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故事

有些猎人是职业化的，对于他们来说狩猎是一种生存手段，有些猎人是偷猎者，有些猎人是运动员，有些猎人是喜欢在闲暇时间背着猎枪四处溜达的人，即所谓的心灵诗人，与大自然的这种交往方式还有许 种。深受这种激情感染，到死都为这种情感所控制的那些猎人，往往是一些很特殊的人，他们应该天生如此，一定从小就献身于这一事业了。或许会有一些例外，但未必很 ，我本人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外。每一位有经验的猎人、艺术家、自然主义者和普尔热瓦利斯基型的旅行家，其嗜好都是在童年养成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他们通过嗜好而获得的童年体验。

我很早就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我通过自身经验而获得的素材，渐渐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模糊的暗示，想到了留存在一个文明人心灵中的这种野蛮人本能。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狩猎的嗜好是与童年联系在一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猎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至死都保存着孩童时期与自然初次相逢时所感受到的魅力。我还记得，小不点儿大的我，手里拿着弓箭，一连数小时躲在灌木丛中，守候那最小的鸟儿鹪鹩。我射死它们，毫不怜惜，而当我看到一只被其他人伤害的鸟儿，或是一只遭到老鹰袭击的寒鸦幼雏，我却一定会把它捡起来，照看它。如今，我常常会思考这样一种两面性，我有时想，我们的某些崇高情感也是由鲜血滋养出来的。

弓箭之后，我有了一把弩，后来又有了橡皮弹弓，我用弹弓打麻雀，几乎百发百中。当然，我的第一件火器还是我自己用一把普通的锡制手枪改装而成的。直到我成为叶列茨中学一年级学生时，我才亲手握过一把真正的猎枪。给我弄来这把猎枪的，是我的三位同学中的一位，我和这三位同学一起，曾试图乘船沿着索斯纳河逃向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的一个名叫亚洲的地方。我认为，这次出走与其说是由捷里亚诺夫中学的制度所导致的，不如说是出于我对旅行的特殊爱好，我青年时期的生活如果更正常一些，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旅行家。

我们漫游了几天，放了许 枪。抓住我们的人，是当时在叶列茨大名鼎鼎的盗马贼克星、县警察分局局长克鲁普金，他似乎是个大好人。碰见我们之后，局长请我们喝伏特加，还亲自和我们一起打猎，夸奖我们的枪法，他顺便向我们证明，我们必须回去，因为我们在冬季到来之前反正是到不了亚洲的。人们用嘲笑迎接我们：“他们想去亚洲，结果却来到了一所中学。”早在童年时期，童话与生活的关系就以这样一种尖锐的方式摆到了我的面前。这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叛逆精神，它将我从一所学校抛向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抛向另一个国家。这正是那些浪漫主义源头的研究者们应该关注的地方，即童年的大自然，而非那一扇扇哥特式窗户。

最后，我到了德国。由于种种叛逆行为，我实际上始终是一个修养不足的人，在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便在德国贪婪地钻研起各门学问。但是，这样一种试图借助学问成长为一个好人的渴望，自身却偏离了正事，使我注定要去无休止地寻求。心灵的躁动使我成不了一位学者，可我毕竟弄明白了，学者的本领就在于小心翼翼地与事实打交道，等我领会了这一点，我修养不足的缺陷便不再让我痛苦了，我也就成了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甚至还以不错的分数拿到了相应的证书。

回到俄罗斯之后，我碰上了禁止迁入首都的禁令，便在地方自治局谋得一个农艺师的差事。当时，有学问的农艺师在地方自治局里很难施展才能，能做的事情就是组织信用合作社，宣讲牧草栽培技术，以及负责地方自治局仓库里各种农具和种子的买卖。这样的工作我总共只干了一年，有一次，我偶然遇见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教授^[1]，就开始准备到农业研究所去，接受他的指导，在实验站做研究工作。这时，我开始为各种农学杂志写文章，甚至开始编书，其中的《土豆》^[2]一书作为最完备的土豆栽培指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我的农艺学活动持续了20年左右。我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实验室转到实验站，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一年，当时我彻底确信，实用科学永远也不会使我满足了。

