紫霄、太和、金殿、南岩、遇真、玉虚等六宫以及复真、元和二观以及磨针井、玄岳门等建筑，仍是目前国内最为可观的道教宫观群。从武当山宫观的修建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所谓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按台隐映金银气，林岫迴环画镜中”的人间仙境，不过是人力所为而已，一如其它的洞天福地。
位于江苏省西南部的茅山，原名句曲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八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一福地。茅山海拔370米，长百米，整个山体大略作南北走向。自然景观独特秀丽，有九峰、十九泉、二十六洞、二十八池之称。茅山峰峦叠嶂，奇石林立、溶洞深幽，灵石碧池星罗棋布。因地处亚热带，终年云雾缭绕，绿阴满目、青竹繁茂、溪涧纵横。
茅山与道教关系较早。相传西汉景帝时，就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炼，为民治病，最终得道成仙。后人为纪念此事，遂将句曲山改称为三茅山，人们为了方便，又简称为茅山。从西晋起，茅山逐渐成为江东道教圣地。西晋时，我们前面曾提到过一位在衡山上修过行的女冠魏华存，就曾在茅山修道，后被尊为茅山宗开山太师。东晋许谧与杨羲也曾在茅山合撰《上清经》。后来又有葛洪、许迈，南朝梁时陶弘景、唐代吴筠等人相继在此修道。其中，以陶弘景对茅山道教的贡献最为卓著。
陶弘景，字通时，丹阳秣陵人。生于刘宋孝建三年（456年）。幼好学，十岁时，得到一本葛洪著的《神仙传》，昼夜研寻，遂有修道养生之志。永明十年（492年）三十六岁时，辞去官职，退隐到茅山修道，自称为华阳隐居。后声名大振，南朝的齐梁诸帝屡次请其出山，而陶景弘不为所动。陶景弘隐居茅山四十五年后，于南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陶弘景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多，约有八十余种。除道教著作外，还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兵学、医药学，乃至文学、艺术、经学等。陶景弘对道教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弘扬了上清经，开创了茅山宗；二是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三是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陶弘景在茅山期间，主要传授上清经法，并对上清经法的弘扬做了不少工作。由于他本人的名气很大，朝野中有很多追随者，朝中每有大事必来咨询，当时人称“山中宰相”。所以从他开始，茅山实际上成为了上清派的中心。而且陶景弘之后茅山宗的历代传人，大都是较有学问和名气的上清道士，所以茅山一直保持着它在上清派的中心地位，甚至人们径直将陶景弘之后的上清派称为茅山宗，而陶弘景则被尊为茅山宗的创始人。茅山宗所奉的神灵、经书和修习的方术，大抵承袭的是上清派。所信奉的主神也由原来的元始天王改名为元始天尊；主要的经书仍是《大洞真经》和杨、许所造的上清经；主要方术也依然是存神，不过还辅以诵经、修功德。事实上，茅山派自陶弘景开创以后，历经隋、唐，直到两宋，人才辈出，在道教各个派别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茅山
茅山的道观最早修建于道教兴盛的南朝齐时。首先是上清道士王文清曾在大茅山下创建崇元馆，二十年内，远近男女相约前来祈福。此后，南齐高帝萧道成（479—482）为宋齐隐居山林的道士薛彪之、蒋负刍，先后敕立金陵馆、宗阳馆以供他们隐居修真。后来齐明帝萧鸾又于建武五年（498年），为薛彪之再在茅山修建洞天馆。由于茅山这一时期道馆众多，加之地近都城建康，故每年三月十八日时，茅山都是官民云集，车有数百辆，人有四五千，以至于茅山像一个都市样。大家一起登山，习唱灵宝斋仪。至梁、陈时代，茅山上所建馆、观更多，梁武帝萧衍为陶弘景于茅山立朱阳馆，为许
玄孙许灵真立嗣真馆，都在此时。这些敕建的道观往往还配备有自己的田产，如陶弘景就在他的自述中讲到，他在茅山的道馆有田十余顷，都由隐居馆中的门人弟子耕植。而在他离开京城建康去茅山时，南齐的宜都王、武陵王除了馈赠给他裘皮、宝镜之外，还拨给他在山中役使的吏役数人，并派专人经纪。
隋唐五代，是茅山道教的鼎盛时期。有大批道士来此山修道，道行高远者相继嗣法成为茅山宗宗师，其中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贞等人。王知远是隋唐之际颇负盛名的茅山道士，他是个热衷政治，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的道士，颇有“山中宰相”陶弘景之风。王知远受到陈朝、隋朝和唐朝统治者的优渥，使茅山宗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扩展。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先后派人请他出山与之相见。即位后又令崔凤举召见他，相见于临朔宫，并亲执弟子礼，还专门在都城长安为他修造玉清玄坛。王知远在京城玉清观住了一段时间，并为隋炀帝杨广的政治行踪出谋划策。但隋末天下即将大乱的政治形势，以及炀帝的所作所为丧失人心，这些他也都心如明镜。