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与“自由贸易”

凯恩斯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无疑，一个经济学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财富就是他的经济思想。《国富论》中的最大理论财富，不是分工理论，不是分配理论，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其不懈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国富论》的贡献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个信念就是“经济自由”。

如果单单以某个具体的经济思想而论，《国富论》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死掉了。但是，如果以贯穿于《国富论》全书，斯密所全力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论，《国富论》的意义至少在20世纪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彻底支配性的。而其价值，在今天也还依然巨大。

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是自利的。尽管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也就是说，自利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

这样，“看不见的手”就成了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汇。实际上，这个词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原文中分别出现过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万人为自己劳动时说：“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他说在评价资本家投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说，“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道德情操论》在此特别推荐一下这本书。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国富论》中，至少推论出三个与此相关的命题：（1）对政府行为的限制；（2）对特权和垄断的蔑视；（3）对“自由贸易”的推崇。

既然社会的福利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达成，那么相应地，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它们也“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

当然，市场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它要的是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小政府”。我们已经在第五篇的解析中提到，斯密认为政府只需要具有三个基本功能，也就够了。他甚至认为，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斯密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尽管斯密没有能像后来的学者库诺那样给出垄断的纯理论，但斯密对垄断问题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斯密主张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直接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和独占经营。例如，在《国富论》第三篇中，斯密对欧洲历史上限制谷物，以及限制各种农作物的国内贸易的法令、施行垄断的种种做法，如集市市场行业协会特权等等，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指出，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才能合理地经营和发展各种经济事业。

斯密还直接指出，独占乃是一切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出于自卫采用良好的经营办法，企业才会被迫提高劳动生产力。“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

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自然延伸，也是国内分工向国际分工的自然延伸。原来许多国家政府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扰乱了“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自动平衡机制和自然秩序，因而也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加。

因此，斯密反对对一些出口货物发放津贴的做法，认为这会破坏生产的自然平衡。他指出，如果外国能够供应比本国生产的更便宜的商品，本国就应该使用自己生产更有利的产品，去进行交换。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购买市场所能提供的最廉价的产品。自由贸易，就是这样鼓励各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所擅长的产品，然后再以便宜价格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贸易双方都可从中获益。

斯密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已经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的主张。这一关于国际分工的第一重要理论，后来经由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优势论”，并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之后，这一领域才算是真正出现了突破。

《国富论》的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然社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作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能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由“自利”引导的“分工”行为。

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财富。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斯密对“自由竞争”的看法，似乎显得过分乐观。他也没能亲眼目睹经济危机、失业、污染以及放纵的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严重而深刻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更多地应该是后继们应该探讨的。《国富论》包含的智慧，无论如何都依然有着难以忽略的巨大价值。