在实验站工作期间，我对倾听民间话语产生出一种珍贵的激情，民间话语的表现力让我感到惊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界，第一拨颓废派已经被粉碎，一种在神秘论中寻觅支撑的特殊的美学民粹派开始出现。但是，无论旧民粹派还是新斯拉夫派，无论美学神秘论还是“神秘无政府主义”，都不是我的文学活动之基础。我开始研究语言，这仅仅是因为，研究农艺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枯燥，这是其一；其二则为，作为一个典型的、玄妙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我最终都将在生活中被具体化。在某个年龄上，将自己的个性具体化，这样一个问题会被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我在这里略去了自己四处流浪、屡遭不幸的大量隐秘事实，因为我暂时还不敢充分暴露自己，我要以濒临死亡的动物为例，它们患病之后，就会走进难以通行的密林，在那里隐藏自己的遗骸。人生的不幸是一个过渡性时刻，其结果要么是死亡，要么就是这样一种作用，即测量生活深度的一把标尺，创造幸福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我没有谋生手段，当时我已成家。辞去公职之后，我并未另寻工作。我试图以翻译或农艺学著作的写作为生，我落户彼得堡郊区，在小奥赫塔河对岸，基诺维伊斯基大街的尽头，这里生长着许 白桦树，四周是一些卷心菜园子。我试着写作一些中篇小说，可它们都被编辑部退了回来。我是俄罗斯众 初学写作者中的一个，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立马就能写出好作品来。但是，我却不是那样的文学家，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能，或不以这样的无能为短，他们不停地写呀，写呀，然后出人头地。我有着病态的自尊，我一次也不敢亲手把自己的作品送往编辑部。认为自己能写出一部复杂心理小说的希望已经破灭，我就想试着对那些 少有趣的事实进行一番描述，我想，通过这样的工作，我粗制滥造的写作欲望将显得合理，学会了这一招的我，将越陷越深。于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文学的缓慢的、有些陈旧的民族学之路，在一位杰出的天才看来，这样的道路是可笑的。我没有成为一位笔头很快的文学家，其原因最有可能就是科学工作者们那种巨大、谦逊、不引人注目的劳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在德国大学的实验室里虔敬地目睹过这样的劳作。

我幸运的是，就是在基诺维伊斯基大街旁的那些卷心菜园里，过去的外省医士、如今的著名民族学家尼·叶·翁楚科夫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听我讲了我童年时期那些关于亚洲之类的幻想，他便开始说服我，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省的维格湖完全符合我的幻想，我一定得去那里走一趟。翁楚科夫把我介绍给了沙赫马托夫院士，后者教会我一些东西，并从科学院给我弄来一张通行证，于是，从那个时刻起，民族学家的称号便终生伴随着我，虽然我并未研究过这门学问，甚至并不确信这是一门科学。

我动身去了北方，仿效翁楚科夫的做法去记录史事歌，当时丝毫没有想到打猎的事情。但是，在波韦涅茨地方自治局机关，经别人劝说我买了一杆别丹式步枪，因为在彼得罗夫哨所，我很难从农民那里弄到肉，而野生动物却很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猎枪为自己随意猎取。

如今，这杆曾经是我幸福之源泉的猎枪究竟在哪儿呢？在开第一枪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些真正幸福的 月，在我试图逃往亚洲的时候，我曾体验到这样的幸福。我这第一枪打中了一只从林中灌木丛中飞起来的松鸡，在这个时刻，我的眼中只有林中的一片绿色闪光。我打中了松鸡，于是，我永远成了一个自由人，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此时，我，一个驯养过不止一条猎狗的猎人，会带着深深的鄙视打量这么一位猎人，他手持一杆别丹式猎枪，胡乱装填弹药，凭着自己的双脚去轰撵野物，还认为自己是在打猎。但是，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的森林中却没有人看我，野物又如此之 ，甚至在20步开外用霰弹射击，我都总能弄到当午餐的野味。我一边打猎，一边在白天和明亮的夜晚展开工作。我经常只身一人到口碑不佳的林中居民那里去，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有一次，我与一位魔法师比赛，看谁酒量大，在他喝倒之后，我从他的靴子里掏出一个咒语，抄录下来，然后与他并排躺在白桦树叶上，在北方，这些桦树叶子是储存起来喂牲口的，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干草。在卡累利阿语称之为“拉姆比恩”的明亮的林中湖泊旁，我有时能在灌木丛中看到一窝天鹅，它们如此美丽，使我不忍心向它们开枪，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写进一则童话，童话中的那只天鹅请求猎人不要向它开枪，就这样，我通过自身的体验领悟到了童话的隐秘意义。