故他又密传李渊符命，以此寻求新的政治靠山。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准备委他以重任，但此时王知远已有一百余岁的高龄，实在无法作为了，因此固请还山。贞观九年（635年），太宗诏令洛州资给人船，并施法服。并令润州（今镇江）在茅山为王知远置太平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作为他的侍者。这一年四月，王知远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茅山。而唐太宗随后又派遣太史令薛颐、校书郎张道本送香油、镇彩、金龙玉璧给他用于作法事，再派朝散郎肖文远前往慰问，并赐衲被几杖等。同年九月十六日，王远知在这样的隆遇中离开了人世，享年126岁。而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是他之后著名的茅山道士。潘师正曾在嵩山师从王远知，受三洞隐诀真文，尽得王远知真传。后随王知远还茅山，但不久王远知遣其返回嵩山弘传上清道法，对茅山宗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功绩卓著。
正是由于王知远的努力，茅山一些重要的道观，如太平观、崇元观和紫阳观就是在唐初由唐太宗敕建的，地位崇隆，成为茅山宗扇元风、宣众妙、济有待、演说道教法理的善地。
宋元时期，茅山仍然高道辈出，其嗣法宗师从二十代成延昭到四十五代的刘大彬，大都被朝廷尊宠有加，因此，也就有充足的资金修建大批宫观。仅在宋初的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时，就有内侍裴愈上言称，茅山道观凡九处，有水田三百顷，而且这些水田的租税尽免。同时，朝廷还诏令金坛、句容两县税收的相当部分要供给茅山各道观的修葺以及三元斋醮之用。由此可知，当时朝廷对茅山道的重视与恩宠。因此，后世所谓的“三宫五观”大多建成于这时期，三宫即为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五观是德佑观、仁佑观、玉晨观、白云观、乾元观。据《茅山志》记载，此时茅山的三宫五观七十茅庵中，有殿宇房屋三千多间，道士数千人之多，兴隆之势可见一斑。明清时期，茅山道教仍然香火隆盛，但大规模的宫观修筑却不再，仅是对已有的宫观进行修葺而已。
以“天下第一幽”著称的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约1公里处，正位于成都平原的西端，背靠千里岷江，俯瞰成都平原，主峰老霄顶海拔2434米。青城山为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并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是为宝仙九室洞天。青城山因山上林木葱笼，四季常青，群峰环绕，状如城廓，故名为“青城”。同时又因为地处亚热带，古木参天，浓荫覆地。加之涧壑纵横，连峰不绝，蔚然深秀，云雾缭绕，又深藏着所谓的八大洞、七十二小洞而显得格外幽邃曲深，故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
在早期的道教历史上，青城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东汉末年，张道陵西入蜀中，在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道，开始了初期的传道活动，而邻近的青城山当然成为主要的传教地区。虽然，后来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天师道移师他处，但青城山的道脉并未中断，据说张道陵曾最终在这里羽化成仙。另据葛洪《神仙传》中记载，阴长生曾随临淄人马鸣生入青城山学道。当时阴长生已随马鸣生数年，马见阴锐意学道，故带其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随后，马鸣生在青城山西南立一祭坛，以《太清神丹经》授予阴长生。等马鸣生离去后，阴长生于是按其法合丹，丹成，阴长生只服了半剂就飞升成仙了。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了，不过也反映出青城山在早期道教史中的位置。
青城山
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信奉张鲁天师道的巴氏李特举行起义，后在成都创建了大成国。大成国传至三世李寿时，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而巴氏李氏之所以能够建国，其中与青城山道士范长生的援手关系密切。据《晋书·李流载记》中称，当时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以天师道为名，据守青城。起义军说服范长生资助军粮，使得李特的义军才能重创晋军。故李特之子李雄占领成都后，欲迎立范长生为君，当然被范固辞。不过，就在李雄称成都王时，范长生专门从青城山下来，乘素舆到成都劝说李雄称帝。这当然鼓舞了李雄，所以在他即帝位后马上加封范长生为天地太师、西山侯，并给予范长生诸多豁免与特权。李雄在位的三十年中，由于得到范长生的辅助，成汉事政宽和，事役稀少，很得百姓拥护。
