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曾经是世外桃源的中立小国瑞士被卷入到欧战之中，进入了战争状态。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灯塔也不再光芒四射了。教堂的古钟也开始敲打个不停。为了保卫祖国，瑞士的年轻壮丁都被征召入伍，甚至连那些民防团也被紧急动员起来。那是一支由40岁以上穿着五花八门军装的平民组成的军队。很显然，这些人军事技能匮乏，但是他们的士气却非常高涨。士兵们大都戴着查理二世时代（1660—1685年）的三角帽，乍一看好像时间又倒流了回去似的。他们的敌人还是和过去一样——俄国，沙皇统治下的“永恒的俄罗斯”。
俄国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野心及刺探活动使得北欧的舆论为之哗然。哈萨克骑兵开进了东普鲁士。轰隆隆的炮声在坦能堡响个不停。
德国宣传部门的花言巧语令北欧的亲德派们兴奋不已。
在大战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处理诺贝尔奖呢？事实上，在大战还没有爆发之前，诺贝尔基金会鉴于当时的形势就已经决定将颁奖的事宜延至1915年6月，这在当时是一项很合时宜的变通措施。不过，改变颁奖日期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每年都有人在呼吁，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应该在一个比较和平的日子里举行。今年这种呼声又异常高涨。12月10日，正值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因此有许多人都盼望能够将颁奖的日期定在北欧气候比较宜人的季节，好使它成为一个“可以到户外庆祝的国定假日”。
诺贝尔委员会采取一如既往的步骤，按规章来处理那些在1914年1月30日前后收到的推荐信，候选人总共有24人，除了增加的几个新人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往届的候选人，但是仍然没有一个是特别突出的。按照惯例，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在经过磋商之后，大体上选定了瑞士的候选人史比德勒。史比德勒并不是今年刚被人推荐的，他在此之前已经被一些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推荐过，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10月6日，厄普沙拉大学的一位史学教授提出了一份审查报告。这是一位较有政治眼光的教授，他在瑞士拥有较高的声望，他认为，值此欧战期间，颁奖对瑞典的中立形势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说：“就我们目前的处境而言，学院发现遴选得奖人的责任无比沉重，因为在这项抉择中埋藏着一个危机：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因处理不当而引起误会的话，必定会使瑞典陷入一种敌视与愤怒之中。”
1914年秋的一连串事情，使得这场争论更趋于白热化。人们认为，在这个时刻来庆祝“民族间的和平”是很不合时宜的。这类的庆典或仪式必然会被认为是在开一个残忍的玩笑。当时，瑞典全体国民的一致想法是：瑞典必须严守中立政策，力图避免卷入到列强的纷争中去。于是1914年的诺贝尔奖金便没有被颁发，后来，诺贝尔基金会将这笔钱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
对于这样做是否正确，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许多团体来指责瑞典学院不该抱有这种畏缩的态度，应该奋身而起来怒斥这场野蛮的战争，这是瑞典学院的严重渎职。诺贝尔奖应代表着和平，理应照常颁奖，以示反对战争。如果它敢于这么做，则会使它显得更为高贵。在全世界都陷于黑暗之际，瑞典有义务来高举光明的火炬。这个未遭战争洗礼的北方小国应该善于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争取世界的和平与安定铺路。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中，“中立更应转化成一种具有肯定价值的东西”。
近年来，德国一直不露声色地在安宁祥和的瑞典乡村进行渗透活动。因此，逐渐在瑞典人民的心中都有一定的亲德情怀。德国人的宣传手法非常高明，其收到的成效也比较大，瑞典人十分鄙视法国文化。在他们眼中，法国是一群放荡、生活散漫的个人主义者的聚集地。法国的文学是低俗不堪的，法国的哲学无比肤浅，法国的艺术界尽是一些像吐鲁兹·罗特黑克这些不入流的画家。法国画家的题材永远是“戴着黑手套，坐在餐厅里，愁眉紧锁，若有所思的女子”。
在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罗曼·罗兰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一种严肃而真挚的文学创作。他的许多作品都发表在《半月刊》上。他借着这些作品，痛斥当时盛行的谣言邪说和一些陈词滥调。与此同时，他还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文学作品力图向世人展示另一个真正的法国—— 一个充满激情与良知的、有着高尚情操的法国。他孜孜不倦地从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中寻找一些今日已经丢失的价值：充满智慧的思想、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信仰的力量等。他是一个惨遭攻击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流落在日内瓦的法国人。但是，他却怀有一种“兼爱天下”的胸怀来为他的祖国服务。就这一方面而言，没有一个法国作家能望其项背。
罗曼·罗兰的作品在瑞典吸引了许多法国及协约国的友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曾使许多读者感动不已。瑞典自由派麾下的一家大报纸曾经刊载了罗曼·罗兰《超然于纷争之上》中的部分文章，这位孤立无援的法国作家在瑞典拥有很多忠实的笔友，其中就包括19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格洛芙。罗曼·罗兰交往最深的朋友是齐爱伦。齐爱伦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思想得益于深厚的欧洲文学根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曼·罗兰的许多作品被翻译后在瑞典得以出版。其最早的一本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久，《革命戏剧》以及关于贝多芬、托尔斯泰的评传也纷纷面世。