如今我认为，每一位艺术家都肯定是一个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世界就像他所理解的那样。但是，毕竟仍有这些卡累利阿的石头，毕竟仍有人们闻所未闻的这些吟诵夜莺的斯拉夫歌曲，还有我自己这唯一的、不可重复的短暂生命：要知道，正是我鲜活生命的闪光，映亮了这芬兰的峭壁和斯拉夫的史事歌！

有 少卷帙浩繁的旅行著作，其中的99页写的是事实，只有一页写的是作者对于这些事实的态度；如今，这99页全都过时了，无法卒读，而作者的那一页却留存了下来，一百年之后，我们还会把它收入文选读本。

还有 少本旅行图书如今已无任何价值，这仅仅是因为，其作者因为现实而出卖了自己的童话，因此，他们便以其自身贬低了生活，又用生活贬低了他们自己。

早在我童年时走向幻想中的亚洲的那次旅行中，这一关于现实和神话的问题就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结果，亚洲变成了中学，生活强迫我承认中学，但我却在内心深处珍藏着自己的亚洲，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四处流浪，为了最终证明自己那个亚洲的真实性。

在寻常的生活事实的基础上认识自我，事实本身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运用这种方式，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写出了我北方之旅的第二本书《小圆面包》，但是一开头，我完全无法把握自己的笔，只有我第一本书的书名，保存下了我在 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后与大自然蓦然相逢时的真实感受。我把第一本书称为《鸟儿不惊的地方》。

回到奥赫塔之后，我向熟人们询问，谁的民族学随笔写得最好。人们告诉我，是马尔科夫^[3]。我看了看他的开头，也就这样写了起来，然后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了下去，大约一个月之内，我就写出了一本约二十个印张的书。

是的，任何时候都用不着害怕模仿榜样。如果自己有东西，它就一定会占上风，如果自己一无所有，那么，通过勤勉的模仿，也能从优秀的榜样那里学到现成的优秀东西。然而，有一种偏见却让许 新手感到不安，即害怕模仿别人的东西。

通过此书的写作，我明白了自己最初几次文学尝试均不成功的原因。那些尝试不成功，是因为我没能成为我自己。如今我理解了自己，知道我就天性而言并非一位文学家，而是一位画家，因为我很少虚构，而只是写实，如果一棵树长在右边，而我写它是在左边，那么我的这幅画通常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我用画家的眼光看待一切，并未学过绘画的我，是在用词语和句子，而非色彩和线条作画。就这样，作为一位天生的画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家，我开始运用另一门艺术的力量来表现自我，为什么我至今还走在一条陈旧的道路上，这便是其中的第二个原因。有什么办法呢？只要勤勉，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所有艺术家在利用本行艺术之力量的同时，也都在运用其他门类艺术的技巧？或许，艺术本身就是为了取代那种丧失了的亲缘关系而兴起的？

出版人问我：

“您的本行是绘画吗？”

也许，他这样提问的依据，就是我拍摄的大量生动的照片，不过后来，也有其他许 人写道，我的书是建立在视觉印象的基础之上的。出版人杰夫里恩非常喜欢我拍的照片，或许，也以他的方式喜爱我对大自然的描写，我描写的是他没到过的地方，那地方距彼得堡如此之近，其神秘却不亚于遥远的新几内亚岛和中部非洲。这个瑞士人^[4] 还问我：

“能不能在那儿的什么地方买一幢别墅呢？”

“蚊子非常 。”我回答。

他的面容忧伤起来。我觉得，他由于这一点也会对我的书感到失望。我赶忙用那个地区的未来前景来安慰老人，说等沼泽被排干，蚊子就会被消灭掉。

“地皮现在就可以买，”我说道，“别墅就等沼泽排干后再盖。”