隋唐时期，青城山的道教仍十分兴盛，许多负有盛名的高道都将游青城作为自己修真养性的一课。如司马承贞在隐居天台之前，到青城山一游。但这期间与青城山关系最为密切的却是唐末的杜光庭。杜光庭学识渊博，精通儒、道经典。晚年隐居在青城山白云溪，后逝于此，葬在清都观后。杜光庭生平著述极为丰富，仅收入《道藏》的就有20余种，如《道德真经广圣义》五十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广成集》十七卷，《历代崇道记》，《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道教灵验记》十五卷，《神仙感遇传》五卷，《墉城集仙录》六卷，《录异记》八卷，《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太上黄箓斋仪》五十八卷，以及其他斋忏科仪十余种。并对道教斋醮科仪的制定贡献极大。
明代，青城山道教属正一道，但至明末开始趋于衰落，清康熙时武当山全真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此山传道，创立了龙门支派丹台碧洞宗。从此，这里成为全真派的领地，并一直延续至今。
正因为青城山道脉传承千年未断，因此青城山的宫观在清代重修后，基本保存完好，主要有建福宫、常道观、祖师殿、上清宫、老君阁等典型的道观建筑。前山以常道观、上清宫为中心，形成宫观相望的形势。而建福宫、祖师殿、朝阳洞等道教宫观与金鞭岩、石笋峰、丈人山等自然风光相互对应，彼此增色。
位于江西省樟树市东南的阁皂山，俗称阁山，又名葛岭，在道教中被称为第三十六福地。其得名据称是因为其山形如阁，山色如皂，取其“形阁色皂”之意。皂阁山是武夷山西延的支脉，共有九十九座山峰，绵亘200余里，是道教灵宝派的祖山。阁皂山峰回峦复，古竹苍松，霞蒸云蔚，引絮含烟，风景优美。左有阁水，右有感溪，环山合抱，恰如双龙护珠。主峰凌云峰海拔807.5米，历史上与匡庐、玉笥两山齐名，称“江右三大名山”，列为“豫章十景”之一。
相传道教创始人、天师道始祖张道陵，在汉永元二年至永建元年（90—126）之间，曾到阁皂山修炼，立坛于阁皂山西峰的西坑挂壁峰，俗称“天师坛”。东汉建安七年（202年），葛玄入阁皂山，结庐筑坛，修道炼丹，采药行医，删集灵宝经诰。葛玄在阁皂山前后40余年。在这期间，他以阁皂山为中心，多次往返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萍乡武功山、修水幕阜山、铅山葛仙山等名山修道。灵宝派道士声称葛玄在游历诸名山之后，最后在阁皂山东峰卧云庵筑坛立灶，烧炼金丹，终于道成升天，后被奉为阁皂宗祖师。而后人用“汉吴神仙”形容在阁皂山修真成仙的汉天师张道陵和三国吴仙翁葛玄。据神怪小说《搜神记》称，东晋时丁令威亦曾修炼于阁皂山，至今阁皂山还遗有丁仙峰之名。再后来，来阁皂山修道炼丹的就是葛玄的侄孙葛洪了。葛洪在受叔祖葛玄的大弟子郑隐传道之后，尽得灵宝经真谛。于是追随葛玄遗迹，先后在包括阁皂山在内的江右名山隐居修真十余年。这期间葛洪继承和发展了葛玄的修身养性、长生成仙思想，并将汉晋以来的道教思想融会贯通，撰成巨著《抱朴子》，将道教神仙方术理论推向极致，因此，被灵宝道推为与其叔祖葛玄比肩而立的灵宝派始祖。而灵宝派也以阁皂山为本山，故也称为阁皂宗。现阁皂山上的葛仙祠，就是祭祀葛洪的宫观。
阁皂山
南北朝至隋唐间，阁皂山先后建有阁皂观以及仙人、路山、郭公、卧云四庵。唐代先天元年（712年），阁皂道士孙智谅奉唐玄宗诏进京，入内殿修斋。同时，玄宗御赐阁皂山主观名阁皂观，孙智谅于是将原来的草堂改为高台殿宇式的建筑。从此，阁皂山中的道教日益繁盛。
但阁皂山真正开始兴盛实际上是在北宋时期。当时除了有大批道士来此修道，香火兴旺外，更重要的是，阁皂山还得到了宋代诸位皇帝的青睐：先是，宋真宗于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将他曾用过的年号“景德”赐给阁皂山最主要的宫观阁皂观，名之为景德观，以示皇恩浩荡；随后，宋神宗又在物质上给予支持，赐给阁皂山御书一百一十八卷，良田二千余亩。同时敕封传教威仪知为灵宝大师。到了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再将景德观敕名为“崇真宫”，并追封葛玄为冲应真人。
靖康之难，北宋亡于金，偏居一隅的南宋朝廷对境内的阁皂山待遇益隆。宋理宗将崇真宫前加封三字，改名为“大万寿崇真宫”，以示尊崇，并赐许龙虎山、阁皂山、茅山三山为道教传篆圣地。再进一步追封葛玄为冲应孚佑真君。在南宋朝廷的恩宠下，当时阁皂山的道教盛况空前，各类道教宫观六十余处，有房屋一千五百余间，道士五百余人。著名道士谢仲初长住山中修道，道士白玉蟾也在此撰写《昊天殿记》，南宋左丞相周必大也撰有《阁皂山崇真观记》。一时间，颂扬阁皂山的诗词难以计数。
宋再亡于蒙元后，北方的全真道兴起，阁皂山的兴盛时期也随之结束。屋漏偏逢连阴雨，至正十二年（1352年），阁皂山上最主要的宫观崇真宫，遭山寨之变，台基殿宇俱毁，灵宝派元气至此大伤。明代，先是朝廷对道教表示尊奉，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二十七年（1394年）和宣德初年（1427年），前后授阁皂山五十代传人李半仙、五十一代传人张尊礼、五十二代传人黄谷虚为正八品灵官，管理控制全山道众；再经过道士徐鳞洲等人的不懈努力，使阁皂山的宫观稍有恢复，但规模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宋时。但不幸的是，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阁皂山再度遭到山火焚烧，宫观尽毁，道众星散。此后，阁皂山道观“负积虚税”，无复旧时容貌。万历（1573—1619）年间，道士刘开化企图重修宫观，恢复阁皂山昔日辉煌，但终因财力有限，无法实现。因此，万历十四年（1586年）陆从平在《阁皂山旧序》中，是这样描绘当时阁皂山道教状况的：“数百年来声响消歇，亡沦云骈鹤驾，寂然无闻”。