以上便是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背景。1915年厄普沙拉大学文学史教授修克向瑞典文学院推荐了罗曼·罗兰。修克虽然热衷于政治，但是总体上来说他还是以知识渊博而为众人所熟知。诺贝尔委员会非常重视罗曼·罗兰，因此在处理修克的推荐文件时也分外谨慎。他们认为，罗曼·罗兰充满了矛盾，他的作品从艺术的观点来看，非常不平衡。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有的欣赏罗曼·罗兰的作品，但也有些院士持反对意见。他们的言论不仅颇具影响力，而且也十分扣人心弦。支持罗曼·罗兰的人士指出：“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相比起来，显然要更为优越一些。”
想要确保中立，确实需要有灵活的政治手腕。瑞典为了保持中立，便将1915年的奖金颁发又拖延了一段时间。
会议在次年继续进行，但是新的各种争论持续不断。瑞典接连两次将颁奖的盛事往后延期，已经使一部分人开始有怨言，人们认为：“即使是在战争期间，瑞典文学院也应该怀着基金创建人诺贝尔先生的意愿，来履行颁奖的职责。”
舆论对罗曼·罗兰越来越有利，他现在已经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就连一些平时都不怎么愿意卷入争论当中的人也都出面替他说话。在11月9日那天，瑞典学院终于决定同时颁发1915、1916年两届诺贝尔奖金。这个办法有种“所罗门王氏”的意味：一个颁给提倡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个颁给代表民族主义的海顿斯坦姆。海顿斯坦姆在国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声望，把奖颁给他纯属瑞典为自己人脸上抹光。罗曼·罗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获奖应该算是国际文坛上的一件大事。
瑞典大使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上这么写道：“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的这项决定一定会被知识界的每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在罗曼·罗兰死后出版的《大战日记》中，人们可以找到当罗曼·罗兰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反应。这个消息发布时，罗曼·罗兰正客居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他的是瑞典的外交部。刚开始，他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这会妨碍他的自由，另一方面会为他招来新的迫害。但是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三，也就是11月15日，事情却开始突然好转起来。罗曼·罗兰流亡期间的好友育夫为我们描绘了那天的情景：“在他的房间里，一小群流亡者宛如一座虽狭窄然而却十分神圣的友谊教堂，聚集在他的身边。他们代表罗曼·罗兰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向他道贺。在旅馆的客厅里，罗曼·罗兰坐在一架钢琴的前面，音乐是最能令人忘却忧愁的。那些博爱的伟大音乐家们，以他们灵魂深处的祝福，将罗曼·罗兰深深围住。”
罗曼·罗兰在接受奖金之后，把它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慈善机构。在当时，他最为关心的仍旧是他的祖国——法国，许多人前去向他道贺，这其中就包括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协约国的军人。
罗曼·罗兰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感谢：“这份荣耀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颁发给我们的祖国的，而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接受了它。另外，每当我想到它有助于传播那些使法国被世人所爱的思想时，我便感到无比的欣慰。”
罗曼·罗兰在给瑞典学院的感谢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在信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一直以来被他的同胞所斥责的声音在为他的祖国辩护：“大家对我三十年工作的抬爱，使我为我的祖国深感骄傲。我要将这份荣耀献给我的祖国：因为我的理想主义，我对人类友爱的坚定信心，都要归功于我的祖国。我只是在将理性、容忍、悲天悯人的精神进行诠释的一个愚蠢的仆人。这种精神是蒙田、伏尔泰以及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所遗留下来的精神财产。请允许我感谢诸位在这个流血时刻所做出的可敬的决定，尽管我们现在身处如此悲惨的境地，但是诸位的决定使我们必定能够获得洞悉未来的智慧和一个和谐的欧洲。”
在这黯淡的几年中，所有的颁奖典礼都被取消了，也没有人有心思邀请获奖者到瑞典来领奖。但是，罗曼·罗兰一直和瑞典学院保持着联系。为了表达感谢，他还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原稿送给他们。虽然这部巨著的原稿现在被存放在罗曼·罗兰纪念馆中，但是所有权仍然属于瑞典学院。罗曼·罗兰的纪念馆坐落在巴黎，那是法国人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为了纪念罗曼·罗兰的成就而建立的。
如果你去那儿参观的话，还可以看到颁发给罗曼·罗兰的奖状，上面有当年瑞典学院颁发诺贝尔奖给他的颁奖词：“颂扬他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心和对真理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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