他又高兴起来，我鼓起勇气请他听我朗读我书中的一章。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领来几个孩子，可能是他的孙儿孙女，他让孩子们坐下来听我朗读。在我读完一章之后，老人带头鼓掌，并让孩子们也跟着鼓掌。这位出版人非常喜欢此书，他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就马上付给我六百卢布稿费，并为此书出了豪华版。

我没有任何关系，在彼得堡连一位文学家，甚至一个记者都不认识，可是我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此书，地理学会授予我一枚奖章，我也开始经常为《俄罗斯新闻》撰稿。我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如同一枪命中一只飞鸟。但是，我不仅抓住了幸福，我觉得我还立即腌渍了自己的幸福，使它不至于腐烂，而这种情况在许 起步顺利的文学家身上是司空见惯的。

当然我也明白，决定此书之意义的，并非搜集民族学事实的工作，而是隐藏在此书中的活跃创意。或许，在先前的生活中，我被迫从事一种与我的天性不符的工作，并因此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即要想使这种工作获得回报，就必须具有驴一般的忍耐精神，就是带着这种耐力，我写出了那本关于土豆的书。当出版人因为我纯粹的游戏之作而突然付给我六百卢布（我记得那些钞票全是金色的）的时候，我便将之视为我闻所未闻的最大幸福：这就是说，我可以一边游戏一边生活了，我之后的工作就将是游戏了。只需要大胆、更大胆地游戏，扫除身后所有的汗迹和泪痕。

谈论由于文学创意而得到的钱是可笑的，要是一个投机者拿创意做生意，用诸如我的书名《鸟儿不惊的地方》这样一个创意去挣钱，就能挣到一笔我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大钱，可是我觉得，我挣到的钱很特别，是好钱。我为自己设计出了一种非常廉价的旅行方式，我用很少的钱完成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能力进行的探险和狩猎。我各种地方都去过：东西南北，山峦和森林，海洋和荒漠，我到了我童年时试图逃往的亚洲，我在亚洲的卡尔卡拉林斯克山和巴尔喀什湖之间打死了一头很难打到的盘羊，在那里留下一段神话，使自己成了一个像传说中那个黑皮肤的阿拉伯人一样的传奇人物。

我的作品首先在文学上层获得了成功。列米佐夫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谈到了我，前者是在他那个人数众 的彼得堡文学艺术协会里谈起我的，后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结识了彼得堡的整个文学艺术界，这一点对于稿酬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好像是在扎米亚京的住宅里，有人对我说，我不善谈生意，比如，《交易所新闻》就本该按一行字半卢布给我付酬才是。我颇感怀疑。这个说话人拿起了电话。

“您现在就去，编辑在等您，但您一定要说半卢布一行字。”

我立马动身，答应半小时后回来。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对编辑说出口：“半卢布一行。”

“我想付您40戈比一行。”他说。

“不行，”我坚持说，“半卢布一行。”

他只好同意了。

我高兴极了，飞奔进扎米亚京楼下的那套住宅，在过道里就喊了起来：

“乌拉！他们付半卢布一行！”

这件事情我完全忘了，是扎米亚京不久前告诉我的。这样的事情可能还有不少。我的事业蒸蒸日上。《野蔷薇》给我的稿酬，每个印张将近一千卢布，可是突然之间，我的技艺又成了无用的东西，终日所思又集中在一块黑面包上。

对我的生命力的这样一种新体验，并非那种我不愿说出口的个人失败和不幸之场景。这种体验不是个人的，而是共同的，这种体验叙述起来并不困难。革命前不久我犯过一个大错，这个错误将我置于一个艰难的、相当尴尬的境地。我的母亲去世了，兄弟们在她去世后分了家，我得到30亩土地。我决定用积攒起来的稿费为自己建一座房子，地基恰好就选在我童年时偷过佃户苹果的地方。我在开始做这件滑稽事情的时候，对革命已经有所了解，但是我以为，30亩地算不了什么：我不是地主。我错了，因为在农民们眼中，我的土地是整个未被分割的（他们以为未被分割）庄园的一部分。