整个清代，阁皂山始终衰败不堪。清末民初著名道士欧阳明性住持阁皂山，倾其全力以图恢复阁皂山道教旧观。虽然欧阳能医善药，武艺高强，曾在全国道教戒坛考取“天”字号第一名，阁皂山在他的主持下，殿堂也确实有所修复，但毕竟时代不同，阁皂山在经过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后，最终在解放初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道观内仅剩的三位道士也不得不陆续回家务农去了。
位于长江以南，鄱阳湖西岸的庐山，古称匡庐，又名匡山，是长江中游地区最为著名的山脉。山岳蜿蜒于江西省境内，最高峰大汉阳峰海拔1543米。庐山的得名还有一段故事：相传周威烈王时（公元前4世纪），有位匡俗先生，在山巅结庐，专心修炼。周天子听说后一心想结交他，屡次请他出山，但都被拒绝。后来，这位一心想要成仙的匡先生，为了不受干扰，干脆潜入深山。使者遍寻不到，后来在山巅处发现了匡俗居住的草庐，而其人早已羽化登仙。庐山之名由此而来。庐山在道教中名列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八洞天。
显然，庐山在道教历史上的地位显著。不过，在早期的道教史中，庐山倒并不十分出名。唯一的故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当时以医术著称的道士董奉曾隐居在庐山般若峰下。据说董道士常为山民治病，从不收取分文，只是要求重病患者被治愈后植杏五株，轻病者一株。如此数年过去，积少成多，杏树已多达十余万株，郁郁成林。董奉逝后，人们十分怀念他，建馆奉祀。道教真正进入庐山是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当时著名的高道陆修静因避太初之乱，拂衣南游，于大明五年（461年）到达了庐山。因见庐山景色绝佳，便在庐山东南瀑布岩下营建精舍太虚观，隐居修道，而太虚观也就成为庐山上第一座道观。
毛主席庐山仙人洞题照
宋明帝刘彧即位后，意欲弘扬道教。闻知陆修静之名，于是派遣江州刺史王景宗携带重礼，请陆修静进京弘道。在多次请辞后，陆修静才于泰始三年（467年）赴建康。宋明帝对陆修静礼遇甚厚。而显然，陆修静的道理也使宋明帝颇中心意。于是，宋明帝便在建康郊外的天印山为陆修静修筑崇虚馆以便他修身养性。但陆修静并没有忘记庐山，十年后，刘宋元徽五年（477年）他在崇虚馆去世后，弟子们还是奉其灵柩归还庐山，安葬在布袋崖。由于宋帝诏谥陆修静为简寂先生，其庐山的旧居太虚观因而更名为简寂观。
陆修静在庐山简寂观修道前后共十七年，收藏了在当时可以说最为完备的道教典籍，简寂观道藏阁也因为陆修静成为当时最大的道教经库。可惜的是，简寂观的道藏阁后失火，所藏经籍付之一炬。不过，庐山也因为陆修静在此以灵宝派为核心、以《三洞经书》为经典、以斋诫科仪为方法、将天师道和金丹道结合起来，对南方鱼龙混杂的各个道派进行了清理，从而创建了与嵩山寇谦之北天师道相辉映的南天师道而闻名遐迩，成为南方道教重镇。
陆修静之后，道教在庐山有相当的发展，先后有众多道士隐居于此。其中，天宝年间的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与蔡侍郎之女蔡寻真都在此学道。而她们所隐修的昭德观与录真观，也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道观。正因为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道士的增多，故先后有祥符观、先天观、景德观、白鹤观、广福宫、太平宫等众多宫观修建。其中，广福观在庐山西麓，俗称“匡君庙”，是奉祀庐山最早的开山者匡俗先生的；太平宫则在庐山北麓，兴建于唐玄宗时期，原为九天使者庙，崇轩华构，规模可观，道众最多时达数千人。北宋扩建后，更名为“太平兴国宫”；崇善观位于上霄峰理，五代时为女道士杨保宗所栖止修真。南唐元宗李璟曾诏杨保宗入京讲道。同时，命妃嫔乐道者舍钱财为她修缮崇善观。李璟还亲赐观额，以示恩宠。
宋代以后，庐山道观因失去皇室支持，日渐衰落。而庐山上的道教宫观也历经沧桑，大多废毁。保存完好者，唯有仙人洞道院。仙人洞位于牯岭西北，系风化而成的岩洞。由于洞顶岩石参差，很像是人手伸出，故人们称之为佛手岩。这里本为佛僧搭庵修行的地方，但因民间传说这里曾是吕洞宾修炼得道的地方，故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诏由道士主持，改祀吕洞宾，并建纯阳殿供奉吕洞宾。由于吕洞宾为八仙之一，故佛手岩改名为仙人洞。仙人洞确实十分奇特：岩洞约高六米，宽十余米，深十四米，可以同时容纳百余人；岩洞内有一从石隙中下滴的“一滴泉”，终年滴水不止，清流晶莹，被誉为“洞天玉液”。另外，洞内还有一老君殿，从名称上看，就知道应该是供奉太上老君的。除此之外，石壁上的“天泉洞”、“静善泉”、“洞天玉液”等字样的明代刻石，也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仙人洞下绝壁千仞，下临深涧，故毛泽东有“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佳句。