当然，我可惜的并非自己的损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一切都显示情况不妙时，我还是主动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境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管理家产，这让人无法胜任，我又没有足够的机智及时地抛弃它。不过，出于对我已故母亲的尊敬，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来打扰我。后来开始了搜查，我们也很不体面地把粮食藏了起来。一次，下达了上交猎枪的命令。这是在要我的命：我把我所有的幸福都与拥有一把猎枪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枪很棒，当时我也已经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真正猎人了。我决定不上交自己的猎枪，与其眼见它落入他人之手，还不如把它沉到塘里去。我和妻子一起拿定主意，她在晚上完成了这件忧伤的事情。我们把枪用漆布包好，用绳子捆紧，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妻子扛走了这口“棺材”，一个小时之后，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幸福沉没了。

在这桩十分痛苦的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一些外地人来到我们村，他们要求农民们与我划清界限。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友人为我辩护，他说道：“我们将来或许要为这个人立一座纪念碑，就像为普希金立碑那样。”那些人回答他说：“这样的话，就应该把他赶走，省得将来立碑。”

他们对我下了驱逐令。

临别时，村里一位喜欢写诗，外号叫“女王”的裁缝给我读了她的几句诗：

村子养育了一个孩子，

把未来的诗人送给了世界，

如今村子以他为骄傲，

向他致以衷心的问候。

在女王之后，又来了许 人。在上交财产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家的樱桃园里做过活的一位很好的老太太，边哭边在拽一张牛皮。她耳朵有点儿背，没有发觉，干牛皮被拽时发出的响声已经出卖了她。她在哭，因为她可怜我们。可她还是在拽那张牛皮，因为其他人反正也是会把它拽走的。

我进了城，有时也会顺着大路到乡下去弄点儿粮食。我的房子现在成了乡执委会，我父母的那间大房子则成了戏院，那儿的一切都由阿尔希普负责，我童年时和这位阿尔希普在乡村学校里一起上过学，他的妻子杜尼娅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里做活。阿尔希普和杜尼娅莎在我母亲的卧室里安了家。他们把这卧室弄得像一间农舍：这里摆着马脖套、铁锹和一袋袋种子。他们觉得住在这里很不方便。杜尼娅莎老是冲着阿尔希普抱怨，咒骂这座房子。对于我，他们则以他们独特的农民方式表示同情，在我来取粮食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带有浆果的发酵面饼招待我。每次访问故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旧园子里的树自下而上越来越秃，直到最后变得像棕榈树似的。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自己也冻得受不了，就用自家苹果树上那些离地较近的枝丫为自己生起了炉火。在如今成了戏院、供人们跳舞的客厅里，垃圾无人清运，一层厚厚的葵花子皮，踩上去软软的。阳台歪向一边，窗户上的玻璃被打碎了。在人们对戏剧和舞蹈的爱好还没有结束之前，这座老房子便拒绝提供服务了。我的那座新房子不知为何被烧毁了。

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带着两个巨大的圆面包、不到一升的牛奶和一袋土豆走出村子。一个走运的人在远处追赶一只兔子，我一直能听见猎犬的叫声，直到城边，我一路上都觉得，这个可怕的猎人是在追我，就像在追赶一只兔子，从城里追到村子，又从村子追到城里……

马蒙托夫^[5]的侵袭使这段可悲的生活告一段落。这位首领让他手下那些歌萨克和吉尔斯人把叶列茨城洗动一空，就像过去那样，叶列茨城不止一次遭到鞑靼人的洗劫。居民们曾对马蒙托夫的到来抱有很 希望，但就在哥萨克入城的那一瞬间，这些希望便迅速地化为了泡影。

这一天，哥萨克大肆屠杀犹太人。与犹太人一起遭到屠杀的，还有许 黑头发的俄罗斯人，我之所以幸免于难，是由于一个让人开心的奇迹，即便是一个懦夫，在道别生活的最后关头，其心灵也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

马蒙托夫的侵袭成了我所谓不幸生活的终结。内心的考验画上了句点，我又重新获得了光明和自由。一天，有人从村子里给我拿来一样用漆布包裹、用绳子捆绑的东西。我简直不敢辨认这漆布和绳子。我用颤抖的手解开包裹，于是，我便与我那把漂亮的猎枪再次相会了。我妻子所保守的那个秘密也就被解开了：她当初并不赞成我作出的把枪扔进水中的决定，没有了这东西，她很难想象我是否还能活下去。她去到一位诚实的农夫那儿，求他藏起猎枪，却回来对我说，枪已经扔进了水里。此时，我孩童时期的亚洲幻想再度被燃烧起来，一个旅行计划酝酿成熟了，要离开这破产的地方前往我妻子的故乡，去斯摩棱斯克省，去那片丰饶的林区。我想，如果能在那里教农家孩子们读书识字，可能也像写作一样有意思。我决定去做一名乡村教师，并开始为这次复杂的旅程做准备，因为这次旅程的目的地是一个受到波兰人威胁的地区。当时的铁路旅行情况，众所周知。我们一度想卖掉我们剩下的一切，以便买辆马车，像茨冈人那样赶路。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落空了。我们上了一节售货车厢，装上行李，我们相信，售货车厢会使我们免遭匪帮的袭击。在离开的最后时刻，“女王”从故乡的小村赶来道别，并给我带来一条毛巾，上面绣着几行诗：

你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相识，

就像月亮在空中徘徊。

别了，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别了，我们卓越的天才。

虽然我的情况从我得到猎枪的那一刻起开始好转了，但还远远谈不上狩猎。在这次旅行过程中，我的胡须中出现了第一缕白丝。我想出数千种花招，以便保住这把猎枪，但有一次还是遇到了麻烦。

那张证书没能使我平安过关。那个凶狠的队长看上了我的猎枪，拿起枪来就走了，以此表明，他拿了我的枪，也就不再检查我的其他东西了。他的算盘打错了，我大声喊叫起来。我没戴帽子，头发由于在车厢里闷出的汗水而粘在一起，我追着他跑上站台，冲他骂娘，引来很 人。我原本可以不这么骂人，我原本可以把这个恶人狠揍一顿，我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我已经越过灾难的边界，幸福已经开始向我转身。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的人，他衣着整洁，穿一件质地很好的大衣，他严厉、果断地对那位队长说：

“把枪还给这位同志！”

队长慌了神。

“您是谁？”

“我是马戈里夫。”肤色黝黑的人说。

然后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证件。

我明白了，马戈里夫是个缩略语，表示的是某个重要机构。

那个意识到自己无理的队长，没看对方的证件，就把猎枪还给了我，一句话也没说。

马戈里夫向我点头致意，同我握了手：他曾是一家报社的新闻栏编辑，在报社不止一次见过我。

“不过，”我问道，“您怎么成了马戈里夫呢，这马－戈－里－夫是个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这个年轻人回答，“这是我的姓。”

“那证件呢？”

“证件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刚刚担任了罗斯塔通讯社的记者。”

当然，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自卫方式。我的方式就是粗鲁的直率和激烈的辱骂，这种方式在外省用起来倒也不错，但在快到首都的时候我开始想，仅靠这个法子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与马戈里夫相关的这段插曲使我也选中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汇，以便能安全地旅行至斯摩棱斯克省。在莫斯科，我请求卢那察尔斯基给我开了一张搜集民间文学的证明，在装有禁运物品的货包上，我用红色铅笔写道：民间文学，非标准产品。“民间文学”一词像“马戈里夫”一样非常奏效，凭借它，我把猎枪和其他物品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中学时的老同学、老朋友尼·亚·谢马什科帮了我一个大忙，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曾是同一个地下小组里的战友。他或许以为，我去找他是为了要办什么大事，他见到我很高兴，准备尽其所能地帮我的忙。当然，他能办成很 事。但我却只求他给我弄点儿火药，一点点火药……

“可以吗？”

他想了片刻，说道：

“可以。”

然后开始给某个部门写批条。

“要 少火药？”这位卫生人民委员问。

我想说的是两磅，但突然变成了三磅，然后是四磅。

“一点点，”我说，“五磅可以吗？”

“我们就写六磅吧。”谢马什科说。

当然，可贵的并非他写的批条，而是他并未追问细枝末节，问我在那个严峻的时代要拿这火药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凭借往日的友谊，谢马什科是理解我的。