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鹤鸣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名山的齐云山，古称白岳，位于安徽省休宁县以西15公里的岩前镇附近。齐云山以“一石插天，直入云端，与碧云齐”而得“齐云”之名。但事实上，齐云山的最高峰海拔只有585米，即便是在低山丘陵为主的皖南也称不上巍峨。可是齐云山虽然不甚高大，却是崖壁直削、谷地幽深、群峰竞秀，尤其是它那奇巧多姿的峰峦洞岩，独具特色的丹霞地貌，以及如锦似霞的崖壁层岩，在苍郁的林木掩映下，整座齐云山一派紫衣赭裳风情，绮旎俏丽，斑斓恢弘，多姿多彩。由于齐云山距黄山仅60公里，故在皖南有着“黄山白岳相对峙，风景绮丽甲江南”的之称。齐云山号称有三十六座奇峰，七十二处怪岩，并随处隐藏着幽洞、涧池。而那卓立玲珑的香炉峰、巧夺天工的天桥岩、清秀静逸的云岩湖、抛金洒玉的珠帘泉，确实无愧于清乾隆皇帝“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赞誉。
齐云山
齐云山早在唐朝乾元年间（758-759），就有道士龚栖霞云游至齐云山，隐居在天门岩。到了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道士余道元始在齐云岩处修建了齐云山上的第一座道观——佑圣真武祠。事实上，直到明朝齐云山的道教活动才日趋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找不到齐云山的缘故。明代，齐云山的道士常常往武当山访师求学，因此齐云山宫观建筑、道规道制，多仿效武当。到了正德十五年（1520年），齐云山道士汪泰元在修建道观时，径直将武当山在紫霄崖上建玉虚宫的模式原样照搬，在桃花涧修建了静乐宫。汪氏之后，弟子方琼真继续在齐云山大兴道观，在建成榔梅庵后，还专门前往武当山取榔梅，遍植庵内，由此可见武当山对齐云山的影响。甚至因为武当山道号“太和”，齐云山也自号为“中和”。因此，当时人们称齐云山为“江南小武当”，实不为过。
齐云山不仅在宫观修建上，即使是在道教斋诫科仪方面，也力争与武当山一比高下，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龙虎山正一派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頨将为皇帝祈嗣的道场设在了齐云山，并奏令道众赴齐云山建醮，后因为皇帝果然获得子嗣，而在齐云山建醮灵验的消息不胫而走，齐云山也因此获得了朱明王室的恩宠，嘉靖皇帝诏赐在齐云岩兴建玄天太素宫。并自此之后直到万历年间，龙虎山嗣汉天师祖孙三代，都曾奉旨驻留齐云山建坛设醮，完善道规，修建道院。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齐云山在道教中的地位，而且也开始了道教正一派在齐云山的发展历史，改变了当地道教教派的分布格局，形成了武当山全真派与龙虎山正一派并存的局面。齐云山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江南道教活动中心，跻身于全国道教名山之列。而嘉靖皇帝敕建的玄天太素宫及其所在的月华街，则成为当时道士和香客向往朝拜的圣地。
明末，齐云山道教逐渐走向衰落。清代，乾隆年间曾一度回光返照。但好景不长，咸丰、同治年间，兵荒连年，殿堂亭阁、登山石阶也因常年失修而相继倾坍湮灭，呈现出一派凋零的景象。尽管如此，齐云山目前全山仍保存有宫、殿、院、坛、阁等一百余处，道观二十七座，道房十二家。现存的道观主要集中在月华街上。在古朴端庄的徽派民居中，道观院房依山势巧布其间。
因明清以来颇负盛名，故齐云山至今还留存有大量的道教绘画、碑刻和摩崖石刻，据说在最盛时多达一千四百余处，几乎达到了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铭的地步。但是，由于长年风雨侵蚀，加上人为的破坏，至今仅存四百六十二处，主要分布于真仙洞府、石桥岩和紫霄崖一带，但仍是目前道教胜地中较多的。这些石刻中，年代较早的是刻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和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3）的石刻。不过，数量最多的当然还是明清时期的石刻。明清时期的石刻大约占石刻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之多。这些碑刻和摩崖石刻，真、行、草、隶、篆各种字体俱全，并且风格各异，具有极高的书法鉴赏价值。其中尤以摩崖题字中的“天开神秀”、“奇峰独拔”、“亘古奇观”等，气势恢宏，笔力刚劲，神韵俱佳，令人叹为观止。
武夷山，位于福建省的西北部，纵贯闽赣边界。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红岩挺秀，林木葱郁，碧水涵幽，素有“奇秀甲东南”之誉。武夷山有所谓的“三三秀水”和“六六奇峰”。三三秀水是指九曲溪，而六六奇峰则是指大王峰、玉女峰、接笋峰、天游峰等三十六座山峰，因此，在武夷山是山上看水、水中观山，山水清秀。加上山内的七十二个洞穴和九十九座山岩，构成了武夷山奇幻幽深的景色，也使得武夷山在历史上成为隐士道人历炼修真之佳地。故在道教典籍中，武夷山被列为洞天福地中的第十六洞天——升真元化之天。
武夷山的得名，据传说还与道教有一段渊源。话说唐尧时期，彭祖来到此山隐居清修，饿了以菌菇灵芝为食，渴了以溪水为饮。与彭祖同时来这里修道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长者名彭武，少者为彭夷。武夷山地处亚热带湿润地区，雨水丰沛，常常引发山洪，冲毁房屋田地。当地百姓痛苦万分，彭祖的两个儿子便带领民众开山挖河，疏导洪水，并在山上种植百花仙草，使之成为仙境一般，故人们为了纪念彭祖的两个儿子，各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命名了这片浸润着他们血汗的土地——武夷。而彭祖之子所开的河，就是后来的九曲溪。甚至武夷山的开山祖师彭祖也被称为武夷君。