在我凭借谢马什科的批条去取火药的军械总部，我又遇见一位身居要位的猎人朋友，除了六磅黑色火药之外，他又给了我两磅无烟火药。他还教我如何弄到霰弹，因为霰弹哪儿都没有，他让我钻到某个挂有老式吊灯的博物馆大庄园里去，从吊灯里倒出那些维持平衡用的霰弹。我照他的说法去做，果然弄到了比火药还 的霰弹。就这样，打着民间文学的幌子，我顺顺当当地把一大笔财富运到了斯摩棱斯克省。不过，途中也遇到过一些有知识的人，当我解释说民间文学是一种非标准的物品时，他们便好奇地问我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当我解释说民间文学就是民间的歌曲和故事时，他们便为我的杜撰而莫名其妙起来。

在我妻子的故乡 罗戈布日县斯列 沃村，人们对我们并不友好。在那片林区，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到土地。农民们担心，我妻子起先一个人住下来，挤进来，然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再要求给她全家人分地。因此，我们一直找不到住处。不过，夏季我们也不太需要住处。我们在林中的一个草棚里住了下来，就在这里，在一条小溪旁，我开始了打猎，开始了自己擅长的寻常观察。

我打中的头几只鸟给我带来了 大的幸福啊！我的孩子们远远地看到了，就扑过来迎接，抢走野鸭和黑琴鸡，拿给他们的母亲。你想想，拔鸟毛是一件 么恶心的事情，可是我的妻子却容光焕发地边拔边说：

“没想到，怎么也没想到，又能拔鸟毛了。”

小溪的水很清澈，水底有一个深坑，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那儿游动着几尾红鳍的鱼儿。我的小儿子常用小虫作诱饵钓这些鱼。树梢发出悦耳的响声。就连那阴森的刺柏丛，也从头到脚都缠满了菟丝子和野豌豆秧。是的，当财富的骗局消失之后，这便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整个世界都浓缩在了这个地方，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美好的世界……

我拟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写明我妻子的亲戚们，他们分散居住在这个县和邻县的广大地区。当时，饥荒已从另一个省蔓延到了斯摩棱斯克省，每一块面包、每一口牛奶都极其宝贵，我口袋里分文没有，就带着这份名单上了路。我记住了我妻子某位表姑的名字，我妻子也是在小时候才见过这位表姑一面，我到了表姑那里，说明我们的亲戚关系，结果我不仅饱餐了一顿，而且还弄到一些肥肉和馅饼，把这些东西和打到的鸟一起带回了我们的干草棚。通过这样的亲戚关系，我明白了俄罗斯农民在言谈和交往中体现出的那迷人的真诚和淳朴究竟从何而来，明白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当家族的力量与法律的力量相遇的时候，我也明白了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些漂泊中，我明白了一切。

在干草上睡觉，结果不知为何会是这样的，即无论 累，两个小时便能完全睡足，其余时间都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度过的，这时，能听见林中最细微的声响，这声响还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似乎，野兽的生活也和人类的生活一样，要借助亲戚关系去解读。

一次，在这样的时辰，我的小狗弗列伊达爬下草堆，跑出草棚，大叫起来。我拿起猎枪，也从干草堆上爬了下来。在这个夜晚，我的面前展现出一幅我从未见过的场景：我们这大大的一片被森林环绕的林中空地上，满是亮光，这亮光来自萤火虫。甚至连小狗都被这个罕见的场景所震撼了，于是想到要冲着这从未见过的亮光狂吠。

雨水打在草棚上，显得很奇怪，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板条棚顶上，而干草却一直没淋湿。当冷雨开始飘落时，我们就钻到草堆里去，草堆里面很暖和。甚至在严寒来临的时候，往草堆里钻得越来越深的我们，也还能很久地抵挡寒冷。我听农民们说，即便是冰天雪地，整个人都钻进干草，也是能熬过黑夜的。但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一天，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过后，我没有去打猎，而是去了国民教育处，不过五分钟的时间，我便获得一项任命，到一所学校去当教师，这所学校比斯列 沃离城更远，还要远上十 里路。

有天赋的人总的说来是不 的，在教师阶层情况也是如此，有经验的优秀老教师非常之少，但是那些刚刚工作一两年的教师，据我观察，却几乎都很有才。即便他们经验不足，但教师的兴趣爱好却会被传导给学生们，这一点似乎与一位有经验教师的工作同样可贵。如果所有的教师都能始终保持他们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那该 好啊！我本是一个散漫之人，但我也像一个刚开始教学的老师那样富有才华。孩子们从我这里得到了很 东西，家长们也很尊重我，因为我是男性，因为我的年龄和胡须。如今，我打中一只野兔或一只黑琴鸡后，不会再去亲戚家，而是去找我某位学生的家长。我去那里，像是仅仅为了歇歇脚，我会谈起教师的处境，说教上整整一个月的书，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马合烟、两盒火柴和六磅燕麦，说这就是我打到的野味，肉倒是不缺，就是没有猪油和面包。在此之后，人家通常会款待我一顿，还会给我一些猪油和面包。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次序，就像在牧羊人那里一样。有时，我会在大衣口袋里发现一瓶家酿白酒，我就在下一个村子里用这瓶白酒换些面包。当然，我也曾自己喝上几口，但 半不是因为忧伤，而是由于开心：有野味，有猪油，还有面包，干吗不干上一瓶呢？我同样难忘那幸福的一天，一位农民看见我在秋天里光脚穿套鞋到沼泽里去弄吃的，就送了我一双崭新的靴子，那是他买给他儿子的。但愿他能知道我还记着这件事，他的名字叫叶菲姆·巴拉诺夫斯基。后来，在他一年一度的节日里，我俩一起喝干的酒可不止一瓶。

有一段时间，依据谢马什科的一封信，科学院给我发了好几个月的口粮。还有一次，巴季舍夫实验站的人得知我写过一本关于土豆的小书，实验站给了我支持，直到我的这段鲁滨孙生涯告一段落。

在这段生涯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确变得和鲁滨孙差不 了，当时，他在岛上养了许 山羊，什么都有了，可他自己却常常走到海岸边，想着怎样才能横渡那片汪洋大海。

在这段时间里，我完全学会了用刀片摩擦燧石取火。我把一小块火绒放在木炭上，把木炭吹着，再放上一枝最细的松明，使劲一吹，松明就燃烧起来；只是在夜间，当我想抽烟的时候，刀片会碰到手指，我的手指因此总是伤痕累累的。一次，来了一个带有印花布、打火机和煤油的人，这些东西他都出售。朋友们为我买了一个打火机，我高兴得不得了。在这段时间，我写了一个篇幅不长的乡村随笔，把它寄给一位熟悉的记者，供他选用。没过几天，我因为这篇随笔就收到了一大笔稿费，说起来都很可怕，我用这笔稿费购买了15普特的面粉！

于是，我收拾好自己的杂物，动身前往莫斯科，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就像20年前从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省旅行回来时那样。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了我的《恶老头的锁链》的亚·康·沃隆斯基，在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和我第一本书《鸟儿不惊的地方》的出版者老杰夫里恩一样。就这样，我很快就再次成功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相对于从前处境而言的贫穷，并不能吓倒我。我变得勇敢了许 。举一个例子：从前我是一个准富人，但我只有一条狗和一把猎枪；此时我虽然贫穷，不知为何却拥有四条狗和三把漂亮的猎枪。

我叙述这一切，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于打猎的偏见，他们认为打猎不过是一种消遣。对于我来说，打猎是一种回归自我的手段，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生存手段，教育手段，让自己的孩子抖擞、乐观起来。最后，我要引用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幸福的一段话：

“人应该是幸福的。如果他不幸福，他是有罪的。人应该为自己操劳，直到能消除这种不便或误解。主要的不便就在于，如果一个人不幸福，那么就注定要面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整个世界的目的何在？等等。一旦幸福，我则会恭顺地感激，并希望你们也都幸福。”

【注释】

[1]德米特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1865-1948），俄罗斯农学家，俄罗斯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译注

[2]指普里什文编著的《大田和菜园土豆栽培》。——译注

[3]马尔科夫（1835-1903），俄罗斯作家、民族学家。——译注

[4]普里什文头几本书的出版人杰夫里恩是一个生活在彼得堡的瑞士人。——译注

[5]马蒙托夫（1869-1920），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军骑兵部队的首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