武夷山
上面的这个传说当然不经，但是，武夷山与道教的关系倒是真算得上源远流长。早在《史记·封禅书》中，就有汉武帝派遣使者到武夷山祭祀武夷山神武夷君的记载，而且祭品也十分独特，是用干鱼祭祀。在道教的传说中，武夷山是地仙之宅，各路地仙修炼得道，在将入天上仙班之前，需要会聚武夷山中再经历一番考核，过关后才能真正地脱胎换骨进入仙班。因此，武夷君又被认为是统辖地仙的神灵，地位不同凡响。自汉至唐初的近千年间，武夷山神的事迹不传，再有消息则是到了唐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当时朝廷在武夷山建天宝殿，专祀武夷君。再之后就到了南唐的保大元年（943年），元宗之弟李良佐“辞荣入道”，就近在武夷山修炼，因此元宗敕有司将天宝殿移建，并更名为会仙观。也就在此时，武夷山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十六洞升真元化之天。到了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地方奉旨再对会仙观加以扩建，之后更名为冲佑观。南宋时，著名道士白玉蟾住持的止止庵，也是武夷山中当时颇负盛名的宫观。元代泰定五年（1328年）敕改冲佑观为冲佑万年宫，明代时再将其改名为冲元观。但是虽然观名不断改换，而作为武夷山最大的道观，冲元观主祀山神武夷君的功能却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当地人其实一直沿用的是旧称武夷宫。
虽然历史上武夷山道教宫观有九十九观之说，但现在却只有桃源洞尚存。桃源洞，原名小桃源，这是一个由石崖相倚成门的山洞，四周峰峦环立，东为玉版峰、南临苍屏峰，西为天壶峰，北接三仰峰，显得极为幽深。沿山涧向上爬行，只见乱石塞谷，涧水断流，就在无路可走之际，却见巨石之下有一洞穴。穿过石门，却见洞内平旷如砥，豁然开朗。群峰环抱之中，竟有田地一二十亩，翠竹丛生，桃林连片，村舍数处。置身于洞内，回视无门，使人颇疑为世外桃源，因此才得名“小桃源”。宋代陈石堂、吴正理等曾在此避世隐居。洞内西侧有开源堂道观。本是五代时为佛教徒所开辟，但到南宋以后为道士所据。元、明、清三代道观多次重建，成为现存武夷山较为完整的道观，建有三清殿、三皇元君殿、真武殿等道观殿宇。而明代著名学者谢肇淛、徐霞客都曾到此地游览，并留有诗文。
蜿蜒于东海之滨的天台山位于浙江省东部，绵亘于天台、临海、宁海、新昌、嵊县五县之间。在天台县境内则包括天台、赤城、桐柏诸山。据元末明初所出之《天台山志》云：“今言天台者，盖山之都号，如桐柏、赤城、瀑布、佛垅、香炉、华顶、东苍，皆山之别名。”天台山的主峰为华顶，海拔1094米。在司马承贞《天地宫府图》中，称天台山的赤城山洞为十大洞天之一，而灵墟洞和司马悔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在明代佛僧释传灯所著的《天台山方外志》中这第十四福地灵墟洞在天台县北六十里，第六十福地司马悔山在天台县北十三里。显然，天台山在道教中地位非同寻常，被认为是神仙窟宅荟萃之区。
天台山自然风光旖旎多姿，其清秀、奇特、幽静的景色成为历代高道意欲修真养性之地。至于道教何时进入天台山，已难确考。我们只知道东汉末年葛玄曾在此修真，或许他就是居天台山较早的道士了。据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卷十载，葛玄在年十八九时已是仙道渐成，遂入天台赤城精思念道，在这里遇到了左元放。左氏授以他九丹金液仙经。葛玄行持了大约三年，广积功效。在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敕真人徐来勤等同降于天台，授灵宝经三十六部及上清斋法二等，并三箓七品斋法。而出世较早的道书中也有这一段的记载。陶弘景在《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中称：“公（指葛玄）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云笈七签》卷四《灵宝经目序》也说：“老君降真于天师，仙公授（受）文于天台。”看来，葛玄居天台修道无论是道教中还是道教外都已得到确认，而天台山瀑布岩下所建的天台观，据称也是葛玄修建。
释传灯在《天台山方外志》中列有晋代神仙、道士多人，有袁根、柏硕、班孟、魏夫人、王玄甫、许迈、羊愔、白云先生，到了南朝，则有道士褚伯玉、徐则等人居止天台。比如钱塘人褚伯玉，十六岁那年，家里为他娶妻，伯玉不从，逾垣而出，隐于天台中峰二十年，直到南齐高帝萧道成征召。据说萧道成还专门在天台山为褚伯玉立了太平馆。但是萧道成征召褚伯玉，褚伯玉并不愿意为他服务，而是移居大霍山仙去。而陈时天台山有著名道士徐则居止。徐则是会稽郡剡县人。自幼性格沉静淡泊，曾受儒业，但善三玄，精于议论，一时名震都邑。但他对此毫不在意，而是杖策入缙云山过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去了。陈宣帝太建年间（569-582年），徐则一度应召栖止陈都至真观，但不久即辞别，再遁入天台山。
天台山
入唐，天台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有大批知名道士相继入居此山。最著者是司马承贞及其所传之弟子。据卫《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等载，司马承贞在嵩山礼潘师正为师后，曾遍游名山，不久即往天台山不出。司马在天台山构层轩于坛上，目为“众妙台”，自号白云子。据史书记载，司马承贞留居天台山的时间大致在武周朝（690-704）至开元十二年（724年）之间，期间只在开元初去南岳住过短暂的一个时期。在当时修炼外丹的风气中，司马承贞力介“坐忘”，以老子思想为依据，吸取佛教止观、禅定的方法，给后世道教以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丹，由外向内寻求成仙之道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理论作用，成为宋元道教内丹学的理论先驱，并给宋明理学以一定的影响。在天台山期间，司马承贞创置桐柏观，建藏经殿，收授了许多弟子，有女道士谢自然、焦静真，男弟子薛季昌，“天台仙派”应运而生，为南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司马承贞所创立的上清派，即是由薛季昌传承下去的。天台山实际上成为上清道的一个支派。刘咸炘在《道教征略》称为“南岳天台派”。
这一时期，天台山汇聚了众多高道，如号默希子的徐灵府师从田虚应，居止天台山云盖峰虎头岩石室内十余年。会昌（841-846）初，武宗征召不赴。卒年八十二岁，一生著有《玄鉴》五篇，注《通玄真经》十二篇，又撰写了《天台山记》、《三洞要略》、《寒山子集序》等著作；应夷节本为汝南人，十三岁入道士籍。后游天台，师从冯惟良受上清法。武宗会昌中，在天台山桐柏观之西别建一处静坛以居，皇帝下诏赐名为道元院。应夷节在天台山栖真五十余年，弟子众多。此外，叶藏质、左玄泽、杜光庭及五代道士朱霄外等都在天台山修真，也都是名重一时的高道：杜光庭是在唐懿宗咸通（860-873）间应九经举不第，遂入天台山学道，师从应夷节，后成为总结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人物。我们这本书中所用的洞天福地体系大多出于他的学说。而朱霄外，我们则可以从他在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建藏经院时所题的“吴越两街道统天台道门威仪、栖真明德大师通玄先生正一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守太保上柱国、吴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朱霄外建”，得知他的声名所及。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知名的道士在此修真，所以，魏晋南北朝时天台山已建有一批道观（馆）。最早的当属孙权为葛玄所建的天台观，唐人徐灵府在《天台山记》中称：“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玄）所创，最居形胜。”后来，徐则也曾居住在此观。齐永泰元年（498年），齐梁名士沈约于桐柏山上建金庭馆，还撰写了《桐柏山金庭馆碑》，记录了其建馆隐居的详细过程。
唐代，是天台山兴建宫观的高潮时期。其中，以桐柏观最为壮观。当时故老们传说，这里本是昔日葛玄居止的地方，后来也有不少道士在此修真。到了唐代，则司马承贞居于此地。故景云（710-711）中，唐睿宗李旦下诏，在这块宝地新修了桐柏观作为道士修炼的居处。桐柏观修成后又经徐灵府、叶藏质不断修缮。五代后梁开平（907-910）年间，更名为桐柏宫。至唐代，司马承贞创置桐柏观，建藏经殿，“天台仙派”应运而生，为南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北宋邑人张伯端开创南宗，桐柏、赤城，灵墟、司马悔山成为洞天福地。事实上，南宗开创于张伯端，真正确立却是在南宋的白玉蟾时期。号为紫阳真人的张伯端本身即为天台人，他从刘海蟾处学得金液还丹之诀，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撰成《悟真篇》，宣扬“三教一理”和内丹术。这种内丹术实际上早在盛唐时期司马承贞就开始提倡。当时，司马氏是鉴于外丹“徒费财与日”，甚至致人暴死，曾提倡“坐忘论”。所谓的“坐忘论”就是将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转变为可以操作的静修。说白了，不过是一种心理训练实践体系而已。张伯端在司马的“坐忘论”基础上循序渐进，同时，还吸取了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等高道之说。恰在此时，正是佛教中禅宗大行其事，张伯端也借用了禅宗的教义，系统地阐述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返虚，由命功而性功的修持步骤，遂集“内丹术”之大成，从此内丹术成为了道教炼养术中的显学。张伯端将其毕生所修，尽传弟子石泰，石泰再依次传授给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世称“南五相”。他和白玉蟾等人修持布道的桐柏宫成为中外道徒共奉的南宗祖庭。
除了桐柏宫外，在唐代，天台山还陆续修建了许多宫观，如长庆元年（821年）徐灵府修建的元明宫；咸通年间（860-873）叶藏质建法莲院，又在玉霄峰下创建石门山居，石门山居后改名为玉霄观。此观到了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再次改名为洞天宫；大中六年（852年）修建了白云庵，后在北宋乾道四年（1168年）时更名为白云昌寿观；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朱霄外建藏经院。此外，还有昭庆院、延寿观、法轮院等。
一方面是新建的各种宫观，另外也对旧朝的宫观加以修葺增建。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孙权为葛玄所建的天台观，咸通年间（860-873）又在原地修建了老君殿，而这个老君殿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为福圣观。
宋元时，天台道教继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道教南宗的确立。司马承贞虽然创立了“坐忘论”，形成了一套内丹术的理论基础。但是，真正将内丹术发扬光大，形成道教南宗派别的却是号为紫阳真人的张伯端。
当时，佛教中禅宗大行其事，张伯端借用了禅宗的教义，在司马的“坐忘论”基础上循序渐进。同时，还吸取了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等高道之说，尤其是他从刘海蟾处学得金液还丹之诀，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撰成《悟真篇》，系统地阐述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返虚，由命功而性功的修持步骤，宣扬“三教一理”和内丹术。由于张伯端集“内丹术”之大成，从此内丹术成为了道教炼养术中的显学，开创了道教中的南宗派别，而桐柏、赤城，灵墟、司马悔山也相应成为洞天福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宗开创于张伯端，真正确立却是在南宋的白玉蟾时期。张伯端将其毕生所修，尽传弟子石泰，石泰再依次传授给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世称“南五相”。他和白玉蟾等人修持布道的桐柏宫也因此成为中外道徒共奉的南宗祖庭。
从此，天台山在道教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各地道士纷纷到此学道，因而也出产了不少名重一时，对道教贡献很大的道士。如张契真自幼师从胡法师，游于赤城山。适逢朱霄外居于天台，将他度为道士。随后张契真又从樊先生受正一盟威灵宝法，从此名震江湖，号小灵宝。由于这位张契真先生不仅道术高强，而且还嗜好文学，擅长草隶和棋弈，因此而结交了不少权贵，在吴越时即被命为总管三箓斋事。朝代更替后，其鸿运不衰，宋太宗仍命他主醮，并刊正道书，同时赐号元静大师。张契真所编的《上清灵宝大法》六十六卷，就存于《道藏》内。与张契真同时齐名的大“灵宝”王茂端，也曾居止天台山，所著的《灵宝教法秘箓》十卷，就留下桐柏观内。至于张无梦、陈景元师徒二人，也都曾修真于天台山。永嘉之乱后，南宋朝廷行在临安，天台山借近水楼台，更成为高道云集之地。当时，在这里修真的有元明宫道士张云友、桐柏观道士祝通玄、王中立。尤其是宋理宗对王中立宠赐优渥。还有一些道人，慕天台山之名，游于此。如为显仁太后治好眼疾的皇甫坦，在隆兴年间（1163-1164）游天台。
宋元间，除对已有的桐柏观、福寿观进行修葺外，又新建了一批宫观。宋代新建宫观有：玉京观是宋政和八年（1118年）赐额建观；熙宁道院在宋咸淳七年（1271年）由道士徐自明兴建；玄静观，南宋时期，由奸相贾似道施宅修建。元代，天台山的新建道观也不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元初的至元年间。至元年间（1264-1294年）兴建的宫观，有仁靖纯素二宫，是因为桐柏观道士王中立被元世祖忽必烈授予仁靖纯素真人，于是，便在桐柏观右侧白云观旧址处兴建纯素宫，在柏桐观左侧冲啬庵旧基建仁靖宫；此外，王中立还修建了养素道院。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由其他道士兴修的道观：如陈贯道主持修建的桃源道院、石好问修建的思真庵、周正中修建的卧云庵等。只有鹤峰全真道院是在大德九年（1305年）由道士徐光孚兴建的。
明清以后，天台山道教走向衰落。不仅不再有高道传法，而且宫观到了明末大都倾圯废毁。在明僧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中对唐宋名观桐柏宫的倾圯经过有十分详细的描述：先是该宫于元末遭到火焚，化为丘墟。洪武年间（1368-1399）得到重建，并于永乐十年（1412年）再次大修。只是修葺后的桐柏观，其间架规模，崇饰艳丽，与唐宋旧时相去甚远。而到了明末的万历年间（1573-1619）不过百余年的时间，桐柏观已是道众贫匮，殿宇颓坏，宫中碑刻所剩无几了。桐柏观如此，天台山上其余宫观更是不堪，或废圯，或改为僧寺。到了清代潘耒撰写《游天台山记》时，桐柏宫仅余遗墟，潘耒感慨道，这个葛仙公、司马子微之徒居之的金庭洞天，曾经是多么的辉煌荣耀，受到过皇室的隆礼，一度是宸翰天章，照耀山谷。璇题霞栋，填溢涧阿的仙宫，如今却鞠为茂草，仅存的一间三清殿，还多年失修，其中的天尊塑像也遭受到日曝雨淋的境遇。到了清末的光绪年间（1875-1908年），虽有道士对桐柏观加以重建，香火渐盛。但在抗日战争中，再遭日机轰炸，仅存零星破屋十余间。如今也已不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